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退党征文】十恶中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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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党性至上,颠覆人性

古人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仅如此,人情、人伦、仁爱、良知等等,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性,或曰超阶级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人性自古有之,具有相对的不变性,其中包括善与恶两个不同的部分,善又制约着恶,从而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所有的非共产党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

但共产党却与众不同,它明确否认超阶级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的存在,既不承认人性中先天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中天赋的贪恶。在共产党看来,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而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则是“党性”。 换句话说,党性是至高无上的

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最集中体现的党性,具体是指共产党员的政治属性。它要求党员必须时刻听从党的召唤,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党性的核心就是对党和领袖意志的绝对服从,讲白了也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共产党历来强调,党性是绝对的,高于一切,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在所有共产党国家,增强党性不仅是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而且还常常被变相推广为对每个公民的要求。

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共产党的这种唯我是从的本性决定了党性与民众利益之间的水火不容。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否认普遍的人性,强调党性至上,虽然不会使客观存在的普遍人性因此而消失,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对人性的彻底颠覆,也就是对人性中善的部分的践踏和扼杀与对人性中恶的部分的放大和纵容。试想,既然党性至上,既然党的利益和需要高于一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普遍的人性标准,亲情人伦和道义良知当然也就可以统统抛于脑后,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当然也就成了可以随意移动的标准,只要目地正确手段当然也就可以在所不记。举例来说,不能杀人是人类的公理,但党认定的敌人却可以除外;孝敬父母是社会的通则,但阶级敌人的父母可以除外;仁义礼智信是道德的基本要求,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也可以除外。共产党就是要铲除这些抽象的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也就是要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所以共产党注定是反人性的。

中共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典型。

中共诞生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特别是建制之后的五十多年中,在“党性”的强制之下,为了所谓党的利益与需要,难以记数的党员和民众置亲情人伦和道义良知于不顾,干出了许许多多伤天害理荒诞不经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性被严重变异、扭曲甚至吞噬,要么变成了中共这部“绞肉机”的“驯服工具”、“螺丝钉”,要么变成了具有双重乃至多重人格的“两面人”、“多面人”。严格的讲,这样的人其实已经不能也不配称之为真正的人了,已经完全变成了非人!

虎毒尚不食子,亲情更乃天经地义。但中共却把人变成了虎狼,甚至比虎狼还凶残。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可以说比比皆是。即便连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领袖也无法完全幸免。

周恩来夫妇生前关爱的“战友遗孤”很多,但其中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最密切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另一个是李少石的女儿李湄。她们俩都是周恩来当年亲自认下的干女儿,也一直称呼周恩来夫妇为干爸、干妈。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他去世时,孙维世才五岁多。后来,孙维世兄妹四个在母亲任锐的艰辛抚养下长大。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跑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恩来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还把她带到了延安。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的感情一直非常好,1950年她独自在西花厅为干爸干妈布置庆祝银婚纪念日,令周恩来夫妇大为感动。在孙维世写给周恩来夫妇的信里,也一直称他们为“亲爱的爸爸妈妈”。

文革中孙维世夫妇受到江青的迫害。1967年12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先是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金山,后来把孙维世也送进了监狱。孙维世在牢房里一直戴着镣铐,还经常遭到毒打,最终于1968年10月4日被迫害致死。死后孙维世的家人发现她的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

周恩来夫妇得知孙维世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邓颖超感慨她“死得太可惜啦!”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初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身为孙维世的干爸,周恩来明知自己喜欢的干女儿是无辜的,却不但不劝阻对她的迫害,竟还签字同意逮捕她,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了解了这件事后都会说,这样做太残忍太没人性了!

周恩来这样做当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在签字前,他一定也有过每个人面对这种选择时都会经历的内心斗争甚至是挣扎,但最终他还是签字了。是什么使他最终做出了这种毫无人性令自己也非常痛苦的选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既然党的利益和宗旨高于一切,绝对服从是唯一的选择,当党要置一个人于死地时,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爱着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作为党的一分子,也要强忍着痛苦,义无返顾的无条件的将他送进监狱,或送上断头台。身为中共最高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都不能例外,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共历史上,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可以说相当多,这就是党性吞噬人性必然带来的恶果。

到了文革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就愈加普遍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卞仲耘老师就被女学生们戴上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则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此残忍的行径,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可言?!

