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六四血腥清场的亲身见证(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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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周年,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不为人所知。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邀请了当年亲历中国历史上最血腥一夜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吴仁华。吴仁华着有《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记录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过程的见证。今年六四前夕吴仁华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已完成印刷,在香港公开发行后, 随即传来江苏和浙江已下令查禁的消息。吴仁华原籍浙江温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及硕士学位。作为一位曾经接受七年专业训练的历史文献学者,尤其亲身经历了六四事件,吴仁华认为有义务和责任为六四留下一份可靠的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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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晚上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清晨,这一段就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的时候,我是在天安门广场,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学生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的那个最高层上面。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个底座是分三层,我是在最高层上面,因为当时的学生广播站啊,学生指挥部啊都在那个位置。那天我是做为特别纠察队的领队,所以说在整个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当中,我是在天安门广场,是整个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的一个亲身经历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凌晨四点四十分左右,当时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特遣分队,它所谓的特遣分队就是三个侦察连跟一个部兵连,总共四个连组成一个特遣分队,冲上了纪念碑底座。当时有其中三个侦察兵正面开枪把绑在纪念碑上的学生广播站的几组喇叭给打烂了。

坦克碾压帐篷这个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而且是多年来一直有争议。我做为一个清场整个过程的经历者,包括后来又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搜集资料、研究资料的一个文献学者,我是这么来谈我的结论。

你看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的时间,按照我们现在一般的或者是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凌晨四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一下子熄掉了所有的灯光,整个广场一片漆黑,当时非常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广场。就心理感受来讲,那一刻是整个清场过程当中最恐怖的时刻。因为一个非常喧闹的一个广场,灯火辉煌的一个广场忽然陷入一片漆黑,然后是随之而来的一片寂静,那是非常可怕的。大家都知道最后一刻时间来了。

戒严部队,清场部队的装甲车是这从时候开进广场的。我看到比较确切的资料说,当时参加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装甲车有四十二辆,这四十二辆装甲车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步兵第一一二司的。这些装甲车六月三号晚上是从北京的南苑军用机场附近的东高地出发的,东高地是属于解放军装甲部队的一个基地。

我就说广场碾压帐篷,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凌晨四点钟熄灯的时候,这个时候装甲车就开进广场。你说我有没有看到?我没有亲眼看到,为什么?因为那么大的广场,特别是熄灯后的情况。所以我在第一本书里,我根据所有的资料分析,我就相信当时在帐篷里是还有学生的,但是数量不详。

因为我引用了很多当事人的资料,他们或者在那个时刻,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凌晨四点钟广场熄灯的那一刻,他们看到帐篷里头有学生;或者有人说自己当时也在天安门广场上睡觉。所以,我举了至少有三到四个的亲身经历者,有名有姓的自己回忆的记录。所以我相信在帐篷里头有学生,但是数目不详。因为在这之前,我也从中国政法大学的帐篷里头,把一些不愿意离开的学生,我利用教师的权威硬把他们给叫到纪念碑底座那里了。

我是亲眼看到在这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就是比凌晨四点整稍微晚一点的时候,也就是凌晨四点钟到凌晨四点半之间。因为四点半的时候广场的灯又亮了,这时候看到已经是要冲上纪念碑底座了。所以就在这个灯亮之前,也就是在凌晨四点到四点半之间,我亲眼看到一辆坦克把纪念碑底座北侧前面,很近的,就等于纪念碑底座前面一个平台有竖着十几根很粗大的铁旗杆。因为在学生绝食期间就在那些铁旗杆上升了很多各校的校旗。

包括最引人注目的正当中的旗杆,升着一个黑色的旗子,上面写着白色的两个大字“绝食”。它就把纪念碑底座北侧前面那铁旗杆靠近大会堂,也是最西侧的一个铁旗杆,当时坦克就把它撞倒了。当时我就感觉到坦克的威力太强大了,这么粗大的铁旗杆,你还没看到是怎么撞到的,它就象一根小树枝一样被折断了,所以我说太可怕了。人的血肉之躯在坦克、在装甲车面前简直不可思议。

我想起感到的震惊的时候,不是在听到枪声的时候。戒严部队最早开枪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在西长安街往西的延长线上,就是那个五颗松路口一带。我们在广场上听到枪声大概是在六月三号晚上十一点左右。当然听到枪声的话也还是有段距离,当时因为是在军事博物馆跟复兴门立交桥之间开始开枪。

