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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真相》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上篇 “侏罗纪公园”的诞生 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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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编者按﹕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可说是家喻户晓。“水牢”、“庄园”、《收租院》使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但公众并不清楚,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刘文彩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该书99年曾在大陆出版﹐但马上遭到当局封杀。本站连载《刘文彩真相》﹐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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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真相》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是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

就在这时,一个幽灵破土而出。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千,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几十个小伙子奋战了整整一天,才在坟背上敲开一个箩筛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神色安详,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寿衣笔挺。也不知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两人对撕,断裂声清晰可闻。死者脚穿绣花鞋,鞋尖镶着一颗价格昂贵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涌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中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凄风苦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好心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则不胫而走,一直踪影皆无。

本来在九泉之下、与世无争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庄园中的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发了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之间的一场口舌之争。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刘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关部门是这样介绍的:

1958年8—9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

其实,地主庄园陈列馆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回川后,为身先士卒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当时,整个地主庄园均属成都军区营地,具体主管部门则为成都军区辖下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筹办人员进驻庄园后,发现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恼火,与庄园驻军展开了一场口舌之争。6月29日,筹办人员致函大邑县人委,指控西藏军区退役大队擅自打开园内所存的保险箱,并从中取出鸦片等物。请求县人委出面与驻军交涉,“将原住部队带走的金银饰物及其它物品清回,备作陈列之用。”同时要求“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尽快迁出,以便积极进行筹办”,而且在迁出时“尽量保持庄园旧观,不要拆除、改建或将已有之物携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驻军承认曾于五月间开启了一个保险箱,同意交回箱内文物;但驻军声明,箱内文物并不多——只有二锭小银元宝,一对玉躅,一串项链,“别无它物”。至于其它保险箱的文物流失情况,驻军特别声明:“……自我区各部队五0年进驻该园起,就发现除此次打开的一个保险箱有暗锁外,其余保险箱均开敞未锁。”也就是说,其它文物的流失与驻军无关。

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的这场口舌之争实际上是无头官司——军方1950年接管庄园,而在军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庄园已屡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谁也说不清楚。口舌之争只能不了了之。

庄园内可资利用的文物有限,筹办人员便转而向社会搜求。如当时一份材料所说,“安仁刘家地主东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辗转售让分布面甚广。”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县委、县人委发出联合通知,责令下属各部门将留存使用的“安仁刘家地主家庭陈列品和其它遗物”交由筹委会鉴别,“凡属陈列需用的即由筹委会进行登记,向县委和县人委汇报请示后出据收回或调买”。并号召“买过属于安仁刘家地主的部分农民斗争果实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居民、商人”,包括“买过刘家地主的东西现已调往他处的同志”,尽快将所留存的“安仁刘家地主”遗物交由陈列馆筹委会收购或登记造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列品征集范围不限于刘文彩个人或刘文彩一家,而是整个“安仁刘家地主”,即包括刘文渊、刘文成、刘文昭和刘文辉几兄弟在内。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址不仅包括刘文彩老公馆,更包括刘文辉新公馆。纯就陈列品或馆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刘文彩,而是整个刘氏家族了。

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筹办早于全国文博馆现场会议,是四川地方政府独立决策,与中央政府没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馆现场会议只不过给了四川地方政府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来说,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决策客观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随着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致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地方的变成全国的,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

经过两次非正式展出,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由此摇身一变,从“丑小鸭”变成了宠冠天下的“白天鹅”。

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着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账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刘文彩去世后为军方接收,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观光客既有刘文彩的安仁乡亲,更不乏来自邻乡邻县的,如邛崃县、崇庆县、双流县、新津县等。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交通,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后来在展出情况汇报中坦承:“组织工作和解说工作较差。”出点小乱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张)。还掉了两个坐垫。”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着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张氏和中和乡四大队星光二社白王氏)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的哭诉、痛骂。李大娘说:‘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做这些没良心的事,我一看见就哭一场。剥削我们农民的钱,他们这样享受。’白大娘说:‘我们穷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这么块整我们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颤颤,不是解放,他这屋头天晓得还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参与修建刘文彩老公馆的一个泥工留言:“筑墙有我,修好不准进;这些大坏蛋,真叫人愤恨。”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留言当然出自文人笔下。大邑县全体教师在参观后推举代表在意见簿上题词:

“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最后一天,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一个月后,便乘大邑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召开的“东风”,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观众,包括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代表、省化工训练班学员、护士学校学员、驻川部队官兵。陈列馆名震川西。新华社派记者常驻大邑县唐场镇,追踪采访据说是坐过刘文彩“水牢”的“冷妈妈”冷月英——“冷妈妈”家在唐场,并任唐场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日报》辟出专版,刊发有关刘文彩老公馆的文稿。画家谢趣生的水牢连环画,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

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筹备工作难度很大。尽管馆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县各机关的刘文彩遗物,效果却并不理想。1959年3月19日,陈列馆筹委会在给中共大邑县委的报告中诉苦:“有些单位(如财政局)就强调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刘家东西不拿,因而县里除文化馆、书店、人委办公室而外,其它单位东西都一律未动。”“衣物方面,截至现在还未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件。”陈列品成问题,馆址也成问题——1958年6月,大邑县人委行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希望回收庄园房产。该办事处答称:“我区部队是否迁出该园问题,因我处系驻军单位,请迳向成都军区后勤部直接联系。”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请成都军区将庄园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军区并抄报四川省委催交庄园房产。西藏军区办事处不仅闻风不动,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县人委,指责“安仁镇乡人民委员会未经我处,自行住用我处安仁地区新公馆营房及部分营具成立社办中学。”函件强调指出:西藏军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内地训练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镇、唐场营房,是我军区专备上述用途之机动营房(也是驻边疆部队所必须的)”。自然碍难让出。办事处同时函告陈列馆筹委会: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将有部队回驻新老公馆”。陈列馆筹委会只好向县人委告急,要求马上与军方办理庄园房产交接手续,“不然驻上部队又要多费周折”。成名之前的陈列馆筹备工作,就这样步履维艰。但两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陈列馆声名鹊起,社会各界再不敢等闲视之,工作难度小多了。1959年3月31日,大邑县委、大邑县人委联合行文省委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园文物一批给予返回,复制给据,以便恢复陈列展出。”一批更高档次的文物从成都、重庆、北京陆续送回,大大充实了陈列馆的展柜。房产、经费和人员配备同样一路绿灯。筹备进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29日,陈列馆举办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11月8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经过一次筹备,三次演练,政治恐龙刘文彩终于被推送到预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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