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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悲欢离合三十年(图文)

曾慧燕女士(右一)在红朝谎言录新书发布会上(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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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不是右派,但我是右派的女儿。

“天上鸟飞免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遥指,数英才多少兴亡成败。 ”

今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历史的旧事,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吗?我们在泪水中泡浸得太久的心灵,怎样才能恢复正常?一九五七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何其悲惨的一页。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以致十年后,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历史在香港沉思”

对于“反右”和“文革”,由于中国封建株连的影响,我是一个身受其害者。早在襁褓之中,父亲就成了“右派”,被发配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身为澳大利亚归国华侨的母亲,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 怀着对爱情的幻灭和一颗破碎的心,忍痛与父亲办了离婚手续而远走高飞。从此我成了飘零燕,开始苦痛充溢的人生。

经过长期的沉思苦索,我终于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一个头绪:造成我们民族那么多苦难的,除了当权者要负责任外、还要归咎于我们的民族,缺乏一种忏悔精神。虽然对“反右”、“文革”的反省,许多人都正在做,但大多数都停留在谴责“四人帮”身上。他们固然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他们只不过是四个人,能有哪么大的能耐吞噬千千万万个生命吗?如果不是传统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原因,如果不是中共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许多民族性的弱点,我想,在经历了“反右”的“前车之鉴”后,是不应再发生文革的。

然而,不该发生的事情仍然发生了。令人担忧的是作恶者大多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还是天津作家冯骥才说得好:“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在反右这一千古奇冤仍未彻底清算的今天,“五七”幽灵仍在神州大地游荡,我们只有像巴金老人那样,在解剖社会的时候,先从解剖自己入手,不回避自己的责任,自觉地与民族共同承担痛苦,与民族共忏悔,把个人反省与历史反省结合起来,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再发生。

因此,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前夕,我这个右派的女儿,有责任要让“历史在香港沉思”。在未征得仍在内地生活的父亲的同意下,我决心把我知道的事实写出来,希望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这样,中华大地才能开满爱与希望的鲜花。

把苦酒  ——泼在我们的身后?

把甘露   ——洒在我们的前头……

不知是哪个恶魔作祟,父亲总是心有余悸,不愿意对任何人谈他的过去。

肃反中被冤枉

一九七九年初,经过五年多来不屈不挠的努力,我终于获准来港和生母团聚。但由于“历史的误会”,政治的不幸引起了家庭的悲剧。二十二年来的魂牵梦萦,换来的是更大打击,母亲舍我而去,命运将我推向另一个深渊。当时,我心头不停地在滴血。人海茫茫,何处才有飘零燕的栖身之地。但也许我毕竟是一个心灵经受过多次炼狱的人,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我在绝望中挣扎奋起,生活稍为安定后,我不断写信给父亲,要求他将他的遭遇告诉我,作为右派的女儿,我有权利知道“反右”这一劫难真相,父亲是如何成为右派的?过去,我对此一无所知,他也讳莫若深。

从我十六岁立志要写一部自传式的小说开始,我对父亲的过去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个人的命运应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父亲走过的道路,正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

父亲早年毕业于广东勷勤学院教育系。大学毕业后,他荣归故里,出任当时惟一一间中学的校长。那年他仅二十四岁,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虚荣自然有,好景叹不常。”不久,他由于没有后台背景,全凭个人学识挣来的官,很快就给别人倾轧掉了。

于是,他便跑来香港,雄心勃勃意欲兴办学校。但由于缺乏经济支持,遇到不少困难。这时,中共建立政权,怀着对新中国的希冀,他毅然回归。初在广州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并与一位女子热恋,定于一九五二年底正式结婚。谁知,祸从天降,曾与父亲共事过的一位英语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审查,要他检举揭发别人,“坦白从宽”。英语教师为了“立功赎罪”,便胡乱招供。他以为父亲会留在香港,故把父亲也扯出来“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将父亲传讯审查。

父亲的恋人当时是一位女大学生,她所就读的大学不乏进步学生,由于父亲成了“特嫌”,其同学纷纷劝说她另选他人。她以为这回父亲必定性命不保,在绝望之余,便答应了另一位追求者的婚事。

