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下集(八十五)(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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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改造后的大阳沟菜市 (网路图片)

【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 访

第六节:散落在市井里的盐源难友

1985年,我还住文星湾的危房时,有一天中午下班回来,邻居刘大爷告诉我〝你早上上班后不久,就有两个与你年龄相当的中年人来找过你,我告诉他们,你在农用汽车制造厂上班。他们立即留下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给你。〞

我接过那张字条一看,那上面写着:〝令平兄,别来无恙,听说你回重庆后,现在在农用汽车制造厂工作,今天特别的专程从市中区来到这里拜访你。不巧,你不在家,我们又不好去厂里惊动你们的门卫,加上还有其它事要办,所以我们就没等你回家,特留下我的地址,希望你能抽空到重庆一聚。〞

字条落名孟平,地址是市中区五一路某街100号。

在蔡家场听到从盐源返回的何福安讲过,张锡锟和刘顺森后来得到〝平反〞。同刘顺森一起,当年以〝反革命越狱〞逃跑集团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孟平和杨汉群,也从南充监狱中获释,孟平回到重庆后便在大阳沟一带居住。只是不知道他住的详细地址,也不知道他谋生的职业是什么?

孟平比我小十岁,据他本人讲,被捕前是西南铝加工厂的一名工人,因派系武斗而被捕,人很机灵,今天他突然出现,并找上门来必定有事。我本来就想弄清楚刘顺森当年逃到重庆的经过,也想知道孟平等人的平反过程,了解他们从南充监狱放出来的伙计们下落和生活情况。

当时决定下个礼拜,到市中区按字条提供的地址,会见这位当年小兄弟。

我按字条上提供的地址找到那里时,已接近中午,而门却锁着,据隔壁的邻人讲,他平时一大早就出去了,白天很不容易找到他本人,只有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他才回家。我从门缝里向里张望,只见室内堆放零乱,也没什么家具。

问他的邻居,那人说,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房子是租来的,如果你要找他,可到大阳沟菜市场去找,他弟弟在那里开一家火锅馆,门面叫〝兄弟火锅馆。〞

到中午,我才找到了那里。火锅馆正在营业,生意不错,但是除了他的弟媳妇在那里张罗,孟平却没有在。问到老板娘她说;〝他去买火锅料了,你等一下吧。〞

十分钟后,只见他提着一个篮子,身后跟的人竟是夏光然。自盐源一别整整七年没有相见,看他的穿着打扮已与当年完全不同。见面后,最先问孟平,盐源宣判后,什么时候改判的?现在各在那里谋生?

夏光然穿着中山服,还是那个老样子,他告诉我说:〝我成了无业游民,至今落魄江湖,四海为家,前年我到了重庆,一直住在王正印家里,帮他在朝天门的水果市场贩运水果。〞

〝我打听了你好久,都没有弄清你在那里,后来,还是在王明丰那里问到你在北碚。最近,我和孟平合开一个五金商店,做些买卖标准件的生意,上周我和孟平到北碚联系一批业务,问到你的住址就去了文星湾……〞

从老夏介绍中,我已听出,他出狱后,四处流浪,为求生活和孟平在市井相遇聚在一起。我指了指火锅店,向孟平问道:〝这店的生意不错,想来你发了〞孟平淡然一笑回答说:

〝这是我弟弟和弟媳妇的根据地,我们只是暂时在这里歇个脚。从监狱出来以后,我在南充监狱结交的那帮朋友缠上了我,前些日子又在江北碰上了蒋真富,他从盐源回来后,回到他以前的铁作社,铁作社现在改行生产螺丝螺帽。我们商量从他那里拿来的标准件,摆到大阳沟租的一个五金门市中来卖,大家都想弄口饭吃,权且以此谋生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他们的近况已明白几分。问到他们,这么多年来是否安了家,老夏苦笑道:‘四海为家,我们这种处境,谁看得起我们?〞

