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下集(八十三)(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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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边的吊脚楼(网路图片)

【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 访

第四节:潘朝元

1979年回重庆后,有地址可找的便是潘老,回重庆后还没有电话,我就按他信上留的地址很快接上了同他的通信联系,从信上知道他回渝后,在大坪黄沙溪一家百货商店里站柜台,并暂住在大女儿家里,大女儿是重庆干电池厂的职工。

1980年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去了大坪大黄路,并问到了去干电池厂的路。

到了重庆干电池厂,大门传达室里的人将我引出厂门,指着山下傍在嘉陵江边陡壁悬岩半山中的〝吊脚楼〞,告诉了我潘老大女儿潘丽娜的门牌号数。

我向山下远远望去,认得那些依傍着绝壁札下的〝鸽子棚〞,还是当年抵抗日寇长驱入侵,国民政府从南京西迁,以重庆为陪都时,跟随着国民政府流落这里的难民留下的遗迹。

这些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当亡国奴的子民们,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也为了从简建起可以遮风避雨的窝,选择了这些绝壁,用木板石头为材料砌成临时〝吊脚楼〞,成了当年国民政府抗战的珍贵记念留了下来。

它们曾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被搬上银幕。它们的屹立,证明中华民族的子民不屈强暴,誓死抵抗外侮的气节。为抗拒日人入侵,他们宁愿在这里风餐露宿过着流浪生活。

没想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些简陋的建筑依然还在,中共三十年来既没有将这些遗迹保护和培修留为文物,现在却被编上门牌号码,变成了贫民窑。毛氏三十年统治,建设竟是白纸一般。

而潘老回到这里安居,真是想都没想到啊!

我沿着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问去,大约走了足足半个小时,终于才找到潘老的〝家〞。 他的女儿潘丽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筑的小木房里。当时没有电话,事前我也没有写信告诉他我那一天来访,所以当潘老的女婿打开小木门的时候,带着诧异和陌生问我找谁?

这时在木屋门口仅一尺宽的山路外侧吊脚楼里,响起潘老的回应声。我定睛去看那吊脚楼,靠三根圆木柱,从更低的岩石上支立着。两块厚木板架成了通路。远远看去令人心悬,说不定那阵巨风就会将它连根拔起来吹走。

潘老的回应响过以后,他从关闭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一别四年乍然相逢,我和他都喜出望外,热烈的拥抱后,他喊道:〝啊呀!我的天使,你真是从天而降,来这儿也不给个信。〞他还是那么幽默。

看上去他比在盐源时精神了许多,虽然头发更花白,但脸却是红润的,显得很健康。他的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跟了出来,那是他的小外孙,我来时他正教小外孙做作业。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他的小屋。那小屋整个面积不过六平米,顶上盖着石棉瓦,地上是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小屋上面有半山里的大树作荫蔽,可以减轻太阳对小屋的幅射。

屋里摆着一张小木床,一张小桌和两个小凳,小桌上还摊着小外孙的作业本。虽简陋,但主人却将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环顾了一下小屋问道:〝这小屋冬天恐怕够呛,下面的江风往上直灌,你老人家受得了吗?〞

他尴尬一笑,说道:〝这总比监狱强些吧!何况,这小屋通风和光线都好,有益于长寿。自陈‘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我在此山岩下已历三冬,倒也习惯了,被共产党磨出来的,什么苦也不当回事。〞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大女儿一家。大女儿在厂里任会计,大女婿姓汪在工厂任技术员。两个外孙,大的已上中学了,小外孙还在读小学。

因为事前大女婿没有任何准备,中午他执意邀请我到大坪街上用餐,我们便踏着山路向上走去,边走边以这些吊脚楼为话题,谈到当年抗日战争。

抗战时,他才从军校毕业,在汤恩伯的部队里当排长。由于累立战功,抗战胜利时他升到少将军衔,内战时期他的部队打散了,辗转回到重庆。1952年因在深圳偷渡,准备去香港事情败露,被中共边防部队抓捕入狱。

他一生追随孙中山信仰,若非遇到76年中共大赦令,他是下决心要把牢底坐穿的。我对抗日战争和对国民党军队的了解,颇得他的教益。

我告诉他,‘平反’后,我回重庆路过成都,曾去张锡锟家。他听到张锡锟母亲和兄妹悲惨遭遇后,唏嘘不巳。

讲到徐伯威时,他说:〝1976年我回重庆之初,市委统战部也曾把我请去市参事室工作,但遭到我拒绝,因为我不愿意按共产党的意图,写国民党当年在重庆的历史。我宁可去商店站柜台,也不愿说国民政府消极抗战。〞

于是来劝说他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将他分配到黄沙溪一家副食品零售点,接受每月四十元的工资,聊够糊口。

他说:〝当局之所以今天对我们保持统战的〝客气〞,不仅因为三十年统治,原形毕露,民心丧尽,统治地位动摇了,更因为台湾今天发达的经济和实力。随着大陆的开放,国民逐渐了解真情,台湾赢得了中国越来越多的民心,历史定将证明台湾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宁可住在这里昼迎江风,晚看渔火,过着超然脱世的生活〞!

