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下集(七十七)(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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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合照。(网络图片)

【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九章: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母亲几天来经常感到气紧心悸,加上夜尿频多,想去医院检查一下,这天,打定主意到距我们住地二百米的九院分院去。

看看壁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于是我马上向医院内科室挂了一个电话,询问陈开第医生今天是否值班。这年头的大陆上,什么都要讲“熟人”,尤其是看病,非熟人莫去就诊,成了医道的行风。

电话中回答陈医生正在查看病房。

我自己因为要弄中午饭,便请临时请来专门为母亲做清洁的钟点工小周,陪伴母亲去那里就诊,关照她,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虽然表面看,她身板还硬朗,但由于遭到长期折磨,加上年事已高,每晚我陪她出外散步一个小时,总是我牵着她走,生怕在不经意中跌倒,造成意外。

没料到母亲走后才十几分钟,电话铃响了,小周打来电话,说她们刚到医院,母亲就在门槛上跌了一跤,现在正在陈医生办公室里,要我马上来一趟。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急忙丢下厨房里备好的小菜,向医院走去。在陈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着。

陈医生告诉我,暂时无法判断母亲跌伤了那里,从她痛苦的表情看,她的右手和右脚都摔得不轻!小周把我带到医院的进门处,那是一扇双开的活页门,小周指着进门的门坎上一道高五厘米的阶梯说:“妈妈在进门时就是踢着那阶梯跌倒的,等我慌忙去扶她时已经晚了。”

我看了看那阶梯,内外没有色差,没有警示标志,加上这一天天气本来就阴暗,老年人在这里被绊倒是非常容易的。

回到陈医生的办公室和他商量怎么处置母亲?他说:“暂时因为没有设备可以确定母亲受伤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现在已到下班时间,我建议你下午一定要到照光室去照个片。”

第一节:致命的跌交

这真是飞来横祸,母亲的身体没有检查先就把手脚跌伤了。无奈,只好同陈医生一起把她扶回家,等下午上班时再说。

那几天,正好刘启建办了退休手续,为了偿还自己平时拖欠的债务,她到南充她妹妹那儿联系找一个临时打工的工作,所以去南充了。我回到家里赶紧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跌伤的消息告诉她,要她立即返回北碚。

一面忙着弄好中午饭,等孩子回家吃午饭下午好按时上学。匆匆忙忙打发了孩子,给母亲弄了一点稀饭,看她睡在床上呻吟不已,弄的稀饭只吃了一口。因为还不知伤势如何,按照陈医生的吩咐,下午就雇了一辆长安车在我的一个学生帮助下,把母亲送到中医院去检查。

照片的结果,证明母亲已跌成了右腿股骨颈和右手手腕两处骨折。等到我忙着为她办完了住院手续,住进了骨科普通病房,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忙了一天,把母亲住进病房后,实在疲倦已极,就在病房里暂时请了一个扶持病人的临时工,请她在晚上照应一下母亲。

晚上十二点钟,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听医生说,八十多岁的老人凡跌成股骨颈骨折的,十有八九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叫醒了孩子让他喝了牛奶,督促他上学,这孩子好像突然变得懂事多了,说中午放学后要到中医院来,叫我不必为他准备中午饭,就在学校食堂随便买点面食过一顿吧。

我到医院时,还没有跨进病房,就听见了母亲的呻吟,说她受不了牵引。病房里的病员们都说昨晚她几乎是喊了一晚上。我忙去病护室,找到值班医生,询问能否取掉牵引?医生说,根据片子上的情况如果去掉牵引,那么她就是出院了,也只好永远躺在床上,不能起立了。

我又忙回家,找到她的病历,匆匆赶回医院,把病历交给医生,向他们说明她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和肺心病,加上年岁巳大,受不了牵引的剧痛,建议他们取消对她的牵引手术,至于今后怎样,就只好到时候想办法护理她了牵引取消后,她仍呻唤不止,直到打了一针镇定剂,她才昏昏入睡。

中午放学后孩子来了,我轻声告诉孩子说祖母刚刚睡去,要他不要惊动她,问他吃过饭没有,他点了点头。

我嘱咐他婆婆跌伤了,他自己也要考试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样上网贪玩了。下午按时回家,自己热饭吃后完成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尽快上床睡觉。

直到母亲跌伤后的第三天上午,刘启建才从南充乘车回到北碚。

我们商量后,白天由我们轮流守着母亲,晚上暂时请了一个临时护理。

受伤第六天,母亲叫我备上纸笔,要我给她写下遗言,说,她感到不久将辞别人世,她死后骨灰洒在嘉陵江中。因为她从二十二岁开始就到重庆嘉陵江畔居住,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虽然漂离他乡,一生坎坷,一生痛苦,但那生养的恩情却始终不忘。

另嘱她死之后,不要举伤,不要惊动故年老友,最担心的是我和刘启建关系,母亲认为,我年龄已老,没有条件另外组成家庭。如果再因家庭破裂,闹出难以想到的后果来,是她最不愿看到的。

