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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主任的选择(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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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中国大陆内享受着部级单位提供的待遇,一次香港之旅,让邱明伟的处境看似从天上一夕掉到地狱。

过去,在中共对人民日报内部天天洗脑的情况下,他曾经认为中共这个党确实搞得好,如今被扣上政治帽子不得不出逃。

面对命运的突然逆转,冷静思索,邱明伟彻底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面目。黑白分明,理智醒觉,尽管前路未明,但希望在现,邱明伟的选择又何尝不是让他从地狱飞升至天堂!

人民日报主任的选择
文、摄影 ◎ 吴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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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出逃,处境虽然不容易,但邱明伟认为,跑出来即是一种解脱。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在中国大陆内享受着部级单位提供的待遇,出入有专车,社会关系广,到地方去采访,会受高规格接待。没想到一次香港之旅,让他的处境从天上掉到地狱。

邱明伟形容这次是被新帐旧帐一起算。在国内一直对中共政权进行公开或不公开的调查,包括法轮功案件,帮助过法轮功学员,曾通过《人民日报》的电脑网络上网退党,这些都是他被选中作为政治迫害的对象的主要原因。参加香港每年争取民主人权的七一大游行和国际会议只是导火线。

命运的突然逆转,让邱明伟彻底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面目,他很清楚面对这么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极权,他不得不往外走,没有任何退路。八月二十三日,他把长期藏在心里的决定,在香港记者会上宣布,公开以真名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并被迫踏上了逃亡之旅。

北京要“杀鸡给猴看”

今年六月三十日邱明伟被邀到香港出席一些国际会议,去香港之前邱明伟特意去上司贾立政总编的办公室向他请示,并带了一个购物卡作为礼物送给他。邱明伟回忆说:“我当时跟贾立政总编说:‘李长春号召我们,要扩大影响力,要把握国际话语权,我不知道国际媒体怎么运作,觉得新鲜,想看看当下最优秀的记者是怎么思考的,想多学习国际记者如何把握新闻选题。’当时贾立政默许同意:‘去倒是可以,但不要闯祸’。”

七月一日,来到香港,没向北京请示,就去参加香港大游行,当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中共特务偷拍了照片。接着的三天,邱明伟出席了不同的国际会议,包括了国际记者联会的会议,参与工会主持的公开会议。七月四日下午,邱明伟去了深圳市龙岗区政府的一位内部官员那里,在深圳待了几天,了解到了深圳龙岗因为发生火灾,被中共派来的两批调查组敲诈了二千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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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游行是香港人一年一度以和平手段争取民主、人权的大型活动。(AFP)

七月八日,邱明伟回到中共人民日报宿舍(住所)时,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准离开报社,而且随时要接受审问。邱明伟说,他去中共《人民日报》官员贾立政办公室的时候,另有一个人也在,穿着便服,从左边的裤兜里掏出了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证件,证件上面的国徽是凹凸的,透过国安内部的朋友获知那是国安的证件。“我被不断审问有关我来港的具体细节。”

期间,邱明伟在与一位正义的何姓官员交谈时,提起自己去香港的来龙去脉,没想到这位官员无奈地说,有关方面已经开会研究过了,包括邱明伟在内的任何部级单位的相关人员,谁参与游行示威就处理谁,谁越权接触境外人士就处理谁,已经把这个事定为政治事件,要“杀鸡给猴看”。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一位有良心的干部在报社南门院内的草坪上警告说:“国保会随时抓你,快走!”邱明伟意识到事件已经政治化,他接受那位干部的警告,决定逃离中国大陆。七月二十八日,他不动声色地交了两个稿件给贾立政,并按老规矩送了一个购物卡给贾,然后跟他说:“我已交了两篇,还有一篇我回家写好再交。”

被迫踏上逃亡之旅

当天晚上八点,邱明伟坐上衡水的火车离开北京,辗转到深圳罗湖海关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的深夜。邱明伟在海关附近安顿下来,第二天一大早邱明伟就过了罗湖海关,进入香港,当时他安慰自己说:“安全了,安全了!”没有想过,这只是逃难之旅的开始。