说到这里,他停下脚步,望着绝壁下滔滔东流的江水叹道:〝几年来,我常常独自站在这里仰望兰天。

春天,当候鸟从南方飞来,秋天大雁从天空掠过,我的心就想到南归,我常常仰天长叹,苏武牧羊十八年,尚有归期,而我也许只好终老这里了〞。

这真是:‘几日避风北海游,回从杨子大江流,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少年读陆游绝命诗,对诗人临终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殷殷之情,尚理解不深,今天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他挽留下,当晚我就留宿在他那鸽子棚里,我们俩将他大女儿屋里的沙发抬进他的吊脚楼阁里。与他的小床拼在一起,我俩就在这〝加宽〞的床上同榻而眠。

是夜正逢上弦月,黄昏一过,月光便从那石棉瓦逢里透了进来,银色的月光洒落到地板上,令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静夜思〞。!

他是我在重庆最知心的知已,我在他面前可以轻松坦露心怀,甚至于个人隐私也无回避,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我的安家娶妻,我讲了邹银双的故事,长叹道,年轻岁月被中共所践踏,身处蔡家场偏僻的乡间,不知我底细的〝好人家〞,又有谁愿把自己的黄花闺女,许配给我这个劳改释放犯?

记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讯地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辞了,好在北碚到重庆并不远,今后每逢假节日重逢团聚的时间还多,那时虽然家里还没有电话,但平时,通信问好互道近况则是经常的。

1987年春,我接到潘老给我的信,说他随着全家从黄沙溪悬崖壁上的吊脚楼里,迁到了重庆电池厂新建的职工宿舍,说我半年与他没相见了,很思念我。在信中附来了一张他所住大黄路新宅的位置图,按照他图上提供的坐标,我在一个星期天再度专门去拜访他。

从公路上到达那楼房的底层,大约有二十米高的石梯坎,我心中暗暗想,这样的新居,虽然免却吊脚楼那种风雨袭击的惊恐,但从马路登到他住的八楼,足有二百余台阶。潘老已七十多岁,每天上下都要徒步攀登,够呛的。

但这年月有一住处已相当不易,谁还管它进出方不方便?

我正仰面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八楼窗口,便听到那窗口处传来了他的喊声,他早就在这里扶窗相望了。

爬上三楼,他已从楼上下来接我,好在多年劳动锻炼,他当时身子还很硬朗,见到我后握住我的手一个劲的摇。我知道,长期的孤单今日得与我相见,那心情一定很高兴。

我们一起走到八楼左边的房门前,他取出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门,进门第一间小屋,大约6平方米,便是他的房间。进到屋里,一个平柜,一张小床,一张供他写东西看书的办公桌。

与黄沙溪旧居相比,听他打趣说道:〝高高在上,空气清新,更加远离人间,进入仙境,我搬来时,想既成了仙,本不应有任何的东西,连这床、柜、桌、椅都不要,中共关了我整整二十多年,出监后又过了十一年,菲薄的工资够糊口,便是中共在我身上体现的人道主义。不知台湾政府知道我们这些当年党国幸存者,住在这高空上有何想法?〞

进他房间后,他张罗着给我倒茶,我们俩在小床上对面而坐,他细细打量了我以后,叹气道:〝你老多了,大概工作够操心吧。〞我微微一笑道:〝你也显得苍老多了,心情大概也不怎么痛快吧?〞

他摆了摆手说道:〝我今年已七十三岁,来日不多,这把老骨头被中共消磨殆尽了,我只希望在回到阴曹地府后,来生再不受这种折磨。〞

说了一会话,便邀我到客厅就坐,自已到厨房去了,不一会从厨房里传来了他的叹息声:〝真够呛!又停水了。〞他告诉我说:〝临近中午大家都在用水,水厂的水压不够,上午就停水了,天天如此。

为了解决白天的用水之需,他只好在半夜起来接水,自来水像一条线一样,开着龙头一直流到天亮还留不满蓄水缸。夏天经常闹水荒,只有等女婿下班回来,到楼下去一盆一盆地端上来,有时候我也要下楼去端水〞。

