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下集(八十二)(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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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四川工业学院(网路图片)

【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 访

第三节:王大炳和他的女儿

回重庆后,按留给我的地址,给王大炳发出的信过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诉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长寿后,当年她的女儿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儿子,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样辛勤劳作,总算能图一个果腹,近年来他又自己打土胚,筑墙,建起了能让一家人遮风避雨的窝。

在盐源农场,大家因他的勤劳管叫他驮牛。信上告诉我,他原来的判决,是以叛国投敌作结论的,所以一直没有给他〝平反〞。对他来说,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块土地上当牛马。

来信告诉我,今冬岁未农闲时,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一叙久别之情。

1982年冬天,我在蔡家场迎接了我这位患难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车站下车后,找不到偏僻角落里的二十四中,所以预先和他约好了时间,他到蔡家场以后,我到车站去接他。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在车站上足足等了他两个时辰。中午时分,从车厢里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

他身穿灰色补丁的棉衣,脚踏绿色的解放鞋,由于终年的劳累和省吃俭用,那干瘦苍老的脸,高高突出的颧骨,颈项上黑黄的皮肤裹着深深的皱纹,下巴被树皮样干燥的皮肤拉得长长的,配以压得略弯的腰,榨干了油似的双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展出的两尊屹立门前呆望天空,手里柱着打狗棍的老农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刘文采压榨出来的,而是中共强迫‘改造’出来的。

正在下车的他,手中提着一个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还小一岁,正逢壮年,但那样子好像足有六十开外了,我们大约五年没有相见,相逢第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比之盐源他新婚的岁月,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了。我连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过来。

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叙六年前,给我的母亲送信和带来一包瓜子的情景,指点着所经过的街道上那些没有变的地方。我说:〝世道变了,现在已不是当年,吃的东西并不缺,你不该路远迢迢带这么重的东西来重庆!〞

他说自己土里一点绿豆,算我对你母亲一点心意,他对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着他的脸耽心的说:〝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太劳累,不要太节俭,留着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孩子要你抚养成人,千万不要还像驮牛一样的干,身体拖跨了什么都没有了。〞

算来他的大女儿已经六岁,小儿子才四岁啊!

说话间,我们不知不觉到了医院,因为他曾来过,所以并不陌生。

母亲早已在她的房间里等候了许久,今天特别买了很多菜。吃中饭时,她还回忆当年大炳送瓜子仁来的事,用她的话来说,当时在这个人间地狱里,他给我送来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种生活的希望。

吃过午饭后,我俩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里,在我的宿舍里,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们促膝谈心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去成都探看张锡锟家的经过,还告诉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渔洞、化龙桥、大阳沟等地寻找陈力,皮天明,刘顺森的家。告诉他,由于中共的封锁失去联系的人寻找很难。

第二天,拿出了我写的片断给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说:〝我可惜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精力了,愿你能把我们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进行的反抗以及牺牲难友们的大无畏精神,如实写出来。〞

并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并且预约,成为我第一批的读者。

当我问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难时,他说,这几年,原来的茅草房要从新盖瓦房,更换破烂的家俱和农具,给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时称盐打油、买种子化肥都需要钱。眼看明年大女儿就要开始读书,孩子们的学费全指望他在农闲时候替人帮工,换点力钱。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补疤棉衣,便将我的衣服,翻出几件来送给他。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暗暗替他悲哀,这是一个经中共长期炼狱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内心里那一团熊熊燃烧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胆忠心永不会泯灭。

临走时,我给了他一些钱,虽杯水车薪,解除不了他的贫苦,但总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嘱他明年岁未农闲时一定再来我这里,那时我写的片断就更多了。

从此以后,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着亲人般的交往,看到他们的信更使我想起狱中的经历。

远在长寿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时间给我寄信来,问侯母亲的身体健康,谈他的孩子们上学的情况。

直到1986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帮助下,在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份烧锅炉的工作,以后每年秋收完结,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归来,途经重庆都要来我家一聚,人虽穷而情谊浓,每次相聚如亲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谈国内外大事,有时我们一起到潘老家共聚,畅谈。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长女王琳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那一端传来了她断续的哭泣声。告诉我说,她的父亲因煤气中毒身亡!

