从汉学家受贿谣传看中西媒体标准(视频)

主持人:Mat(马修),我想如果以我的理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中国不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会和西方媒体的标准是一样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Mat: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可能就是每一个国家会有一些它不同的特色,但你说那个西方的标准,其实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些客观的标准,就是自由社会有政府,然后很重要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媒体可以监视政府和帮人民说话嘛。

主持人: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学界还有媒体,他们非常想了解中国,也想帮助中国能够进步,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遵守中共的这种要求和限制,但是又不是清晰的,那么大家都把它称为自律,或者是说过滤、censorship(审查制度),那么对于这个自律和censorship,西方的媒体和学术界怎么看呢?

Mat:我觉得很多人有更好的方法,一般来讲就是会很痛恨这些规律嘛,因为基本上就是挡住不让他们去做一些真实的新闻。最近你看那个所谓茉莉花革命的一些行动,然后很多很多西方记者去报导,然后有的被打、有的被抓补等等,所以他们当然就是一直在抗议这些所谓的中共的一些审查标准。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要做自律嘛,然后自我审查,因为如果他们写错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那他们可能会被遣返,可能他的签证会被取消,或者也许是在西方国家的那个汉学家可能会不给签证,或者不允许进入中国,所以就是要看情况。

比如你提的Ian Johnson(伊安.约翰逊)他写了关于法轮功的那些报导,然后他获奖。他写得报导非常好,他很努力的找到那个新闻很难拿到的一些消息。然后签证被取消,他一直受到一些骚扰,就是不能待在中国,所以有很多都被挡住,但是他们一方面在抗议,然后一些方面也在自律,所以我觉得情况很复杂。

主持人:Mat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有一位汉学家也是,叫林培瑞,他当时在89年的时候,很多传闻说因为他和方励之接触,所以后来他就去不了中国了,但是他问中共的官员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中国?不给我签证?”他们说:“你自己知道”,他说:“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有一篇2005年写的文章说:它不告诉你真正的……它的那条线在哪里,就是说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觉得这样的话反而让你心存……对更多的人让他感到一种恐惧。

就是说,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他这样做了,那个事情他那样做,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这个事情我最好不要讲话,那个事情我最好也不要去碰,不要去做。不论是西方的这种学者还是媒体,还有中国的一些学者,一些要表达真实的这种声音的人,中共它所实行的这种政策,您有什么看法,李博士?

李天笑:你都已经讲了,现在西方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它是两难的,对这些记者也好,对这些汉学家学者也好,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说中共自己报出来的这些数字,比方说GDP发展啦,或者是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成就,这些事情,西方学者无从判断,他不知道你讲的有多大的水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数据,就是连中国内部的很多官员通过“维基解密”的话,那时候李克强他说他也不看这个报告,他也根据其他东西来判断。所以说中共的这些数据水分太大了,所以西方没法判断。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他们要进入到中国自己去调查、自己去了解、去报导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中共打压,或者禁止,为什么呢?他们到底下去报导的时候,你要报导真实的东西,可能你就受到阻碍,或者把你采访的工具、器材都给你拿掉,甚至把你抓到公安局去等等。

另外,即使你跟中国的学术机构进行联合调查,你的问卷要通过他们的过滤,你要问一些比较关键的,或者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可能就要删除,最后出来的结果要经过他们的审查。这样回过来以后,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中国民众的情况?这又是打了一个问号。所以中共现在在中国这种共产专制的新闻控制,已经把真实的东西全部隐瞒起来了,就是说国外很难得到真实的消息。

因此现在我觉得《新唐人》做得很好,就是中国民众自己报导,比方我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讲一个什么地方的护士上街,这从来都没看到过,这个一报导出来以后觉得,唉!这个是被中共所压制、所隐瞒的事情,但是报了出来。

主持人:非常真实的东西。

李天笑: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主持人:那根据这个我想问一下Mat,现在李博士说到的,如果你和一个中国官方的机构或者单位合作,或是说你在它的底线内,或者在它的过滤中去进行调查或者是写东西的话,那么西方有一个传统就是非常注意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他的客观和公正,以及他自己的声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像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去中国进行调查也好,去搜寻资料也好,他们能够根据这些写出客观、公正、准确的报导,或者是研究结果吗?

Mat: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但他们的工作更难,就是加大难度,当然他们就是要求做你所说的独立、公正和客观的一些研究,但因为中共的审查和消息的控制,那就很难。但有一些学家要做一些研究,比如说有一个新西兰的学家,他是做中共的宣传系统,做了非常精密的研究。

然后还有一个他做了关于“大跃进”很多很多的研究,然后他是用中共自己的档案去做,很多档案他不能打开,但他看了很多很多,然后看到有4,500万的死亡的数据,是现在最大的。所以当然有,但是很难,很多人可能不去碰一些知道中共不让你去研究的东西,比如说法轮功,就是很多。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有好几位观众在线上等候多时,我们先接一下加州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请讲!