活到七十三岁,已过古稀之年,生活的苦涩仍在困绕他。

我听到后,忙拿起盆子要下楼端水,他阻止道:〝下午的水已经够了,晚上如果要洗澡差也差不了多少,凑合着用吧?〞

正说着,他的小外孙放学回来,我已经五年没看到他了,现在已经长到一米五以上,俨然一个大小伙子,潘老说他已小学毕业上中学了。小外孙告诉我,外公为了到楼下端水,前几天还在三楼楼梯口上跌了一跤,所以我们都不准他下楼端水。

城里的居民,楼房建起来了,却陷入水电供应不配套的难事,这种本来很快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拖就要几年。

潘老叹道:〝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缺着过吧!〞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女儿丽娜夫妇下班回家。丽娜提着一把宝剑,从客厅里拿进卧室。潘老笑着对我说,他的女儿也学起国粹来了,每天一清早都要提着剑到楼下的水泥坝练半个小时,直到身上起汗方才停止。

我笑着说:〝可不可以赏光,施展几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她笑着说:〝明天早上就请你在楼上看我现丑吧。〞

看来,他同女儿女婿生活还融洽,唯一是他同老伴之间,因为二十几年的隔阂一时没能疏通,所以她基本上还住在缙云山的西山坪养殖场,很少回来,暴政给他们留下的伤痕难以弥合。

下午女儿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孙也上中学去了,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俩人,我才翻开他递给我的杂记,里面有律诗杂文和回忆录,那是他在深夜里的愤世之作,我曾建议他能够系统的写下人生回忆录。

一篇‘南归赋’就我记得的,录下了下面几句:

〝余南国之弟子兮,祖皇考于民国。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义。少时求读军校兮,正逢国难当头。壮年从戎恩伯兮,启于浙中金华。烽火连天生死兮,败军于乱贼中。独苦战众寡兮,身陷敌虏。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镬求生!……〞四十载,他对国民党的向往,至死没有改变。

《七律.十年动乱》写道:〝笔锋战紧更兵锋,国事不堪问吉凶。败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敌婢死生从。强扶拓鲁宣邪道,肆诋孔灵黜正宗。野种独根无好果,民族败类史难容。〞

另一首是对劳改的真实写照,反映了炼狱的过程;〝十年劳改不寻常,欲说真情泪满肠。‘思想斗争’如烈火,精神炙灼胜骄阳。饥劳索命动魂魄,偶语毒刑宁哑盲。压力重重呼吸紧,使人痴慨使人狂〞。

1971年六队的恶吏,张剑波为了和姘妇交欢而虐杀发妻的案发,他写了《恶吏传》。痛斥那些人面兽心疯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写道:〝殊世之共产政权在其阶级斗争之腥风血雨中,对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国民党人仍加紧迫害,除一批在历次运动中杀掉外,四十岁以下的多数投入〝劳动改造〞。

我入监以后,从蒙昧状态到政治上渐渐觉醒,便有潘老启发和影响的成份,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长辈和狱中的良师益友。我们同监十五年,最令我终身难忘的,便是1967年8月那个血腥之夜,我被军警打掉门牙,被打得遍体鳞伤,无法动弹。

兽警还向全体流放者警告说:〝谁敢帮助孔令平,替他送饭送水、倒粪倒尿,就将同他一样受到惩罚〞。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六队在中共狱头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当一批人高举起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浅移默化的作用。

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叫我将他早已准备好的收折床,从客厅搬进了他的小屋里,仍同在黄沙溪悬崖的旧居一样,我睡的床对着他的床安下,中间只留下一个拳头的距离。

夜间,同以往一样,是我们俩久已盼望的促膝对话的难得时光,在小屋内纵论天下大事,昼情释放积郁在内心的烦闷。

夜深了,听那自来水如线的水滴,从龙头中掉进水缸里发出淙淙的响声。他打开那壁上的灯,看看挂钟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了,便起身去看了厨房的水缸里的水有没有接满,然后和我肩并着肩坐着继续讲他的经历。

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从浙东一带逃出包围圈,在兵荒马乱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历数月终于到达深圳,想在那里越境投奔母党。想不到第二年被边防部队抓获,紧接着被遣回重庆关在二监狱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殊连,那时她才三十岁,戴着反革命,反动军官家属双重帽子,拖着两个女儿替人帮佣,受尽欺凌。1958年被缙云山西山坪劳教所关押劳教,做了共产党的奴隶,因为常年劳累,严重缺乏营养,使她瘦如干柴。