闻此噩耗,我吃惊不已。三个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绕道重庆时还来看过我,当时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体没有原来利索年龄不饶人,远离家人更要小心。

没想到,意外厄运真缠上了他。

现在他丢下妻儿,在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后,没有马上身亡,煤气把他变成了不能动弹的植物人,直到那所雇用他的学校通知他的妻子时,一家人才匆匆赶到北京。

他这一走,丢下了两个孩子,长女才十四岁,小儿子十二岁亲朋都是些穷苦农民,加上在这个人情菲薄的年代,谁又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倾力相助?在边远的农村,娘儿三人活下去更加艰辛。

可恨的,对大炳的死负有直接责任的那所雇佣他的学校,想草草了断此事,在三个孤儿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变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把责任往死者身上推,仅拿出八千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将母女三人打发回重庆。

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不知怎么才能保护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着眼泪将行将咽气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车,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庆。

刚下火车,王大炳便闭上了他的双目,与这个奴役他一辈子的社会永远长辞了。悲痛欲绝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车站附近,草草办了丧事,将他送去石桥铺火葬。

他的离去,使我痛失一个可以交心的挚友。他那诚恳,质朴的语言,干瘦的外形,都会唤起我内心对他的无限思念。
也罢,大炳逝去,从此再不为儿女牵挂,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对不平世道愤懑不平了。

面对他丢下的孩子,王琳正面临初中毕业即将升入中专或高中的学业关头,按他母亲的意愿,只要她在初中毕业后,能在城里谋到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满意足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她才只有十四岁,就必须应付世道里处处潜伏的危险。稚嫩的肩上,过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

我竭力支持她读书,至于经济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资中省下一部份来供她。便当着她母亲的面,承诺了帮助她继续求读,至少也要读到中专毕业。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独立生活为止。

我这许多年来,在中共统治的天下,天天耳闻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对受害者充满同情,却无可奈何。渐渐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时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讨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没有去做。

听王琳母亲讲,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学校,因暖气烟道前年堵塞,并未巯通,所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况人死后只付了她们母女仅八千元了事。为亡友,为他的孩子向学校讨公道,索取应赔的损失,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事。

中共把保护劳工权利,口头上唱的比什么都重要,而实际上看看他们制定的劳工权利保护法,便知道他们的虚假,公认的劳工基本权力,中共并无可行办法给以保障,连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所得的赔偿也是低得可怜。

为替王大炳讨回一点公道,为王琳向北京佣工单位多争一点赔偿,我到我厂劳动人事处借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贯彻劳保条例的细则,想找到一点关于用人时,被雇佣者死亡或工伤致残,劳动者可以诉诸法律的条款。

遗憾的是,劳动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只字不提劳动者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规定,以及遇害时,如何索赔的条款。

只有一段〝职工因病伤死亡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凡职工在职期间因工死亡的,佣人单位除承担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住院费,补发十五个月的工资作为一次性抚恤费;承担死者治丧的全部费用;……其配偶在农村的,因死者亡故后而失去了劳动力,应由所在单位给与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补助费,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单位承担生活补助费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据用人单位说,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资仅400元,十五个月工资只有6000元。而给与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补助费,在四川省劳保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每月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补助是连吃白饭苟延生命都不够的。

8000元拿给三个人用来买粮食吃,能维持多久?何况大炳一条人命岂可以八千元了结?当然,这比草菅人命的毛泽东时代,算〝进步〞了。那时,像大炳这样中毒而死的五类,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抛尸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据,只好按〝劳保条例〞中的抚恤标准,找用人单位算账,看能不能多争到一点抚恤金,以救救将面临失学的孩子们。