党性至上、颠覆人性的结果,不仅让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而且使许多为人类所不齿的恶行居然变成了崇高的事业和正当的行为。

众所周知,鸦片不仅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更是危害人类心身的毒品,为所有稍具良知者所不齿,也是各个国家各种政权都要打击的共同对象。但在抗战时期,中共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大片种植鸦片,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当时即任鸦片专员,党性模范张思德民间也说他其实是因烤鸦片而死。毛泽东当年曾专门撰文对张思德赞扬倍至。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也发表讲话,称赞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任弼时的党性给予高度评价。但“党性强”到竟置人类应有的良知于不顾,把罪恶的鸦片勾当成了自己献身的崇高事业,这又是多么得可悲和荒唐!。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她被投入监狱后,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她时,因为怕她呼喊口号,在“党”的授意下,监狱今年感派人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就用刀切开了她的喉管。这明明是残无人道的兽行,却因为是所谓党和革命的需要,竟也成了名正言顺的正当行为!

无独有偶。1989年,在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等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遭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一事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江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按照源于人性的道德通则,强奸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哪怕是个罪犯,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作为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对此却显然不屑一顾,公然声称如果是“暴徒”遭人强奸就是“罪有应得”,可见中共对人性的颠覆和扼杀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迫于形势的变化,今天的中共虽然与时俱进穿上了西装打起了领带,竭力装扮出一副很有人性的形象,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任何变化,反人性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因而类似上述这类颠覆和扼杀人性的悲剧仍然在中国继续上演着。

七、 毁灭传统 变异文化

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具有相对稳定性,起着规范人类行为和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一旦遭到毁灭,人类社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陷入无序的混乱和无穷的灾难之中。所以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时有发生,但传统文化却一代一代地保存和延续了下来,惟独共产党政权是个例外。

共产党的本性是唯我独尊,它的世界观是人定胜天,它对历史演化的解释是阶级斗争理论,因此从诞生的那天起,共产党就抱定了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斩断了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了人和祖宗、传统的血脉联系,把打倒一切传统当成了自己的目标。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理直气壮地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共就是这样一个“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惜一切手段毁灭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在中国也渐渐扎下了根。从此,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众不同的特色,抚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但近一个世纪来,特别是1949年后,在中共的长期破坏之下,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却被毁于一旦。

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毁灭绝不是出于它对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传统文化势不两立的必然结果。中共从西方搬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马克思主义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 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中共夺取和维护政权的一大障碍,这就是中共之所以要毁灭传统文化的根源所在。

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传统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如果说这种毁灭早在中共还未夺取政权前就已开始,那么夺取政权之后开始的新一轮毁灭则规模更大后果更为恶劣,因为这种毁灭不仅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而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既涉及物质层面,又包括精神层面,不仅针对文化元素,而且指向文化的传承者。

传统文化以儒、释、道思想为根,所以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是三教齐灭。

中共刚一建政,旋即就拉开了镇压传统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原有的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和改造,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政治运动找根据。

通过镇压传统宗教,中共的思想体系被进一步确立为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被正式确立为唯一合法的精神信仰。从此以后,在中国宗教界,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毁坏文物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文革时的“破四旧”中,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1949年以前,中国大约有200万知识分子。作为“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要毁灭传统文化,当然不会放过他们。为此,中共建制之后,一直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经过批胡风、反右派、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对此,毛泽东曾蛮横的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对神的信仰和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精髓所在,但在中共的统治下,前者被视为封建迷信,后者被当成封建糟粕,一同被扣了上“腐朽没落”的帽子,统统都被批倒批臭打翻在地,谁敢继续信守和宣扬它们,谁就会因此倒霉,谁就会遭到迫害。对有神论和传统道德规范的这种捣毁砸烂,犹如釜底抽薪,是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最致命的一击。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为了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假恶斗”的邪恶本性,中共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但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是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不仅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也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

