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下集(七十九)(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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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多少问题等着第一台〝城市猫〞。 (网路图片)

【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退休后的打工

第三节:城市猫

十月底,金汇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到重庆市国际公司一位杨经理打来的电话,自称是马老板在机床厂的师兄弟,现在承包了该公司进出口车辆的业务。

最近他得到了国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轮摩托订货单,他知道老马从事四轮摩托研制多年,所以特地来电话和他商量。

姓杨的打电话来时老马没在,等到中午老马回办公室,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正在焦头烂额中寻找合作伙伴的马刚,得知这个消息,立刻与这位杨师弟通了话,并在下午亲自到国际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时,他满面红光,心情显得兴奋起来,将近三个月堆积的一脸愁云,似乎消失了。

回到办公室里,便把几张我们没见过的三轮车照片往办公桌上一摊,指着它们说:〝这便是国际公司得到孟加拉国国国国订购的样车照片,名字叫〝城市猫〞,对方说,只要在外形和质量上得到保证,生产多少他们就要多少。〞

这对于三轮车相对生产过剩的重庆大小三轮车厂家,都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客户。

城市猫的发动机是意大利比亚特公司产品,我听后心中却在想,要上批量并不那么容易了。何况发动机还要靠进口,制造成本经过初步核算没有?

正想提出问题,老马已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我根据照片的外形,立即绘制一张整车的效果图,再用电脑进行修正复制,达到这张照片的正面和侧面的效果。并说外商在两三天内就要来公司洽谈,达到外商要求后,再把效果图传真到孟加拉国国国,国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国际公司的老杨带了一位广东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汇的办公室里,那外商代理姓罗,看上去很年轻,他看了绘制的城市猫效果图后,介绍了孟加拉国国国国对这种车型需求的市场前景说:〝只要按质按量在二十天内拿得出样车,他便能够代表孟加拉国国国订出年需求量三千辆的订单。

三位老板级人物的乐观,使金汇公司小小办公室里泛起了一阵起死回生的春潮。我们商议了在二十天内出样车的方案,老马表示金汇公司虽受Xina的影响,但生产四轮车玻璃钢的厂房可马上用作新样车的试制场地。

刚解散的人也马上可以召回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摩托装配工,可以根据样车的照片和效果图,确定出它的结构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购买装车部件的资金了,老杨立即表态,初期制作样车的钱由他负责筹集。

于是三个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马总负责生产场地重新布置及今后的现场管理;杨老板负责试制资金以及外销的运输集装箱准备;罗总答应马上通知孟加拉国国国国,并负责运发的国际手续和样车出售后的资金回笼。

生产场地很快地整理出来,原来四轮车用的玻钢车身和模具暂时全部堆放起来,第二天杨老板带来了一个叫陈大发的投资人,据杨老板介绍那陈大发原是他在渝州大学读书的同学,现在正在宗申公司协助袁老板筹建壁山三轮摩托车分公司的建设。

重庆的摩托业私营厂家,经过几年拼杀兼并,已形成了宗申、隆兴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团,他们各自拥有几十亿的资产,虽然民间对三大集团的总裁口卑并不好,但谁也说不清,他们同中共重庆市委有什么样的渊源。

壁山新成立的三轮厂,把过去套用宗申铭牌的各小三轮车厂实行了兼并,正积极地寻找新的三轮车样车。所以在得到老杨信息后,决定将金汇公司纳入到宗申集团,专事开发新的三轮样车。

那陈大发一到了金汇公司的办公室,将腋下夹着鼓鼓囊囊一个皮包向老马办公桌上一扔,老马见财神到,满脸堆笑躬身站起来,打开我们制作的城市猫效果图请他审阅。

一面介绍金汇公司开发四轮车的经过和积累的经验。那陈大发对老马的自我介绍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看准备制作样车的场地是否已就绪。

在参观了生产现场后,那陈大发倒也爽快,回到办公室从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叠百元面值的五万元现钞,往办公桌上一甩说:

〝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两台三轮车和一台四轮车开发,购买零部件和材料的专用资金,如果不够,随时通知我。样车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质按量完成,那么今后你们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员了,我们以你们为基干力量共同开发外销车。〞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脸色一沉,继续说道;〝如果样车搞砸了,那么金汇公司就砸了自己的饭碗,我们充其量就当作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听到了这带刺的话,我心里实在不是一个滋味。在这些没有长大的资本家看来,唯有钱才是万能的,有钱可以兼并小公司,像我们这些读了一辈子书,挣到了高级工程师这个〝虚〞名,只不过是人家用几个工钱召来,可以随意使唤,不满时可以炒鱿鱼的打工仔。

五万元在老马看来是一笔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钱,而在陈大发的眼里,不过是赌场上一局小小赌博的赌资。

当然小老板的洒脱会使老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奋斗,交给这个赌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团,也是近来才从市政府通缉夹缝中存活下来的小摩帮,时来运转,也不知使用了什么招数,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团这样的独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庆市三大摩帮巨头,连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也敢今天在这里说大话。

真可谓社会主义江山无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场经济的主意时,绝对尊守谁逮到耗子便是好猫这个原则。

钱,在初期长大的小老板眼里才是适应生存的手段。

回忆起来,八十年代后期,我去机械局参加会议时,就听说重庆市几个摩托帮主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门封杀通缉的故事,私人的摩托业主当年,最难弄到的就是生产许可证,而生产许可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权,没有钱买到生产许可证的工厂,即被认为非法经营。

对于重庆摩帮,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发展过程,从没有认真思索过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无法估量他们今后的无量前途。

只听说他们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个地点开了张,像游击队作战一样,想不到这样顽强拼了几年后,竟然长大了。

今天产生像牟其中这样的中国巨富,那一个又不是邓小平及其官僚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随着中国权力变幻,这些风流人物有几个能逃掉阶下囚的最终归宿而昙花一现?

小业主们在市场经济苛捐杂税的重压下,难免偷税漏税,或在流通领域中‘违法乱纪’,是使他们沦为阶下囚的原因。同时为了私企的发展,对这个失去了监督的官僚体制实行贿赂,就成了常有的现象。

重庆的几个摩帮巨头中,无论是左宗申、尹明善和涂建华都是善观统治者脸色的投机者,只消看看他们在种种公开场合中打出来的旗号,就会明白他们向权力谄媚的程度。

左宗申的:〝拳拳报国心,款款宗申梦〞的巨幅横幅,撑在交通枢纽的上空,尹明善大吼:〝民族工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共在〝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这些叫得泛味的标语后,提出来比较切合民众心理的口号。

中共的专制政体最命脉的一条,就是强迫全国人民在他们的意志下统一,尽管这些民族主义的口号与中共的纲领,牛头不对马嘴!!

中共所扶植的私人老板,在改革开放中拚命扮演一党独裁的代言人,我在摩帮几年打工就知到摩帮的底,他们决不愿为科技发展而献身的。

研制四轮车,在马老板这里找不到一本设计资料。

后来在宗申和隆兴的研究所,看不到属于本公司自己设计思想的理论阐述和计算资料。在他们的开发室里,找不到一辆属于自己民族研制的样车和换代产品,甚至于找不到一个独特的样车模型,里面除抄袭和模仿外什么都没有。

至于摩帮研究所的领导人,无论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完全热心于短期效益,照抄国内现有的其它厂产品,照搬国外过时的设计,工厂标准互相抄袭。

然而,只知抄袭别人的民族是一个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这些老板拿不出任何冶理企业,规划产品的方案来。国家和民族决不会因他们的出现而振兴,也决不能依靠这些私企老板求发展。

国家要这些老板为生存而拚命赚钱,并交纳征税,以取代原来的国企!!