想到这里,便提笔以王琳的口气,写信给那所学校,一面据理陈述有关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对死亡职工的抚恤规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标准进行计算,一次性需要这所学校所付出的抚恤金,至少需再补一万的费用。

写完了这封信,把它交给王琳,嘱她将原件保存好,一次性复印三份,一份挂号寄给那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如果这位校长抱着不理的态度,则可以将其它两封向劳动部投诉。当然这些信都只能抱着试的态度,因为,这种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会重视的。

两个月后,给学校发出的信,终于有了回音,答应再增加三千元抚恤费作为一次性了断,面对这种〝软打整〞,王琳犹疑了。

她说介绍她父亲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来信说,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纯属他的面子带着〝照顾〞,并不是该校聘的正式员工,所以还不能完全按劳保条例交涉,劝王琳母亲在学校增加抚恤金后,不要再纠缠了,不然他不好处事。

同时马上就是初中毕业生考试,孩子正面临着一场激烈的竞争,据她说长寿地区当年初中毕业生要求考中专的学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专学校招收长寿农村学生的总数不到一百人,在这场竞争中她必须取胜。

她说〝爸生前对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长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让我上学,现在他去世了,考大学受经济条件限制,唯一只有应考中专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从学校毕业后得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暂时只好将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试以后再作计较。

其实她已经在舅公和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追索父亲死亡赔赏的念头,无可奈何地了结了这场人命纠份,在中共专制时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后以1.1万人民币了结了,在中共眼里普通劳动者人命多么溅!!

1996年夏天,在长寿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中专的考场上,王琳在一千多考生只录取96名的高难竞争中,沉着应对,以总成绩486分,远远超过了当时对农村学生的苛刻录取线440分。

但是在如此优异的成绩面前,她的面部没有任何兴奋。在她那孩子气脸上不但布满了倦容,还忧虑的告诉我:她报考第一志原的学校已半月,一直没有发来录取通知书。并且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在重庆市工业学校有没有相识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种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困绕着。

在我追问下,她终于告诉我,这次报考她填写的第一志愿,是重庆工业学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数时,她的中学校长特别叮嘱道,重庆工业校是重庆市经委主办的一所重点中专学校,因为该校包毕业生分配,所以是重庆报考生最多的一所热门学校,考进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类毕业生常受用人单位拒绝女生的影响,所以工科专业,女生被录取的机会比男生更苛刻,过去长寿地区常常发生女生上了录取线,没被录取的事。所以请求我设法与工业校疏通关系,说关系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数线,也有被落榜的危险。

像王琳这样远在长寿偏僻农村里的女孩子,那来与工业学校攀亲沾故的关系?万一真的落榜,要未前功尽弃回家务农,要未交足两万元读该校的议价生。两种后果,对王琳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亲为她读书连老命都丢在异乡,还不是让她能走升学这种唯一前途,她从小刻苦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背米上学交学费;放学了打猪草喂猪;内衣烂了也没有换的,补了又补;做作业把其它同学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打草稿。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亲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钱去交议价费。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灵上烙下了铭心印记,这也许是那个年代,想在求学中找到一碗饭吃的穷孩子们,最痛苦的事。报纸上每年都有这种因考不上学校的考生,走上自杀轻生的消息。

事不宜迟,病笃乱投医了,王琳在几个亲戚的商议下,在老校长的建议下,从银行里取出来一千元,这可是她父亲的丧命钱,用这钱买了烟酒之类的常规〝礼品〞,战战兢兢怀惴着剩余的几百元钱,到重庆找到了工业学校。

工业校已放暑假,就连操场上也没见几个人影,怯生生的她跟着老校长,找到了往届长寿中学毕业后就读工业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表示他可以为王琳介绍现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林老师,据这位李同学介绍,报考同学只要上了线,都可托他来决定入校的资格。

于是老校长和王琳跟着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师住宿楼。不巧林老师放假后回乡下老家一直没有回来,但是这位校友答应林老师回来后,立即办这件事,劝他们暂时回长寿听候消息。

王琳回到长寿,在焦虑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业校的录取通知,仍杳无音讯。王琳心中想:是这笔私下交易出手太轻,还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节?乡下又没有电话,正夏日三伏,王琳在娇阳下天天往学校跑,犹如热锅的蚂蚁,经过发奋努力考试成绩名列前矛的她,还要为求学送礼,撞后门!

