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克思反动的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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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资本的形成和成为今天高度社会化和高度抽像的劳动载体,它的存在是国家生存发展和国民实现幸福生活的条件。就像生命资源是生物生存发展的条件一样,它从来就与人的贪婪本性无关。或者毋宁说,劳动资本就是社会的,国家的生命资源。就像生物渴求生存资源一样,劳动追求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这样,劳动者自己单独劳动运用自有的生产资料时,就没有资本这东西,只要他们与他人协作并提供佣金这类工资形式时,资本就露出面来,张开了它血淋淋的口。这种荒诞的意识形态结论在武力挟持下,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人。

马克思认为,资本只跟剥削连襟,并且只在现代才出现或至少在劳动协作较发达的状态下才出现。

可资本是远在劳动出现时就彼此相伴问世的。劳动就是资本的运用过程,无论是简单工具下的运用过程,还是大协作下的复杂劳动过程,劳动的性质都完全一样。

因此,资本并不是为剥削而生,而是为劳动而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论述,说是为了揭露和谴责资本剥削,实际是在玷污人类劳动。他把人性在社会化下表现的劣行,植根在人类劳动的整个过程和动机上,植根在资本自主运用和自由组合的全过程中。

这一点,他通过对产业革命摆脱政治强制后的现代大资本的扭曲宣传和充满恶意的意识形态化,将获得了自主权利的现代大资本的形态完全掩盖住早期成就简单劳动的初始资本形态,将两者完全分离。
在他的理论中,自主资本不再是劳动的前提,而是剥削的前提。资本的运用过程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发挥过程,而是纯粹血腥的剥削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资本与劳动的协作上,就是剥削与压榨;发生在资本与资本的协作上,就是贪婪与欺诈。

劳动为发挥它的效率而扩大运用资本的动机,一当发展到彼此的权属分离状态时,就变成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动机,变成了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剥削和压榨过程。

这种对资本的扭曲和阶级对抗意识下的人格化,将资本变形为吃人恶魔。可在人类劳动中,资本不单在现代,在早期时,它就决定着劳动的发挥。资本与劳动和资本与资本合作的纽带在自然状态下,是各个个体利益的满足和愿望的实现。可以证明,劳动者对美好愿望的连续实现和对利益的旺盛追求,是社会协作不断扩大,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

这整个过程,都是劳动与资本和资本与资本良好合作和共同利益的实现以及有效保障下成就的。正是在政治强制引入后,利益的平衡法则被打破,利益被独占或一边倒时,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在强制运用下导致的劳动生产效率下降。

奴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就是政治强制在过去时代的错误或罪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遏制着生产力发挥和人类文明发展。这整个过程就是政治强权对资本的野蛮强制过程。

马克思作为政治强权的鼓动者,他的暴力理论会给资本运用造成什么后果,进而给整个社会生产造成什么后果?政治强制的分配方式于公平是近还是更远,世人早已经领教,相信政治强制下的资本如何导致生产率下降,也逐渐会被大众认识。

我们曾经提到人类经历的几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在最早期的劳动中,劳动所得只归劳动者所有。无论是用于生存消费的,还是有余作为劳动剩余用于再生产使用的,都归劳动者自由支配。这就是人类社会依循自然规则形成的第一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剩余完全由劳动者自行占有,生产资本完全由创造者自主运用。可以证明,正是这种劳动和资本的运用方式开创了人类社会。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石斧、石锄等类工具就是那时的劳动资本。它们在劳动者手中的运用、支配和占有方式,就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更高级的工具足以使强权者统治、奴役他人,人类的一切活动完全依循自然的规定。劳动是自由的,资本的运用是自主的。在这种自由自主的时代,也就是在自由自主的生产方式下,石斧、石锄也有巨大的创造力,正是它们创造了人。因为在猿与人的转变过程中,唯有石斧与石锄等等原始工具的运用在实现人类的这个转变过程。