最震惊实际是在大概六月三号晚上的十二点钟左右,因为当时已经有西长安街现场的学生跑回广场,然后通过广场的学生广播站,讲了有同学被戒严队部开枪打死了。这些报信的学生身上也有血迹,他们都是在救护死难者或者受伤者的时候所沾上的血迹。十二点左右有学生开始在广场广播站讲他们真实见闻的时候,这时候造成了广场上学生很大的震惊,包括我在内。

因为有亲身经历者在讲述他们所见到的屠杀的情况,所以你就不得不相信。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总是以为戒严部队最多动用橡皮子弹,动用棍棒、军用皮带,最多是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来进行镇压。所以这时候有现场当事人血迹斑斑的跑回来报告,讲出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大家不能不震惊。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很有名的学生领袖,北师大的学生吾尔开希也在广播当中讲他的亲身经历,说有一位北师大的女学生在军事博物馆前面附近,也是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了。所以这时候在场的学生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一直不相信号称人民子弟兵的军队,会动用真枪实弹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

一九八九年的这个民主运动,从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运动,始终坚持的宗旨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说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夜里十二点钟,很多在屠杀现场的亲身经历者跑回来报告这个消息,包括一些血迹斑斑的学生回来报告。我在书中也特别写到一个女学生从西长安街回来,衣服上都是血迹斑斑,一路跑向广场中心那个救护站。很多人以为她受伤,跟着她跑。她跑到帐篷里头上气不接下气的跟医生、护士说快去救救他们,她说很多学生中了弹,他们不知道怎么救。医务人员以为她受了伤,她说不要管我,这些血都不是我的血。

这种场面当然刺激了很多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也刺激了一些在天安门广场的市民。的确有些市民跟学生在这种血腥屠杀的刺激下,因为做为一个正常的人话,总是有义愤,出于正义的义愤,对屠杀的愤怒,所以有部分学生跟市民就准备以暴仰暴。所以广场上为了这个也发生一些争执。我书里也写到,我是做为特别纠察队的领队跟我的特别纠察队的队员也受到一些市民的误解。

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在场的那些高校的青年教师,包括我在内,我也认识很多北大的、其他学校的,包括我们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大家就决定说必须去分头安抚自己各自的学生队伍,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不能在这种屠杀的情况下我们就放弃自己的宗旨。

因为说实话,我当时想的也很实际,大家都手无寸铁,你拿着石块、砖头、棍棒,那跟戒严部队手中自动武器,跟那些装甲车、坦克比那根本不叫武器。你不仅伤害不了对方,反而招来更大的屠杀。所以当时我们就分头下到各自的学生队伍当中,动员学生把手中或者身边的石头啊、特别是汽水瓶子,不是有些学生要特意收藏的,因为你都要喝水,把这些东西能够算做武器的武器,把它们都收集到一起。这样的话避免有义愤、愤怒的学生跟市民拿这个来抗击戒严部队。

好在青年教师对各自的学生,或者在各自的学生当中还是有威望的,因为这些青年教师在最后的时刻能够跟自己的学生坚守在天安门广场,说明他们自从这个学生运动以来,一直是跟学生在一起的,所以建立了很高的威望。所以我们后来把集中在纪念碑底座地带前面的学生,手中或者身边所有的汽水瓶子啊、砖头或者棍棒全都收集到一起了。学生在戒严部队冲上纪念碑驱赶学生的时候,手中真的是不仅是手无寸铁,连一个汽水瓶子都没有。

我经历了那一场运动,整个运动中,学生开始是悼念胡耀邦,到绝食,到后来坚守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民的确是全力的付出,非常的支持学生。甚至到了屠杀之夜,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戒严部队的装甲车、坦克,挡他们的子弹。所以我说在“六四”镇压过程当中,牺牲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而是北京的市民跟工人,对这个我是感受非常的深。

我觉得这么一个和平、理性的运动,而且是一个全民的运动,甚至到了生死关头,那么多的北京的各界民众,为了保护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学生,奋不顾身的去阻挡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用肉身去挡这些装甲车、坦克,真是令人感动,真是给中国人、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今天物欲横流的中国,就根本不可能看到这种舍身取义的现象出现。如果你要举个例的话,例子太多了。我自己亲身感受最深的就是因为在六月三号晚上的时候,青年工人组成的一支纠察队,自动的在纪念碑底座跟我们一起承担纠察的任务。所以在六月三号晚上,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以后,这些年青的工人纠察队的成员,就陆陆续续的奔向西长安街,而且去了就没有回来。