高先生:安娜好!两位嘉宾好!我听了有关中共的新闻标准跟西方比,这是不能比的。比如像这件事情,它由中共的喉舌造这种谣,它实际上是有恃无恐,它就不怕,它根本就不要脸,它就乱来!它就觉得现在中共不是腐败很厉害吗?我要看到一个外国腐败的例子,我就拿来正好,好像逮到一个机会就猛讲,它才不管它是真是假,它只要拿着它就来,甚至于编造一个它都可以做的,它是没有底线。

然后还有一位观众讲到跟中国的交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好像从技术上进行交流,实际上你看一看,这种交流有的时候反而起到一些蒙骗其他人的作用。你要从技术上来说,从新闻的一些操作来说,包括那些人到了国外以后,他讲了一大堆自由来说,没有用!邓亚萍的技术不好吗?郎朗的技术不好吗?他的技术都很好,但是他是邪恶的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交流是不行的。

然后不是有句话吗?在社会主义下面,最坏的爬上高处。他就是在那种激烈主义的东西下面,一定是灵魂最肮脏的人,他才能爬得高,而且是在这种宣传喉舌部门里面爬得高,他是两面人,最擅于讲假话,他脸不红气不喘,就这种人。包括我们再看远一点,这些专制政府,比如说希特勒当政的时候搞的什么国会纵火案,他就可以放把火把自己的剧院给烧掉,然后再来去抓。

主持人:好,谢谢高先生。那我们再接下一位加州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大家好!这个事件是中共精心策划的,目的第一,不光是要搞臭马悦然先生,更为了要搞臭诺贝尔奖,对国外可能没有用,骗国内可能有用,因为中共觉得诺贝尔奖给它难堪,尤其是高行健的文学奖、刘晓波的和平奖,都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和最怕的,所以才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不会得逞的,最终将搬起石头砸中共自己的脚,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吴先生。我们来回应一下刚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

李天笑:加州高先生讲到跟中共的这些机构,或者学术机构这种表面的交流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只有起到蒙骗作用,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曾经在美国一家最有名的民意调查机构担任一个比较关键的职务,到中国举行大型的调查。那个时候跟中国的一些机构进行调查的时候,首先如果问到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从美国新闻署发来的问卷,问到关于什么《美国之音》,或是收视率如何这些问题,拿到中共的审查机构去,他就马上过滤,他说你们要把这个问题拿掉以后才让你进行调查。另外,问卷还有最后的结果、报告等等,都要经过他们审查。所以说你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反应民众的这个东西,很难说。

还有你去调查的时候,有乡政府的人跟着调查,还要帮你领路,你说民众看到有乡政府或者有领导跟着,他能够真实的填吗?这个要打问号。按照你统计的手法来说,自由填,他是昵名的,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他填了,这个就很难说。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再有一个,刚才加州的吴先生讲到实际上要搞臭诺贝尔奖。

主持人:是对中国人,不是对国外用的。

李天笑:实际上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通过把马悦然搞下去,搞臭他,这个评委的位置要让中共所属意的人来填补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其实它表面上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运作都是朝这个来的。

主持人:张先生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张凯臣:刚才加州吴先生讲的,马悦然被诬陷这个事件是中共精心策画的,这一点讲的非常深刻,非常准确。

主持人:您认为它为什么会精心策画这样一件事呢?

张凯臣:开始我就讲了,我说这是中共的一个预案,是它的阴谋,我完全赞同加州吴先生的判断,为什么?因为中共想策画它的御用文人拿下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操作的事情了。关于这个事实的来龙去脉,辛灏年先生在他的讲演中详尽的披露,这一点我请观众看一看辛灏年先生的演讲。

它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把评委,因为他是终生评委,它无法把他拿下去,它想尽一切办法,只有抹黑他、搞臭他,这个位置像刚才天笑博士讲的,腾出来,它们的人上去以后,它御用文人配合,因为它做了很多预案,实质具体的工作。所以就刚才主持人一开始问我,说你看它为什么不怕清华大学受影响啊,教授本身名誉受影响?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已经到了末世的时刻,它不再打仗出席搞一段伪装,它来不及了,现在是战斗最后决战了,必须赤膊上阵。

主持人:已经顾不上这些影响了。

张凯臣:顾不上了!所以说这个人叫他捧薄熙来也好,说给中共什么妖魔化,中共背后的文章出笼也好,他都是牺牲、出卖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底限,为中共统治献媚、献计。

主持人:那您说到这儿,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在中国的学界也好,媒体也好,我们知道还是有很多有良心的学者和媒体人的,那么像这些人他们也希望国际社会的声援,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间能够做出一些更大的事情,您认为他们期盼国际社会的媒体和学界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或者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张凯臣:您讲得很对,因为中国你像李大同、高瑜,还有很多,马晓明、昝爱宗等等很多中国的新闻界,包括一些《南方都市报》,包括《潇湘晨报》,最近写了很多直接抨击中共专制本身的东西,这说明我们中国新闻界正气在上升,很多记者在觉醒,良心在萌发,这是中共灭亡前的一个集结号和进行曲。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主革命主要靠中国人自己,靠我们本身,我们全民族民主革命力量的大汇集,但是我们不拒绝外援,像你所讲到的,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媒体辨别中共的本质,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支持。

主持人:那么我们再说到今天的话题,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和中共说绝交,对西方的学界和传媒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天笑:我觉得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说明中共它一切的所为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今天可以翻手为云,明天可以覆手为雨,所以说你要不受害就是跟它决裂,这个是对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学者,对中国老百姓都是具有很深远的警世意义。

主持人:那您认为呢?

张凯臣:我认为马先生这种作法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本质问题,他做的很干脆、很彻底、很有骨气、很有原则,我非常由衷的敬佩。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凯臣先生,也谢谢李天笑博士,我们也感谢在线的Mat。那我想我们今天在现场和线上有我们西方的,还有我们华人的评论员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之间也有沟通和交流,和我们观众朋友也有交流,也非常感谢Mat,希望我们今后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的想法,把西方大家的意见和我们华人观众朋友来互相沟通。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以写我们的反馈邮箱:[email protected],谢谢各位收看,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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