到了香港后,一些媒体界的朋友和大赦国际试图帮助邱明伟。在香港的七天签证很快到期,邱明伟于八月四日就去了泰国曼谷。八月六日从泰国曼谷回香港后,邱明伟向美国领事馆求助,但因为他没有难民身份,所以目前还没有结果,于是邱明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八月十三日去了澳门,并联系了港媒。八月十八日,香港《苹果日报》以头版头条整版报导了邱明伟的初步情况。之后《大纪元时报》、亚洲自由电台,以及其他媒体陆续采访报导了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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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踏上逃亡之旅,邱明伟在等待政治庇护期间辗转流离。

八月二十三日中午,邱明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开了这次惨遭中共迫害的更主要原因,在会上他公开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随即离开香港到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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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伟填写政治庇护申请单。

因为邱明伟长期调查法轮功问题、中共腐败问题、投资商被迫害以及异见人士个案等,他在逃离中国前就有高层人员曾向他透露,今次政治迫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曾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及帮过一些法轮功学员。邱明伟其后才明白,根本原因是邱明伟一直在帮助法轮功学员以及一直坚持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在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中,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修炼法轮功、藏有法轮功资料或对法轮功遭到迫害进行调查,都会被中共残暴对待。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只是迫害的导火线。所以好多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今日的局面绝不仅仅是我参加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也绝不仅仅是我参加香港的一些会议、会见异议人士等,我调查的一些个案其实已经被中共当局知道了,中共当局已经痛下决心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因为我居然敢帮助法轮功,老帐新帐一起算到我的头上。”

奇怪的人民日报管理体系

对于邱明伟的出逃,《人民日报》方面未能否认他的存在,邱明伟的上司,《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总编贾立政违心对外声称,邱明伟与《人民日报》的合约已经在今年四月就到期(据邱明伟表示,劳动合同标明是二零一零年四月份才到期),而在网上亦有言论指邱明伟没有记者证,不是采编人员,只负责该杂志的广告经营。

邱明伟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我可以明确地说,直到我逃难前,人民论坛所有人,包括我在内,拿的证件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是拿工作证,没有记者证。人民论坛任何人都没有新闻出版总署发放的记者证。原因是它不敢发,上面的总编不给我们办,要我们做采编的工作,却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对我们加以箝制。包括现在在岗位上的记者每天辛辛苦苦熬夜加班,却没有任何加班费,《劳动法》早出台了,仍然是没有给一分加班费。手里也是没有记者证,上司不给办。”邱明伟说:“《人民日报》的管理系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它在给你办手续确认身份的时候,就要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一旦我们这些人万一出事的话,它就不会承认了。共产党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它是从上到下都是用这个办法,一旦出事就不承认你。它会对外说,你看他没有什么证件,不是我们的人,凡此种种,扣政治帽子,更不在话下。”

在政治审问的期间,看在眼里的人情冷暖,也让邱明伟感到很悲凉:“以前这些高级领导都跟你走得很近,跟你喝茶吃饭,工作也好,休闲也好,都非常愿意在一起聚聚。你受到迫害后,很多人都跟你保持距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领导,在他的奥迪车里,本来头都伸出来了,一看到我来,赶紧把脑袋缩回车里,生怕让人看到跟我见面了。就是说要跟你划清界线,害怕成那样子,非常悲哀。很多很近的朋友、同事的关系都受到破坏,很多道德伦理遭到瓦解。我走之前本来是有一位高级干部要请我吃饭的,因为他可能消息慢了一点。后来他知道了我出事了,吓得也不敢给我打电话,他是一位现在还在职的干部。”

对于向外与他公开划清界线的总编贾立政,邱明伟说:“其实贾立政也不容易,他也是被迫的,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因为我出事了,他要是不出面来攻击我,他可能被中共定论为跟我有关系的人,那就说不清了。所以他要先把我打倒,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他把我打倒后,能够以事实来证明他跟我之间有界线,跟我没有什么交往,他就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说他这个人也是挺可怜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没办法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情,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平时这个人很爱护我们的同事,以前没有看到他是这样的,但是在政治压力下,很多人就变了,包括他对我的攻击。”

