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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六十年前的往事，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秋，抗战开始，我奉命在敌后担任与日寇和中共的斗争双重任务，对中共利用歌曲进行统战活动，颇有所知。来美后，对中共过去的歌曲统战，颇能尽心于历史性资料之搜集。数年所得，编辑一厚册应世，书名“抗战时期中共演唱的歌曲”。我愿将自己对中共歌曲统战活动，作一综合性说明，以飨读者：
一：不容讳言历史证明，中共利用音乐歌曲进行统战是成功的，中共坚守的原则是歌曲为政治目标服务，它的政治目标，也就是所谓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变对日战争为推翻蒋政权的内战，简略的说就是“夺取政权”。不论是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一切要为“政治目标”服务。中共的歌曲创作与表现，就成为中共运用的，锐利的前锋的，心理作战工具。主观的意图在巩固自己的心防，客观的用心在于瓦解对方阵营。它以抗日战争为掩护的斗争形式，以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进而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准备进行对国民政府的全面作战。历史的事实，无情地揭穿了中共的实质。
二：中共编制的歌曲，量的方面为数不少，我曾作过约略统计在一六O首左右(截至1937年)。因为作品多，却反映了一向共认的事实，就是粗制滥造，引陋就简，也因此许多歌曲已不再演唱，但中共充分利用渗透分化，诱导音乐歌曲人才投入中共怀抱，如“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等的作者。这些作品在三十年代，引起国人普遍反响。但就中共所制作的一百六十部歌曲中，这样的作品比重甚轻，其声价多是暂时的，以田汉、聂耳所作的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电影“壮志凌云”的抽曲，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发表于“国通书报”，在内容上激励国人抗敌御侮的斗志，却有功能，对培养情操，陶冶性行，调剂身心，则缺乏隽永的效用。许多音乐歌曲作家，曾把中华民国国歌和中共的国歌作过一番比较，感认中华民国的国歌，就其词曲方面比较，它具有庄肃正义的气魄，建设性、前瞻性内涵，以及仁厚的风格，无疑的是伟大的历史性作品，尤其“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是三民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是国家奋斗的目标，而且声韵雄壮，足显国威。反观中共的国歌，虽然曲调激昂为众所共认，其内容则有瑕疵，以主观情势言，中共已成为大陆权力主宰，歌词中所谓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是六十年前的中国处境，歌词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仍有灌输国人黩武思想之意向，非仁政之至意，也无建设中国远景的表态。这种局限于历史怨恨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中共狭隘偏激的特质，与中华文化和中华敦厚的精神，大相迳庭。这种中共的所谓搞运动、搞斗争关系紧密难以分开，因此中华民国的国歌和中共的国歌，在品质上难以相提并论。同时“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为田汉所编写，在中共进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斗争中，田汉遭受红卫兵惨酷的迫害致死，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为田汉编撰，一度禁止演唱，田汉罪行获得平反，义勇军进行曲又恢复演唱，中共视国歌当儿戏，也令识者引为笑谈。
三：中共因为是独裁制体制，他们主张现时利益，因此为了达到现时利益的目标，对所谓手段、谎言、欺骗等并不以卑劣为羞耻，在我搜集中共演唱歌曲中，发现有的歌曲在大陆出版的歌曲中，已不复见，我以为有加以说明原委的必要：
(1)“人人都爱他”歌曲
“吹起军号打起鼓，蒋委员长调队伍。人强马壮真威风，要打退东洋鬼子兵。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吹起军号打起锣，卖国贼汉奸坐大车，五花大绑家家喜，看我们政府扰纲纪。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政府人人都爱他。拿着大刀背起枪，一对一对的上战场，各省军队组织起，学会了游击好自卫。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军队人人都爱他。”
这首歌曲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秋，在中共的“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广为演唱，中共的第三军分区有三个团(十、十一、十二)十二个连的兵力，民国二十七年秋，第三军分区以连为军位举行歌唱比赛。比赛演唱的歌曲就是“人人都爱他”。这首歌曲的一段歌词是“吹起军号打起鼓，蒋委员长调队伍。人强马壮真威风，要打退东洋鬼子兵。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
当时中共控制的军队和民众都在热烈的演唱这首歌曲，我觉察中共的蒙骗企图，因为当时广泛的地区。到处都有国民党及同情支持国民党人士，以及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首歌曲演唱的时间很短暂，就被中共停止了，很显然的中共在敌后对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蚕食鲸吞，也很快的收到了他们以为的显著成效。一位“人人都爱他”的蒋委员长。在中共的控制区，逐渐改变了被人崇敬的声价，变成了被人诅咒的恶魔。
(2)“反对一党专政”歌(附原歌曲词)
“老乡们，团结起，反对一党专政。要民主，要选举，大家一齐来救中国。”
中共演唱这首歌曲的主旨，是在反对“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一歌曲是用民间小调添新词而成，再晋察冀地区广泛演唱，而且演唱时间较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中共发动全面战争，这首歌曲也就消声匿迹于无形，遍查中共出版之歌集并无“反对一党专政”歌曲之名，原因很简单，中共已经明目张胆的宣布完要施共产党专政，共产党委书记就是大陆政治的太上皇。
(3)“打击顽固份子”歌曲
“呸!呸!呸!顽固份子见了鬼，调转了枪口来对内，妥协投降开倒车，我们大家齐反对齐反对齐反对! 打!打!打!顽固份子找摩擦，挑战把国共来分家，阻碍军民打日本，我们大家来打击它打击它打击它!”