更为阴险和毒辣的是,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共还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创造出了一套它自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也就是中共自己的“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党文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近百年来,“党文化”不仅改造了老一代人,也毒害了年轻一代,今天还在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流毒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毁灭传统文化和推行“党文化”的结果,使得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被彻底变异了。当今许多中国人对自己老祖宗的文化可以说已经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的“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八、 战天斗地,祸害无穷

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人要尊重自然,承天顺地,感恩惜福。 但共产党的自然观却与此完全相反。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和征服自然。

中共更是目空一切,藐视天地自然,自以为人定胜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并且好大喜功,乐于与天斗与地斗,妄想改天换地,以此满足自我陶醉和主宰一切的欲望。“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大跃进年代流行的这些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生动写照。

但自然规律对于敢于冒犯它的狂妄自大者是无情的。五十多年来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自然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并没有让“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痴心妄想如愿的变成现实,只是把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完完全全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和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最终不仅自食其果,而且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带来了无穷的危害。

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呢?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两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余万。

文革之后,中共为了证明执政合法性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虽然获得了表面上一时的经济繁荣,却让整个国家和子孙后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专家们指出,大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和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导)。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

九、流氓成性,鲜廉寡耻

毫无道德底线,无视和践踏一切公认的道德准则,唯己是从,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是古今中外一切流氓的共同本质和特点,而中共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党流氓”。从成立之日起到今天,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它什么坏事都干的出来,什么坏事都敢干,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廉耻可言。

杀人如麻与撒谎愚民无疑是中共流氓本性和流氓行径的两大集中体现,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流氓行径却绝不仅限于此,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以下论及的只是其中有限的几个方面。

(l )耍两面派,表面上说一套,背地里做的又是另一套

中共深知自己所做的许多恶行见不得阳光,一旦在民众和国际社会面前暴光势必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大耍两面派,表面上说一套,背地里做的又是另一套,试图以此来欺骗民众,掩盖真象。它们在信仰自由问题上的两副嘴脸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庄严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条文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明确规定,严禁歧视信教公民。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政府还相继签署了联合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众多国际人权公约,这些公约都对公民享有信仰、宗教、良心和思想自由做了明确规定。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强迫。

毫无疑义,无论是按照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依据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有关公约,中国公民都应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中国政府都应充分的保障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面对世界舆论,历年来中共也都是这么信誓旦旦的宣称的。

但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在大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其实只是一张从未兑现过也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公民的信仰自由不但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保障,而且一直在被践踏和扼杀。而践踏和扼杀公民信仰自由的侩子手不是别人,正是经常把保障信仰自由挂在嘴边的中共。他们在这方面犯下的罪行,完全称得上是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以传统宗教为例,在中共的强权高压下,传统宗教自1949年之后在大陆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支,即“御用宗教”和“地下宗教”。前者虽然是合法的,但却是被中共直接操控和全盘改造过的,有宗教之名而无宗教之实,有的甚至就是神学化了的变相的共产主义;后者虽然延续了宗教的传统,但却是被政府禁止的,当然也就是非法的。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想信教吗?可以,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或其他的宗教,任由你选,但不管你选谁,最终都只能是中共认可的御用宗教,而不能是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宗教。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准你信,准你信的却都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据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2001年公布的白皮书,上万名家庭教会的信徒在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对五十万左右信徒进行了一次调查取证,结果表明,在这五十万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过,4014人被判劳改劳教,129人残害致死,208人致残,997人被监视,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两万多人挨过打,一万多人被罚款(最少的是罚五角,最多的罚八十多万),而终日惶恐不安,聚会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万信徒。据悉,大陆目前约有数千万家庭教会的信徒,这个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只不过是整个迫害黑幕的冰山一角。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中共在种种问题上的这种两面派手法充分暴露了它的流氓嘴脸。

(2) 立场多变,反复无常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而中共恰是这样一个典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同一个党,在不同时期,对许多原则问题的态度竟截然相反,南辕北辙,如此毫无立场,变化无常,让人不能不为之瞠目结舌!