邱明伟续说:“一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我看明白他(贾立政)的意思了,他不攻击我他就完蛋了!所以他开始对我构陷虚假的东西,包括说我今年的四月份已经离开了。其实我七月二十八日还在报社内部吃住呢!监控录影可以证明,他说的是违心的谎言,居然说所有同事都不知道我的消息达四个月之久,这样的谎言是极其荒谬的。他真是可怜,为了跟我划清界线,构陷那些虚假的讯息来保护他自己,做完以后,作为正常人,自己的良心都会遭到谴责的。因为毕竟你是构陷一个无辜的,构陷你的同事,做人做到这个程度真是悲哀。说不定有一天他跟我一样,被共产党拉出去整顿,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没有这一天。赵紫阳、刘少奇、胡耀邦他们的地位都很高,不还是照样出事,在共产党的体制内,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不知哪天出事,哪天给你扣政治帽子。”

做内参调查有机会了解真相

今年三十四岁的邱明伟曾用过的笔名有邱文难、邱文和苏文。小时候在中国福建省度过,现居住在北京市。邱明伟曾于长春税务学院接受全日制注册会计师的教育和二零零七年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传播学全日制硕士教育。

做调查一向是邱明伟的意愿,在税务学院毕业后,他就到《中外展览》工作,也是一份官方的杂志工作,他热爱媒体工作,因为他可以从中找到乐趣:“通过新闻采访,我可以比在其他的职业更快接触到一些核心的东西,讯息来得比较快。”在做杂志采访时,邱明伟有机会接触到国际的展览公司,发现国际公司的一些理念跟国内的理念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工作了一年多后,邱明伟加入了中纪委属下的《廉政内参》当记者部的副主任,说是记者,但是背后是有政治色彩的,是有级别的。《廉政内参》主要围绕腐败的话题,有些问题会通过内参反映到上面去,如果是重要的话,上面会有批示下来。批示后问题才能解决,但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会批。内参可以反映腐败情况,但是有限度的。《廉政内参》使用了统战部的临时办公室,但是属于中纪委的:“统战部也有它的刊物《中国西藏》,我为什么选择在中纪委办公,因为我觉得做《中国西藏》这类杂志没有意义,天天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到廉政,我可以把一些事情反映上去。”

家族中,很多都是经商,经济比他好,但他宁愿做媒体工作,认为这样才活得有意义:“我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两个字:‘调查’,其他的工作可能给我很高的待遇,我也会做不久。我就喜欢做调查,离开了调查,就像人离开了三顿饭似的。”

后来《廉政内参》的负责人被抓,可能是人事内斗的问题,内参也停刊,不过,事情没有影响到邱明伟。接着邱明伟转到中国政务研究中心旗下的《时政决策动态内参》当调研员,调查的范围也从贪污到其他题目如环保,期间也兼职在《消费日报》专刊、中共司法部旗下的《法律与生活》、中石油创办的《石油石化物资采购》刊物工作,也用笔名发文章:“在大陆,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候笔名会换来换去的。《中外展览》没有用笔名,因为它不涉及到批评报导。在《石油石化物资采购》我有用笔名如邱文,因为那里有率涉到批评报导。”

邱明伟加入了《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安全》杂志。一年后,即零六年,邱明伟决定到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传播学全日制硕士教育,希望从而可以得到提升:“在民族大学读书非常有意义,因为通过深造,思想会得到提升,想的东西就更深更有层次。在大学里,我真正接触到国际上的一些东西,以前有廉政和动态工作时,接触的东西与国外是有一些距离的。也是在大学里,我看到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反共书籍。”

他续说:“以前搞调查,就是很单纯去搞调查,但那时候我对共产党的印象非常好,觉得这个党确实是搞得好,主要是下面有问题,觉得管理赶不上,地方都乱套了,是觉得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党出问题了。”