八个月后,父亲的冤案证实事属子虚,但恋人已别抱琵琶。当局安排父亲到台山仁远中学任教。

划为右派份子

一九五五年,父亲在广州一间图书馆内,邂逅当时就读华侨补习学校的母亲。母亲是澳大利亚华侨,父母兄弟姐妹全部在外国生活。一九五四年,母亲在回归热潮中只身返国,立志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她与父亲一见钟情,父亲风度翩翩,学识渊博;母亲年轻活泼,漂亮大方,可说是佳偶天成。

但当两人传出婚讯时,却遭到外公外婆全家的反对,群起而攻之。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母亲一家世代华侨,不应单独留在大陆生活,而应返澳洲与家人团聚。二、父亲比母亲年长十余岁。三、 父亲是个穷教师。四、父亲是个“乡下仔”(我的家乡吴川梅?是一个小城镇,但在广州人眼中,湛江市也是乡下)。

可是,母亲以爱情至上,不顾家人“威胁”:如与父亲结婚就要断绝关系,她排除阻力嫁给父亲。婚后一年,生下了我。

这时,噩梦开始。父亲任教的学校,像全国各地一样,掀起热火朝天的帮助党整风运动。“欢迎大鸣、大放、大字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一系列鼓动性的言词出现了,甚至有人表示:“谁不提意见,谁就是不爱党。”

父亲历年被评为优秀高中毕业班主任,他辅导的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为百分之九十几,深受学生拥戴。他被打成右派份子的经过,说起来简单得很,也荒谬得很。他只不过向校长提了一点意见,由于校长是共产党员,便构成“丑化党”的罪状。

他的另一条罪状是在教研组读了一则有关“党天下”的报导。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在教研室里看到当天报纸有一篇文章是说“党天下”的,他随口说了一句:“这则报导很有意思呀!”其他教研组的同事闻言围上来,大家都想看这篇文章,但报纸只有一张,有人提议说: “不如劳烦你朗读一下吧。”这一来,便成了“参与右派份子活动”的“不容抵赖的事实”,后来更被说成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党进攻。”

在批斗父亲的前后,领导“反右”的最高层一再申明:反右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只要你向人民低头认罪,事情就好办了。”

父亲被划为右派以后,继续留校工作,谁也意识到这是“等待处理阶段”,领导一再重申“要同右派划清思想界线”。教师中没有谁敢公开同他搭腔的了,只有同情者暗中和他打个眼色。大部份学生则对他表示难过、惋惜,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位热爱教学、工作勤勤恳恳、在师生中有祟高威信的人,难道真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吗?

送往劳动教养

母亲自父亲被划为右派后,伤心欲绝。她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最要命的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在人们的心目中有无限威信,谁也不会怀疑共产党有什么不对。单纯年轻的母亲,怀着一腔热血回国读书,她一切以党的说话为真理,既然党说父亲有罪,那么父亲当然是有罪了。也难怪她,她在外国生活多年,回国时间短,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母亲的心碎了。她以为自己的爱情受到了欺骗,悔不当初,不听家人的话而嫁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她受不了周围的社会舆论压力,决定离开伤心地,遂提出离婚要求。

父亲内心虽然很难过,但他也明白母亲当时的处境。父母结婚后,为了不影响母亲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学业,两人一向分居两地。父亲为了成全她离开此地的心愿,并为了帮助她尽快办好离婚手续,遂以父亲有婚外情为理由,向法院申请离婚,果然很快获得批准。

母亲同时提出返回原居地的申请。获准后,她考虑到父母当初坚决反对她的婚事,今天果然不幸破裂。要强及爱面子的她,颇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她决定暂居香港。

父母的离异,最直接的受害者自然是我了。由于母亲孤身来港,举目无亲,她要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不可能再抚养我。我出生后一个多月就跟随祖父母在家乡生活,祖母常戏称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 没有父慈母爱的人生,那种凄凉寂寞实不足为外人道。至今,我仍觉得自己生命中缺乏了一些东西。