在私企工厂的劳动者可以随意被解雇,每个劳动日的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星期天加班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并且经常拖欠工人工资,这些就是走投无路的国企,所要达到的目的。

私企是靠盘剥更多的劳动力而生存的,所以在中共体制下的私人企业,是比任何资产主义更残酷剥削工人的怪胎。

马老板在接到陈大发的五万元后,立即派人买回了样车制作所需要的钢材及配件。三轮车无论是车架和车身上的设计,是现有机动车辆中最简单的一种,对于从未从事三轮制造的我,仍坚持根据车的最大载荷,画出每根梁上所承受的力。以选择材料和断面保证其刚度和强度。

三轮车结构绝大部份由焊接而成,为消除每个焊接点所产生的应力集中,选择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保证行驶中不致发生断裂、变形等安全隐患;需要编制工艺,进行设计计算。但我翻找所有公司技术资料,却找不到有关设计和工艺的资料。

而我按常规进行这种计算时却受到三个老板的讥讽。

陈大发板着脸问道:〝像你这样搞,等到你把整个计算拿出来了,雇主恐怕就另求厂家了,你懂不懂什么叫商机,商机就要讲快,没有像你这样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力学计算的时间。我们宗申集团,不能让你们这种书呆子当成试验的场地,坐失商机〞。

那老马和老杨喊道,〝老孔你要明白整个制造交货期只有二十几天,我们不能让你慢条丝理的搞计算了。〞他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他们话语中刺激人的用词使我懂得,这里需要的是一些懂得普通三轮车结构的熟练工,而把我这样的人当成绊脚石,我预感到我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三轮车从来就讲的〝类比设计〞,根据现有的车,凭经验,甚至凭感觉选择材料,确定断面尺寸。

至于这样定下材质断面,会不会断裂和变形,或者因为过份粗大而浪费材料,带来功率损耗,就只有在今后从行驶中才能发现。

老板为争得商机,关键能不能在用户所规定的时间拿出样车,耽误交货的时间是决不允许的。我一个打工仔,怎能拗过财大气粗的陈老板?

明白了这层道理,我心中便有了主意,第一,三个老板已经视我为障碍,既然他们已经跳到指挥开发的位置上,所以我只能尽快地躲开,走为上计。

第二,在我物色到新岗位前,千万沉住气,老板怎么说,就怎么执行,同这些把精力花在赌场和女人身上的有钱人,犯不着争谁是谁非。

就是看到明明错误的加工方法,只要是老板定的,我就要装做没有看见。这样,今后出了问题也不会算在我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私人老板有时比国有企业的厂长更不讲理,更不懂科学,那怕两个老板在高等学府里混过几天。有了几个臭钱就变成了凌驾一切的主宰了。

〝城市猫〞试制的开工的时间选在2002年11月8日,杨经理说,这一天,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日子,日历上写得清楚,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共产党都相信天命了,阴阳八卦,讲天道轮回,对于不信鬼神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他吩咐在简陋的试制场地挂起了三大串鞭炮,燃放后,将临时召来十多名工人召集起来,朗声宣布,宗申三轮自制的第一台摩托车就此开工。整个简陋工棚里立即被电焊的弧光照得通明刺目。砂轮机,敲击声,震耳欲聋,一改三个月的戚静。马老板在下料工段指导着每一个下料尺寸和焊接方法。

从那以后,陈大发每天晚上十点钟驾着他的进口立桑车,赶到现场对已焊好的车架,指手画脚地发表一通意见。
根据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原则,现场的工人们都要根据他的意见,把已焊好的结构从新割断,从新焊接,谁也说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种既不耽误进度,毫无根据的返工更改,只好以延长工人的加班时间来补偿,所以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二点钟,而召来的工人对这种只加班不加工钱的蛮横做法,心里只有暗自骂娘。

但是,社会上的失业者到处都是,马老板招来的都是附近的国营长江电工厂下岗的待业工人,他们忘不掉失业待岗的尴尬,只好用白天消极怠工发泄不满,并不敢违抗。指定的组长秦三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讨好老板,背地里把工人说的牢骚话都悄悄报告了老板。