读到《毛》这本书令邱明伟的思想中提出了一些质疑:“我在考虑一个问题,《毛》书里面所描述的内容,跟共产党平时给我们讲的完全不一样,到底谁说的是对的,谁在骗人!与别的教授交流,发现很多有良心的学者都证实这个问题。”当时也有导师被国安监控:“安全人员专门有一批是盯着高校的教授,防止他们做一些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搞学问的人,他会经常做研究,过程当中就会了解到真相,了解到真相后,它(中共)怕你有所行动。”邱明伟后来把《毛》书以电子版在圈子内传播。

大学导师被监控调查

曾有教授在堂上抱怨手稿被偷走,但家里的现金却没有被拿走:“因为那位老师年纪大,很少用电脑,都是写手稿。老师也告诉我有其他教授被警察强制逮捕,被捕的教授会不服的说:‘我是教授,我是搞研究的!’抓他的人说什么了:‘教授又什么了,我专门弄你们这些臭老九!’完了把(教授)脑袋一按,塞进车内拉走。有时候教授也会在堂上公开骂共产党。(他不怕?)他说,他都这么一把岁数了。”

邱明伟曾于零六年采访过冰心的女儿吴青,写了一篇名为〈谁来改变中国〉的报导,但不准刊出:“在大学里很有意义,不但是学到专业上的知识,而且还接触到一些思想进步的专家学者,他对你的薰陶很关键。他会引导你以后的路怎么走。通过硕士教育才学习到很多东西,包括书本上没有学习到的东西。”

在大学内,除了看到禁书之外,也开始听到六四的声音,邱明伟有机会看到六四的真实片段:“以前内部一直给我们灌输的教育是:‘六四的问题,中央虽然有错,但为了稳定,所以要杀批学生。’在民大了解到的是另外一个情况,当初的决定就是一个错误的,……它就是一个屠杀。六四的学生希望通过静坐的方式,要求中央对高干子弟贪腐问题进行处理,同时他们希望中国开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正是这个民主自由的要求,触犯了某些领导的利益,所以才下屠杀令。”

“大部份的教授是有良知的,知道共产党有问题,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私底下也会做研究。”

受硕士教育的启蒙,邱明伟的民主意识发展得很快:“这些东西没接触过,但一接触就像突然间给你开了一片天似的,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那时我开始运用我的权力去帮助(受害的人)一下。一开始胆子没有那么大,但后来就越来越大!”邱明伟曾经以《新安全》公函干预地方,让他们处理冤假错案:“要说胆子最大就是在人民论坛,都是越做胆越大,也越学越坏!因为以前我从来不送礼,我以前做了这么久的工作,请过领导吃饭,但基本上不给人家送礼。”

为什么要送礼?“你去做调查,你不给人家送礼,他不让你做调查,不批准。这完第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你自己都会觉得你不送东西,人家会让你去吗?又送了!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甚至有个问题出现了,你一直给他送,突然你忘记了送,他就跟你翻脸……其实我觉得做人有些东西真不能那么做,包括我给人家送东西,被动是被动,因为这么送的话也不对,但是反过来,你不送就不允许你做调查,不让你去,就让你搞一些表扬的,天天宣传正面的,歌功颂德。所以你搞负面的就得有所表示。”