一直到了六月四号大概凌晨时刻,具体准确时间应该我书中有记录,就回来了一个年青的工人,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当时很悲痛的哭泣着说:去的弟兄都遇难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时工人纠察队的留在底座上的只有两个女的年青工人,披着军大衣,因为当时的年青人都喜欢披一件军大衣。当时就把这军大衣甩了,要跟着这个年青工人去西长安街方向。我在书里是比较详细的纪录了这个。

当时我跟一些学生特别纠察队的队员就坚决拦着不让去,可是她们三个人哭泣着就要去,我们当然也跟着落泪。所以甚至我后来都跪下来求他们说,不能去了,不能去了。我就想你北京市民、工人已经牺牲太惨重了,为了坚守广场的学生。我说不能去了,求求他们了,我们受不了这个。到最后还是去了,去了就没有回来。这是其中的我在书中《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提到的一个具体的事例。

另外一个事例就是我在书中写到一个北京医科大学的女学生叫王卫萍,当时因为那一天北京人民医院妇产科实习,是个实习医生,就是她是个应届毕业生,最后一年是在北京人民医院妇产科实习,已经准备毕业了以后留在这个医院做医生。

当天六月三号晚上,部队在西长安街开枪的时候,那天正好是她的休息日,是在家中。她听到枪声以后,就跟许多的北京的医生、护士一样,自动自发的走出家门。她就赶到屠杀之夜最惨烈的现场之一,就是木樨地,在那里救护中弹民众。结果没想到一颗子弹就击中了她颈部的动脉,当时一句话都没留下就倒下了。在倒下之前很多市民、见证人就说,这个姑娘非常勇敢,她一个又一个的给倒在木樨地西长安街上的受伤者包扎伤口,对身边呼啸的子弹根本不屑一顾,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最终就这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像这种北京市民,在屠杀之夜自动自发的,除了去挡戒严部队的装甲车、坦克,挡他们的部队之外,还有很多象这种医务人员,自动自发的冒着枪林弹雨在屠杀现场救护受伤者。

当然我书中也写到了很多新闻记者,就是为了留下历史的真实,留下戒严部队杀人的证据,到各个屠杀现场拍摄照片。我书中也提到这种工作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当时的相机在夜里拍照都需要闪光灯,所以每当闪光灯闪起来的时候,不管在哪个方位,戒严部队就开枪扫射。所以很多人,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就是为了拍照而献出了他的生命。

象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文,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摄影培训班的那个学员陈来顺,当然也包括我书中也提到现场新闻工作者,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死亡的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戴金平,还有天津师范大学的本科生李浩晨,都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拍照,为了留下历史的真实记录、留下戒严部队杀人的铁证而丧失了生命。这些他们英勇的行为,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重的。

《人民日报》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份的报导(具体日期我书中有记载)也明确的说,当时纪念碑汉白玉台阶烧裂了多少条台阶,然后附近草坪烧毁了多少多少,都有具体数字,我书里都有。是官方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导。我想记者写这个报导是个有心人,他故意通过正面的报导,把这说法是暴徒造成多大的损害,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在纪念碑底座那一带清场以后,戒严部队在那里放火焚烧东西。

我在书中写到为什么在这个位置烧东西?因为天安门广场那么辽阔,总共五万平方米面积,他的任何一个空旷的地方烧东西,象官方说的烧垃圾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放在汉白玉的纪念碑的台阶上去烧?造成汉白玉的台阶这么大的损失,造成周边的绿化地那么大的损失?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书中根据这我就分析说,因为那个位置是最隐蔽的位置,整个天安门广场只有那个地方是最隐蔽的。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周最高的建筑,距离最近就是北京饭店,而北京饭店是对外饭店,所以住着大批当时海外记者,包括港、台、澳的记者。所以在当天开枪镇压以后,北京公安局外事科也专门奉命到北京饭店搜查进出的记者,强行把那些现场的照片、录像都没收了。然后还查封了北京饭店的各个房间的阳台,不许记者到阳台上去照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一个高层建筑,站在北京饭店的话,可以照到广场。

所以后来我们现在从各个刊物上或者网络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照片,就是这些国外记者,包括港澳台记者,冒着风险在北京饭店用长焦距镜头拍的照片。包括有名的那张照片,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当时北京饭店唯一照不到广场上的位置就是纪念碑。为什么呢?那个位置刚好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筑给挡住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广场清场的照片,都是广场北部的位置所发生的事情。广场北部的位置北京饭店是可以照到的,不是死角。所以他们才会把所烧的东西放到那个位置,不惜毁坏汉白玉的纪念碑底座台阶,毁坏边上那么大面积的绿化地,包括绿化的栏杆这些东西。

