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时。(公有领域)

毛泽东诗词的“血旗情结”(图文)

前言

毛泽东(1893年—1976年),其生卒年代,跨越晚清、民国、中共政权三大时代。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毛一生的斗争和他建立的共产党政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社会。毛的文字作品,被辑录于《毛选集》、《毛文集》和《毛诗词》中。有道是“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毛对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通过这些选集、文集和诗词来实现的。

浏览毛生平,1902年—1909年,在家乡韶山读私塾,接受过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后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他曾受到晚清康梁改良思想影响;他曾撰文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过陈独秀、胡适。早年的毛,处于“变”中。

1918年—1920年,是对毛的人生轨迹最具影响力的三年:1918年8月,毛第一次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受李大钊等人影响,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12月1日,毛致信蔡和森、萧子升等新民学会会友,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至此,毛基本完成了其人生坐标的最终定位,他的脑门儿被打上了一个深刻的烙印──“马克思主义者”。毛曾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不错,此后的毛,正是沿着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所指引的暴力革命、砸烂传统、独裁专政、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更形象的说法是:1920年—1976年这56年间,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用自已大脑的全部空间,装进了一个“主义”,其所言所行,都在这个“主义”的支配主宰下,万变不离其“主义”。包括他的诗词在内,都出不了《共产党宣言》给他划的那个圈儿。

毛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经他本人生前审定正式发表39首。在其身后,陆续又发表了一些。伴随文革兴起的造神运动,毛本人被神化的同时,其诗词也被捧到了极致。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高亨教授评论道:“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认为毛的诗词胜过“诗坛李杜,词苑苏辛”。

现在,我们就对《毛诗词》作一番理性的审视,来看看被众多毛诗词注家们捧到极致的毛诗词的背后,其“庐山真面目”的别样风景吧。

一、“血旗情结”
中共的旗帜,叫红旗;中共的军队,叫红军;中共的地盘,叫红区;中共江山,叫红朝;中共小军人,叫红小鬼;中共少先队,戴红领巾;中共高官后代,叫红二代;《毛语录》,叫红宝书;中共歌曲,叫红歌;中共两万五千里大逃亡路径,叫红飘带;文革时红卫兵天安门集会,叫红海洋;中共文艺标杆,叫红色经典;中共大会堂,铺红地毯……可以说,中共嗜红如命,对红色的崇拜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中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中国红”。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中共所谓“中国红”,其实是跟中国正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大家知道,中国古老哲学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万事万物的构成本源,它分别对应五色“白青黑赤黄”。中华传统文化,是道、佛、儒交相辉映的文化。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甚至史前文明。道家尚紫色,讲“紫气东来”,以紫为贵;佛家尚黄色,所以佛像都是金黄色;儒家作为道家入世的部分,讲究“中和”“内敛”,“文质彬彬”,色彩谐和。封建时代,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九五至尊。中国古代最早使用的颜色是黑、白、土红和赭石色,夏朝流行黑色,殷商流行白色,周朝流行红色。汉朝和明朝,因其兴起于南方,南方表火,为朱雀,所以文化中使用了象征火的红色。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至尊地位的是紫色和黄色;红色作为五色之一,曾经在周朝、汉朝、明朝使用,并影响到后来中国文化审美和色彩应用。但是,中国古代所使用的红色,是“土红”、“火红”。明朝的故宫红墙,是使用红色的典型代表,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那种红看上去一点也不刺眼,近于“砖红”或“铁锈红”。

查遍中共执政前的中华民族史,从来就没有“中国红”这一说!它是近些年中共为粉饰其政权、混淆视听而捏造的。而且,中共所说的“中国红”,与历史上中国任何朝代所使用的红色,从表象到内涵都有本质不同。中共说的“红”是什么红呢?是“人血红”!“人血红”,就是中共的色图腾。对此,中共从不隐瞒,它说:我们的红旗是用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们的江山是用千百万革命烈士的头颅换来的。

毛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其实是《共产党宣言》中暴力革命的毛氏表达,而暴力与流血是孪生兄弟。因此,“人血红”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毛诗词中最重要的元素。“红色”是最能体现中共革命和政治的色彩。这就是毛“血旗情结”的来历。

从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最先打起红旗,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到中央苏区“风展红旗如画”;从两万五千里大逃亡“红旗漫卷西风”,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从1957年发起“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到1958年创办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从离别韶山32年作“红旗卷起农奴戟”,到重上井冈山“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无一不折射出毛的“血旗情结”,及对其政治和诗词创作的影响。可以说,“血旗情结”伴随毛的一生,是毛诗词的灵魂。

早在1920年9月3日,毛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的时评中说:“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建成了半红。”1927年8月20日,毛即向中央建议:应该“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时,毛要求工农革命军举红旗起义。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赶制了100面有镰刀铁锤的红旗。毛《西江月‧秋收起义》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秋收起义部队受挫转兵,毛又把红旗插到井冈山。

在井冈山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毛诗词中的“血旗情结”达到了极致。比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西江月‧井冈山》)、“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等。

1935年10月,在两万五千里大逃亡到达六盘山时,毛作词《清平乐‧六盘山》,其中有云:“红旗漫卷西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后,在经过“风卷红旗过大关”“壁上红旗飘落照”“万水千山只等闲”“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终于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血旗。

毛当政后,他的“血旗情结”始终未减,伴随社会主义建设,也伴随其终生。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时期,毛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其中有“妙香山上战旗妍”句。

1957年,毛发起“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58年,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同年,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定名为《红旗》。

1959年6月25日,毛回韶山,作《七律‧到韶山》,其中有“红旗卷起农奴戟”句。1966年6月,毛作《七律‧有所思》,其中有“满街红绿走旌旗”句。

毛把血旗从井冈山一路插到天安门。血旗所到之处,血雨腥风,生灵涂炭。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也就是“朱毛”井冈山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血旗为祸之烈,可见一斑。中共执政后,毛通过杀人整人的连番政治运动,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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