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退党征文】华夏匹夫:市场经济与专制极权——水火不能相容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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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是计划经济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公有制在20世纪的常见形式是国有制,即以国家或全民所有的名义,将生产资料等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物质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牢牢掌握、操控在政权拥有者的手中。这是自苏俄“十月革命”后,在地球上兴起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下,政权拥有者可以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充当起经济活动计划、组织、管理和决策等“全能者”角色,按照自己的需要(不一定是市场和社会的需要,更不是名义上的“所有者”全民的需要),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筹划和操控、指挥。如果没有公有制,政权拥有者也就没有了生产资料等使计划能够得以发挥效力的作用对象,这样的计划经济就无从谈起。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要能同时得以长久稳固,又需要强权政治作为保障。而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唯有专制极权能对这样的稳固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强力。因此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一定是专制极权大行其道的国家。这是目前人所共知的常识。

更重要的是,与专制极权捆绑在一起的公有制,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界限被模糊化,使生产资料、自然资源等重要经济资源,最方便特权阶层随意解释、界定,利用其无限伸缩性与弹性,最终化为己有的一种权贵所有制。政权拥有者以全民所有为名,将这些资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随意支配和出卖、让渡以获取私利。这样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企业亏损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资源的严重流失问题。久而久之,就会使得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几乎失去全部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得不依附于权贵,和通过利益联结而与权贵纠缠在一起的富商阶层。于是,底层民众最终变成了再也无法独立生存的奴隶,变成了权贵和富商获取利益的工具与仆役。

当然,公有制也并非专制极权政治制度的“专利”。在一些宪政民主国家,也有程度不同的公有制存在,譬如印度、英国等。这些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腐败,但因其官员特权受到其制度的强力约束,腐败的程度非常有限,属于国有的经济资源被特权阶层随意让渡、出卖而获取私利或化公为私的现象十分鲜见。但国有企业效益的低下,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所有权与经营管理行为的脱节,同时也在于资产法人无法深入到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屡屡导致要么管理失控,资产所有者的管理意志不能得到正常落实;要么决策失误,资产所有者因为远离生产经营实务,其经营决策过多地偏离生产经营需要和市场、社会需要,不能使企业取得应有经济效益。因此在这些国家,近些年来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运动,将国有企业通过有序的转让而变更为私有企业,以摆脱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陷阱。

近百年来的世界史证明,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比较,市场经济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先天的能动力量。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是依靠计划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在中共统治前期持续大约30年的计划经济,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推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让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样的危机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改弦易辙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才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开始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

然而严格的市场经济,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普遍惠及广大民众,实现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因此要以公众的自由、平等为发展前提。如果社会没有自由、平等的政治环境,无异于捆住了绝大多数人的手脚,从而为少数权贵和与权贵结成了利益同盟的富商阶层,预留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市场经济便被大大扭曲,蜕变为特权经济,使得权贵和富商等极少数人狼狈为奸,攫取社会的绝大部份财富,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而普通公众则被这样的少数人逼入地狱。2009年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刊发韩洪刚采写的报道称,“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报道接着引述“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说,截至2006年3月底,在中国3200名财产过亿人民币的富豪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约为7亿元)。

而不少普通民众家庭,年收入仅有1-2万元;更多农村家庭年收入仅有数千元,不仅没有任何积蓄,且往往债台高筑,在债权人频繁的催债、逼债中,诚惶诚恐地打发着日子,苦度着时光。

在目前中国的专制极权制度环境下,即使偶尔出现“包青天”,甚至出现贤君明主,也对权贵们的为非作歹、普通百姓的悲惨境遇无能为力。以至于有的官员感慨万千:做坏事恶事轻而易举,做好官清官难上加难。其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极权使得中共政权已被一系列腐败份子层层肢解,并将肢解得来的那部份劫持占为了己有。他们劫持占有的那部份,被他们自己培养着保护着。一旦中央实施某些利于这些腐败份子的举措,他们随时可以将被肢解并劫持占有的政权躯体拼合起来,使中共以一种整体的态势运转,发挥着保护、放纵他们的作用;但当中央要实施某种于百姓十分有利,却于他们不利的举措时,就与他们的特殊利益格格不入了,就与他们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和冲突,成了与他们的利益博弈。在这样的博弈中,他们就会牢牢控制住劫持占有的那部份政权躯体,而不允许各被肢解的部份整合在一起,使中共显得软弱涣散、运作无力、关节不通、政令不畅。这样就轻松地控制住了中共,几乎完全抑制了中共对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的有益作用,而使自己日益坐大为独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他们甚至把中共最高领导人用作了自己为所欲为的工具,让最高领导人时常为他们的种种恶行扫除障碍并保驾护航。而当最高领导人要按自己的意志去为国家民族做好事、为国人谋福利时,他们就会恃权自重毫不买账,把这个最高领导人置于十分尴尬难堪、力不从心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打压人民时往往得心应手,而要反腐倡廉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