又等了十天,她终于耐不住,再度从长寿乡下来重庆,这一次跑来求助于我了。学校在国家统一下达招生指标外,增收应届落榜生的规定,称之为〝议价生〞,教肓上的投资,大陆向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学校招收议价生的‘正当理由’。

我不知道这种议价生的召生人数和价格是谁定的,也不知道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兴的。只听说收议价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子弟期盼求学的一种措施。大陆实行一胎的计划生育,一个家庭一个独生子,特别是贫穷的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唯一独儿进得一所较好学校。

在中共毛泽东时期穷怕了的臭老九们,盼来了发财的好机会。议价学校遍地开花,教育也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之一。古时候卖官鬻爵是可杀头的,而今中共领导下,文凭变成了社会主义流通中特别的商品。当然双方都心甘情愿本无可非议,不过买方往往成了无力支付的穷人。

而且〝文凭〞不是日用的商品,买卖文凭这种公开的腐败在中共后集权时期的猖厥,窒死了求知识求本领的学风。

中国是一个文明教化的国家,自古我们祖先办教育是以〝修身,致知〞为目的,古来圣人办学完全是为了修好社会风气的。提倡苦学,以立身为本,老师也只满足于束攸之礼。

而今文凭既成了进身的通行证,成了有钱人眩耀自己的阶梯。办学的人也从事贩卖假文凭的勾当,在社会上招摇撞骗。

报上偶然看到对买卖文凭的批露打击,那是行骗者搞得太不像话,拿个别人开刀做做样子的。学校都这样,教师收取学生贿赂,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敲诈学生便一点不奇怪了。

令王琳烦恼的就是为了求学的这份礼该送多少?这是不比商场上的商品,挂着〝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牌子,使买卖双方都明白的。送给老师的这份礼,其多少也要根据求学人数变化的〝供需〞关系来调整,俏时可以几千元,溅的也是几十块。

再加上,这种议价为世人所不齿,需要遮遮掩掩进行,王琳再烦恼也只好委屈着忍受,好歹这也是社会主义特色一绝!

不过,已经付出去了一千元,穿着拣来的比自己大两个码子很不合身的花裤子,对于刚跨进城里,在工业学校的大门口徘徊的王琳来说,就是一笔了不起的巨大开支,要知道仅仅这么一送,就送走了他的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抚恤费十分之一的数目,是长在农村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年的收入!

《儒林外史》开头讲元朝未年有一个叫王冕的少年,他十岁时就给人放牛,因为他七岁的时候父亲早逝,母亲为人做针线活,供他到村校读书。每天黄昏回来,放牛的东家给他的一些鱼肉,用帕子包好,带回家孝敬母亲。白天放牛时常骑在牛背上,画池塘的荷花,日渐成名。

长大以后,他常常以自己画的荷花拿来集市上换些柴米,后来有人发现他不但才艺高超,且胸襟开阔,便举荐他去当官,王冕却为了逃官跑到山东济南靠测字绘画为生。没有好久,明朝改代,礼部拟定了在民间行科举考试办法,凡要考取功名,三年一试,以四书,五经,八股文考士。