我们在火锅店吃过午饭,便由夏光然陪着我到了他们开的五金门市,在大阳沟的偏僻弄堂里,我们找到了他们合伙的五金店。

那是一幢居民住宅楼的底楼用作出租门面,门面大约五米宽,纵深不到两米,摆在玻璃厨柜里,全是些普通的联接零件和一些扳手之类的小工具。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正伏在厨柜的玻璃台面上打瞌睡,看来生意相当清淡。

我们穿过门市旁边很窄的巷道,进去后,便是一个通向地下室的石梯坎。走下石梯坎进入地下室。过道里漆黑一团,拐过弯,才看见从地下室射出来的灯光,进去是两间套房,昏暗的灯光中弥漫出劣质香烟的呛人气息。

外面那间房间里摆着两张麻将桌,大约五六个青年男女正围着一张桌上玩着麻将。见有人进来一齐把脸扭向我们。

用不着介绍,我已经猜出这些人是孟平在南充监狱里结交的朋友,他们的年龄差不多都在三十岁上下,从那穿着看,男的全是新潮的牛仔衣裤,女的坦胸露肩,披着没有钮扣的连衣裙,脚上拖着拖鞋,口里叼着香烟,头发蓬乱,好像才起床的模样。

从他们的外形上判断,这是些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所描写的社会底层人物。用我理性的眼光认识他们,这是些随时都同看守所打交道的社会弃儿,是一群被生活遗弃的社会另类。

跟着老夏向里面的房间走去,那里面摆着三张床,一股低档香水夹着霉气迎面扑来,那床上乱扔着肮脏的被褥,以及乱堆在一起的衣裤,地上丢着满地的烟头。证明这些男女们过着群居的流浪汉生活。

看到他们的生活现状后,我马上会想到,为了求生存,他们极有可能就会在今晚的某次行窃中,被当成嫌疑人抓进看守所,他们从小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力,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社会弃儿,没人关心过他们的苦难和内心痛楚。

其实我在盐源渡过的十六年时间,早了解他们了,他们是些从市井和农村流落出来,生活失去来源的人。他们被抓起来,又被监狱放出来,正常人谋生的路在他们脚下已经断绝,只好落到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田地。

中共不但对知识份子造下了罪孽,尤其对劳苦大众,造下了比历代王朝更深更广的罪孽。

下午留下夏光然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他向我讲了他目前的生活,特别讲到在与孟平合伙做机械零件生意过程,他说〝不久前,孟平背着我将价值三万元的零件,私自拉了一车到成都出卖。突然说雇佣的包运车是黑车,车在运送过程中失踪,这件事发生得太蹊跷,那是大家好不容易凑起来的本钱。

车是孟平雇的,想不到这小子给我玩黑吃黑的把戏,现在底金抽空了,生意也做不起来了,所有的人就只好在这里鬼混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异,孟平的底细我并不清楚,当年在六队物色越狱的人也是刘顺森亲自定的,我和他的交往并不深。那一次三个人从六队出逃。究竟怎么栽在重庆,我也不清楚,但获刑的人中除刘顺森饮弹刑场,其余两人都判了无期徒刑。

论人品他纵然变得再坏,也不可能拿大家凑的钱做出这种缺德事,就是黑社会里也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否则怎么在江湖上混?

沉默好半天,我忧虑的问他:〝你同孟平推心置腹的交谈过了吗?我想现在社会极混乱,运输车发生这种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也不排斥你讲的黑吃黑的可能,眼前我觉得你总要找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不能老在社会上混。〞

为了规劝他,我介绍了潘老的为人和晚节,他晚年只是帮人站柜台,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过他的晚年。像老夏这种经历比潘老惊险的人,更要保持一个政治犯的本色。我建议他最好找一个事企业单位,从事管理的职业,千万不可在当前的困境中消沉堕落。