所以,小小工棚里几乎天天都要听见陈老板对工人的训斥声。

陈大发骄横,杨老板拔扈有余,马老板阴阳变脸,三个小老板各有手段,为了争:〝我说了算〞谁都互不相让。他们本就是为了〝城市猫〞优厚的外汇,临时凑合在一起的利益联盟,无所谓谦和和团结。加上他们那一个都凭着〝我看这样才好〞的主观意愿,所以谁都不能说服对方。

有一次就所占厂房的租约,杨老板和陈老板没说上五句话,便当着工人的面大吵起来,并不顾及他们同窗情谊,开口就拿对方的妈出气,摩帮内说话粗俗已成习惯并不奇怪。

工人们看到小老板为一点小事翻脸,也在老板间拔弄是非,所以这个总共不到二十个人的集体,从成立开始就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

看来,开工的黄道吉日并没有选好。这使夹在这些人中的我特感难处,我本抱着拔一下动一下的态度,在这种一盘散沙的集体中几乎动弹不得,最后,连秦三都认为我可欺,动辄当着老板指责我。

我虽将技术上的决定权拱手还给了马道刚,但老板们随意定出来的尺寸到头来却要我表态。我只好声明,整个的设计都由陈大发决定,我凭什么下结论?于是马刚把编写产品说明书和企业标准的任务交给了我。

车还没造出来,技术参数凭什么定?虽然可以胡弄我国商检部门,但要骗用户就困难了。当然,中国的商品基本是从外国偷学来的,造假仍是中国大陆的拿手好戏,我就只好根据马老板的意思,把我眼睛闭上,瞎抄别人的东西。

然而,我一双不识时务的眼睛,看不惯缺乏机动车结构的外行胡搞,例如焊接车把龙头,不能用切断材料对接焊起来,这样焊接起来会造成应力集中,潜伏把手折断的危险;秦三将减震器焊成与车架几乎平行,使它不但失去了减震作用,反而会因行驶中车架来回振动力作用,成为撕裂车架的原因。

当我纠正他时,他说:〝那里的位置不好焊,经请示马总以后叫这样焊的。〞

我见他把Xina杨书记那一套原封不动的学了过来,忍不住长期所受的委曲,怒骂他是一条围着陈大发的腿转来转去的狗。

一个三轮车底盘因没有在动工前进行设计,违反机动车常识的地方,到处都是。这样的〝抢〞字当头装出来的车,怎么不发生致命的故障?就是陈大发不提出要辞退我,我早就准备离开了。

然而老马,却反对辞退我。经他们的商议,改派我去当采购零部件总成的技术顾问,买回来的配件因为买东西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件装在何处,它的功能怎样,买回来不是装不起,就是材质不对,要反复买几次还不行。例如一根进汽管因弯曲度不对就反复买了几次。

试制就这样在忙乱和吵吵嚷嚷之中进行下去,谁都说不清焊成的车架有几成合格?正好,那位广东的小罗,却带回了孟拉加国需要铁壳四轮车车身的信息。于是我乘机向老马提出,将我派驻指导四轮车的外协。
铁壳的四轮车身,是离南坪五十公里外的专汽厂大庆分厂制造的。每天一清早,我就起床,匆匆去乘坐从南坪到北碚的公共汽车。

晚上要摸黑才赶回来,回到临时租的房间里已是半夜,疲惫不堪,肚子还是空空的。插上电炉自己弄饭吃,一直折腾到十二点才能脱下衣服,皮肤触到已很久没有换洗过的被盖,感到沾糊糊的,疲惫不堪的我还经常不能入眠。

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我已六十五岁了,仍只身凄凄惶惶在外打工流浪。离婚后还不知家在何处,心中牵挂孩子,也不知道在成都入学怎样了,现在可是他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

想到孩子祖父毕生献身教育,到头来,身陷冤狱,葬身囹圄。他的祖母一辈子立志教育,冤冤枉枉戴右派帽二十三年。我是中共政权下的黑崽子,家庭的不和,给孩子产生的压力,在孩子幼小心灵中刻下了深伤痕。社会影响对他的伤害,致使他对前途迷茫一片,我想不出一点可以弥补的办法来。