1960年,两个女儿姐姐才十三岁妹妹十岁,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饥饿的眼睛,把分配给她的口粮从牙齿缝中节省下来,自己却用菜脚叶充饥,因常年饥劳,经常昏倒在缙云的山路上。

每每讲到带孩子的伤心往事,她那干涩眼眶里常挤出泪来。

1972年,大女儿在重庆干电池厂找到了一份包装电池的工作,依附着大女儿在黄沙溪的悬岩壁上原先无家可归的她,筑起了归巢。1976年在这里迎接潘老从盐源归来,这个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总算依附着大女儿,〝破镜从圆〞了。

人说破镜从圆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来这面被中共打碎的镜子已碎成了粉未,那心灵的粘合力失去了复原的能力。

潘老归来面对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气肿,冠心病,严重的贫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病床上的她反复唠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于他。

性格固执的潘老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就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小屋中,实际上仍处于鳏居独处,逃避着妻子的唠叨和抱怨。

她咳嗽刚停,便又从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说,那儿空气新鲜些。

看到潘老与老妻实际已分居两地,我几次劝他考虑从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我已年老不愿拖累别人〞。

直到1988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在他写的<水调歌头》悼亡妻中,我深深体察他内心里用苦水泡出来的爱,那辞是这样写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

曾经十载医护,病告几番危。

眼看一丝游息,明灭半支残烛,断续又光回。

婿女多劳苦,绝地救娘归。

毕生苦,磨折尽,瘦如柴,能经多少风雨,长寿永不埋。

忽尔一声噩耗,魂断缙云西去,从此弃尘埃。

已矣今真死,遗我有余哀。〞

原来,人生的真感情是伟大人格铸成的。

听他的小外孙说,外婆死后,外公曾闭门三月不出,从门缝里看到他每夜三更伏案疾书。

这时他原先退休的那个黄沙溪付食商店,因为承包给了私人,承包人因为他为人正直,一丝不苟,再三恳请他回店值夜班。

他考虑到继续打工会有三种好处,一是与店伙计们相处聊天,可以抵消亡妻带给他的思念和孤单;二来每天去那个店步行两里地,可以煅炼身体;三来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为老来进养老院筹点钱,所以欣然答应了。

我知道后,劝告他因年纪已大,行动不灵活了,万一在路上摔倒,不但自已痛苦,反而增加女儿一家负担,至于靠守店那点收入无补所缺。倘若需要,那点钱重庆市的朋友都会乐意相助。

但是他执意的去商店值夜班了,反而把每次店里发给他的〝误餐〞糖果留下来,每一次我去看他时,他便将它们包好,硬塞在我的提包里,关照说:〝带给你的小馨馨吧,就说潘爷爷十分想念他,希望他见到这些糖果就像见到我一样,潘爷爷祝他快快长大,好作国家栋梁!〞

1992年我乔迁月亮田后,便把我分到新房的消息首先告诉了他。我诚恳的请他认真考虑我的建议,请他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

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写道:〝我一年一年的老了,身心衰微,举步唯艰,黄沙溪的差事也力不胜任了,所以也不再去了。

然而,每每杂念累累……正到处寻找我此身的归宿地,效外?市内?老家?总要觅得一个合适的去处。有时整天纳闷,情绪很不正常,所有的远近亲戚,邻居良朋,一概不住来了,愿意小屋一人孤寂独处,一年多来断绝外缘……对于生死,我早有准备,很少去专门思考这个结局。〞

他年近八旬也许预感到了什么?本来经过中共关押二十七载,经历长期的洗脑和奴役,其遭受的精神伤害和家庭破碎的痛苦,终身折磨着他。现在他感到妻子彷佛就在天堂口等着他。

由于坚强的信念,经二十五年监狱万般折磨,他晚年仍保持思维正常。

收到这封回信后,我决定立即去他的住处。

这次到了他住的八楼,他仍和上次一样在底楼迎接了我,我仔细端详他,他的确更加苍老了,然而上楼时仍保持着矫健的步伐,他告诉我说,明年他就满八十了,这岁数已令他满足了。

进到他的房间,我指着他放在桌子上已写的回忆录嘱他:〝共产党将我们下狱二十多年,斗我们整我们,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压垮我们,好给良民百姓们展示一下,反共的下场,但他们不但没有整垮我们,相反的,使我们成了这段中华民族最黑暗历史的见证者,成为今天最有资格揭露中共欺骗的人。

