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一百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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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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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中民兵把〝四类分子〞押解到场听会。(网路图片)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一九六三年五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一九六五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綳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注四十七)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注四十八)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六月到八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八月一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注四十九)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注五十)〝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八月一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注五十一)

九月一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注五十二)

十月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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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批斗会上。(网路图片)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十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注五十三)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一九六四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七月五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注五十四)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八月二十七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注五十五)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注五十六)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百分之二十(注五十七),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注五十八)毛泽东在一九六零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注五十九)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注六十)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注六十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注六十二)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一九五八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百分之九十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百分之十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百分之七十的基本群众。
(注六十三)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注六十四)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贪污行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挪用公款,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三万六千多斤,猪肉四千一百多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一九六一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八十年代划归佳木斯市,九十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一九六零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大牲畜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点五,粮食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一,商品粮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员收入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全社共有三百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六十多户。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 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中(注六十五)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十三名委员当中,有六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十五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一九六零年就吃了十二头猪,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了二百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十一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一九六一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一九六三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广大农民,对〝大饥荒〞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四清〞运动给了农民这个机会。

在〝四清〞中,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干部如何打他们,说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农村干部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三百四十九名干部自杀。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青海省在十三个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一千七百多名干部自杀。(注六十六)这些基层干部是 〝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大跃进〞在农村搞不起来。现在出了这么打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四清〞中让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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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中批斗〝富农分子〞。(网路图片)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十二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注六十七)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七十一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注六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注六十九)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注七十)

毛泽东在一九七零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注解:

[注四十七]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三十二个农村三反试点基本总结和下段安排意见向省委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二日,中共邯郸市委文件,[六零]一四一号。

[注四十八]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见《批判材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第四七一-五七零页。

[注四十九]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零-一二一页。

[注五十] 在延安时,毛泽东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刘少奇,现在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泽东的这一改变意味深长。

[注五十一] 王力:《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七三页。

[注五十二] 《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四]二七号。

[注五十三]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修订全本),载《领导者》二零零六年一月号(总第十二期)。

[注五十四]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零页。

[注五十五]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八五页

[注五十六] 《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零七-四零九页。

[注五十七]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七页。

[注五十八]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五三三-五三四页。

[注五十九]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页。

[注六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七八-三八三页。

[注六十一]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农村〝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零七页。

[注六十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一零一页。

[注六十三] 李大章:〝大出给省委常委和西南局同志一阅〞,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二四一二。

[注六十四] 《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六十五]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注六十六] 尹曙生:《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载《炎黄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注六十七]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一一五-一一八页。

[注六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九九三年,第一一三一页。

[注六十九]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三月。

[注七十]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一一八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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