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下集(六十六)(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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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农汽厂大门,现为力帆集团收购。(网络图片)

【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上集里我已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大陆实施的真象记录下来,从中可以看到,劳改队是一个法西斯集中营的远东版。

史大林之所以在苏联推行〝国家所有〞,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与独裁政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校仿苏联,在中国建立一个适应高度独裁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便是中共国有制的由来。

同苏联一样,毛施行〝国有制〞二十八年,不但无法超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连本国老百性的吃穿都解决不了,数千万中国同胞为共产主义的试验白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作为基础的经济,最终裁判了〝公有制〞的淘汰。

在这一集里,我回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 的过程和结局。邓部份顺应客观规律,舍弃〝共产主义大锅饭〞,知道〝白猫黑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但是这一过程依然保存了〝独裁〞衣钵,它走向了另一极端----

本来,现在大陆社会中与公有制并存的民营企业,以其各方面的优越,令人信服证明,代表私有制的民营经济优于独裁专制的国有制。

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将共产党骑虎难下的〝公有制〞变成统治者的〝私人占有制〞,这与自由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私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共主张的‘私有’,是窃取权力者少数人的私有,带有对社会财富的掠夺性质。它恰恰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这样来认识邓氏的改革开放,才可从〝中国特色〞的现象中,透视这种新的奇形怪状体制产生的尖锐矛盾,这是一种用〝中国特色〞 包装的统治集团占有制。它与资本主义所奉行的自由经济完全不同。

私有制的生命力发源于竞争,没有竞争,私有制只能萎缩。事实告诉中国的权力握有者中国可以实现的进程应当是:先从取消专制制度开始,才有〝改革开放〞的实施,俄国已这样做了。那么中国的改革又怎样呢?

下面我客观地把这个转型过程记载下来,并预测它的未来。让我以亲身经历看看这个过程,看看它的后果吧。

笫一节:进入工厂

在进入重庆农用汽车厂之前,除听到这家工厂不景气的传闻,对那门上挂着的大牌,门卫森严的表象究竟是怎么一个内幕,我一无所知。只因我当初要求调进这家工厂时,在统战部几次碰壁后对它产生了好奇。

第一次进这家工厂,原是去劳动人事科报到的。当我走进那黄色的办公大楼,找到劳人科,并从那位劳动人事科长手里接过〝履历表〞填写时,正好碰到了一件奇怪的调动纠纷。

当事人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工,正哭丧着脸纠缠着这位科长。这位年青女士原是北碚区法院的民事庭庭长的侄女,她本在河对面玻璃器皿厂当一名玻璃制品的磨花工。因为家住北碚市中区,嫌每天赶轮渡上班太不方便,便扭着她的伯伯,要他在北碚市中区的工厂中为她安置一个工作。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妤几位职工是法院的家属,这位庭长也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金工车间正准备向外招聘两名万能磨床的磨工。便私下打电话托了当时任厂长办公室付主任的老同学。

对方立即找人事科长商量,将两个准备从外面调进的磨工名额让了一个出来,私下商定〝成交〞后,就向她发了调令。

像这种法院利用国有企业安插私人子女的事,极为平常。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工人拿的是国家发的工资,调进人不过是在国家付的工资名额中多造一个,工资虽薄却是铁饭碗。由于交通便利,所以谁都削尖了头往这里钻。

再说满足法院提出的要求,还可以巴结政府的权力部门。因此调进来的人再没用,工厂再人满为患,依然很快可以成交。这种调动大家给取了个名,称做:〝走后门〞,成交双方叫:〝关系户〞。

而我在劳人科偶然碰到这位女士,却发生了一点小小曲折。当她被金工车间的李主任带到万能磨床上时,她终于说出她是磨玻璃的工人,从来没有见过庞大的磨床。更不知道怎么开动这个庞然大物,不知道怎么来操作它。

李主任哭笑不得,只好将她退回给劳动人事科。然而一切调动手续已经办完,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位〝关系户〞已成了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正式职工。

那林主任只好再次出面与生产库房商量,那儿可是一个容纳闲人的最佳场所。不过生产库的编制总共十二人,现在由于各种后门户,容纳了整整三十个人,主任说既然早就超编,再加一个也无妨。

大陆上的〝走后门〞配以各种形式的贿赂,成为这一时期国企的主要人事原则,也成为国企管理者贪污的来源。国有企业驭着人员雍肿的包袱,在商品经济来潮之初便迅速‘累垮’。重负荷成了国企倒闭的原因之一。

我填写好履历表交给这崔科长后,他通知我说:〝党委办公室的周主任,请你去一趟。〞并且将市人才交流办公室的表交给我带上,悄悄告诉我说,这周主任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你的工作要由周主任安排。

第一次同周主任见面,他告诉我,李厂长为将我调入这家工厂,暑假中就教育局放人,连续跑了许多次。李厂长才上任,正缺得力助手,所以你进厂后希望能全力支持他。

听这话,心想到了一个新环境,我的德性恐怕要改一改才能适应,可惜该怎么改,我却不知道。

按照周主任安排,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

从党委办公室出来,今天还有大半天,我可以仔细看看这个很难调进来的工厂,究竟如何的卢山真面目?