她又说:“我自幼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少女时特别喜欢听唱诗班唱歌,所以一生都想买一架钢琴。但,一生颠沛流离,在毛泽东时代,积蓄被抄去,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些年,老年打工留下一点积蓄,只因没有自己安身的窝,买琴便成了她终身没有实现的梦。现在孙子既然喜欢艺术,那么就将积余的钱买成钢琴送他,以此作为我的遗托。望他弹着钢琴,让祖母在天堂里听他的琴声,垂望他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静静地听她临终的遗言,将她的话写成遗嘱,至于和刘启建离婚,要看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会焚香请她原谅……嘱我买钢琴的事,我一定照办。她去世后,我立即实现了她的遗愿,买的钢琴放在客厅里,琴的抬板上留着她遗像。

那时正逢十二月初,是重庆地区一年之中最冷的几天。年迈的母亲因手脚骨折,翻身十分疼痛,加上她本来就肾炎发作,尿水频多,每次小便又要别人帮助她,将她下身抬起来,将尿盆塞在她盆骨下面,尿盆与尾椎骨几经磨擦,使她的尾椎很快擦伤,形成血淋淋的褥疮,使她疼痛呻吟不止。

因频繁排尿,稍不注意尿水就洒在床上。医院的大病室内,又缺专用的接尿设备以减轻她的痛苦。一天之内就因尿水打湿了被褥,被迫频频更换,天气又冷,使她很快感染了感冒,迅速引发了她的老年肺气肿。

气喘和口痰,伤痛和尿水夹攻着母亲,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饱受折磨。几天住院,她原来就体弱的身子已完全垮了,死亡正逼近她。

就在她最伤痛的日子里,她的孙子成了最后生命中给她安慰的亲人。这几天,这孩子特别懂事,每天晚上他都按时从学校归来,再没有上过网,九点钟他从学校来到医院,静静地守在他的婆婆身边,悄声的附在她的耳边讲许多安慰的话,叨叨讲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每次祖母要小便了,他便伸出他巨大的臂膀,把婆婆抱起来轻轻放在尿盆上面,让她减少痛苦。有时候从学校伙食团或沿街卖过夜小吃的摊上,买上一个羊肉串,送到婆婆的嘴边,虽然他的婆婆根本没有胃口,但那份孝顺之心使她临终前得了极大安慰。

在中医院的大病房里,母亲终日因伤痛而呻唤。眼看她一天天虚弱下去。肺气肿和冠心病代替了骨折,成为威胁她生命的主要病因。

第八天,我同九院的主任医生商量,将她从中医院转到隔家很近的九院分院,住进了单人病房。

然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却更加恶化了,开始住进第九医院单身病房那几天,她已有两天没有排泄了。但还能勉强吃一点稀饭,陈医生说,那是她体内电解质紊乱造成的,嘱我一定要煮酸菜鱼给她吃。

那几天我彻夜守在她的身边,晚上,等到刘启建来换我回家后我便忙着给她弄酸菜鱼汤,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煮好的新鲜酸菜鱼汤给她送去,可是她却只能呷两口再不张口。

由于极度的衰竭,她的最后几天,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有过瞬间的清醒,这时候,她微微伸开眼睛,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努力说出来,当我俯下身子,耳朵贴在她嘴边,却只听见她轻微的嗫嚅声,很快闭上了眼睛。

我们母子在中共残酷迫害下,前后合起来渡过了四十年,挣扎到今天已非常不容易,她对我的牵挂,只有趁这片刻清醒的分分秒秒想倾诉出来。

我的儿子每天都照例在放学后来守望她,每一次来,第一个动作便是伸手握住她的手,好像是他掺扶着走过这最后的几步。但是她已不能像住在中医院开始那几天可以同他交谈,而只有含泪相望。看到婆孙俩噙泪相对,我也禁不住要掉下眼泪。

我在重庆地区没有任何老家的亲戚,来探望母亲的人是她晚年在北碚缙云咨询门诊里共过事,一起渡过晚年的同事们;市工商联的代表和李重生;此外五指山疗养院的杨桂明夫妇;嘉陵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崔老的同事和三个儿女。

到临终的前三天,嘉陵中学六位代表,在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带领下,专门从成都赶来,探望将一生勤勤恳恳献身的这位教育先行者。

六个人送来了鲜花,围着病床,但母亲已经不能开口,只是张开嘴吐着大气,好像在拼命地表示,她无法完成她毕生使命的遗憾。

她的褥疮更严重了,背部擦伤的地方大片的已经溃疡。在杨桂明指导下,我每天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给她溃烂的地方消毒,如此渡过了最后的十一天。

在九院住到第九天时,她已进入了昏迷状态,眼看着吊着的的盐水一滴一滴的输入了她的体内,而接通的输尿管里再也滴不出尿液来,她全身已呈现水肿,我意识到她的生命已进入了最后的时刻。

只听见她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口痰声,我怕那不断涌出的口痰,会堵住她的喉咙,使她窒息而亡。所以拿着药棉花去她的喉咙里不断去掏那些口痰,我的孩子放学以后,也同我一齐掏,好像在从死神手里争夺她的生命。

十二月十八日,九院的住院部正式向我下达了母亲病危的通知书,十二月十九日,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我用热水给母亲擦了一下身子,并用蘸头孢的药棉花给她的褥疮上了最后一次药。

12月20日下午,冬雨啾啾,中午喂过她半小碗鱼粥以后,她又一次昏昏入睡。医生搬来了心脏监测器,她的心电图已非常微弱。我和妻子以及儿子三个人全都守在她的病床前,见她安祥的熟睡了一般。我把药棉签子再次伸进了她那呼呼作响的喉咙,掏出的痰越来越多。

从下午六点钟我就不停地抠那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痰。一面抠,一面痛哭,一面又声声地唤着,“妈妈!妈妈!”