生死逃亡牵涉发函帮助法轮功

有几次上访人士来找邱明伟,他试过向地方写信,再拿《人民日报》的公函发出去,要求地方处理。“法轮功事情也是,在前中共江泽民定调前,基本上是不处理。江泽民定调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即使镇压法轮功成为中共全力动员的大事,他也曾经就法轮功的事情写过信给河北省,要求尊严对待法轮功学员,“他们接到这个信也会重视的,因为我的职务在那里。来到报社后,我认真接待,安排办公室接待,安排在报社内部的餐厅吃饭,内部也有对外招待的酒店、餐厅等等。他来了以后,谁看谁的面子?很多事情,说白了也不是靠记者的职务来要求人家作出处理,而是凭身份,凭着背后的政治压力要求地方去处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生万名法轮功和平上访事件,邱明伟没有很多的关注:“根据中共的消息指法轮功影响社会稳定,当时我们不太相信共产党会撒谎,因为有些突发事件,我们也考虑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后来随着接触的个案越来越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后来帮助他们和对他们的保护都是有限度的,因为在我的职务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像其他冤假错案,我这边能保护他们,如土地问题,地方拆迁的问题,有时可以做到彻底的保护。曾经试过上海处理过的一个个案,要拆四十多座别墅,经过发函干预后,当地的一把手向当地的百姓宣布:‘这个地方我们永远不拆了!’”

突然要面对生死逃亡的邱明伟,对于很多事情都有所反思,包括中共的本质。“没出事的时候,我们是对共产党有一些意见,包括非常强烈的批评,但是自己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事情,很难认清它的真面目,因为平时我们都被洗脑,《人民日报》内部天天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天给我们灌输这种观念,天天给我们讲政治。我总是觉得共产党内部一部份人做坏事,没想那么深刻。直到现在我接触到国际社会,从他们那边听到一些情况,回想起我以前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同事以前做的事情,包括我做的一些个案,包括共产党内部发生的一些问题,我冷静地反覆地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确实这个党真是无可救药了。替党做事的人,很可能有一天就跟着中共出问题了,像我今天被迫跑出来的人,是迫于无奈地跑出来,虽然处境不容易,但我认为,跑出来已经是一种解脱。”

“逃离了共产党对我的洗脑,有独立的思想来看待中国社会的现状,以独立的思想来决定中国的民主将来要走什么道路。为十三亿人民去谋福利,创造一个更加好的生活环境。让人民可以自己选官员,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在受到冤屈的时候有人替他们解决,不像现在受到冤屈没有地方告状,告状还要挨打,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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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了共产党的洗脑,邱明伟庆幸自己终于有独立的思想来看待中国社会的现状。

中共内部都是泥菩萨

邱明伟又用泥菩萨来形容自己:“没出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施救的人,像菩萨普度众生一样可以救他们,但我一出事我就发现原来我比他们还惨,我特别悲哀,我比他们还要悲哀,真是泥菩萨。以前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大家,觉得很幸运,我有这个职务,但没想到我这个职务……共产党内部的职务都是这样,随时会崩溃。这个共产党是非常邪恶的,为了让你听党的,它必须让你听到什么程度呢,为了党你可以出卖朋友、同事等等,你必须要出卖,否则共产党就要收拾你。这是什么逻辑!中共靠暴力、谎言,制造恐惧。靠欺骗国际社会,靠欺骗十三亿人民,靠在国内制造恐怖来维持它的统治。”

在中共的喉舌机关工作,邱明伟也不可例外要做“正面宣传”的事:“比如说,今天要做一个正面的宣传,接到高层的一个电话后,人民日报社就开会研究,定出报导的主旋律。然后去找材料,看哪个省有材料,上层说,不用去看这个人如何,赶紧包装,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什么事,就这样,先进典型出来了!《人民日报》要说一个人好,能把死猪说成是活神仙;要说一个人不好,能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因为它(人民日报)要表扬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年底要加分的,被提拔的。它要是批评一个官员,这官员年底要么扣分。它要是头版头条批评一个省长,那个省长不管有罪没罪,肯定要下台。”

邱明伟说,如果社会公众想要知道中南海今天开会讲了什么内容,就看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不要表面看,而是从侧面去分析。比如今年的重庆水灾,如果它说,这个水灾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情况得到控制。如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说明水灾很严重。你要反过来读这个新闻。你得会读才行,中共想表扬一个人,也同时把问题泄漏了。就像《人民日报》对我的反驳时,在过程中也肯定了我,给我提供了证明。因为它在否定过程中想向公众提交证据,结果反而那个证据又证明了我的身份。”

邱明伟说,《人民日报》在重要日子前也会发内参来引导报导方向,有时不发内参,只是内部说说,因为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训练有素:“上面一句话,我们就会明白下一句是什么意思!”