再说父亲,在五八年上学期快要结束时,那天,他还在课堂上倾注感情讲述鲁迅先生的《我们不再受骗》这篇课文。刚下课,一名积极份子来叫他到教务处。他一看,便知情势不妙。那里站满了全校教师和部份学生,与他一起被叫来的还有七八个右派,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校长随即拿出一叠公文,不宣布罪状就开腔:“同志们,今天奉上级指示,把曾匡南(父亲的名字)、余××两人送去劳动教养。”大家还未及鼓掌、高呼口号,几个打手便呼喝起来:“曾匡南、余××, 滚出来!”并立即捆绑,押解上车。

当“囚车”驶离学校大门时,父亲发现全校学生围在门口,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有些眼圈通红,有些放声哭泣,父亲的眼睛也不禁湿润了。

县城的看守所,那天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一串串的“老右”从四面八方押解入去,登记册上,一天之内就增加近一千人。彼此既都是“同一货色”,最容易谈得投契。这个是教导主任,那个是中学教师,用不着别人介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已认识得七七八八。奇怪的是有些并非右派,只是有点“历史问题”的也“进仓”了。

“光荣”被发配

逆来顺受似乎是中国人的“美德”,阿 Q 精神胜利法在此也表露无遗。“劳教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公民权,比劳改好多了。”“劳教有工资领,期限是二至三年,捱几年恢复工作,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在大监牢里喧闹了五天,父亲一众“难友”被集体送到台山大隆垌劳教场。此时,“大跃进”的哀号正在吹响,大家疲于奔命地大搞“蚂蚁出洞”,为亩产万斤而拚尽全力。

这样度过两个月,集体行动的号令又下达了。父亲一行乘三埠渡去广州。上了岸,才知是往广州西村劳教所。这是一间具有相当规模的劳教场,有小型工厂,大家都幻想可以在这里呆过两三年,直到所谓“改造好”,重新做人。

过几天,有一位首长向父亲他们作动员报告。被动员的大概有二千人。“动员什么呢?”“有什么好消息宣布呢?”揭盅了,晴天霹雳。原来,是要他们光荣地去参加建设边疆。但究竟去哪里,仍是一个谜。

光荣,光荣,“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进行!”有谁颐意接受这种光荣呢?

动员大会后,父亲他们统统要交出带来的衣物,换上棉被、棉袄、棉衣、棉裤、棉帽、棉鞋、棉袜……一身是棉,令人想起今后的日子一片冰冷。

两天后,万籁俱寂,半夜时分,哨子吹醒了父亲的恶梦,两千个“战俘”背起背包踏上了“征途”。他们排成两行向火车站前进,周围遍布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的军警。

站在火车旁边,父亲忘掉了妻离女散的悲伤,不禁哼着“祖国在前进,列车在飞奔,壮丽的河山尽入眼,林立的烟囱我入神……”的歌儿。他初时想得蛮天真:坐火车,从南到北,欣赏锦绣河山的风光,不错呀!谁知,一声令下,他们被驱赶上猪车,每节车厢一百人,挤得活像沙甸鱼罐头似的。车厢四周是密封的,只有两个长约七吋、宽五吋的小窗在上角,透进稀薄的光线和空气。车厢的一角放置便桶一个,大便小便都得公开“表演”。大家不禁面面相觑,这怎会是“光荣”地去参加边疆建设的人群呀?

火车从广州开到韶关,铁匣门打开了,有人递进饼干,说是几天的粮食。此后每天从铁匣门递进两三次开水,给他们和着饼干当饭吃。几乎人人都吃不惯这种东西,最初一天,大家还能勉强进食,以后便食不下咽了,与绝食无异。不少人都对着饼干流泪。

“充军”柴达木

车轮滚滚,列车在北上途中,沿途经过什么地方,父亲他们一无所知。只是到了郑州站时,要换上西行陇海线列车,才又来了一个特别戒严,把他们驱赶上另一列火车。大概又行驶了两天,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当时,往青海西宁的路轨还在兴建中),领队透过播音器呼喊:“大家带齐衣物下车,准备集合!”