比如,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共成立之后不久,就在农村进行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地主的私有财产,建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相继进行了土改、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但文革之后,为了消除自身的生存危机,昔日与私有制势不两立的中共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当年被它们一手消灭的私有制重新又复活了过来,最近一次修宪时还将保护私有制写进了宪法。

中共一向信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资产阶级视为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天敌,列为应该打倒和消灭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中共不但通过武力消灭了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而且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又马不停蹄的消灭了他们一度利用过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但文革之后,为了借助资本主义的活力来挽救共产党的危机,中共居然不惜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又将资产阶级的亡灵重新召唤了回来;到江泽民当政的时代,中共更是破天荒的向资产阶级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千方百计将它眼中有利用价值的资本家拉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在中共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象上面这种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因为共产党毫无道义原则可言,从来都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这一切在它们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自我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它们什么都可以干。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共忽然搞起了民主,开始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无论中共如何改变,惟有一样东西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其实之所以变来变去,无非是为了更好的达到这一目地罢了。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手段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地,就采用这个手段,明天那个手段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地,就采用那个手段,哪个手段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地,就采用哪个手段,毫无定规可言,这一点也充分显示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流氓嘴脸。

(3) 表面上维护统一,背地里出卖国土

多年来,中共总是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便是它们一直挂在嘴上的宣传口号,而“卖国求荣”、“反华势力”则是它们经常用来打击别人的政治棍子。

那么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其实,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

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

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

在其它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炒“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

其实,真正的反华势力不是别人,恰恰是喜欢给别人扣上这顶大帽子的中共自己,真正卖国求荣的也不是别人,恰恰也是喜欢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中共自己。什么叫“贼喊捉贼”?中共的流氓行径便是最好的注脚。

(4) 软硬兼施,忽打忽拉

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

党总是这样把自己的同志置于死地,欣赏了他们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他们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他们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他们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对待自己的同志都是这样软硬兼施,忽打忽拉,对待敌人那就更不用说了。软的一套包括: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象、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的一套包括: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至于何时用软的一套,何时用硬的一套,何时打,何时拉,则取决于具体情况,目地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控制自己人,维护党的集团利益。

(5) 党从来没有错,即使错了也是自己纠正的

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它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爱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爱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它来粉饰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

“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是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它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于是,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6) 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中共领导人开口便是道德说教,它们要求老百姓大公无私,从小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要求普通党员“为人民服务”,但自己私下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背道而弛。毛泽东纵情声色,邓小平庇护儿子搞“官倒”,江泽民淫乱,为子女亲属谋私利,皆乃当今中国路人皆知之事。

君不见,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覆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

如今,连中共自己也知道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但尽管它自己都不信这套东西,却还要强制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它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

(7) 为了目地,不计手段

古人曰“盗亦有道”,意思就是说,即使是强盗,有些事也是不齿于做的,因为强盗也有强盗的规矩,不会胡来。但中共却是罕见的无道之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地,它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而且还表现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忌。

前些年,全国去北京上访伸冤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江氏集团把阻止法轮功学员赴京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下达到各地。为了完成这个所谓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共各级组织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及。举例说,长春市火车站的“高招”是在火车票背面印上一句“法轮功是X教”,每人上车前须将火车票翻过来将这句话念一遍。不念?又逮着一个,抓起来!到后来更简单,在检票口的地下放上一张李洪志先生的画像,谁想上车得从这上面踩过去。不踩?又一个! 就算你好容易上了车,沿途还有警察来查,看到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就让你骂句脏话。不骂?准是炼法轮功的,这年头,只有炼法轮功的才骂个脏话都不肯。你捡个钱包交到派出所,警察收下后先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这年头,拾金不昧的太少了,死活都要做好人的,多半是炼法轮功的……。

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彻底放弃自己的信仰,中共更是使出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邪恶手段。在严刑拷打等的残酷折磨下,有些学员违心的表示‘不炼了’了。但狱警仍不放他们过关,仍在精神上进一步迫害他们。怎么迫害?不是说你只要讲了‘不炼了’就行了,还得写‘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等五书。写一遍还不行,得不断写,直到它们满意为止。最后,还要由所谓的上级机关来验收。为了将这部分学员的精神彻底摧毁,它们强迫每个人在李洪志先生的画像上打叉、吐吐沫。如果你把叉打在画像的边上,吐沫吐在画像的边上,那就说明你是‘假转化’,就得‘回炉’,继续受迫害。”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八十多年来,中共的流氓本性始终未变。如果说以前的中共是穿中山装的流氓,那么今天的中共则变成了改穿西装的流氓,经管行头在“与时俱进”,包装显得新潮了,流氓的本性仍然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也只是变得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了,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了。

十、毁灭道德,泯灭良知

今天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其实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整个民族空前的道德危机!