站在工厂大门口,我仔细辩认了工厂的位置,认出这儿正好是我初中一年级求学的实验中学所在地,算来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实验中学搬到毛背沱与兼善中学合并,改名为重庆第十三中学。

现在工厂大门还依稀看到当年实验中学的旧貌,这几年随着城区改建,云泉路和云天路半围了整个厂区。

厂房十分破旧!中心地带的山包上立着一幢黄色大楼,大概是抗战时留下的历史遗物!黄色大楼下方整个厂房分布在四周,全是泥夹墙结构,因长年雨水浸蚀变成危房,很像一些戴着灰色破毡帽的苦力,訇伏在四周。

厂房之间按照天然地形,弯弯曲曲宽窄不等的过道上,散乱的停放着仿苏制吉斯卡车,有的车身已生满了锈,这是当年取名为北泉牌的农用汽车。

几幢厂房黑漆的铁门敞开着,从那黑漆铁门走进去,暗淡的光线中机油和霉气的气味迎面扑来,令人感到窒息。

只有冲压车间光线比较明亮,有几台像样的冲床和油压机,其余的车间,冷作、工具、金加工、装配几乎都是五十年代的旧设备,在暗淡的灯光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断断续续发出尖锐的金属切削声。

走进一个车间,工人们躲在黑角落里吹牛,打牌,只有车间办公室和技术组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看了看手表已十一点钟,距下班还有一个小时。

走出车间,转过厂区,沿过道朝工厂大门走出。

从围墙外的马路向市中区方向走,过了云天路右转,朝车站方向去便是云泉路,围墙外的房屋渐渐多起来,不过那些房屋破烂不堪,过去从这里路过,并没有留意。

今天带着了解工厂的目的,我才仔细看清楚,那房屋像是当年抗战难民筑起来的贫民窑,有些墙体已经垮塌,房顶上铺着破碎的石棉瓦。

想象得到,住在这里的主人在风雨交加时,最提心吊胆的便是整个房子会在风雨中垮下来。好在这些鸽子棚背靠在工厂的围墙外,相互依靠着免得被平地的大风卷走。

走进一处门窗像样的窝棚前面,向一位正坐在门口的老太太询问,她回答道:〝这一片烂屋子都是农用汽车厂的职工宿舍。〞

那周主任所说的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的工厂,职工们竟住在这些破窑子里渡日,一丝后悔的念头拂过了我的脑海。

当初离开二十四中时,老师们都说我这下终于摆脱了二十四中那穷地方,调到这么一个市属单位,好比从糠兜跳进了米兜,现在看来这里除了在地理位置占着交通方便的光,少走些蔡家场的烂泥路外,并无其它优势!

其实暴政之下焉有福地?!我现在暂住天生桥刘启建父亲的家里,那住房也是危房。半边的房梁已垮塌,地上常年潮湿,平时屋里散发着霉气,一到雨天,整个脚下就没有一处是干燥的,别说孩子,连我常住下去也会受不了。
我是阶级斗争战场上活出命来的难民,能寻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按照周主任的安排,第二天我便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总工办就在底楼,从正门走进过道的最尽头,我被带进那间排着六张办公室的屋里。这时因为没到上班时间,办公室里面还没有人。

五分钟后,总工程师王重夹着一个皮包来了,他是王庸的五哥,又是重庆大学先我们三年毕业的校友。

在总工程师室丢下皮包后,他便来我们办公室安排了我的坐位,并带我领了一套绘图仪器。

当人到齐后,王重介绍了办公室其它五个座位上的人。给我的任务是协助和统计全厂各车间的技术革新。

第一天上班,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报纸,我却忙碌着收拾那些刚领到的东西。打开抽屉,把领的那些资料和笔记本,绘图仪器放进去,便打开资料看起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除了翻动报纸的声音,便是喝水声,谁也没有同我打招呼,使我感到十分陌生。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靠窗子坐在第一个座位上,年龄已五十岁多岁的女人,开始说话:〝也不知道云泉路那两幢的房子方案出来了没有?这一次大家要盯紧一点,不要让总务科再像上次那样塞了私货……〞她喃喃自言自语。