这一夜,我们俩再次促膝到鸡叫时才合眼睡去,第二天,临走时,我再次相邀他到北碚住一段时间,他说虽然我的新居提供了条件,但一来他本没有到北碚居住的打算,二来事前也没有和女儿商量。

自从妻子死后,他的女儿把他管得很严。我说:〝你老人家行走如果不便,我可以用厂里的车来接你。〞

讲价还价了好久,最后他答应,过几天到我那里看看我的新居,尤其想看看他最关心的德馨小儿,但讲好了的,当天去当天回,不在北碚过夜。

一个星期后,他果然来了北碚,给德馨小儿带来了四尾金鱼。

在我劝说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写的〝片断〞,并且在回去时,带走了我写的一些初稿。以后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纪》注入他的心血,给后来的读者以更多教益。

1994年,当他得知王大炳因煤气中毒身亡的消息,叹气道:〝怎么天公老是整善良的好人啊。〞当我把王琳带到他那里讲述孩子的困难,并告知他,我已经收她为我的干女儿后,他立即从他的柜子里取出两百块钱拿给孩子,表示对她求学的支持。

在他已近垂暮,仅靠菲薄的退休金勉强渡日,这钱实际上凝聚着对死难者后代的关注和希望。王琳含着泪水说了声谢谢,便跪倒在地。

1995年他满八十,不知是因为阿弥托佛的佛力招唤,还是因为寻找此身归宿的尝试,他应磁器口宝轮寺主持风轮法师的邀请,去那寺院当了居士,其实是应法师邀请,为寺院抄写经文。得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去了宝轮寺。
当我跨进宝轮寺的山门找到他时,他正向一群围坐的老人讲地藏经,我站在远处不敢惊动他,只能从他那微闭双目抑扬顿挫的语言中体会他的虔诚。

一个小时后讲经完毕,他缓缓地向我走来,我迎着他,牵着他的手低声问道:〝在这里习惯么?〞他说:〝四海为家到那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女儿和女婿去贵州开了一个锌矿,我一人整天闷在屋里,正觉无聊,这时风轮法师在街上碰到我,他说我面带佛缘,于是我就来了。〞

我进到禅堂,潘老将我介绍给寺庙的主持。听他说横行于世的大盗和杀人如麻的侩子手,对自己罪业一遭顿悟,皈依佛门是常有的事。

过了两个月,我再度登宝轮寺山门,这一次我们在主持的禅堂里相见,风轮法师纵论当今世道险恶,极言世界末日正逼临人类。

他说:〝潘老已将你在狱中情况告诉了我,端详你的面像很像钟馗,佛祖将你降生,专打恶鬼。仗佛祖庇佑,你在狱中累次逢凶化吉几次逃过死劫,正因为还要继续留在世上打鬼啊〞。

吃过斋饭,潘老从他的寝室里取出了他新作〝等待皈依的居士〞。这一篇就一直珍存的在我这里,成为他留给我的遗笔之一,现摘录于后:

〝我身入佛门,俗念未净,仍然烦恼在心,痛苦难除。时时回忆一生颠沛流离,蹉跎岁月,本有清明的智慧,却被无明掩盖,凡夫的贪嗔痴,三毒迷住了心窍,种下恶业,造了不少人间恶果。

〝……我小的时候,大概尚在襁褓中,吾父,吾母,晚年得子,爱如珍宝,生怕养我不活,长不大,便去拜寄了寺庙,求佛保佑取名小和尚,化缘缝起了一件五颜六色的百家衣,穿到了十多岁,还在叫我小和尚。〞

目睹大陆腐败,而无回天之力的他,晚年凄凉心情可以想见,他只好以依靠皈依佛门解脱自己。

在宝轮寺,他仍以勤奋谦恭待人,诙谐幽默的谈吐,博得寺庙众僧的尊敬,但是,谁能料到,这便是他渡过晚年的最后一岁。

1996年春天,寄住在寺庙中的他,开始咳嗽咯血,起初还以为是普通的支气管出血,半个月服用中药不见好转,痰中的血越来越多,在他小女儿劝说下,由风轮法师亲自掺扶去三军医大检查,检查结果初诊是肺癌。

等到我获悉赶到医院看他时,他已经穿上病号服,住在大坪医院的肺科病房里了。我走进病房,见他一如往常谈笑风生,正在同对面床位上的一个病人讲〝精神〞治疗法:

〝为什么叫生活呢?生活就是生龙活虎,死气沉沉还叫什么生活,你看我有多大年纪?每天早上我还要打太极拳,起来在阳台上练气功,像我们这样的病,如果就这样躺在床上,没病都要躺出病来。〞

病房里的病人向我介绍说,他每天早上六点便按时起床,还要帮助其它病人打开水,真是一个热心快活的老人。邻床还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说:〝爷爷给我讲故事,他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过,好听极了。〞

我问他:〝谁替你办的住院手续?怎么连陪伴人都不请一个?〞他说:〝五天前是小女儿替他办的住院手续,请人服伺每天还要开给他三十元工资,我那里给得起?就是这住院费,退休单位承诺一半,你看,我那有这个经济力量住院啊?〞

贫病交加,他心里十分凄凉!