我多么想能帮助她把她无力咳出的痰抠出来,幻想她会因为最后的阻塞被一下了掏通了,出奇般的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但是,我的努力终于成了永远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刻同死神的争夺。

下晚一点钟左右,她永远闭上了眼睛,不管我怎么喊她,也再没有睁开眼看我一下!!心脏监测器图象表明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室外的冬雨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母亲就这样离别了我们!!

我们连夜在楼下的过道上搭起了棚帐,一直忙到21日天亮,杨桂明取出了为她特制的寿衣,替她洗漱完毕,为她换上寿衣,将她的遗体装进冰棺。六个人抬着她的遗体,放置在我们楼下的灵堂中。此时,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母亲是一个独生女儿,唯一的母亲一直跟随着她直到去世,我唯一的兄弟,死在文革中,只剩下我和妻儿替她送终。

来为母亲送行的除去崔老的三个儿女全家,和她的缙云咨询门诊部的老同事,以及她退休医院的代表,便是嘉陵中学的师生了。

但我并没有按她临终前的遗言,处理她的遗体。只是没有通知生前七旬以上的好友,特别是高自强老师。前来送别的足有两百余人,其中,李重生专程从市中区赶来。灵堂里挤满了人。

12月22日晨,就在母亲的灵堂里,我主持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追述了她坎坷而平凡的一生:

“1916年10月23日,她出身在苏州河畔的一户贫民家庭。1933年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

1936年她在苏女师毕业后,便在南京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时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与一家人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到了重庆,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战地服务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在双碑二十五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育主任,与当时全国著名的教育前辈,梁淑溟等人一齐为教育救亡,贡献力量。

1944年她在兵工署支持下创办私立嘉陵中学,抗战胜利以后,她一直埋头默默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着一生。

不料1957年被冤划右派份子,在“监督劳动改造”的压力下,忍辱含垢渡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监督劳动”生涯。

在这二十二年中,她经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时年六十二岁。但她仍坚持工作,直到1994年,才因上班挤公共汽车而跌伤,加上此时她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才停止了工作。

一生辛劳使她压弯了背,但仍与嘉陵校友联系,为编写校史和回忆录继续贡献她的余生。”

母亲是一位中华普普通通的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她教人和处世恪守诚信待人的原则。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群体,如果说她(他)们千千万万人的努力起到承前继后,为建立新的教育做了自己该尽的社会责任,那便是母亲留下的一点纪念。

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民主教育的启蒙。更多的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见证了中共专制主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残酷摧残!。

我由此联想到一位,伟大的中国近代教育杰出的先行者武训,他以忍让、委曲感动着他生活的时代,为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个苦行僧的口号。因为人性的感化,仍是教育的道德基础。他的行乞办学的精神,虽然表面看,缺乏同一个没落王朝斗争那股轰轰烈烈劲,而是用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全社会。

武训没有想到,在他逝世五十五年以后,一个自称为解放全人类的独载者,用卑鄙的心理对他不朽的精神,进行了公开和残酷的鞭阀。

结果,在摧毁武训的“投降主义”“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的“革命”借囗下,一个反人性的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民几十年。一个新的更残酷“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套在民主教育脖子上,使教育成了统治者的工具,母亲就在它的驱咬下,渡过了凄凉的一生。

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处处看到人与人的欺诈和虚伪,一个新的怪物在中共的创导下,从另一个极端腐蚀着国民。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就在人性被摧毁的社会背景下长出了新的毒牙,当我们兴叹教育沦落到今天这种见钱眼开的地步,那是中共另一个巨头:新专制主义者所期望的。

第二节:对母亲的怀念

我的母亲为教育奋斗一生,劳碌一生,然而就在中共蛮横地剥夺了她教书育人的权力!仍矢志不移。她的晚年凄凉,中共连一处她能栖身养老的“窝”都没有给她。

若不是倚靠她唯一的儿子,得到一间八平方米的栖身地,她只能孤苦地去养老院渡过她的晚年!!但迫害设能扼杀她的终老之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独裁专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终会以不耻人类的狗屎堆而载入中国的史册。

今天大陆,表面上看似统一的专制政体,却因丧失人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被迫也在向民主政体作转型的姿态。中共专制主义必以代表少数人而让出自己的地盘,吃尽毛泽东独裁苦头的中国劳动大众,也决不会自甘愚昧的境地。

母亲去世以后,一个当年没有钱读书,是母亲免费为他入学的穷孩子给母亲的唁信写道:

“得悉1999年12月20日晚母亲不幸病逝,顿时悲痛至极,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收到你12月30日的信,纪念母亲的悼词和照片,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而流泪不止。母亲的许多经历,往事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母亲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工作能力,使我对她产生了内心的挚爱。她是我心目最善良最无私最慈爱的母亲,她对我的关爱像春日阳光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很幸福,生活很充实。母亲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母亲生前写给我的许多书信,我将整理好,保存下来,经常翻来看看,以寄托我的哀思和思念。”

我因此想起在毛魔猖狂年代里,对母亲屡下毒手的人,至今不知天地良知该怎样报应他们?当年母亲受到迫害时,蔡家场的农民敢向抠打她的刘巴斥责,证明人性是专制迫害狂所不能摧毁的。

出殡的那一天,为母亲送行的时候,嘉陵校友会还专门送来他们编写的《回忆嘉陵中学》一书,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从成都打来长途电话,嘱咐道,一定要将这本书随同母亲一齐火化。

倘若母亲悲凉的一生,能使后世有志振兴中华教育的儿女有所激厉,那么她在天之灵,就得到了应有的告慰,而安心于九泉之下了!

于是我把她的一生,写成了《我的母亲>一书以志记念。

她刚去世的那几天,每当傍晚,我都会独自沿着她生前每晚散步的街道独自徘徊。特别在附近街心花园里,我会坐在花园角落里,静静坐着,彷佛又回到每天陪伴她的过去,想起她看我在她身边做操。一边听她叨叨重复我童年的故事,禁不住在树荫下潸然下泪。

第三节:为保护生存权的一场官司

在去九院清理母亲住院间期的费用时,听到住院病人讲,该院进出使多人摔伤,该院护士抱怨进出时,脚下常发生磕碰,过去就有人向九院负责人反映这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去那门上仔细看,这是一扇仅1.8宽的双开活页玻璃大门,门在关止处,留着内外高差十分不明显的门坎。

我取来尺子一量,那门坎只有5cm高。由于进门时,光线阴暗,病人进出门时不会引起注意,又无警示标志,特别老年人多数老眼昏花,提脚抬腿很低,很容易使他们在进出大门时,被这个不起眼门坎绊倒。我向医院负责人提出门坎致人伤害的危险,要求他们为老年人安全着想,填平它,却遭到拒绝。

2000年1月14日,我在消协王尔金秘书长支持下,填好投诉表,并按他的吩咐,整理了有关母亲跌伤的病历记录,陪伴人的目击证词,伤害我母亲的门坎照片,拿着母亲的死亡通知,1月18日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了王秘书。

当即我同他一起步行到九院去找该院的院长,本想通过说理使九院的领导承认他们工作上的疏忽,并能及时治理好这条致人摔伤的门坎。我俩在九院的接待室里等了足足一个小时,等出该院处理人身伤害的唐付院长,当我们向他呈诉母亲摔伤致死全过程时,那姓唐的面带轻蔑的冷笑说:

〝在我院门坎上跌倒,这首先是出事人本人的责任,何况,医院只对医疗事故负责,所以,这件事是不应当来找医院的,你们回去吧!〞

我俩没想到医院的负责人,这么干脆的给了我们闭门羹。王秘书长显得非常尴尬,我却用愤怒的眼光看这盛气凌人的小官僚,一时还没有找倒足够份量的话给以还击。

这事倒引起西南工商行政报记者李良军的关注,在他釆访王秘书长,核实了我整理的取证材料后,于1月20日,在该报上发表了题为‘老人之死谁之过’的报导。不料这唐付院长不但蚩之以鼻,还打电话到报社公开威胁小李。

过了两个月适逢3月14日,北碚各有关单位摆摊记念消费者权利日之际,在九院摊位上我公开斥责来参加活动的唐某,本意敲打一下,对病人不负责任臭名在外的九院负责人,说完后,定睛看那姓唐的,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来一场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良军关于九院进门门坎伤人致死的报导,在西南工商行政报上见报后,立即引起重庆媒体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市民的强烈反响。长期以来,被病人视为活阎王殿的医院,一直是市民怨声沸腾的焦点。

2000年4月,我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第九人民医院推上法庭,要求九院对母亲伤害致死负起赔偿责任。不料素与法院某院长关系密切的唐付,不知玩的什么招数,长达七个月审理后,竞无视该门坎无数次伤人的严重后果,不顾全市市民的反对,北碚法院驳回了我的投诉。

医院对本该由医院方承担的医疗事故责任,成立专门机构对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常被新闻媒体逮住,在报上曝光的事层出不穷。于是,母亲的死亡赔偿,被当作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1年4月8日在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北碚法院对老年康复中心的门坎伤害责任,进行了第二次开庭,那天到会的共有一百多北碚居民,坐在后边的是各媒体的新闻记者。作为人证出庭的是由雷春隆等四人组成,包括新疆石河子医院的刘医生。在新闻媒体和全国消委的介入下,这个案子惊动全国。