王冕说:〝这种科举制度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以此为进身之道,必会把文行出处也看轻了。王冕后来隐居会稽山中。
古人连科举制度都有非议,而今天却兴出来贿赂作弊。王琳既然跑来求助我,也是天有巧合,工业学校校办工厂的厂长陈明生,正好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八六年我和陈明生在同学会上重逢,当时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人留下了通讯地址和电话,现在王琳入学的问题正好请他出面帮助疏通。

当我接通陈明生的电话,告诉他有事相求后,他欣然答应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带着王琳匆匆地乘车赶到了化龙桥,在工业学势校教职工的宿舍里,我们很快地找到了头发已斑白的陈明生。

自上次同学聚会后又相隔了十年,十年的时间对于老同学尤其显得光阴摧老。他告诉我,他刚刚才退休,校办工厂和学校的大小化验室他都没有介入了。今年招生办公室负责的教务主任张某正是他的学生,向来关系处得不错。

当我讲到当今社会上教育的种种丑恶现象,生活在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感受是相同的。他当即表示,现在不是评论中国教育危机的时候,而是要赶快落实王琳入学的具体问题,于是他又亲自带着我们去到了张主任的家里。

张主任的爱人接待了我们,但她告诉我们,张老师去成都招生还没有回来,估计要下周才能回家。陈明生当即写了一张便条,把王琳的名字、考区、准考证的编号以及所考的分数全部写在上面,拜托这位张主任务必关照。

便条写好,交给了张夫人还一再地嘱托张夫人等到张老师回来后,务必落实这件事,这么一来王琳的录取才算是有了着落,但终究还没有最后的敲定,回到陈明生的家里,我把和王琳父亲同我在狱中多年交往告诉了他,他感叹说,现在人和人之间感情的空间已越来越窄,社会上除了金钱关系什么都很淡。〞

教师为了多捞几个违心钱,与学生关系搞得如此庸俗,仔细想来难道不是中共统治设下的隔阂么?师生已经谈不上什么感情。

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情丧失,人与人之间全是势、利关系,何等可悲。

当我们起身告辞后,我嘱王琳暂时回长寿家里,好好的休息几天,准备好上学的行李和学惯用具。中专学习的时间足足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所需要的费用还很多,固然我可以帮助她,但必竟是有限的。

大约十几天以后,我终于接到到了陈明生的电话,告诉我,王琳被工业学校正式录取,我问老同学需不需买点礼品,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如此,他和这位教导主任纵有师生之谊,也该随着俗流有所表示。否则王琳就是被录取了,今后还要拜托工业校的老师和校长们对她多多的关照。

他在电话上说:〝不必了,否则也太小看他这位老同学了。〞但是他关照王琳先前送的礼也不要再去追究,礼是王琳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况收礼的林老师今后是王琳的班主任,在今后三年的学业中,不但要依靠他对她的关照,还要在三年以后的毕业评语上得到他的肯定,千万不能得罪他。

但我还是主张找个适当时间,大家认识一下,就在附近找了个干净食馆吃顿饭聚一聚,一来为王琳顺利入学庆祝一下,二来也算是我代表他的父亲向学校拜托王琳今后三年中学业顺利,陈明生同意了。他们把聚会相识的时间订在该校开学的时候,那天我反正要到学校来给她付开学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王琳在得知她被录取的消息,究竟高兴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想到千千万万个类似王琳的孩子,不一定都会得到她这种比较满意的结果,中学毕业升入中专,以及今后处社会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开学前三天,王琳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来到我家,那包里装了一袋绿豆,一袋芝麻和一大块农村的〝老腊肉〞,满脸汗水,脸蛋涨得通红的王琳向我解释说:〝这是我妈的一点心意,本来还想把家里的几十个鸡蛋带来的,但我实在拿不动了,再说路远迢迢的,鸡蛋在汽车上又容易打烂,所以我没带。〞

我知道在偏僻的长寿农村,她送来的东西恐怕要算农家最值钱的礼物了,我那能收下?便对王琳说〝你母亲对你的用心,你应当牢记,这些东西,你在大热天这么老远的扛来,谢谢你妈的心意,但你还是带到学校去,酬谢一下你的陈伯伯吧。〞