我又问:〝丽娜呢?〞他说:〝从贵州回重庆一趟光路费得上千元不说,耽误的时间也补不起,我嘱咐她的妹妹不要告诉她,现在病情还没有下结论,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暗地里询问了主治的医生,医生摇头说:〝晚了,没有康复的希望,何况他这么大年纪,最多只能三个月的阳寿了。〞

然而,他依然地谈笑,依然讲些有趣的故事,依然的每天按时起床,依然自己走出病房,打饭菜,打开水,依然的为邻床的病友送药递水!

一个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发生的事,这除了仰仗他那毕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贯的临危不惧外,未必没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聪明过人的长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对着大口吐出的鲜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又过了两周,他索性的出院了,得知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又赶到他的住处,这时他的家刚从八层高楼上搬到了临街的新修楼房,不用再爬那么高的楼。

我去时,他正在收拾他的床铺,很坦然地告诉我说:〝一个人生死有定,阳寿多少都是在阎罗王的生死薄上圈定的,何况我已过八十一岁算是知足了。〞

我担心他这么出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医院未必答应,他回答说:〝医生嘱咐我还是回家调养,开了许多中药,在家里熬药方便,过半个月再来复诊一下,我在医院,每天所付的昂贵的住院费使我反而担心,女儿在贵州找点钱也不容易,我怎么能多花他们的血汗钱?〞

我走进厨房揭开锅盖,锅里面正熬的稀饭。

我问道:〝你现在咳那么多血,如果再不在营养上补充,就是健康人也受不了的。〞他摇摇头说:〝吃不下啊;再说谁能替我上街买菜啊?两个外孙都已在电池厂上班了,早出晚归,我不愿麻烦他们,自己慢慢的下楼上街,生活也从简了,一天两顿都吃稀饭,这样反而肠胃受得了。〞

听他这么说我真想放声大哭。

我忍着悲伤,向他说:〝我替你在北碚请一个保姆过来,专门替你买菜弄饭吧!〞他很坚决的拒绝了,告诉我说:〝我的二女儿和住在杨家坪的外侄女都先后来帮过我,但是我反而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你看我一个人能走,能做事,一旦停止了必要的运动,病情反而会加重的`!〞

面对着形体骷槁的潘老,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却反而拉着我的手吃力的说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放声痛哭起来,这是一个傲骨一身的好人,他一尘不染的品格,如青松傲立在这个世道昏浊的人间,已经不多见了。

拨通了他侄女家的电话,对她说:〝潘老在人间已是最后几天了,丽娜又没在家,千万对他要尽最后几天的责任,请你马上过来,千万不要让他再一个人上街了,万一不小心摔在马路上,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怎么忍得下心?〞
电话那一头传来了哭声,答应马上赶过来。

还没隔上十天,六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我便接到了潘老的外孙打来电话,带着哭声在电话中他通知我说:〝外公已于今天下午两点钟离开了人间。〞我的心顿时收缩得厉害。

我没有迟疑,立即乘坐公共汽车赶到他家时,已是华灯初照。

就在他家楼下的巷道中,灵堂已经布好。逢布遮盖的〝灵堂〞里除了他的小女儿,外侄女和两个外孙,里面空荡荡的坐着几个紧邻的邻居,老家凉平的两位老哥和远在贵州的大女儿,都只发了通知他们的加急电报,还没有赶到。

灵柩前方的一张桌子上两位宝轮寺的僧人正身披袈裟,正襟危坐,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还在不断地诵经,为他的亡灵超度。

那悠扬哀怨的颂经声,吸引着一群周围邻人的孩子们。我坐在灵堂前放的一张长凳上,听着那抑扬顿挫的经文,脑子里正翻滚着几十年回忆的画页:

我与他相识于1960年8月重庆南岸弹子石四川第二监狱中,刚入狱那时我才满二十二周岁,虽头顶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大帽,实在讲还不懂什么叫〝政治〞,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长者。