1987年我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水果市场上,碰到了王正印,在王正印家里再次与夏光然相见,当天晚上在王正印家留宿一夜。

这一次有比较宽裕的时间向他们较详细了解。

老夏刑满释放后,便同赖开明,张映国等一起做收购黄连生意,据他说受商贩骗,赖开明被人暗害,生意也散了伙,便跟王正印来朝天门做水果生意。

同孟平交谈到过去农六队可歌可泣的斗争往亊时,他的评价是,〝我们当年在做蠢事。〞他对中共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认为同中共讲真理是可笑的,更不主张同他们正面的硬拼。

他说:〝真理在共产党眼里,只有大傻瓜才会孜孜不倦追求,只有愚弄人的时候才会讲‘牺牲是伟大的’。〞

他断言人是自私的,他说:〝与其抨击当局,触恼他们,还不如去做破坏这个社会的事。例如不惜手段贿赂当权的,通过他们捞回大把钞票,或者把毒品贩到这个国度来,或从事走私,总之‘生意’做得越大才算好汉!〞

1992年,孟平两次到北碚来找我。第一次拿了一个摔坏的轿车面罩,叫我找人给他焊补一下,他说他最近已经在作进口车的走私生意,自己也有了一辆本田车。我告诉他日本车的面罩,不能用普通焊补,只有另外下材料仿制一个,价格要五百元,他没有思考的一口答应了。

那一次,我虽然没有问他的生意是怎么做的,也没有问他现在有多少钱,但我根据中国人还很少有私车年代,他就拥有了轿车,一定在按自已的计划,在做很大的生意,大把捞钞票,一步步跻身于〝中产〞行列了。

第二次他拿了一大卷英文资料,我看是一部全自动洗衣机的图纸和清单,于是我好奇的问他:〝你怎么又在做走私车,又在做洗衣机?〞

他说:〝重庆洗衣机厂生产的洗衣机是我从国外搞来的,我已经买断了它的专利,现在我已查明,这个厂未经我的同意,大批仿造这个产品,所以我将向重庆市经济法庭,按盗用专利的名义起诉该厂,并要求索赔。现在请你找一个懂英文专业的翻译,把这些图纸和说明书翻译出来。〞

听他说的我已猜出,他已混迹进出口商贸场,并在外贸上初露头角了。

我为难的说:〝英语我完全还给老师了,要请人翻译,我不懂这方面的行情,不知道你能出多少钱完成这套资料的翻译报酬?〞

他说:〝我也是一个外行,所以特来请你帮忙,你们厂的技术室里从重大毕业的年轻人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个?〞三天以后,我回答他请人翻译全套大约要三千元,只是他们需要的时间要三个月。他听后说钱不贵,只是打官司的时间恐怕不允许延续那么长,我只好另找他人了!于是他收回了他的图纸。

那时,我家还没有安电话,他已使用〝大哥大〞了。

1994年夏天我在沙坪坝参加一个质量体系培训班,在培训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开的是一个新的凌志车,车上还带了一个很年轻的女秘书,他本人不但西装革履,带着一付太阳镜,很像近代派被尊为大腕的人物。

1996年,我已辞去了我的工职,在壁山的四亨公司〝打工〝,这一天晚上大约已经八点钟了,我正在青杠车站旁的马路边,碰巧他驾驶的凌志车顺着高速公路刚从成都返回重庆,在高速公路青杠出口站把车停下来,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着他的小秘。

这次邂逅,他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这两年他已在进口车生意中站隐了脚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庆和成都拥有两个规模可观的销售门市,专门在西南边境同东南亚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做〝进出口生意〞。

说罢他还从皮包里亮出泰国和越南的护照,和一张出入边境的特许通行证,上面盖有四川省公安厅的大印。

他说他已经取得了泰国的国籍,我明白,他是瞄准了这些年进口汽车的热门,靠走私小轿车发起来了,手里有的是钱。

我问他兄弟现在在干什么?他说现在在重庆宾馆担任业务经理。

重庆宾馆是重庆市政府对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庆官员们的小金库之一。这里有来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与市政府搭线联络,干着各种‘秘密’勾当。能担任这里的业务经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揽到,看来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迹在中共权力富有阶层之中了。