刘医生以雄辩的不容推卸口气,讲述了九院大门坎频频发生事故。矛头直指九院领导,那姓唐的付院长不再像上次开庭,故意做出虚张声势的狂妄态度,他在被告席上搭拉着脑袋。

北碚法院对事故的责任很快重新划定,九院终于负起陪偿的责任,一时各大报社报导了我们胜诉的消息,医院和病人的关系,原来由医院说了算,向前迈了一步。病人作为消费者的权益纳入消法保护,便成了有名的案例记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典型案例之中。

九院在北碚法庭上输了理以后,唐院长们并不甘心,背地里的交易始终在进行,他们利用上诉机会,再次与中级人民法院商量,请出专门打〝疑难官司〞的重庆政法委书记女儿办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他们上诉的辩护律师,在事实无法推翻情况下,利用法律的漏洞引用旧赔偿标准,使赔偿金额大大降低。

九月二十日判决生效,至此、整个门槛违背建筑法致使我母亲跌伤,致死的人身伤害,九院只作了低额的赔偿而结束。

第四节:我的父亲

父亲出身于苏北盐城新兴场一个地主家里,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占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产,在新兴场上继承了祖业,当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贷的地主。

父亲因为憎恨老大的贪得无厌,中学毕业后,将家里所有放高利贷的借据,当着伯父的面一火而焚,从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变卖了分到的房产作为学资出外求学,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学,攻读教育学,拜师顾毓秀门下。

1935年大学毕业,眼看当时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呻吟,唤起了他救国志向,1937年10月他带着一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投奔顾老,去中央大学历任助教、讲师、付教授、教育学系付主任等职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刚满八岁的我,住在沙坪坝的双碑镇,那是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着许多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八年抗战〞中,在异乡整整熬过了八年,对抗战胜利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今天当我翻开记忆中这一页,它仍鲜活的保存着。

这年9月,我们一家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不久父亲担任杭州师范校长。

按‘新生活运动’要求,他身体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扫帚,在杭师〝东升楼〞前打扫校园和校门;主动撤去为他配的黄包车,把配给他的车夫派去为学生伙食团磨豆浆。

我亲眼看到杭师学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汤,常听炊事员责备学生不知谷米来之不易。而那时各校都有学潮,学生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每当学生游行打这些标语,我不知内战从那里爆发,饥饿在那里犮生,祸端起于谁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东升楼〞前集合了几十名学生,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称他们要到市中区参加全市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

早晨八点钟左右,父亲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升楼前,站在他平时站立的升旗台南侧,面向准备上街的游行学生讲话,他讲到八年抗战的艰辛。

讲自己1937年从厦门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独轮车,又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赶紧带着母亲,外婆抱着刚出生的我,在日机轰炸下,从下关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飞机尾随着插着红十字的轮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无反抗能力的〝绿州〞。〝绿州〞中弹了,着火了,它的甲板上倒着死人,〝绿州〞用鲜血染红了长江,炸弹爆炸声掩过难民的惨叫,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把奶头递给那扑在自己怀里的孩子!

当他讲到毫无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杀,泪珠夺眶而出,声音也嘶哑了。

他说:〝我们牺牲了几百万抗日将士,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昨天尝尽了苦难,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设中华时,如果你们是祖国的好孩子,就只有怀着一颗报国心,而不要听从谣言和煽动,将来不易的和平时光白白浪费掉。〞

他含着泪珠,希望学生们从国家和平建设大局出发,不要离校。

这一席以心对心的讲话起了作用,准备去市里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约九点钟左右,从膺白路方向打着〝浙江大学〞旗子的学生队伍,向这里缓缓走来,经过校门口时,只有两个学生加入了那支队伍,原来准备的校旗也丢在升旗台前。我记得那一天是阴天,宽阔的马路上行人很少,他们匆匆赶路,向游行的队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亲站在家门口,一个劲喊着我,生怕我被那大队的学生吸引了过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顾老的推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总务长,以后又改任政大重庆分校的校长,成为大陆上中央政治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

1948年我们离开上海时,为〝中共打来了,我们怎么办〞?父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坚决反对〝逃〞。她说:〝我是无党无派,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争论结果她赢了,全家放弃了去台湾。

1949年中共占领重庆后,父亲在成都放弃了飞赴台湾的机会,回到重庆北碚家中。1950年在当时中共西南军管会川东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学受训。并在那里得到中共的〝政治结论〞,要他去贵州参加土改工作组,回来后进行工作安排,他们说父亲是统战对象。

不料,1951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镇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陈文俊(该员2006年还活在北碚)带人对我家进行大搜查,不仅将父母亲多年积蓄搜枪一空,还以〝国民党大陆潜伏人员的活动经费〞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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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审讯判刑严格对我们家封锁了消息,禁止我们家人探视,尤其是拒绝向家人出具他的判决书。(网络图片)

在父亲的反革命罪状中,首要一条就是〝镇压学潮〞,被捕五年后他便被关死在劳改队里。

父亲被审讯判刑严格对我们家封锁了消息,禁止我们家人探视,尤其是拒绝向家人出具他的判决书,透露他的情况。父亲就这样被他们〝黑办〞了。

当我的父亲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时,我们小小五口之家面临了灭顶之灾。而我是当年父亲〝镇压学潮〞的目击人,很替父亲镇压学潮的罪名不服。