失去心法约束的,今天已不仅仅是个别人,也不仅仅是某些人,而是几乎整个民族。环顾四周,道德沦丧,良知泯灭,金钱至上,私欲横流,假话流行,毫无诚信,贪污腐败,索贿受贿,斯文扫地,五毒俱全等等,就象晚期癌症一样,正在我们民族的肌体上迅速扩散,而导致这一恶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十恶不赦的中共。

道德也好,良知也好,最核心的内容都是强调自我约束、抑恶向善,而中共的本性则是以私为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抑善纵恶,两者之间的这种根本对立,决定了中共必是毁灭道德良知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它们也正是这样干的。

中共从西方将敌视宗教的共产主义引入中国,大肆宣扬无神论,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把有神论和宗教当作封建迷信批倒批臭,犹如釜底抽薪,彻底斩断了中华民族道德良知的根基。

中共不仅否定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道德,而且彻底否定了强调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西方传统道德,把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所有普适的道德规范破坏殆尽,彻底颠覆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中共以党性取代人性,践踏和消灭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同时又利用、纵容和放大了人性中一切阴暗丑陋的东西。

在中共的独裁专制和暴力镇压之下,有良心讲真话的人倒霉,没良心讲假话的人得势,正象诗人说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面对血腥的暴力,除了极少数献身者,人们要么沉默顺从,要么卖身投靠。
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经过“党文化”的全面洗脑,许多中国人把假的当成了真的,把真的当成了假的,把善的当成恶的,把恶的当成了善,善恶颠倒,真假混淆,完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不仅如此,中共还带头说假话,谋私利,贪污腐败,不讲诚信----给全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邪恶榜样。

如此邪恶的这样一个政党长期蹂躏践踏着中国,中华民族的道德大堤能不崩溃吗?!

远的不说,仅就文革之后而言,中共对中华民族道德良知的毁灭性打击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六四”。今天三十岁以上的许多中国人都还清楚的记得,1989年春夏,中国人民反官倒、争民主,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对此,中共不但没有给予最起码的理解、认同和接纳,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坦克和开花子弹,将民众的爱国热情残酷的绞杀于血泊之中——这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万万没有想到的。爱国不但无功,反而有罪,爱国不但不得好,反而受难,这样的经历被不断重复和强化,中国人的心至此彻底凉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再也不愿也不敢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系在自己的心上 ,“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了他们在绝望之后的大彻大悟。这种空前的政治冷漠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进一步的道德冷漠。“既然道德和良知总是斗不过无耻和暴力,既然在现实中总是不择手段的人成为赢家,连政府都是赤裸裸地这么干,我们又为什么要傻乎乎地遵守那些伦理规范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心态和想法。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个人主义大流行的时代,个人的物质需求成了中国人普遍的人生追求。在紧接这之后由邓小平南巡发动的经济市场化的强劲助推下,这股个人主义潮流更是泛滥成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随波逐流,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滑坡日甚一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道德水平已经沦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法轮功公开传向社会。

法轮功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为本,教导弟子真心向善,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凡真心修炼者,无一不严格要求自己,在社会上恪守公德,乐于助人;在单位里,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深受大家的好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法轮功不仅净化了成千上万修炼者的灵魂,而且有力的带动了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升。

只要是不怀偏见的人都能清楚的看出,法轮功的迅速传播和宏扬,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一次道德重建和回升的良机。但即使是这样好的功法,江泽民和中共出于共同的妒忌心理和邪恶本性,也容不得他在中国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1999年7月,由它们连手发动的一场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迅速席卷了中国大陆。

这场镇压和迫害是对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道德良知的一次彻底毁灭,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六四”的血腥屠杀。