坐在她后面那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脸上长着络腮胡的男子接了嘴:〝总务科上周就把这次分房的方案订好的,只是那姓冯的还迟迟不与公布,又不知他在搞什么鬼!〞

〝明天就要公布分房的第一榜名单了,我是盯着了,我几轮都被挤掉了,就看这一次有没有我的份了。〞坐在最后面的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头说道,全办公室看上去他的年龄最大。〝如果我再分不到,那么退休以前再也没有我的份了。〞原先办公室的安静顿时被热烈的讨论代替。

大家讨论的就是我昨天所见云泉路上两幢新建的楼房,从大家的讨论知道那两幢房子只修了五层楼,一共才四十套。全厂一千多号人,盼了快两年了,现在就眼巴巴盯着这四十套新住房,怎不紧张?如果按照工龄排队,这办公室所有的人恐怕都有份,就看谁手长、关系好了。

我听了很久,已听出他们谈论的无非是:有分房资格的老职工双眼紧盯着总务科,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资格不被意外的关系户挤掉;没有分房资格,便会利用有利的人际关系,千方百计地挤掉那些已排上号的老职工。

估计自己分新房无望的人,就把眼睛盯着那些将要腾出来的旧房上,以各种理由来调整自己原本太挤太潮湿,太恶劣的住房。

总之各自打着小算盘,至于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住烂房子,怎么才能让大家都住好房子,却无人提到。

想到这里,我回过头从新看了看办公室的其它五名同事,论年纪除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女士还只有三十岁左右,其余的人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而且能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大多都具有大学学历,可是他们看问题的深度,对问题的态度一点都不比文盲大老粗的工人高。

且听那在临窗坐位上,脸上长满络腮胡的中年人提高了噪门吼道:〝老子工作二十多年了,这个工厂怕没有几个敢跟我比的,现在一家三辈六口人还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烂棚子里,几次分房,都被那殷白毛的关系户占去了,这一回再分不到房,老子全家就搬到李友家里去住。〞

那最先引发讨论的老大姐,也不甘示弱:〝老娘到这厂来足足干了十八个年头了,如今娃儿都长大成人了,一家五口还挤在那牛毛毡破房子里,前年分房,第一榜,第二榜都有我的名字,独独落实最后一榜时,我的名字却被刷掉,这次再刷掉,我绝对要问个凭什么?〞

她的话音刚落,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年轻女士,喊道:〝你们晓不晓得李友的那个小舅子冯西,这一回排的分房人员中就有他的名字。〞这话像点了一把火似的,点燃了整个办公室。

〝怪不得李友叫冯西当分房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才来工厂几年?他凭什么上了榜?大家盯紧点,这一次如果他冯西分到房子,我们到李友家去闹。〞络腮胡吼道,然而那老大姐朝络腮胡压低噪门说道;〝轻声点,隔墙有耳。〞

她指了指对面的那间晒图室,然后转过身朝那年轻女士问道:〝刘茜。你这消息可靠不可靠?〞那年轻女士被这么一追问心里老大不高兴,闷声回答道:〝你不信等后天张了榜就明白了。〞

络腮胡却并不理会老大姐的提醒,站起身愤愤的吼道:〝真他妈缺德,这么大的工厂,一千多职工一大半就住在烂棚子里,苦苦等了许多年,眼睁睁地看到这两幢新房子,又只有四十多套,李友那家伙,还想拿去照顾他的小舅子。〞

说到这里,坐在后面的两位,嘟哝着说:〝这个厂啊,连当一个班组长都会利用手里头的那点〝权〞,往私人腰包捞,李友当厂长了,正该他捞的时候!〞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闪过一个人影,那老大姐咳嗽一声,办公室刚才热烈的讨论便突然的轧板。果然门口走进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她便是对面晒图室的描图员,走进来问道:〝你们有谁有图或资料要描,要抄的?〞没有人理会她,于是她便走出门去。

我后面的那位告诉我:〝这就是李友的侄女,安在总工办专门当耳目的。〞!

这李友仍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学以后又走着很顺的路,遭遇与我大不相同。三十年后,又在这童年相聚的地方再次重逢,今天怎么才一上台,便陷入了〝后门〞的各种是非中,成了众矢之的?