那时电影话剧都宣传‘解放’战争,专题讲学生运动的题材,都是描述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镇压,大批学生倒在枪林弹雨中或被抓进牢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受到老虎凳,烧烙铁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后来,我亲身领受到中共监狱的残酷折磨,才使我体会到中共的裁赃、诬蔑,领会他们不择手段的残暴。

从此,我们一家几乎遭到了中共政权的灭门之灾:我的母亲因为对父亲遭受不明不白前后矛盾的审判,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质疑,1958年被划为右派。

同年,求学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并于1960年锒铛入狱,我的兄弟于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杀害,我们一家几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后,我死里逃生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深深后悔自己的无知,并一反过去的害怕和回避,向法院投递了为父亲的申诉。

而幼小的我,早听到中共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介绍中共的所作所为,此时脑海里更清楚中共的兽性。

1979年经历九死一生以后,我和母亲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后,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几封追问区、市、省的公安检察机关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回复,说他于1956年就因肺结核钩虫病庾死狱中!时年仅47岁。

我们家,是千千万万无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灭的一例!

第五节: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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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合葬于江苏盐城。(网络图片)

母亲去世时,我想父亲带着一腔报国志向,从1931年离开故乡,在外撞荡二十年,寻求救世救国的道路,一生为教育奉献,也该让他流落他乡的孤魂,回故乡入土为安了。

然而我无法找到他的尸骨丢在何方。于是我把母亲的骨灰与父亲的遗物,作成衣棺冢合葬一墓的打算与盐城新兴场老家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就在父亲故乡买下了一方坟地。

2000年清明后,我亲自背着母亲的骨灰盒,和当年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一条旅行口袋,与我的孩子一道乘火车辗转到了盐城新兴场。

盐城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过去我听说苏北地区地域苦寒。若不是让二老魂归故里的原因,恐怕我今生未必能专程到这个地方来。

来时正值初夏,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川上,空气犹为清新,比之雾气横弥的重庆简直是一个仙境,就是不知冬天到来时如何。但我想这么肥沃的水乡,定是一个适于安息的地方,若不是中国遭遇到了战争,遭遇到民主和专制的生死较量,才使父母背景离乡,发生这段伤心的经历。今天历史故去,留给我们的只有对历史的反思。

为了表述二老的生平,我在墓的后方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块,上面简述了二老生平的简历。

他们俩都是新的教育事业先行者,只因为黑暗政治对他们的迫害,使他们坎坷一生,无法为振兴中华教育奉献一生,连他们组成的家庭也横遭离散之劫,家破人亡。

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更那里谈得上事业?像他们的遭遇在中国大陆累见不鲜!这是一个时代的谬误!中华民族的浩劫。!

现在他们到了冥间,可以在一起切搓他们生前献身的事业了!!

当我将骨灰盒和父亲遗物送入墓中,当一吊一吊纸花扬向天空,入殓的颂唱在耳边声声哀响,我和馨儿长跪在一派茫茫的天地之间。

人生何求?归宿何在?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如何?

第六节:孩子在绝世里挣扎

我的父母都是好人,我的母亲求学时还是闹学潮的参与者,同民主建国会关系亲密,但是反右运动她失去了所有亲人,我唯一的亲兄弟死得不明不白,若不是老天保佑,我也是要被屠杀的,对生活绝望的母亲几乎自杀!暴政无端毁灭了我的家。

1979年当我回到重庆,母亲独自一人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见面时,我们母子俩面对她睡的单人病床,一张木桌一个凳子几个纸箱,从新开始建家。被中共摧毁的家已无法再恢复,要把家延续下去唯一只有看我了。

1980年经过我教书学校老师们的撮合,我和刘启建结婚,当时我年过44岁了,为了急于求一个孩子,1982年我们婚后第一次去峨嵋山旅行。

也许是峨眉求佛的灵验,回到蔡家后刘启建便怀上了孩子,次年六月四日,一个姗姗来迟的男孩便降生了。当我们的孩子降生后,老来得子,我俩从内心都十分疼爱这个迟来的独生宝贝,我又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二十多年,仅仅留下我和母亲。

现在因妻子和儿子到来,似乎在枯木之上接上了新生的幼芽。孩子的降临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本来同刘启建几乎离婚的僵局,因孩子降临暂时缓和。

孩子的可爱之处积存在我的记忆里,给我安慰和天伦之乐。也许因为中共独子政策,家里没有第二个孩子作伴,他从小喜欢小动物,在他的能力范围里可以弄到的小鱼、小鸟、小乌龟、小狗从来就是他童年天地里的挚友。

孩子九岁这一年过年,母亲买了一只大黑鸡,捆了双脚,放在厕所里准备年三十的下午杀。中午孩子放学回家,看到厕所里捆着的鸡,便把它松了草绳,放到楼下坝子里让它饱饱吃了一顿,再用一个木箱子,把它装好,藏在自己的床下。

