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八十三)(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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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一九五七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五十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注二十三)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四百三十亿-四百五十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四百八十亿-五百亿斤库存,最好能有六百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八百零一亿斤,实际征购了八百三十三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八百六十亿斤减少了二十七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七百四十三亿斤,实际销售八百三十三亿斤。比计划多销了九十亿斤。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一百三十二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四十八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四十三点七六亿斤,军粮计划是二十三亿斤,实际是十七点二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八百九十四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六十一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六月底库存为四百二十七亿斤,今年六月底库存减少到三百六十六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百分之六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注二十四)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八百五十亿斤。(注二十五)这次会议初步认定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八百五十六点三二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七百五十七点二零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十八亿斤,出口三十六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四十五点一二亿斤补进库存。一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一点一五斤到一点二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覆讨价还价,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八百五十二亿斤,销售提高到七百六十七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三十一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一九五七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三千六百八十五亿-三千七百亿斤,比上一年增产三十五亿-五十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八百五十二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八百四十七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七百六十七亿斤,减为七百四十八亿斤。军粮十八亿斤和出口三十六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三十一亿斤增加到四十五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四十五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十九点二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七十七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注二十六)

进入一九五八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八五]一零四),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九百二十点一一亿斤,销售八百四十二点零九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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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粮食部统计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粮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十个百分点左右。表二十二.四中可以看出,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七十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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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粮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四十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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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粮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第二十章表二十.四(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间中国食品出口)的数字有所差别。

一九五七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注二十七)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注二十八)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粮食部发文(注二十九),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一百八十斤,驴供应饲料九十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一九五五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百分之十,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注三十)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薯干或薯面。(注三十一)

一九五八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四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十六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一百三十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六十七万多人断粮。广东仅十五个县断粮的就有六十九万多人。甘肃二十一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七百三十五人。(注三十二)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一九五六年就达到三千八百五十五亿斤,一九五八年估计为四千亿斤,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一直在三千四百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一九六零年只有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低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才恢复到一九五六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一九五八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八千五百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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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第一四一页,统计年鉴的粮食数为生产年度(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日前。粮食部的粮食数为粮食年度(上年七月一日到下年六月三十日)。

人们通常认为,一九五八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注三十三)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一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十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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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关于湖北〝天下第一田〞头版头条的报道。(书中图片)

浮夸风是从一九五八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二千零一十五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六月八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零一十五斤;

六月九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二千三百五十七斤;湖北襄阳,七百万亩小麦亩产一千五百-二千斤;

六月十一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二千三百九十四斤;

六月十二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

六月十五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四千三百五十三斤;

六月十八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四千四百一十二斤;

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四千五百三十五斤;

六月二十三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四千六百八十九斤;

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国,五千一百零三斤;

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七千三百二十斤;

九月二十二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二千七百九十七米的一个农场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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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漫画(书中图片)

进入七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七月十二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七月十八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五千八百零六斤;

七月二十六日,江西波阳,九千一百九十五斤;

七月三十一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一万零五百九十七斤;

八月一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八月十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七斤;

八月十三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繁昌,四万三千零七十五斤九两;

九月五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六万零四百三十七斤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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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上发表的高产卫星(书中图片)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六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注三十四)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二十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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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坐在高产试验田的水稻上(书中图片)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注三十五)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注三十六)二零零四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九月二十九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一百万斤番薯、六十万斤甘蔗、五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九月十三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十月二十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一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二百亿斤,比去年增长一点四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一千五百四十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九,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一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十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六千亿斤(包括大豆),人均九百斤,比现在增长百分之五十。〞(注三十七)粮食部党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六千二百八十三亿斤,比去年的三千八百九十九亿斤增加二千三百八十四 亿斤,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四四。(注三十八)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一万二千人次。(注三十九)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一九五八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一九五八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注四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为八千五百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百分之十-百分之三十。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八千五百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七千五百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七百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注四十一)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八千五百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三百-五百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一九五九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四亿亩左右,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二千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注四十二)

在〝粮食多了〞的认识确定以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要求各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去,从而掀起了全民大办工业运动,使农业受到了破坏性的冲击。本书第二十四章第三节对此有介绍。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注四十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注四十四)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一九五八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五,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二百多亩。(注四十五)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于一九六零年二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在所不惜地说:〝一九五九年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少一万七千七百万亩,即减少百分之十弱。(注四十六)这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八月六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三千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六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二十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注四十七)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注解:

[注二十三] 《全国粮食会议文件》,一九五七年七月。

[注二十四] 同上。

[注二十五] 《一九五七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一九五七年八月。

[注二十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粮食购销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八月。

[注二十七] 《湘西自治州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宜阳县通过大辩论超额完成了早稻征购任务》。

[注二十八] 山东《大众日报》,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日。

[注二十九] 粮食部:《关于饲料用粮的供应报规定》,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注三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市镇供应简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注三十一]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

[注三十二] 《中央转发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关于十六省区缺粮、断粮、脑粮情况和各地党委提出的解决措施的简报〞》,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三十三]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三十六页。

[注三十四] 穆青:《挥泪送冷西》,人民日报,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三日。

[注三十五]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第四版。

[注三十六]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三六五页。

[注三十七]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五八)粮发二十号,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注三十八]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

[注三十九] 张树藩:《信仰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载《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注四十]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 札记二则》,载《七一》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注四十一] 《中共中央批准谭震林、廖鲁言两同志〝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见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一三页。

[注四十二]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

[注四十三]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注四十四]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五一九页。

[注四十五] 省县驻曲塘工作组:《关于曲塘公社胡庄大队纠正一平二调的情况报告》,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注四十六] 《谭震林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二日,《一九六零年二月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参考文件之十七》。

[注四十七] 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载《炎黄春秋》一九九七年第八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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