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退党征文】华夏匹夫:中共“发展观”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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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诞生起,就一直在寻求一种谋取政权和经久不衰地巩固其专制极权的捷径。当年(20世纪40年代)安排王震在南泥湾大规模种植和贩卖鸦片,为中共军队提供了巨大物质保障,使得中共摆脱了经济困境,为其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后来中共真的夺取了政权,先是在前30年,以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残酷打压异己,血腥镇压任何反抗苗头。这些政治运动带有十分显著的巩固维持政权试验性质,但其试验效果并不符合预期要求,巩固维持政权的功能十分有限,而且还在多方面积累了更加深刻的矛盾,使其陷入了严重的政权危机。后来邓小平等中共党国大佬从危机中醒悟过来,或许从其党史中几十年前的“南泥湾经验”得到了某种灵感启示,因此几乎彻底否决了前党魁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巩固维持政权的既定方针,毅然抛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作出了不择手段发展经济的政治决策。虽然邓氏“猫论”只是公开声称带有回避、反对“社资”争论的目的,但始终也难逃“不择手段”的含义。

我在《中国民运与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中,对中共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作过一些分析批判。我认为:以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国民的斑斑血泪、累累尸骨给自己的谋权发迹铺路,而且还以此为荣,以此为乐,既毫无愧疚追悔之色也毫无悲悯痛惜之意……中共从那时起直至现在,就一直是这样毫无悲悯痛惜之心地看待国家、民族利益以及人民自由与生命的无谓牺牲,并把自己权力的获取与巩固,置于这些牺牲之上的。这正是中共成功谋取政权的一大秘诀”。在此基础上,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共的很多策略都可归结为一句话:权不在仁,权不讳恶——不论是谁,不论外国人中国人,不论以什么方式作了恶,只要于中共自己的权谋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避讳,更不需要反对,相反还应加以充分利用,并对作恶者予以优待厚谢;为了满足权力追求的需要,既要容许别人作恶,也要不惜自己作恶。

翻开中共发迹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其每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会出其不意地采用正人君子所极力避讳的阴谋诡计转危为安。例如在其成立后不久,卖国求荣投靠苏俄取得经济援助,并依靠苏俄黑手,胁迫、劝服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为自己创造了苟延残喘维持生存的机会;它本来是一个极端崇奉专制极权的邪党,却为了迎合民心民意,在中国各界民主自由情绪高涨之际,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专制独裁、热情赞誉美国民主,以此标榜自己的民主追求,达到收买民心目的;当它的组织获得一定发展壮大、在中国有了一定市场后,便又寻找种种理由和藉口,对要求和实施党内民主的力量及威胁最高当权者的功臣、各级骨干,进行全方位的残酷打压和清洗,甚至不惜进行肉体迫害和绞杀,藉以消灭自由民主的种子,进一步制造专制极权的土壤和温床。这种打压、清洗和迫害、绞杀,后来从党内扩大到了对付党内外异议人士,而且手段日益凶残毒辣,今天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抗战打响后,又利用国民党军队疲于抗日作战而无暇顾及中共存在带来的威胁、无力分兵剿灭中共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发展自己的党徒和军队;不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国家民族大局需要,对激战于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一系列偷袭、骚扰活动。另一方面又恬不知耻,贼喊捉贼,在千方百计隐瞒自己偷袭、骚扰国民党军队,严重威胁国民党军事实力和抗日主战场的事实的前提下,抓住国民党因迫于内贼隐患而不得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进行痛打猛批,以此贬低国民党形象,给自己本来肮脏丑恶的灵魂披上光彩照人的外衣,欺骗蒙蔽全国人民;在中国全民抗日情绪高涨之时,使出挑拨离间诡计,策动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国民党高级得力将领,绑架劫持了正潜心于领导抗日斗争的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公开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同时利用这一事件中,中共在斯大林强力干预逼迫下不得不放弃谋杀蒋介石计划、并释放了蒋介石的事实,移花接木地将斯大林的秘密指令,宣传为中共巨头们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对蒋介石采取的宽容忍让战略决策,以此给自己塑造“大义慈悲”、“虔诚为国”、“英明正确”等虚假不实的“高大”形象,从而成功迷惑了公众,甚至迷惑了当时不少思想前卫激进的知识份子,使得他们不假思索纷纷投向了中共怀抱,把原来对国民党的认同支持转向了中共,并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共;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后,中共又贪天之功为己有,不遗余力鼓噪宣传经其多次恶意篡改的抗日历史,千方百计抹煞国民党军队在抗日主战场浴血奋战的史实,将抗战胜利的功劳完全归于自己名下,窃取抗战荣誉光环,直至把自己吹捧粉饰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恬不知耻地接受不知底细、不明真相的民众的顶礼膜拜,以欺哄、诈骗等卑劣手段,为其专制极权统治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假冒虚伪的“合法”依据。