下午母亲发现黑鸡不见了,到处找,终于在他的床底下拖出那个木箱,明知孩子有喜欢动物的习惯,当天下午就提前把鸡杀了。

下午馨儿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便去自己床下找木箱,当他发现木箱不见了便跑到厨房去,看到被打整得干干净净的鸡已经装在盆子里面了。

他顿时放声大哭,扭着婆婆定要还他一只活鸡。

哭罢,便从撮箕里捡出一把黑羽毛,插在阳台的花盆里,并用一块三层板,上书〝黑鸡之墓〞,插在装鸡毛的花盆中,旁边还点上两柱香。站在那花盆面前抽泣良久,将他爱惜生命的本性,表现得很真挚。

在他的中学作文里,多次写他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世界。写培植花草的方法,在区的中学生文艺征文中得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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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儿子。(网络图片)

他读初中时,每逢周末,我们照例要到龙凤溪去捞小鱼捉蝌蚪,逮蚱蜢。

我和孩子经常不顾龙溪河刚刚退水留下的泥泞,也要去那里捉小鱼。有时穿的鞋、裤弄得全是稀泥也在所不惜,孩子给我留下不可抹去的回忆。受到孩子童心的熏陶,我自己彷佛也年轻了许多。

到了初中三年级,他常常向母亲要钱,独自去商店买一些奇装异服。袖子特别短,管口特别小,腰身很瘦,还缀着许多彩色的边条,穿在身上,对着镜子津津有味按照歌星影星的模样打扮自己。

特别是买了染发药水,把头发染得红红的,模仿着歌星们时髦的发型,在镜子面前又唱又舞。

我告诉他染发的药水是有毒的,但他并不接受,追星在他身上变成学星,他那童贞的爱好和天真的幼稚一天一天消退了。我耽心地规劝他,讲穿这些很不合身的奇装异服,有碍于他的健康和发育。

为了教育孩子,我常把我上中学背着背兜打猪草的故事讲给他听,意在用自己童年的甘苦教育孩子,讲述从小节俭,长大后养成良好习惯的道理。

但这种故事讲了几遍后,孩子却不耐烦的说道:〝老是听你翻那本老皇历,让人烦不烦呀,总不能用你那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年代要求我吧!〞

为了应付联招考试,初中三年级,我们不得不将孩子从22中学转到北碚的118中学,这所学校因考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连年攀高,而在北碚地区出名。我们想在这一学年里,专门的给他进行教材难度的加餐。

〝填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必需做大量超过大纲的偏题怪题,考前一个月内为强记这些怪题的有关公式,规定每天起床前,必需把前一晚上要记住的东西统统默念一遍,凡有不记得的强记二十遍。

经过联招考场的筛选,我们的孩子以1:3的录取率被朝阳高中录取,说明孩子在学业上完全可以跟上。

孩子考进朝阳中学以后,我已从工厂退休到城里打工,没有时间再督促他。刘启建更认为翻过重点高中门坎,考大学便没有问题了。

当每周星期天,我回家检查孩子的作业时,才发现平时作业教师根本没有批改。照说高中课程比之初中难度大得多,加上孩子在课堂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使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似懂非懂的疑问。布置的作业,教师既没有检查,更没有督促。课堂上拉下的账在作业上没有及时弥补。

久而久之,孩子越来越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加上文革遗风并没受批判,学而无用的观点在他脑海里起了作用。主观上没有及时弥补的积极性,放学以后受到社会上坏风气的干扰,同班里和几个本来就是差生的议价生,交上了〝哥们〞,我们孩子的功课就这样一天天蹋下了。

老师的师德很差,他的班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上英语课时,年轻的罗老师在一次课堂抽问时,抽到了他,当时他没的回答出来,直楞楞地站在那里。那罗老师不是善意的督促,而用尖刻的语言嘲笑道:

〝你上课一直在讲话,以为我没看见你,你自己不好好学习,还猪八戒倒打一钉钯,说我们只知道收你们学生的钱,却不负责任管教你,你反正也不像一个学生,如果你不听,就给我滚出去,没有你这个学生,看我会不会在月底工资中少拿一分钱?〞

倔强的孩子因此赌气,走下坐位出了课堂。从此便完全放弃了英语课,后来期末考试,孩子的英语成绩是全班最差的。

刘启建接到成绩通知,才开始翻看孩子的作业,发现已经整整有三个月英浯课堂作业没被老师批改过,追问孩子,他回答说,我讨厌这女人,她讲的我根本没听懂过。再追问下去,孩子才讲出在上英语课时发生过的这件事。

高一学年下半期,孩子迷上了网吧。开始时,他还仅仅在有电脑的同学家中上网,时间也选在周末晚上。后来上网成瘾,在几个同学相约下,每晚都去网吧,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为了怕母亲跟踪发现他在哪一家玩,他还故意变换离校的时间和走出学校的位置,使去校门口接他的母亲每每扑空。

直到有一次,几个辍学的小流氓在网吧里动手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两耳光,他还久久的瞒着我们,当然更不会向学校报告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更大的事情发生了,使他瞒不住了,才讲了出来——