我也看到很多见证人说他们在烧尸体什么的。我只是根据这种分析,我说戒严部队烧的东西不是普通的所谓的垃圾,不是帐篷这些东西。包括后来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张照片,也是看的很清楚是纪念碑底座的汉白玉台阶,被那个坦克或者装甲车的履带,整个是刀削式的变得伤痕累累。这不是普通的其它车辆能造成的结果的。

我在我们撤走之前那里集中了很多人,然后那里也没有坦克,装甲车也没有开到那里,没有看到汉白玉的台阶被毁成那样,我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才发现这个。所以我在第二本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中也收录了这张照片,这就说明在我们撤走以后,戒严部队在那里还是有所动作,甚至把坦克、装甲车都开上去了。所以在第一本书中我就提到,它很有可能就在那个位置焚烧包括学生遗体在内的东西,一方面是避免从北京饭店方向外国记者所拍照,而且这些装甲车碾压的遗体也不容易搬运。我个人是这么判断,但不是我亲眼所见。

最血腥、刻骨铭心的当然就是六月四号清晨七点钟左右,在西长安街上的六部口,所经历的戒严部队的坦克追压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学生队伍的事件,就是六部口事件。六部口事件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清晨七点左右的时候,当时有大概两、三千名的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用武力驱赶出来的学生,当时经过前门西大街,然后又从新华北街,在六部口那个地方拐上了西长安街。

西长安街当时应该是中国最宽敞的一个大道。所以当时学生队伍非常有次序的打着各自的校旗走在西长安街的自行车道上。它这个双行道,每个方向都分快车道、慢车道,然后边上是自行车道跟人行道。所以自行车道跟人行道是隔着一米二十左右高的铁栏杆,就是上面是尖头的。学生是走在靠路边的自行车道上,是背对着天安门广场,因为是撤离的队伍,所以有次序的往各自的校园走。

这时候戒严部队,就是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三辆坦克当时就快速的就沿自行车道一边仍军用的瓦斯弹,一边开枪,一边就是追压学生。所以很多学生来不及躲闪。我当时也在现场,我就比较幸运的就翻过了自行车道跟人行道一百二十厘米左右高的尖头的栏杆,就躲到人行道上去了。但很多学生来不及,因为想不到我们已经撤离了天安门广场,而且和平的有次序的往校区撤,是背对着天安门广场,坦克怎么会追轧?而且那么宽的长安街,结果很多学生就当场被坦克压死、压伤。当时是死亡十一个学生,受伤的学生更多。

那个场面非常血腥,因为是在自行车道上,所以很多学生在网络照片、现场照片你都会看出来,很多学生被压在自行车上。其中一个学生那个自行车的车把从他后背一直从前胸透出来。所以后来有五具死难者的尸体运到我当时所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就摆在教学大楼的门前,课桌上。其中一个学生就始终跟自行车没法分开,所以当时运送的时候就连自行车搬上了小卡车。那个场面是特别血腥。

我是中国的文献学者,读了那么多古书,中国这几年也是战乱不断,很多悲惨的场面历史书上都有记载。可是因为六部口事件是我亲眼所见的,所以那种血腥场面见了以后我才理解“血腥”两个字是什么涵义。

在“六四”镇压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光是西安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也是“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她的书叫做《六四死难者名单》里就有八名有名有姓的这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遇难者。

另外在我的书出版以后,又有读者给我打电话,痛不欲生的告诉我说,她的弟弟也是属于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遇难者。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晚上走出家门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然后她的母亲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之下,出于恐惧,一直不让家人对外说。所以这种失踪者,现在丁子霖教授的名单上还是没有的。所以他姐姐看到我第一本书以后,看到我描写的这个情况以后,打电话给我,当时很悲痛。因为她母亲现在去世了,她终于敢于把这个告诉我,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一些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自愿救护的医务人员,也在自己的回忆里提到这些事。就是当时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抢救受伤的民众的时候,连伤员带遗体都送上救护车拉往医院。后来因为伤员实在太多,就是决定凡是已经遇难的,已经死亡的,再也不送上救护车。所以这些遇难者的遗体就遗弃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带。所以他是说这些遗体后来都被戒严部队,或者是公安部门给悄悄处理了。