我既进了这家工厂,也希望工厂兴旺,真如大家所说这种状态,别说等三年五载,就恐怕一辈子也别想〝天下寒士皆欢颜了。〞

便想把听到和看到的与他本人交换看法,让他明白面临的诸多不利,希望他能赶紧调整自己的做法和作风,把工厂组织得像样一点,迅速改变目前这种一盘散沙状况。

李友住在云泉路上一个三合院里,那院里一共两幢五层楼房,每一套住宅都有成套的寝室和客厅厕所,算是当时这家工厂最好的住宅。

主意打定后,便在一个中午,在街上吃了一碗小面,看看手表距下午上班的时间还足有两小时,便向三合院走去。
走进三合院的门口,问清他住在进门左手那幢楼的四楼上面,找到他的住所,敲门却一直没人应。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家,后悔当初来时该在办公室通知一下他本人,也不至于空跑一趟。

缓缓地走下楼来,在二楼楼梯口碰到一位中年职工,向他询问李友下班后回家没有?对方答道李友是否回家他没看见,但肯定他一家人都在,上午看见他的母亲上楼,刚才他的大妹还来过。

于是我又折转身从新去敲那闭着的门,仍没有动静,我又继续敲下去,反复三五次,那门手终于摇动了,门轻轻的开了一条不到一公分的细缝。

〝你找谁?〞那声音是从那门逢中挤出来的,听去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我找李厂长,我是新来的,是李友的老同学,〞我回答道。

心中已十分别扭,怎么明明屋里有人,敲了这么久的门才来答应?这种无礼的〝神秘〞使我颇有看法。门里面有了响声,好像是悄悄的对话,又过了一分钟那门才慢慢打开了。〝请进吧〞,黑屋里传出的仍然是那女人的声音。

我朝门洞里望去,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不安的刚举步,〝噢,请换拖鞋〞那女人在洞里发令道,我接过了递过来的拖鞋换上,跨进了门,门从新在我的身后被关上。随即,〝啪〞的一声电灯打开 了。

一间略微讲究的客厅呈现在我眼前,抬头望去,那两边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盖得严严实实,心中正思考这位老同学,为何在大白天把自己关在寓所里?

客厅里正对大门的长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一位头发已经全白的老太太,紧靠着她身边坐着一个约十五岁的男孩,旁边还坐着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年龄上判断,眼前四个人没有李友。

刚才开门发话的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四十岁上下。此时,她很有礼貌的指着右侧一个单人沙发说了声〝请坐〞。

没见李友,我心里又生了疑惑,难道这位老同学今天中午没回家?我见过不同层次的人,以这种神秘方式接待客人的,好像在那篇侦探小说里有过描述,虽然很尴尬,却又充满好奇。

于是我一面坐下,一面再次自我介绍道:〝是这样的,我是刚刚从蔡家场一所中学调来的,想找李厂长随便聊聊,他在家吗?〞

话音刚落,只见左侧的寝室门帘动了一下,一个戴着黑边宽镜框眼镜的中年男子,闪身从里面走了出来,向我伸手,握手致歉,那面部却是冷冷的,缺乏热情,也许因为我是空着手来的,有违市俗规矩。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一面示意我坐下交谈,一面解释道:〝真对不起,不知道是你来了,所以迟迟没有开门,你不知道这家工厂有多烦人,这几天就为了两幢刚刚修好的职工宿舍分配给大家,全厂闹得乌烟瘴气,这几天不管中午休息,晚上睡觉,只要我在家就有人来找,全家鸡犬不宁。〞

我打量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绅士〞,人变到这种程度似乎有些可怕,本属于人性本能的东西,不知为啥丢失了。他边说,边从茶几上的水果盘里取出一个梨子递在我的手上,继续解释道,〝我被缠得没法,只好将妹妹请来,对付这些成天缠我的人,凡在休息时间来找我的,一律说我不在家。〞

他向方才放我进来的那位女士点了点头,算是自我介绍了。随即他指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婆和中年男子介绍说,这是他的母亲和小舅子。

我朝那中年人看了一眼,猜想在办公室议论的冯西大概就是他了,接着主人又询问道:〝听舅舅说,你安排在总工办,手续办完了吗?〞我迟顿了一分钟,刚才我进门前,所存下的映像还在回映,一时脑子里还在那黑洞的房门口徘徊。

更主要是,儿时的同学相隔这么久,不管现在的身份如何,同学之谊总该放在相见的第一位,因为童年的情谊最能唤起激情的。三十年相别,初次相逢且不说多么惊喜,也不会板着面孔,摆出上级对下级的那付臭架子来。