有一天,直到晚上十二点了他还没有回家,刘启建焦急的向几个平时和他在一起玩的同学家里打电话。这几个孩子都睡了,从床上爬起来回答说:〝晚上下晚自习就各回各家了,所以不知道他回家没有,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

我和刘启建的心像猫儿抓一样,社会上很乱,生怕他在夜半更深出事,我忍不住走到街上去找他。但此时街上夜雾迷茫,行人已十分稀疏。我对着街上像疯子般喊着孩子的小名,静下来的马路上并没听见孩子的回应。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才回到家里,进门时脸上带着伤痕,衣服上沾着泥巴,在我们追问下,他才讲出他们学校与街上另一所学校学生打群架的事,他们学校还打伤了两人,住在医院。

接连发生了两次放学途中被抢被打的事后,我不得不与他们班主任商定,今后凡下了晚自习,他的母亲到教室接孩子时,没接到的,发生问题一律要由校方负责。

事实证明,把精力放在议价生的校长,对学校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根本无所谓,议价生这种不花精力和努力的横财,使学校的头们利令智昏。

名牌的重点学校教育,完全被校长之流追逐蝇头小利变质。他们哪能肩负培养品学兼优的国家建设人才重任?要转学校,就要交几万的转学费,何况那一所学校不都是半斤捌两。

孩子高中阶段陷入〝网聊〞以后,每夜也不知与荧屏相隔多远距离,同另一个不相识的人用奇怪的称呼,嘻嘻哈哈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天南地北的神侃起来。开始是好玩,渐渐的彼此交流着厌学和对人生前途。

为了弄清他在网上同谁交谈,我专门搜了他的课桌,在我收搜他的网友来信中,还发现了一个南昌的网名叫巴比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不是一个中学生而是一个工人,爱好唱歌。

不久,这年青人来了北碚,在我家住了三天后才离去,每天晚上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放音乐碟子,因为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一学期了。

在他离去时,孩子还向我告假,说巴比请他在春节到南昌去玩。在遭到我拒绝后,一味迁就他的母亲,给了他两百元作路费,春节前与我不辞而别,去了南昌。当我知道后,孩子已经上了火车。

大年三十的下午六点钟,天色已暗了下来,防盗门的门环上响起了拍击声,早已守候得望眼欲穿的刘启建,像一个皮球一样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冲到门口。

我从刘启建身后,看到他穿出去的那套最华贵的综色西服上糊满了泥,那平时精心梳理的头发,发型也被破坏变成了一蓬黄色的乱草。!

脸颊颧骨突起,平时孩子气的脸蛋变得又黑又瘦,精神十分沮丧,眼皮搭拉着,看样子好像几天几夜困在矿井下刚脱险而出的矿工,那一刻他给我的印象是累极、饿极、疲倦之极。

我当时低估了社会的影响,尽管孩子吃了到南昌的苦,但影响他的东西却没有变。过了几天,他依然故态复萌,依然地染红头发,依然的穿奇装异服,依然坚持他选择的生活方式。

高考以后他便独自去了成都,幻想走上舞台的孩子,被一家酒廊的歌舞厅看中,要他去那里担任报幕员。我虽心中疑惑怕他在那种环境,被烟毒、娼妓、黑社会所害,陷入可怕的深渊,但已回天无力。

为了帮助孩子建立自已的家,我仍拿出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的七万元积畜,给他购买住房,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买房子,而是用这笔钱与他的男友,开了一家小餐馆,尤其没料到,开店剩余的钱,被他母亲以抚养拉下债务的名义,还了长期累积的债务。

2009年我己七十二岁,还必须面对老来的孤独。人到晚年,倍觉凄凉、夜半一觉醒来,感到枕巾上沾着刚留下泪痕。

就因为我和刘启建本来就缺乏了解、相爱、相尊。时间一长,裂痕不断在孩子面前公开暴露,于是宽严不但没有得到互补,反而偏执的双方对对方横加指责,在孩子心理上留下恶劣后果。

2009年7月,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刘启建己被刑事拘押,一个家落到这步田地是我人生的失败,但此时最难受的莫过于孩子了,所以当他责问我,家破碎成这样,妈妈落到这步下场,你要负几成责任?并说他之所以2001年独闯成都,就因为逃避父母的吵架。

2011年6月,我收到他从渝中区看守所打给我的电话称:他被拘留两周,含糊其辞说了拘留原因。

真没想到,他二十八岁生日,竟和他的同性恋男友在看守所渡过。拘畄期满回到家中,我才看到他已经完全变异,欺侮身生的父毌,成天沉埋在音色中。

可悲的是,他长期受了中共洗脑,对我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网闻,还在天真寄希望中共会安排他一个满意的工作。

至此,我和母亲团聚后建起来的家实际巳经破败。我们这个教书为业的家,从此就在大陆上消失了。

难道这是苍天惩罚?我们何以归终?去敬老院还是能去一亇足可让我完成我的写作,较为安定的去处?那儿才收留我?

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此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至此,我们的没有了后代,按中华民族观念,孔家解体了。大陆上无縁无故遭此家破人亡厄运的何止我一家?

常听人说,不良社会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我唯一的孩子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丧身在这柄利刃之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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