近20多年来,特别是1989年“六四”大镇压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无数越来越积重难返的恶劣现象:“体制改革”,越改社会越黑;“道德教育”,越教育官员越不道德;“大力度反腐”,越反官场越腐;“先进性教育”,越教育官员越堕落;“三个代表教育”,越教育官员越无法无天;“作风整顿”,越整顿官员作风越败坏;“打黑除恶”,越打越除官员越黑越恶;“确保社会稳定”,越保越积累矛盾也就越不稳定……

客观地看待这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凭良心说,的确有少数当权者人品太龌龊卑鄙,但总的来说根源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这种制度逼迫着好人变为坏人恶人,让好官清官不能得志,甚至受到严厉的打压迫害;包庇纵容、甚至培植着贪官赃官和坏官恶官,使得我们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中国至今有人渴望“包青天”,然而由于制度的“清官淘汰制”性质,因此几乎出不了“包青天”,即使偶尔出现了“包青天”,也会因为势单力薄而败落敌手,最终被打入阴山僻壤,甚至蒙冤受屈,丢官丧命。面对这样的恶劣局面,即使高度正直贤能的领导人也无能为力。因为再好的政策都像一把双刃剑,都难于避免其两面性。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官员出于本能驱使,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于自己有利的那一面。于是好政策就会在贯彻实施中严重地走样变形,最终体现出来的,就有绝大部分是反社会、反历史、反国家、反民族、反人民的效果,从而把国家拖向灾难深渊。

这很像中国几百年前的明朝社会。明太祖朱元璋苦心孤诣要求官员守法,反对和惩治贪赃枉法官员的律法十分严厉。但其政治制度导致“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至亲”都要借权发财,终致大明“国势如溃瓜,手一触即烂;民心如实炮,捻一点便燃”。

因此,这是一套最宜于干坏事恶事荒唐事,而与好事善事正经事格格不入的制度。

在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体制之下,凡属正直贤能的最高领导人,往往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孤独痛苦中悲哀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还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什么重大的贡献呢?看看胡耀邦、赵紫阳的最终结局,我们就该明白一切了。在这样的体制之下,胡耀邦和赵紫阳迫不得已地做了傀儡。当他们不愿再做傀儡,而要以自己的意志去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时,他们便很快被邓小平等等一类肢解、劫持了政权躯体的人专横、野蛮地淘汰出局。现在中共的政权躯体被肢解、劫持的比那时更要严重得多,摆在中共任何领导人面前的几乎都只有两条路:要么心甘情愿、老老实实地做傀儡,要么被专横、野蛮地淘汰出局!

因此,市场经济是必然要以保障国人自由、民主、人权等天赋权利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为基本前提的。离开了这个前提,市场经济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发展的成果,却很难让普通民众获得共享机会,反倒会把普通民众取得的成果攫为官有,任凭官僚权贵与少数富商狼狈为奸予以瓜分,让财富创造者沦为赤贫,甚至沦为乞丐。

中共的专制极权,给中国的经济资源官有和物质财富官享,披上了“市场经济”的华丽包装,将普通民众逼上了越来越难以生存的绝路,不仅如此,还制造着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生态环境破坏等等古今中外最大最严重的社会恶果,将中华民族逼到了另一种濒临崩溃的边缘。

市场经济与专制极权,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两极。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市场经济必将扭曲变形,蜕化为官有官享的特权经济,这无论是在当今中国还是在当今世界,都是不可否认的活生生的现实。

甚至就连左派学者张宏良也忍不住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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