他举例说:“七一快到,就弄一个劳动模范,先进典型,讲他对党的忠诚。为了达到对体制内的人起洗脑作用,它要树立典型。那些典型很可笑,刚树立完就出事。曾经树立了一个典型,说她是军嫂特别孝顺,当这个军嫂到北京去领奖时,临走时还与婆婆打架,我们的记者在那采访时发现的。”

对于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人民日报》内部有文件说明,这些都是被定性为“反动媒体”,邱明伟说:“内部非常明确指出,必须对这些媒体作出警惕,包括我们写的文章要防止被这些媒体利用,是有档的。现在文件也多,我们内部经常有对六四问题的一些定调,有些是内参,很多东西我们平时都扔了,不看。很多,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拒绝承认,内部定调是什么时候谁承认,当官都要死,所以不承认。”

中共肯定要沉船

第一次到香港,还参加了七一大游行,邱明伟说:“在香港,觉得自由的阳光真是太好了,在中国内地,你要敢这样游行,回去后被发现,它就指控你参与敌对势力,威胁中共政权稳定,这么搞你,很多名词你都没听过,甚至有些叛党叛国,有些人说你不爱国,爱党和爱国是两回事,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你中共放开手,照样会有新的政党来为我们十三亿公众服务,来管理这个国家,而且我们不需要中共在这霸占这位置,你看中共在四川大地震时的表现,死了多少人,而且数字没有真实的报上去,报的都是假数字。中南海内部一位官员,我们天天给他送报纸,后来出事被搞掉,我们打电话去问时,居然说没这个人。中南海内部的人你都是这么干!什么坏事都干,最后什么都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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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七一大游行,邱明伟在香港感受到自由的阳光灿烂美好。

再次来到香港的邱明伟,心情已经大不一样了:“在香港,当所有的管道都走不通时,那时候是挺灰心的,往回走,中共是不会放过我的,面对的是中共黑洞洞的枪口,往外走又看不到很明朗的希望,那时真的感到很无助,但你只能往外走,不能往后退,否则肯定是死路一条,判你几十年,你可能在监狱里得某种‘病’死了,或是出狱后可能某一天因为交通事故死在街头。就是大难不死,中共会在你周围做工作,孤立你,工作都找不到。”

离开香港前,邱明伟把他长期藏在心里的决定,在香港记者会上宣布,就是公开退出所有中共组织。据邱明伟了解,在国内很多人都想退但是不敢登陆退党网站:“因为是被控制的,中国内地的网络是被监控,通过IP位址,它搜到谁在退党,所以很多人想退但是又不敢去登陆那个网。我可以肯定说,我在内地所知道的,体制内的官员想退的人大有人在,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人,就像皇帝的新装那个孩子一样,把这个老底说出来而已。”

“因为很多高官自己家里的人受到冤屈他自己也解决不了,包括建设部一个人,他的亲戚受到打压,他已经是退休了,以前是个高官,他跟我说:‘我要知道共产党这样,我当时不如不入党,入党又有什么用,替共产党干了一辈子,连亲戚都保不住了,受了冤屈都没有人管。’现在那个人已经退了党。很多很多这样的,更何况体制外,更是这样。”

邱明伟希望通过公开退党来唤醒中国人民:“我希望通过我这一次的退党行为,来唤醒中国的十三亿人民,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因为我们十三亿公众自己的未来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它只代表它自己,不能代表我,不能代中国,更不能代表十三亿人民。”

最后,邱明伟以沉船来形容中共,并呼吁官员早日跳船自救:“一条轮船海上航行,明明知道这条船马上要沉,在前面某个地点就要沉没,你还要待在船上等死,一起沉到海底去喂鱼?我希望你们赶紧跳上救生船,去寻找更安全的地方,这是明智的选择。这条船就好比中共,因为它太腐败了,还能航行多久?我已经跳了,我呼吁体制内的官员们在适当的时候也选择跳船求生,我会在某个地方帮助你们。中共只是个政党,中共不等于中国,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需要十三亿民众的觉醒,更需要我们体制内的官员们大胆加入推动民主自由进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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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身份特殊
文 ◎ 吴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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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既是一个新闻机构,又是一个非常政治的单位,因为它是中共中央的宣传机器。(AFP)