按此推断他们的家庭和出身,当与中共某当权者有很深的联系,或者说他的父辈有当今中共的掌权人物。但是我问到孟平有关与当今中共权力者的亲缘关系时,他从来不作回答,只说自己原来是西南铝加工厂的工人。

不过当与他交换对毛泽东独裁政权的看法,他毫不掩盖他对这个杀人魔王的切齿愤恨,透露他与中共内的某种倾轧有关。

1971年他入狱不久,便到了六队,与刘顺森交为挚友,1975年刘顺森组织向重庆地区的逃亡中,首选的成员便是他,其中他那机灵过人,以及对重庆地区文革状况的熟悉,是刘顺森选择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对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也许就是他的狡诈之处。

那天晚上,我们在青杠镇街边的一家馆子里吃过晚饭后,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园里交谈得很久,他说他在出狱后经过认真的反思,对张锡锟刘顺森的人品推崇备至,替他们的遇难深深惋惜,但认为当时刘顺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讲到他对当前政局的看法,他说:〝我对政治已经失去了兴趣,就是感兴趣也没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个不是为赚钱谋生活而奔忙?那一个不是对中共既抱着一腔怨怒,但不会走上大街散发反对邓小平的传单!

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赚钱!赚政府的钱,赚共产党的钱我决不半点手软,因为共产党内有的是贪官,像我现在干的买卖,首先就是逃关税,巧妙利用这些贪官为我批条子做护身。我现在就是要捞大笔钱来补偿我十年的牢狱之灾!〞

好明确的主张,好熟悉的手段,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资派的黑崽子们,到了今天父母官复原职,以后被称为〝太子党〞的人们,冒出来的肺腑之言,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他算是挤进了中国新生的富有阶层了,凭着他的机灵他会混得很惬意。

深夜十二点钟,他才起身告辞,他的〝女秘书〞一直呆在车里没有出来,我说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说已与他的几个伙计约好,今晚回重庆宾馆住,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反问:〝人为什么要结婚找约束呢?结了婚,行动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个孩子,简直就是受罪,像我现在这样无拘无束不是很好吗?〞

看来他在家庭问题上也是时髦的现代派,同居的双方都不受道德和责任的约束,这是不是新的家庭观念,我不知道。

当我讲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难,以及其它挣扎在贫穷线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资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钱做些慈善事业可是一件积德的事。他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这种好事。

不久当潘老去世时,我打电话通知他,一同去参加潘老的追吊会时,他却没有应诺前往,这令我感觉到他与我们当年狱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远,没有必要同他保持联系了。

至于我所知道的从盐源农场获释的几十名人员中,除了几位获平反回到机关企业的人员,如张忠信,王明丰、王平依靠工资而过活外,邓自新回了西南毛纺厂,陈孝虞身体很不好,曾带信到蔡家场寻找过我,至于陈蓉康因家被拆迁,当时缺电话,随后便失去了联系。朱凌飞、王文典还留在农场的老残队。

1991年当我出差成都专门寻找解放中路张钖锟的家,准备第二次探访他的大哥,但那里已从新拆修,原来的1268号早巳消失,因不知电活号码同他大哥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何方?

刑满释放人员绝大多数处于市井最底层为生活而挣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个地下室里看到的那样。也有些实业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从事一个涂料小作坊,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挣扎渡日。

散落在菜市场从事开面馆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给了他们一点可以求生存的条件,他们年纪都已六七十岁,再没有精力过多去想其它的门道,并以他们亲身经历诉说中共当年〝改造人〞的真相。尤其见证当年高举火炬,英勇抗暴人们的事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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