奴隶社会的形成,是人类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的大改变。政治强制首先看准的就是对强制者有利的经济方式和生产方式。这是人类经历的第二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也是人类第一个政治强制方式下利益被独占的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一切财富,包括奴隶身份的人本身都成为奴隶主的财产,一切劳动剩余都被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本被奴隶主强制统一在他们手中,仅凭他们的喜好和个人贪欲任意运用。

可想而知,在这种强制状态下,劳动剩余会被奴隶主如何任意挥霍,生产资本的运用是何等地低效和毫无章法,奴隶们于此之下凭何会有劳动热情。这一点,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有过令人信服的描述。

将劳动者像牛马一样驱使,以他们的服从和剥夺他们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评判权和要求、主张权,施行无底线的盘剥和压榨的生产劳动方式,以此宣扬劳动创造的“高效率”,难道也是值得称道和赞美的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就正是在鼓动这种生产劳动方式。然而,这种强制集体劳动的方式从来就没有表现出强制者吹嘘的“高效率”,倒表现出的是劳动者创造性的扼杀甚至窒息。它的一切经济“成就”只能依靠无底线的盘剥和血腥的压榨。

封建的形成,开创了第三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也是人类第二种政治强制方式下的资本运用方式。这种方式以封建王侯的利益为原则,但它是以税赋的形式剥夺劳动者的部份剩余产品,并强占着一切自然资源,不再像奴隶主那样强占劳动者全部剩余和人身权利。或者说,这种方式使盘剥有了一个底线。

这个时候,是劳动剩余被封建主强行盘剥占有,生产资本在封建等级制制约下运用的时期。

这种方式下的资本运用依然是政治强制的产物。社会延续形成的仁、义、礼、信等等交往规则远不足憾动封建王侯的政治权柄。

随着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思想家们以自然法权为依据,确立了人的自由、自主权利。产业革命重新确立了劳动剩余由创造者所有,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方式,从而创立了第四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恢复到了早期人类依循自然法则形成的状态下。当然它与那个时代的劳动和资本运用规模已有所不同,但它在劳动剩余的占有权和资本自主运用权上却完全一样。

在新的自主资本方式下,社会生产、劳动已有了根本改变,大协作方式使劳动在规模上,效率上、技术上,都远比早期不可同日而语。而大协作派生的再分配等类问题,特别是政府这类政治组织使赋税的存在,也使它有别于早期的自由劳动和资本自主运用方式。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的资本自主是政治民主的选择,它符合自然法的规定。就像早期的资本自主是自然的规定,它本身就来源于自然法一样,因此,它必然是最高效和最合理的生产方式。

但马克思否定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合理性。他以劳动与资本相分离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理由,否定了资本自主权。他要重新用政治强制方式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在强权者手中,建立一个一切劳动剩余由马克思主义者占有,生产资本由大官僚凭意识形态运用的生产方式。

这种劳动和资本的运用方式,比较刚刚被产业革命推翻的封建强制下的资本运用方式,要显得更霸道,更黑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更无约束,也远比这种方式下对资本的运用更低效。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毁灭一切传统和一切社会自发、自觉的公义原则基础上,凭意识形态建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它完全无视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和自主权利,公开蔑视国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权。它以“公有”的名义和阶级专政的名义,强行霸占全部社会劳动剩余。既剥夺了劳动主体对劳动和财富创造的自主权,也剥夺了他们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评判权和主张权,使劳动者在公有的名义下堕落成了事实上的奴隶。

并且,在劳动剩余的大官僚占有下,必然是生产资本的官僚主义运用,它使资本的运用变得比封建强制下更加低效,更加黑暗,更加荒诞,也更加反动。

马克思的资本运用方式无疑是一次历史的倒退,它使资本运用方式退回到了人类生产史上的第二种资本运用方式状态下。他的《资本论》就是一次资本强制运用方式的创新,从此使人类社会有了第三种资本强制运用方式:剥夺自由,无视人权,劳动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

民主革命建立的资本自主也是一次倒退,它是向第一种资本运用方式的回归,它使人类社会有了第二种资本自主运用方式:民主、自由,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自主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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