窗外飞起细细的雨来,又是半夜了,冬日的夜雨对于僵卧在租用房里孤伶伶的我,感到特别冷,白天受那陈大发故意的刁难和刺伤,心里真不是滋味,睡在床上难以入眠。

经过连夜加班,外销的〝城市猫〞样车终于在奋战了一个月后,横躺在工棚里。进度倒是如期完成了,陈大发还按照比亚特公司的照片,将车架上发动机的位置移到了大梁的中段位置,并且为上下方便,取消了加强横梁,拿出去在附近马路上行驶一圈以后,车架的脊梁好像得了佝偻病似的,塌陷了下去。

我仔细地察看了整个的纵梁,除因为多次返工,反复的焊了又割,割了又焊,留下无数癌细胞一样重重叠叠的焊疤,使整个车架退了火似的变软了。

所以当驾驶员一坐上驾驶台后,还没有装上车壳,车架中部便先掉下去了三公分,我心中明白,这是一台无论如何都不能正常行驶的车。我由此想到摩帮门的胆大不就是因为不懂吗?不懂车的人指挥做车,发生的车祸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可怕。

我正在对这些车架发怔,那陈大发却在一边冲着我吼道:〝你站在那里怔什么!整车要按时交货,进度必需得到保证,你现在根据车架尺寸,将车厢的结构图画出来,明天就去道角的车厢厂,无论如何要他们在五天内,拿出车厢,连夜装车油漆不得有误。〞

我从蹲着的位置上站起身来,正想向他讲我刚才测量的结果,劝阻他千万不要把这种车拿出国境外出丑,但耳朵里突然响起了他第一次到这里来就曾说过:〝……如果样车搞砸了……我们充其量就当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又想到他已累次对我非礼,并扬言要辞退我,便一声不吭的走到办公室里。

画好草图交给老马审阅后,第二天,便拿着草图向道角的方向趁车到车厢厂去。到了车厢厂,他们要求将车架运过去,他们好根据实际测量出车架和车身有装配关系的地方,再定出车身的尺寸。

我告诉他们,老板正追着抢进度,不可能将车架运过来量尺寸。

下午我回到南坪的加工现场,马老板在吃饭时就命令我说:〝光有车身还不行啊;你去把样车的座椅给我定回来。〞
吃过饭我又急忙奔座椅厂,与座椅厂的周厂长商量可不可以按我提供的尺寸先做一套?周厂长冷冷的说:〝你们那个金汇公司一点信用都没有,要新的座椅可以,但先要交付开发费。〞

听了他的话,当即向老马打了电话,讲明现货没有,要想另做座椅必得先交开发费。马老板在电话那一头,恶言说道:〝他们不供就算了,摩帮没有先支付开发费的规矩,只是请周厂长想清楚,今后我们的外销车开发成功,上了批量他想挤进来供应,就已经晚了〞。

摩帮这种主厂吃配件厂兼以讹诈利诱相威胁,逼迫对方上钩是一种经常的惯例。我明明知道这次开发的失败结局,四轮车的门铰链还要等我到大庆沟定下来,不允为座椅纠纷耽误时间。

于是便要了几个长椅子拿回去改制,等到尺寸定好之后,再批量定货不迟。主意打定,便买了一套长安车用的座椅,急急忙忙回到了试制车间。

老马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见我拿着长长的凳子回来,便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按照我们车的尺寸,长丰座椅厂确实没有现存的货,我只好拿回来现存的凳子,由长改短,确定安装的准确尺寸后,再交由加工厂批量的供货。

不料,他把脸一沉,训斥道:〝现在大家都在加班赶进度,派你去半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拿回两个这么长的凳子怎么装?〞那陈大发从工棚里攒了出来说:〝我们是私营企业,不能拿你国营厂什么都等现存的工作作风来混日子〞。
两扳子不轻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将好几天早已沃在心中的怒气冲口说道:

〝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是设计车身,我已经做了,拿座椅我也落实了,并且有了解决的方案,今天一天从早上六点起床,直到现在,工作变了三次,还没有坐下来休息一下,我被你们当作一个棋盘上的走卒一样,一会儿摆在这儿,一会儿摆在那里,如果你们实在看不顺眼,我走好了。〞

说着我把扛在肩上的凳子往地上一掼,那秦三在一旁火上浇油说:〝你这是什么态度?〞那杨老板见我动了怒,便缓了口气说道:〝你吃了晚饭没有,先去厨房把饭热一下,填饱肚子再看怎么办?〞我一看时间,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吃过饭,按照我在归途中想好的方案,同一个工人一齐动手,将座椅改短,支架重做,一直忙到凌晨两点钟,两付座椅已改制成功。马老板自觉下午说的话有些不妥,向我解释说:〝外商的交货期逼得紧,你看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忙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家……〞

我想到再不离开,这种车出了国境线,今后打起国际官司来,我真要兜着祸事走了。晚上便写好了离职的报告,第二天交给了马总。

马老板看着我的辞职书一言不发,此时他从两个多月的吵吵嚷嚷中似乎清醒了下来,他明白我们合作多年,开发四轮车走过了多少政策、技术、人办、资金所铺设的坎坷路。

2003年,一月份,宗申集团的基地从南坪,迁进了他们在大堰沟租好的厂房里面。

就在我执意离开宗申公司的前两天,两台已油漆好,准备运往海关的〝城市猫〞三轮车,雄纠纠正开出了试制场地,在马路上作装箱前的最后也是第一次试车。秦三得意洋洋坐在驾驶员旁边跟着试车,样车顺着铜元局一路下滑。
此时他的心里很得意,因为这是他〝指挥〞的第一台外销样车的制作。

不料刚刚开出去不到一小时,估计两台车驶到河边的最低处向上回返的时候,马老板接到了秦三的电话说:〝两台样车在上坡时,无论如何都爬不上来了,现在正停在河边,只等公司派汽车把它们拖回来。〞

等到两辆新车拖回试制工地的厂门时,秦三沮丧的从样车上走下来,我看到那里程表的读数才十公里,再仔细看大梁已明显压弯,发动机离地面只有10cm,秦三嚷道:〝后轿的速比装成了平原型的,当然爬不上坡了。〞

然而,我最清楚,还不知道有多少问题等着这辆第一台〝城市猫〞。还好,没有伤着人,新开发的‘城市猫’仅仅跑了十公里,便不能再开了,这个车架最后只能割断,从新来过。

承诺按时交货的罗老板只好立即用国际长途告诉接货方,因为客观的原因,海关没有通过,至于何时才能发货?要等海关手续办完以后。

当时对重庆三大摩帮有一句评语说:〝只有摩帮那么大胆,因为他们不懂。〞这无疑是指的现象,要探究摩帮兴起的原因,只能从国营企业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产不能创新,长期成为国家负担上寻找。

摩帮的出现,帮助中共新的当家人,完成了甩掉国有企业背得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国营企业〝破产了〞,大量的富余人员顺势被推出了国有企业,留散到市井中,工人成了社会主义最惨的试验品。

我不知道,重庆的摩帮怎么会热衷于〝冲出国门〞这种壮举?被中共利用和操纵的摩帮,对自身产业所知甚少的水平上,盲目冲出国门无疑于〝找死〞。

也许把摩邦的‘冒险’精神,说成中共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未免夸大,但是用无知和冒失代替科学态度和诚实工作,个体户短浅的暴利追逐,拿出质量极差的‘中国货’,无疑要在走出国门后受到国际制裁,今后会证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产品,同中共的独裁制度一样将受到主流社会的抵制。

自从今年2月,我辞别了含谷,来投马刚后,短短一年时间经历的所见所闻,亲身体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社会百态,目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期的表现,只感到乱麻一团,理不出头绪来,更看不出它今后发展成什么样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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