《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与一般西方国家对记者职务的理解有所不同。《人民日报》是一个特殊的单位,既是一个新闻机构,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政治的单位,因为它是中共中央的宣传机器,在中国内地,它是第一大报,据内部数字是全球每天发行八十万份。记者之下有通讯员帮忙收集讯息,但不会做直接的调查。

6536的秘密

平时《人民日报》记者做采访调查时,大部份采访调查后,可以电话方式打到地方去干预,地方见到字头是6536的电话号码就知道是《人民日报》的,因为《人民日报》有自己独立的电话局:电讯6536局。对方在接到电话后,想有所解释,可以到《人民日报》的办公室,记者会接待对方。除了用电话干预外,也会用手机干预,会明确表明身份,对方才会放心去办事。

另外也可以发函。发函有两种,一种是盖公章的,叫公函,不盖公章的,就是以个人的身份写,是普通的信函,都是以《人民日报》的信封寄出。因为外面是买不到《人民日报》的信封,所以信函发过去会被重视,若是一般的信封可能地方官员不看便直接扔掉。

国内的冤假错案很多,能帮助的个案有限,邱明伟无奈地说:“我只能是说赶到帮上谁就帮上谁,但基本上干预是有效的。”

很多时候,记者做调查,都会受到地方的高规格接待,其实是变相的贿赂。例如去年邱明伟去葫芦岛市调查,住的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吃早餐时,来了三十多道菜,就三个人吃:“我说,为什么来那么多菜,能吃那么多吗?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太浪费了,吃了五道左右就饱了,结果一挥手又是水果盘上来。每到吃饭都派官员陪同你,你要去采访调查,也会派官员陪同你,你说你能采访到什么东西?根本就采访不了,当事人可能因为怕中共报复所以不敢在官员面前向我们说出他们的冤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先撤回北京,然后在不通知地方官员的情况下就过去做调查,不跟他们那些官员接触。”

地方官员最怕内参记者

问邱明伟地方重视调查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别的揭露仅仅是在新闻上起作用,我们(人民日报)要揭露,对他们来说,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危险,因为我们一旦反映到上面(中南海)去,我不敢保证每个个案他们都会批示,但发到地方,地方一定会处理,怕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因为我们要把材料通到中南海是很方便的一件事。”

地方也会很重视《人民日报》的表扬文章,因为每个地方每年年底都要考核,看当地做出的成积如何,如果在《人民日报》上有表扬文章,当地就会加分,如果是批评文章,考核就要扣分。

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都是记者比编辑多,唯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机构例外,编辑数量远远多于记者。这是因为这两个机构的正式记者,在中共体制内部有十分重要的另外角色。他们可以写内参,有些级别的记者内参可以直接到政治局一级,所以地方官员非常忌讳。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到地方县市,往往由副市长亲自接待,专车接送,有时可以直接参加当地党委会议,派头极大。当年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的刘宾雁,就可以直接进入省委参加常委会议,内参可以直接交给胡耀邦。因此,在《人民日报》做普通新闻采编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大部份都只是编辑人员,而不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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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友高勤荣
文 ◎ 邱明伟(原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双周刊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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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揭露地方官员贪腐事件而遭打击报复,被判刑十三年的原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网路图片)

尽管安危未明,终究是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在逃亡的路上,邱明伟奋笔为新闻记者同业好友、秉持良心揭露中共搞假形象工程而惨遭政治迫害的高勤荣鸣冤叫屈……