经过五六天来的挨饿、失眠、缺水,人人都感到四肢疲惫无力,身体健康的人已叫苦连天,老、弱、病、残的更是奄奄一息。不过,在充足的阳光和空气中,吃几个馍馍,比前几天的干粮容易入口多了。有些人虽然一点也不能进食,但带队的可管不了这么多,哨子一响,队伍便要开步走。但一开始就已溃不成军,不少人一举步便晕倒了,呻吟者有之,喘气者有之,但并没有人来抢救,有些更被人从背上踩过。

父亲当时三十多岁,正值盛年,身上的二三十斤衣物压得也觉喘不过气来,其他人可想而知是如何吃力了。从火车站到汽车站仅两公里,但大家几乎是连爬带滚才到达。经集合点名,据说沿途跌倒二三百人左右,占总人数约七分之一。

这个时候,领导不那么讳莫若深了。他公开对父亲他们说,先要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经过二十小时的汽车颠簸,到了西宁集中营,住的是帐篷。

休整了三天,又要上汽车了,蜿蜒西行。据说此行要坐三四天的汽车。车跑了一天,两眼所见只是莽莽平沙,耳边只闻大漠风响,以及汽车单调的引擎声,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看见一间孤伶伶的泥砖屋, 据说这是县府所在地。

后来,父亲他们才知是被“充军”到柴达木盆地去了。这地方,那时仿佛处于没有世纪的洪荒时代。二十万平方公里广袤的戈壁沙海,是靠开拓者的脚板踏出来的。他们第一天行车的终点,据说就是柴达木盆地的首府,到达时已是深夜,盆地四周漆黑一团,看不到其面貌。

从第二天开始行车的情况来看,像极了《昆仑山上一棵草》的电影镜头。车子是凭藉指南针的指引,在没有路迹的戈壁滩上,像蜗牛一样向前蠕动。沿途看见无数辆四脚朝天的破烂车子躺在黄沙上,令人不寒而栗。

车辆继续前行,渐渐攀登海拔三千一百九十六米的青海湖。这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湖中有小岛。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高原竟会出现一个无边无际的湖泊。一时间,父亲又忘掉了忧伤,好像溶解在这无边的白浪里,又恍如置身于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中。

侥幸逃过劫数

一边是浩瀚的湖水,远处雪浪抛空,云海茫茫;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峰,这样又走了一天多。翌日,背着青海湖继续又向西行了一天多。最后,车子停在一片布满沙柳包的地段上。周围荒凉得可怕,看来是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这便是他们改造的营地了。

劳动确能创造世界。父亲他们靠一双手,用铁刨刨平了沙柳丛林,这些沙柳,对父亲他们取暖御寒起了重要作用。不多久,他们砌起几十座泥砖平房,再在平房周围筑起围墙堡垒。正式建立起“马海劳教场”,他们从帐篷转入平房居住。

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四五个钟头。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

知识份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谁知,“祸兮福所倚”,在卧病过程中,医生知道他具有一些医学常识和懂得打针(先祖父是医生),待他病情好转时,便叫他协助护理病人,后来又叫他当护士长。这样竟使他摆脱艰苦的户外劳动,逃过劫数。

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父亲经常要和其他护理员一起,用双轮车将同伴的遗体运到离营房几里远的沙滩上,掘一个两尺深的坑,就此掩埋。

在医疗室中,父亲眼巴巴地看着与他同校教师的难友余老师不幸身亡,并亲自去掩埋了他的尸体。父亲积聚多时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余老师的“坟”前,放胆地流泪,默默地控诉“阳谋”。为了表达他的哀思,他摘来一枝红梅放在余老师的“坟”头,吟了一首诗:“不是寒彻骨,哪得扑鼻香?枝头红数点,含情伴夕阳。”归途上,他又吟了一首诗:“冷月寒梅自高洁,落絮飞花碾作尘。黄沙滚滚风雷动,野旷天低遥望春。”

在劳教过程中,适值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有时饿得发慌,幸得母亲在港顾念旧情,给他寄过好几大包东西。所以父亲后来虽然恨母亲在患难之中舍他而去,但对她“雪中送炭”这一点还是念念不忘的。