这首歌曲又称“反摩擦歌”，歌唱的当时(民国二十八年夏，公元一九三九年)，河北、山东、山西，中共正对抗日武装进行疯狂的攻击，河北省张荫梧在冀中被击溃，率残部转战至河南林县，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启荣被攻击而阵亡，山西新军叛变，国军六十一军朱怀冰遭攻击，损失惨重，中共攻击和解决国军，只是实行其战略要求，利用抗战壮大本身力量，准备未来推翻国民政府的全面作战，中共惯用的技俩如谚语所云：“恶人先告状”。河北、山东、山西的抗日武装遭到毁灭性攻击，中共除了以歌曲宣传抗日武装的领导人物为顽固份子外，并在他控制的地区内疯狂的大肆口头宣传张荫梧，秦启荣为“摩擦专家”，用心之狡诈与险毒可见一斑。
四：有人认为为什么有的音乐家投奔中共，原因是中共是以抗日作为宣传诉求，一般人士以为参加中共，就是抗日爱国的表现。我所搜集的一百六十余首的歌曲，有的作者不能说是歌曲作家，原因是作者名不见经传，作品又少，多采用现成的曲调而填词。毕竟音乐是一门专门学问，真正的艺术创作，才能流传百世。中共在它控制地区初期所演唱的歌曲，很多是国民政府抗战前所演唱的，例如作曲家黄自先生，他是一位纯诚爱国的人士，黄自先生的歌曲，大多由韦瀚章先生作词，他的学生刘雪庵、林声翕、陈田鹤、江定仙、张昊、贺绿汀等，都在音乐事业有所成就。这些人中，除贺绿汀外，其他诸君都不是中共党员，还有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学家，对推行国语运动，功勋卓越，他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也绝不是共产党员。一直担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直到病逝。陶知行黎锦晖，一位是教育家，一位是艺术家，中共惯技是吹捧拉拢，并冠以民主人士，社会贤达，进步人士等高帽，造成其为中立人士的形象，所以中共出版的歌集上，即使有这些人士的芳名，都不代表他们是共产党，否则就正中中共下怀，死者有知，难以瞑目。
在中共阵营中，也有不少歌曲人才，有的早在抗战前即投入中共怀抱，如田汉、洗星海、吕骥、光未燃、聂耳等。其中以田汉年长资深，也有些号召力和影响力，他在中共的音乐界具有领导地位，除了在抗战前投入中共怀抱的音乐歌曲界人士外，中共自己也吸收培养了些干部，如塞克、郑律成、张非、李伟、久鸣、孟波等，这些人在对日抗战前，多没有什么名气，群众对郑律成印象较深刻，因为他著作的“延安颂”所展生的统战效用甚大。
五：中共的歌曲统战，特别对知识份子产生的效用大而且普遍。知识份子是社会发展的导引，尤其是对农村，有着启迪和激发作用，一方面激励了国内抗日的气焰，另一方面掩饰了中共壮大自己力量的行径，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之初，敌后众多知识青年，多为中共所网罗。喜好音乐人士，在中共的诱骗下，纷纷投入中共怀抱。中共在它的控制区，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它的统战浩劫。中共的统战专家周恩来，在重庆训示他的党羽说：“必须使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相结合。”周恩来强调：“在文艺界广泛结交朋友，不能争取成为党员，也要作为同路人。”中共集团发挥了高度的组织效能，音乐方面就是以尽力网络人才为目标。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前，中共发现音乐歌曲用于所谓“革命战争”效用甚钜，于是在音乐歌曲方面极尽统战之能事。
六：反观国民政府的做法，也却有难以诿避的过失，没有对文化界作整体的规划，缺乏组织性强有力的辅导，宣传工作不深入，做法保守、被动，因此在文化战线上处于被动，也因此在对中共的斗争上遭受挫败。中共占据大陆后，在文化战线上，有了实质的转变，中共在文化战线上已找不到攻击中华民国的得力藉口，自然就达不到煽动人心，制造混乱的企图。大陆音乐歌唱界，何尝不想对中共暴政奉承一番，只可惜乏味可陈，音乐歌唱的创作少之又少，在在显示中共强力统治，人命危贱，人才凋零，思想枯涸的实质，反观中华民国的音乐歌唱界，在先进黄友棣、韦瀚章、林声翕、李抱忱、李中和等诸君的指导下，培养了不少的音乐歌唱人才，音乐歌唱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如“中华民国颂”、“梅花”、“中华民昨赞”、“杜鹃花”、“归不得故乡”、“木兰词”、“祖国恋 ”、“龙的传人”、“金门颂”、“伟大的中华”、“美哉台湾”、“战士之歌”、“绿岛小夜曲”、“兰花草”等，作品意境幽美，词韵铿锵，对人性之陶冶，皆富敦厚善良之浸润，廉顽励懦亦有功马。中共首脑邓小平听了“中华民国颂”这首歌后，感慨万千，自叹中共统治大陆四十多年，却创作不出像“中华民国颂”这样声词俱佳的歌曲，他告诉他的党徒把“中华民国颂”改为“中华民族颂”，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可据为已有，从邓小平窜改意图，可证其师承有自，不愧为统战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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