靠着这天赐的缘分,我们俩在1962年3月份一起从孙家花园在枪押之下,流放到凉山自治州甘洛农场,在那里九死一生地撞过老母坪,同年10月死里逃生又从甘洛农场再发沛西昌黄联关。

以后又一齐押送到西昌地区的盐源农牧场,这其间除了短期的调散,到农六队以后的十四年间都在同一中队,编在同一个组,铺褥相依,朝夕为伴。无论是年龄、资历和学问,他都无愧于我的长辈,在我政治上日臻成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启迪和教诲。

从1960年到1976年狱中相伴十六年,有难同当,有危相扶。我遭受狱吏残酷折磨,被打伤后,在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他敢于顶着枪杆子的威胁帮助我勉励我,渡过最难熬的日子。在饥寒交迫之下,我们相扶为生存而拼博。

十六年令人难忘的共勉共扶的往事似悲歌,一曲一曲回荡在耳际,不敢忘怀。

1975年中美建交,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中共对国民党县团有以上人员颁布大赦令,他得以先一步回到重庆,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中,我脱离盐源的地狱回到重庆。以后,我们又在重庆相逢,以不断的书信、互访联系着我们间的友谊,共勉共励,成为精神上不可缺少的挚友。

然而凭着他在狱中的坚定信仰,待人平和宽容的人品,凭着他的博学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却赢得了狱中共患难的难友们普遍的尊敬。人们恭称他为〝潘翁〞,是狱中最有号召力和威信的〝国民党人士〞。

五○年锒铛入狱以后,他的妻子直接受到了殊连,为人奴佣。不久就被收押进行劳教,从此带着政治上的歧视,拖着两个小女儿,大的不满三岁,小的未足两岁,也在监狱般的管束下,终身为奴。可以说他的一家都因投身三民主义事业,而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业了。

临终前,在他的陋室中伏案留下〝生活与遗言〞,我在这里摘抄下来,一面给我的读者留下对他的简介,一面也让我们知道,老一辈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后人的教诲:

〝由于我过去亲自感受饥饿二字,深有体会,又来自农村,熟谙庄稼人耕田种地的辛苦,正如古人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生逢乱世之我,感受而加以认识,深深懂得物力艰难,从来敬爱农民,从来不敢抛洒粮食,也足见我的生活节约刻苦有了根,再苦我也能过去。

因为我从苦中来,早已苦惯了,君子忧道不忧贫,穷困威胁不到我。

出狱二十年来,一直自炊自食,自洗自补,逢人从不说苦,在经济收入低于普通职工,受着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力,不得不更加节约,不吃烟和茶,酒在严冬喝一口。好在我一个人又已年老,消化机能减退,齿牙摇落,咀嚼困难。每天吃两餐粥,有时候换吃面条,一菜下饭无兼味。

看起来我生活确实清苦,但比起那狱中的日子就好多了……

告诉丽娜丽施两女,我死了不举哀,不办丧事,不穿寿衣,不烧香烛纸钱。臭皮囊一火焚了,不要骨灰,不详之物,要来何用?人生道路上我是一个失意者,没有任何留恋,洒脱而去,岂不快哉!〞

好一位彻底的无我者,临终前留下的这段文字潇潇洒洒,对这个痛苦不堪的人间,没有任何牵肠挂肚和遗憾,没有任何的遗产留给他的后人。当我问主理后事的外侄女,有没有追念他的悼词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她却摇摇头。

在这种临终的时候,纵有千言万语,岂是一段家人的悼词能说清?

好在他身虽归去,灵魂尚存。信仰和追求都随灵魂而一起长存。至于一生,后人如何评说,对于置生死于度外的他也不会计较。更何况,又有谁为他写传记,留存人间呢?于是我默默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他的一生,出生农家,六十年前从政治大学毕业,后来去黄埔求读,从此在心中扎正了三民主义的根,追随着国民党从事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在国难当头,日寇入侵之际,毅然从军,官拜浙江金华行辕主任,并挂少将衔,抗击日寇,八年倥偬。

抗战结束共军蜂起,他愤然率军抗击兵匪,终因兵败成囚,锒铛入狱,然而由于信仰坚定,在中共高压刑镣之下,狱火垂炼了他整三十五年。

自比苏武,用他的精神鞭策自己,激励周围。做到在独裁淫威下,威武不屈,信守了对三民主义的忠贞不渝。其人格,可以昭日月,他一生中无愧于孙中山之最为忠诚的信奉者。

这同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之〝救星〞,贫苦者之救世主,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挑动内战,涂炭生灵,残害无辜,制造人为的战争饥荒,杀人如麻的人比起来,显得光彩夺目。这同那些争夺权位,呼风唤雨,穷奢极欲的当今各级贪官污吏和毫无正骨的人比起来,又是何等磊落!