改造好仍要改造

一九六○年冬,在远离社会、远离亲友的荒原中度过漫漫长夜后,父亲与一批幸存的人被宣布:改造好了,从今摘掉帽子,解除劳教。他们又再经过青海湖畔、柴达木盆地、西宁,其时兰青铁路已通。父亲他们以自由身坐在火车上,以为从此可以脱离厄运,等待他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屈辱。

父亲返回原单位要求恢复工作,得到的答覆是“名额已满,无法安排”。校方并着他回原籍要求分配工作。他回到家乡后,向当地教育局要求安排,得到的答覆是:原来的单位是在什么地方,就回什么地方要求恢复工作。

皮球就这样踢来踢去,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劳教虽然不幸,每月还可领取四十八元工资。解除劳教了,却变成了闲散人员,失掉了工资。此后面对的除了受尽精神折磨外,还要解决最起码的生存问题。幸亏祖父是地方名医,家里多一张口还不成问题。但父亲觉得自己三四十岁了,还要靠老父养活自己,光阴在无所事事中虚掷,受尽街坊邻舍的白眼,他内心充满痛苦,脾气变得暴躁了。

我来港后,接触过不少父亲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他们都说父亲是一个温文尔雅、才华出众的人,大学时全班数他成绩最好,大家都公认他是最有前途之人。但在我小时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他时常无缘无故地将我痛打一顿。我见他,有如老鼠怕猫一样。

长大后,我才知父亲打我,是因为我长相似母亲,他不顺心时,想起被母亲“遗弃”的事情,往往情不自禁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何况,在家里他要靠祖父养活,加上他是孝子,故不会将气发泄在祖父母身上;在社会上他是“摘帽右派”,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监督改造”。因此,我便成了父亲惟一的“出气筒”。

失去青春难补偿

由于祖父在国共合作时期,以地方知名人士身份被推举出任过副镇长;加上他是一位基督徒,主持过地方教会的事务,这两点便构成了“历史反革命”的罪状。文革期间,我们这个家,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运动一到,祖父、父亲都是“运动员”,抄家、挨批、游斗、关押……无日无之,真的有“生不如死”之感。父亲曾先后自杀两次,但都命不该绝,被及时抢救过来。

在婚姻方面,父亲也是极为不幸的。在母亲和他离婚十年后,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位农村寡妇为妻。他们的婚姻完全是建筑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的。在父亲方面,由于我是女孩子,祖父母希望他续弦后,能生一名男孩传宗接代;在后母方面,她是农业人口,且是寡妇,嫁给父亲,可到城里居住,摆脱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 因此两人一拍即合。

但婚后不久,文革爆发。后母经常哭哭啼啼,大吵大骂,认为嫁给父亲是委屈了她。那时,我虽然小小年纪,也懂得为父亲抱不平:如果不是父亲落魄潦倒,又怎会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人师表者,讨你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为妻呢?说起来,这亦是现代文明的悲哀吧。正由于后母是文盲,又不够通情达理,两人的结合当然难以有幸福。而事实上,后母嫁入我家,跟着我们受苦,也是难为了她。

在我生母方面,也是一个受害者。她与父亲离婚来港后,一直希望接我出来母女团聚。但因人为的阻挠,骨肉足足分离了二十二年。在我获准来港的前三年,她以为我申请无望,终于再婚。但第二次婚姻同样失败,使她迁怒于我。她一直以为我对她没有感情,所以迟迟不愿来港和她生活,而不知是公安局的百般刁难。我这个大傻瓜,当时给爱国思想迷了心窍,总以为说公安局的“坏话”即是说自己国家的坏话,故从不愿为自己分辩半句,加上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致使母亲对我误会重重。……

一九七九年春,由于较早时中国强人邓小平以无比的气魄,毅然决定改正“反右”这一段历史沉冤,五十万“老右”及其后代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父亲的问题获得解决,当局承认一九五八年划他为右派是划错了,恢复了他的公职。

历史是公正的,错的可以纠正,但二十二年的宝贵青春,怎可以补偿!但愿我们把历史上这段泥泞的路,永远永远留在日历牌的后边吧。

正是: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原载香港《百姓》半月刊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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