心里面的这点隔阂,已将我来之前准备好的话吞了回去,一面口中应付着他说道:〝噢!手续已办完了,并且上了两天班了。〞

〝有住的地方吗?我们工厂目前最紧张的恐怕就是住房了。〞

〝暂时只好在天生桥的老丈人家挤着住了。〞

话说到这里,便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似的,很为今天空手而来,感尴尬,这些年中国人到别人家里是不兴空着手的,更何况是刚进厂的人到厂长这里来,本来抱着看见老同学既聊家常,再将两天来所见所闻婉转讲出来,结果见面竟弄得这么僵。

看到对方大概因为心绪烦燥,再去说些他所不愿听的话,弄得对方反而不高兴,而适得其反。

那沙发上坐着的人盯着我,更感到浑身不自在,如此尴尬了几分钟,我便起身告辞,他也没有任何挽留的话,站起身来,关照道;

〝老同学了,今后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么情况我们常常通气,你个人有什么要求也尽管直说,凡我能办的,我一定尽力去办。〞

客套话一边说,一边去开房门,最后叮嘱我说;〝以后你如果要来,在预先没有通知我时,就要按约定的暗号敲门,暗号是这样的:***我们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记住了吧。〞

我看着他那宽大的眼镜框里透出一种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点了点头,便出得门外,穿上自己的鞋赶紧离开……

刚走完那楼梯,见两个气冲冲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紧闭的门走去,然后使劲地敲那房门,可那门静悄悄的一动也没动,直到来人没趣的走开。

我下了楼梯,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味刚才所见到的厂长,感到今天实在不该空手到来,自觉唐突,对这位千余职工的头,怪僻的神秘颇感不安,预感到今后,怕难以同他相处,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阵失望。

我们一家从蔡家场迁居北碚以后,刘启建还暂留在卫东中学,我和母亲以及两岁的儿子,暂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亲和老岳父都已是年过七旬的人,母亲又在缙云谘询门诊上班早出晚归,不到两岁的儿子只好托邻居刘大妈带。

可是不久,刘大妈的外孙出世,本想请母亲出面送去北碚机关托儿所全托,但看看不到两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单独生活,于心不忍。再说,托儿所也不可能在学期未了中途收插班生。

经过与本厂托儿所商量,暂时把儿子送到那里去上日托班,从那时候起,我每天都五点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后,再叫醒儿子喂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驭在肩上去上班。

从天生桥住地到工厂相距两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车,但是上下班那趁车的拥挤实在骇人,公共汽车一来,等在站上的乘客,并不排队,而是一拥而上争着抢坐位,挤上车以后,坐着的都是精强力壮的年轻人,别说我这种抱着孩子的人,就是单身年龄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车被拥挤人群推倒跌伤。

同时趁着挤车的混乱,扒手十分猖厥,像我这种经历二十年监狱见过许多窃贼的人,也会在挤公共汽车时,遭到洗劫。

第一次从蔡家到北碚来,身上带的三十元钱被扒一空,还是向驾驶员说了许多好话,才免交了车费。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上车时只带着一元钱的车费,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钱都会被扒去。

偷扒成风,有两个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穷,无业游民生活无着。二是文革遗风,道德沦丧,抢劫杀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抢〞既成为执政者认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会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国老百姓长期生活在乱世,对文革业以形成的社会陋习已经习惯,加上处于弱势状态,事不关已别自找麻烦,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态度,即使对众目暌暌下的行凶抢掠也视而不见。

挤公共汽车,既有受伤和被扒两大危险,加上住地到工厂不过两里地,所以我就不再去凑那坐车的热闹。

每天一清早让儿子喝过了牛奶,自己一边啃馒头,挟着帆布的工作包,驭着儿子,冒着清晨的寒雾,匆匆地走上公路,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厂的托儿所,再匆匆赶往黄色大楼。

时值初冬,每天早上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热汗。好在我劳动惯了,权作早上锻炼身体,开始时还觉得太紧张,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形成习惯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下午五点半钟下班,我又到托儿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驭在肩上,当然回家就没有上班那么紧张,抓着儿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边还问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儿歌,跳了什么舞?搬着指头数数能数到几?有时还教他背唐诗,在我的肩上响起,〝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那日子虽很累,但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朝夕相伴,换来的天伦之乐让我忘掉一切。有一次托儿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传染了,喉咙和脸肿得胖官似的,晚上还发烧,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哄他,给他讲故事,唱儿歌直到睡着。

那一周我几乎整夜没睡觉,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撑着,终于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到在盐源时,得了病还要被抽打赶上山去,便无所谓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炉子打牛奶,然后驭着孩子,冒着寒雾,急急的往工厂托儿所赶。

有时路上碰到同厂的职工,逗着我驭在肩上的儿子,有意无意地向我发问,〝老孔!这是你的孙子吧。〞其实儿子也好,孙子也罢,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给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带来,我都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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