自从1999年那个夏天以来,江氏集团不仅自己疯狂迫害法轮功,还千方百计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往他们的战车上绑,逼迫每个人出卖背叛自己的良知,成为受他们操纵的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协同他们一起犯罪。为此,他们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向所有人灌输他们制造的谎言,实行全民洗脑,以欺骗民众,煽动仇恨;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系统的连坐制度将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包括公职、考核、孩子入托、入学、就业等等)都和迫害法轮功直接挂上钩,对全体国民进行威逼和利诱。如2002年5月,江氏集团曾下发内部指示,要求用金钱来刺激保安人员抓捕法轮功学员。在广东省,保安抓一个“还在炼法轮功的”就可奖励3000元。不仅如此,打压法轮功学员积极的各级官员还被加官进爵,劳教所的狱警、派出所的警察被当作“英雄”受到表彰和奖励,就连劳教所中被利用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犯人也都纷纷被减期。与此同时,同情和支持法轮功的人,轻者将面临失业、失学,重者将被抓捕、关押。

在江氏集团的这种专制高压和利益诱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无情践踏,恶的一面则受到无所顾忌的纵容与鼓励;有良心敢讲真话的人坐牢送命,昧着良心迫害讲真话者的人却升官发财。一时间,神州大地,假话泛滥,诚信扫地,良心泯灭,看风使舵、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和明哲保身成为社会流行的趋势,人们在“集体无道德”的大潮中变得越来越自私和冷漠。难怪有人说,这场迫害的实质就是要把好人变成恶人,把恶人变成更恶的人。

不仅如此,江氏集团还将他们迫害法轮功的黑手伸到了国外,千方百计把其他国家和海外华人一起拉下水,跟着他们共同对法轮功犯罪。为了达到目地,他们使尽了一切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如以经济利益甚至以出卖领土,与一些外国政府进行交换,使这些国家背叛自己的良知和所恪守的西方价值观(尊重天赋人权及信仰自由),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群体灭绝罪行保持沉默,甚至个别国家还协从犯罪。在江氏集团的胁迫下,个别外国公司甚至也让自己的员工签署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否则即遭解雇。江氏集团还通过邀请总编辑、编辑和记者到中国参观,对对方进行投资等手段来拉拢海外媒体,使得这些一向敢于直言和揭丑的“无冕之王”,对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仅进行了非常有限的报道。而对海外华人媒体,江氏集团则采用收购、投资或派驻相关人员到媒体工作的方式,使这些媒体逐渐变成他们在海外的代言人。对一些敢于发表迫害真相的媒体如BBC,江氏集团则采用封网,或扬言停止他们在中国发行刊物等威胁手段使其禁声。江氏集团还通过中国领使馆,以到中国投资的优惠条件,赞助社区、校园活动的方式,拉拢收买海外某些华人社团侨领、学生组织领袖,致使有些人出卖良知,对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校园活动横加阻拦,甚至个别地区还大打出手。可见,在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中,被毁掉的不仅是中国人的道德,整个人类的良心都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文明的大厦向来都是以道德良知为基石的。一个“集体无道德”的社会,也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的社会,人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撒谎成性,心里装满私欲和仇恨,伤害他人从不感到羞耻。在这样一个畸形变异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谁都无法获得他们所祈望的安全和幸福,受害的最终将不只是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整个民族、国家以至人类的未来都将因此被葬送。

至今,中共把我们带进的正是这样一个道德沦丧、良知泯灭,假恶斗泛滥的可怕社会!

人类迈进新世纪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毫无疑问,为祸中华近一个世纪的中共如今气数已尽。
正如“九评”所说,“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在前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中共在彻底垮台之前,却力图将其命运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绑在一起,这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

长期生活在中共独裁下的大陆人民,历经几十年的摧残,不但每个人的身上都留有中共的鞭痕,而且每个人的血液中也都流着中共注入的毒素。今天,恰逢宇宙更新之际,道德良知残遭中共摧毁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的生死关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识破中共的伪装,认清中共的邪恶,清除中共注入我们血液中的毒素,投身“三退”的洪流,彻底告别中共。

可以肯定,全中国人民都从中共的欺骗中真正觉醒彻底告别中共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共末日到来的那一天,中华民族重获新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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