大约三年前,我在地摊买到一本旧书:中共于1969年8 月编辑出版、供内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书收录了毛泽东1949年12月5 日至1968年10月31日发表的讲话、指令性文件等文章共113篇。其中有一篇于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说感谢日本人。我跟日本人说过,我认为你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你们这个侵略,激发全民族反对你们,提高了觉悟”(见该书144页)。这段话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领会的暗示:正是日本的侵略,才给了中共一个生存、发展、壮大的机会与空间。要不,中共很有可能早就在国民党的围剿中灰飞烟灭,由几个巨头带路,领着手下一大帮子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党徒,哭嚎着或者垂头丧气地去见自己的马克思老祖宗了。

因此“权不讳恶”,既是中国古代传统权谋文化,也是当今中共以权谋文化为核心的党文化的全部“精髓”!

“人不要脸,鬼都害怕”,何愁江山政权?也许就是这句中国民谚,给了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某种灵感?

中共权贵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竟然可以踏着尸骨狂舞、饮着人血狂笑、听着悲号高歌!

中共在过去战争中使用过的那些谋略,在今天有相当一部份,与取消一切道德限制的“权不讳恶”的权谋准则紧密结合着,按照实际需要做了某些改造,同时还做着原来没有过的创新,产生了一些原本没有过的招术,产生着无以复加的恶劣影响。它在今天发展特权经济中的不择手段,就是这样的招术之一。

在“创新”的基础之上,中共还把“权不讳恶”的权谋准则,运用到了国际外交领域,运用到了处理与邻国的领土纠纷:它竟然在国家民族没受到任何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于1999年由江泽民代表中共,把100多年前清政府与俄国签署的、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联合国也未予承认的9项中俄不平等条约,秘密签字承认了下来,让其成为了合法条约,将中俄世代相争的、面积相当于100多个台湾的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拱手让给俄罗斯,永远断绝了后代子孙的讨还之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标准,属于中国的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近半在近年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汶莱等国和平占领,其中一些国家已在岛屿上加强军备,并逐渐修建永久性设施;1979年所谓“中越自卫反击战”中,造成中方战死2.6万人,受伤3.7万人的边境地区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也于1999年由江泽民签字划归越南;从今年8月开始的缅甸战事,揭开了中共47年前出卖国家领土的又一黑幕:47年前,中印爆发边境战争,中共称“大获全胜”,但这个“胜利”并未被转化为中国对双方争议地区藏南的实际控制——中国方面从1959年实际控制线再向北撤退20公里,丢失了9.2万平方公里领土。印度方面,其官方将藏南和达旺纳入版图。对于如此“重大胜利”,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 “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不如说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对此,中共军方作家金辉在其著作《墨脱的诱惑》中作出结论说,“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

无独有偶,1960年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实际上中方也吃了大亏。当时缅甸实际控制的只有片马(片古岗地区)、南坎。而南坎本来就是中国的,这一点缅甸自己也承认,它当时也继续要求续租,但主权属于中国。对条约中中缅边界北段,中共“考虑到缅甸的实际困难”,只要求缅方归还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寨子,把南坎送给缅甸,为此引起不少政协委员的异议。周恩来在当时的一个会议上解释为:目的是求缓和,避免引起紧张局面;中缅现在是友好国家,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能过高,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采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

近几月前的缅甸军政府大肆进犯华人聚居、民族自治的果敢地区,严重威胁10多万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共居然像当年对待红色高棉屠杀数十万华裔一样撒手不管,闷着头大办自己的“辉煌60年”豪华盛宴,只是一再哀求缅甸军方:千万不要在我60年大庆期间打起来,不要搅黄了我这场天下第一的盛宴美餐!

以上所述中共一切的一切,都始终无法绕开一个鬼魅的阴影:“权不讳恶”;正是为了一个目的:巩固维持自己的专制极权。

对中共“发展观”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怎么都难逃其“权不讳恶”的鬼魅逻辑,其最终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巩固维持自己的专制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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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识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奋力挣扎;在痛苦中挣扎,就有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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