后来我知道,陈明生也没收她的礼物,最后还是送给了班主任林老师了。

后来,陈明生告诉我,他已问过张主任,知不知道王琳送礼给林老师这件事,张主任说林老师压根就没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陈明生起了作用,王琳能不能走进工业学校的校门,并坐在课堂里上课,恐怕还是一个未知的事。

后来为托附王琳的入学和学业,我曾两次去过林老师的家,在他的家里家庭电影,柜式空调,国外进口的高级VCD,讲究的家具摆设,应有尽有,比我富裕多了,他那里希罕王琳带来的一包绿豆,一块腊肉啊。想到可怜的王琳连内衣都没有换的,我心里真有说不清的滋味。

听这位林老师说,他除了工作外,还兼任好几个业余的职位,他拿给我的名片上写着,某机械进出公司的推销员。

因穷而逼出来的致富狂热,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动下,对穷得上无片瓦的中国人,产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尤其是像林某这种人,邓小平的政策意味着一个富人集团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古人说:〝人无横财不富〞。

所以现在知识分子,也学会了这种从更穷的人身上进行〝原始积累〞的手段。这可是中国人中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无疑是文革道德堕落的继续,有这种行为的人,怎么能担当塑造人类灵魂的神圣使命?

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经历毛泽东疯狂的摧残已完全堕落,人们以随意的骂人打人为习惯。以公开枪劫为乐事,社会道德的危机日趋严重。接着就被一群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搞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危机,可说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危机。形形色色的腐败以及公开的损人利己已严重腐蚀了青少年,据报上透露,未成人的犯罪年龄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低了三岁,1999年公布的我国青少年作案数,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9%,并以偷、盗为重点。

先前还有在报章媒体上发一点〝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渐渐的淹没在〝怎么发财〞的嚣声中,人们似乎对社会的堕落感到麻木,当局更担心的是救救孩子的呐喊会引发六四的回声,会因此而动摇中共统治的大厦。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口号,就像包着无数腐肉的侬包,越包越烂,人们耽心,为维持一个腐败政局的稳定,究竟会把中国引向何处?

我们古代的哲人主张内心的修养。把修心养性当成教育的出发点,百年树人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业,被一群打着〝解放中华民族〞,〝砸烂封建礼教〞的革命家们糟踏得一无所存了。

当然,王琳送给林先生的礼物,既无聊也无知,然而这恰恰是被社会看作可行的途径,林先生对给他送去的酒和烟不屑一顾,这区区一千元的礼物,对聚财有道的林先生哪里算得上是〝礼〞?但对于连布衣服都没多一件的王琳,恐怕就是一笔想了又想凑了又凑的大数字。

同在一个课堂上的师生怎么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尴尬?所幸工业校求学三年,王琳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名列前矛。我想这大概是王大炳的遗传基因作用,是他那双死不瞑目的灵魂,在阴间对他女儿的督促?

1999年夏天,她从工业校毕业以后,在南坪一家电力公司下属的配件加工厂从事技术室的工作。算是她跻身城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业之地〞,实现了她的母亲最低的要求。

由于我已年老,这几年很想找到继承我的遗志,完成对这个时代无情批判的大业,我曾倾注于我的儿子身上,但令我羞愧的是,在和社会争夺我的孩子时,我却失败了。

曾一度把这种神圣的希望寄托在王琳上,然而没料到,我的影响终于没有战胜恶劣社会空气对她的影响,三年的中专生活,在环境的陶冶下,她那原先诚实的品性被渐渐改变,渐渐地我们失去了原先那种感情,自2003年她结婚以后,我们就很少往来了。

但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延续,王琳是王大炳的女儿,他们身上固有的秉性会最终会起作用,我想我终生反对专制主义那种不懈斗争,终会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结出硕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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