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我就写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中的学生叫王楠,他的母亲叫张先玲。张先玲为什么有名?她是最早跟丁子霖女士一起开始了寻访“六四”死难者的工作,也就是成为“天安门母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的儿子王楠当时就是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西观礼台附件被戒严部队开枪打伤,然后戒严部队还不许任何人救护。当时一个老太太哭着跪在地上哀求说他还是个孩子,应该送到医院,可戒严部队端着枪,连老太太都恐吓走了。后来志愿救护队来了,救护车来了,都被戒严部队拦住了,最后在六月四号凌晨的时候就不治身亡。

所以他就被戒严部队当时埋在西观礼台附近的北京第二十八中门前的那个花坛里,在埋他的坑里同时有三具遗体。但幸运的就是这个王楠,因为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刚参加完军训回来,所以穿的是军裤,特别是扎着一条部队的武装带,是当时军训的班长送给他的。回来到了六月四号以后,因为下大雨,埋的又比较浅,所以就发出一股异味,然后二十八中校方就报告公安部门。最后西城区公安分局跟西城区的卫生局共同来把这个埋人的坑给挖开了,就发现了这三具遗体。王楠因为身着军裤又系着军人的武装带,所以被误认为是戒严部队的军人,所以就把他送到医院的停尸房冷冻起来,等戒严部队来认领。太平是中医院非常小的医院,也很偏僻,为什么送到那?因为当时主要的医院都放满了遗体。送到那以后,很多戒严部队来认完以后都不是他们的人,最后才知道说是王楠。

这里还有特殊的情节,就是因为王楠的母亲就是当时中共的高级官员,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的小姨子,就是丁关根是张先玲女士的姐夫。他们找不到王楠已经向北京市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当然很重视,这么重大人物的亲外甥失踪了。所以发现他不是戒严部队的,又跟报案的情况一样是穿着军裤,这样才通知家属,比较幸运的被找到。可是跟他埋在坑里的那两具遗体就不知下落了。象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一个个案。

我逃离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很多“六四”逃亡者在比较早的时候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开枪以后,他们通常在六月、七月的时候就逃离中国了,在海内外朋友帮助下。我是一直到一九九零年二月底的时候才逃离中国。开枪以后我跟很多朋友,包括王军涛、孙志民很多朋友,我们都有个约定,就是宁可被捕我们也不流亡海外。

但是到了九零年二月底的时候,为什么要决定改变主意逃离中国?就是因为当时我通过个人的努力,了解到很多屠杀的情况,特别是包括“六四”以后大逮捕的一些人的情况。所以我想必须有人到国际社会,特别需要到联合国人权法庭作证,把这个屠杀的亲身经历,包括事后调查到的这些情况,包括后来大逮捕的情况告诉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关注这些情况,营救这些入狱的被捕的政治犯。所以当时我临时决定我跟北京的一些朋友说我走,因为需要一个人走。

那么我身为温州人,我想温州人自古以来有一个到海外的习惯,所以就很多出国的途径,那我说我想办法去寻找这种途径,拐弯抹角的找了一些温州朋友,终于找到这么一个途径,然后我就辗转南下。后来三月底,或者是三月初我就以跳海出逃的方式离开中国,当时是从珠海又到澳门。

那时候气候是比较寒冷,因为深更半夜,你想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当时我是咬咬牙,因为当时那个浪也很大,然后又漆黑一片,又没有救生器材。当时我想必须有人到海外把这种情况告诉国际社会,所以我当时一咬牙我跳下去,开弓没有回头箭吧,然后从珠海后来又到澳门。所以后来通过澳门的话,我跟海外的朋友联系,然后用渔船偷渡到香港。后面一段路程就没有什么风险了,前面这一段路线,可以说是差一点被冻死。

最后一段路途是海途,我海边长大的人,海途不是沙滩是烂泥,如果你不快速的四肢爬行的话,就会陷下去,所以只能快速的爬行。到最后离岸十几米远不到二十米的距离的时候,我实在是被寒冷的天气消耗了所有的体力,跑不动了。最后那个带路的也就是蛇头,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因为经常干这个,所以一直跟我招手说快上来、快上来,怕警察过来,所以后来没办法他就爬下来拖我上去。就因为这一拖,因为身体沉下去以后呢,烂泥底下都是那些贝壳,所以身上被割的血淋淋的,所以当时的确是比较悲惨的情况。

但是我还是感到很兴奋,就是说终于站在自由的土地上。因为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我说终于有机会可以自由的发言,把我所看到的“六四”屠杀的情况,包括我书中写到“六四”以后被捕的这些朋友,这些政治犯的情况告诉国际社会。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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