历史一定会对一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向邪恶斗争一生的人作出公正裁决。历史会永远记念潘朝元这个忠诚的民主战士。》

是夜,就在那灯光昏暗的灵堂之中,在他的遗体之前,我把这段文字在他的灵前默默念后,再一火而焚。就在他的脚前,我将四条长板凳,拼在一起,从温过去鬓发相触的情谊,俯身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声:〝潘伯,我来矣,就在你的脚前与你作最后一次相伴吧。〞言毕和衣悄然躺下,似与往常那样,面对面促膝相对,只可惜此时我们已不能对话了。

心中似有一团烈火在燃烧,一摸我自已的额头烫得灼手。又感到板凳下面凉风突起,凌晨二点左右忽狂风大作,雷电骤起,我定了定昏迷的眼,看那灵前烛光随着狂风而摇曳不止。昏昏屯屯之中,感到那南方尊者来迎接在空中久久徘徊的潘老游魂了。

紧接着倾盆大雨狂泻不止,好似要冲净这地面上人间太多的浊泥垢土,冲净这人间太多太多的不平。

到了凌晨四点左右,楼下响动,他的大女儿丽娜和丈夫才下火车,匆匆赶到。两个女儿扶灵柩恸哭,我看四下,除梁平老哥外并无他人,连生前最密切的挚友都没有在场,我知道他生前的朋友不计其数,仅盐源同过患难,而今就在重庆仰慕他人品的就不少,而今一个也没有来。

后来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绝症后,全部断绝了同周围友人的信息。他的病来得突然,他的灵魂走得仓促。

后来我问到唐元澄等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连黄沙溪付食店,他站过柜台守过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们,都不知道他得绝症的消息。

我若不是特别的关注他的晚年,主动获悉他的消息,未必又能守着他的灵,渡过这最后的令人难忘的一夜!

这段晚年的凄凉和悲景,以及他为自己设计的潇潇洒洒离世的全部过程,真正实践了他的临终遗言。

这同那讲排场,嘱儿托女活得快活,死得悲伤的市俗人们比起来,有多大差异啊!

上午九时许,一辆卡车载着他的遗体,一驾旧中巴客车,载着送行的不到三十个亲朋,就在阴霾的天色里缓缓驰向石桥铺火葬场。

夜间下起的雨变成了霏霏细雨,就像老天爷的泪水永无止尽。

送葬的队伍没有乐队,没有仪仗,没有鞭炮。灵车缓缓驰出巷道,悄悄的,那气氛可以说十分凄凉。

身处此情此景,我泪流不止。十点钟,潘丽娜在火葬场院吊唁厅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家庭遗体告别会。告别会刚刚结束,我已难以坚持,前一夜风寒感染,此时已使我浑身发烧,满脑袋的昏昏沉沉说不清是病还是过度悲哀,坐在那告别会厅前的廊沿长凳上,我止不住哭出声来。

我想,日后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得知像潘老这样的忠枕三民主义之士,在铁蹄,囵圄之下守着这信仰的方寸,矢志未移。而今天又如此凄凉与世长辞,何时才能为他补上一个追悼会,昭扬他光明磊落的一生,以及他为民主事业所作的贡献,他的在天之灵便可告慰了!!

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点,我在泪眼中目送他那枯瘦的遗体缓缓推进火化炉,眼望着那伸入苍穹的浓烟,把他的魂灵和他的肉体一起带入到天堂,永别了这块苦土。

和着他写的〝吊亡妻〞我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悼潘公

《人生如灯烛,烛尽光难收。明灭半载默忍,咬牙独徘徊。

瞀然枯槁今去,六魂悄然苍穹,消洒南天回。蓦然回首处,我在守忠骨?

八十终,坎坷尽,魂弥留。万事萧萧,曾经沙场英雄事。兵败阶下成虏,囹圄自比苏武。晚年佛门皈依,方悟万事空。从此蓬莱去,净土迎君回。〞》

潘老骨灰安葬于哥乐山陵园。

十年后,我同他的侄女一同拜谒了他的墓,在苍柏丛中,彷佛又见他的遗容,于灵前填《江城子》一首:

《君卧山岗已十年,今复见,松柏间。梦里拾遗,故事有多少?纵使阴阳已隔离,五十载,旧时日。

指处荒冢忆昔时,正伏案,愤疾书。促膝相对,岁月能倒流?唯有正义摄人心,一曲在,永唱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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