我的好友高勤荣先生,在一九九八年从天上一下子掉进了地狱,他被中共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十三年,关押进中共的晋中监狱。导致他遭遇牢狱之灾的是,他把山西运城地区耗费钜资搞假“灌水工程”的这张“薄薄的窗户纸”捅破了,如同《皇帝的新装》中那位讲真话的孩子般把看到的东西说了出去。

《人民日报》于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根据高提供的准确材料作出报导说,山西省运城地区花费逾二点八亿元人民币,搞赤裸裸的假灌溉工程。高先生批评说,《运城日报》报导当地官员在六个月内建造了六万七千个蓄水池,但他本人调查后发现,所谓蓄水池并没有连接任何水源,也没有安装任何输水管灌溉农田。高勤荣的报导被送交中共中纪委,而且也被中央电视台及其他媒体跟踪报导,轰动一时。

但是中共官员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反而是高勤荣本人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遭到逮捕,一九九八年五月,这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曾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二点八五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假渗灌的事情,到十二月份高先生又去了北京,十二月四日那一天下午,高先生接到熟人的电话让他到北京的粤秀大酒店。高到达预定地点后敲门没人开门,这时候电梯门开了,过来三个人把高先生带走了,高先生遭到诱捕。

高先生在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观察》和《山西青年报》等单位工作过,出事后,高先生的未来生活极为拮据,在找工作方面到处碰壁,因为中共到处排挤他、孤立他。至今高先生的冤假错案未能得到平反,高先生和我相熟,也多次到人民日报社找我,包括《人民日报》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和我们一起谈论了高的案子。前一阵子我问高先生:“您的案子怎么办?”高安慰我说:“要去海南省找一个关键证人(中共干部),说这个证人当初迫于中共压力而说了违心的话作出假证据,但现在这个证人已经退休,处于愧疚原因为高的案件重新作证,以证明高的案子确属冤假错案。”据高先生后来跟我说,去了海南(中国的海南岛)了,找到了那位已经退休的官员了,这回好像有希望得到平反。但没想到的是,高想纠正错案的想法被国家安全人员获悉,随即遭到国家安全人员阻止并威胁,后来高先生纠正错案的工作停顿了下来。

高先生目前仍一直在做负面调查,我怕他遭到连累,没告诉他我出事的消息,不知情的他前几天还给我发了好几篇负面调查的文章,希望我能帮助他发表,这就是一个用良知去观察中国社会现状的高先生,却在中共的统治下,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因为坚持正义,大胆向社会揭露中共搞“假形象工程”而惨遭政治迫害入狱十三年的高勤荣先生,二零零六年虽然经国际社会呼吁获得减刑出狱,那个时候已经被整整关押了八年。出狱后,高勤荣先生原来的单位和他划清了界线,目前高先生为了生活到处奔波,但找工作也屡屡碰壁。高先生出狱后的生活十分拮据,他自嘲说:“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让老婆养活自己,这是个实际的问题。”除了工作以获得收入供孩子上学所需学费,高的爱人患腰椎骨结核也因为经济拮据拿不出手术费而未获治疗,就是一直吃药,后来国内外的网友纷纷捐款给高先生以帮助改善他家庭的状况,现在高的爱人动完两次手术之后,大夫让他吃一年半到两年的药。现在她爱人的病很难治愈。

高先生在奥运期间被中共警告说他不能离开山西,而且中共拒绝向高先生发放港澳通行证和护照,他被限制出境,所以高先生只能在中国内地走动,偶尔会到北京见见我们这些相熟的朋友,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些相熟的朋友伸出援手帮助他。一些国内的媒体想要聘请高但出于中共压力终不敢聘请他,按照中共的规定,曾经服刑的人员是不能再当记者的。高先生从事新闻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但目前国内媒体已经没有机会见了,国外媒体又没有很好的联络渠道。

在高勤荣出狱后,我们先后通过不同的渠道为他鸣冤叫屈,但因为中共追求政权稳定,漠视我们这些人的冤假错案,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中共对我们是一手遮天。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许多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为了安全,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按照中共的意图说那些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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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为党喉舌、贪官污吏横行的大环境下,坚持正义的良心记者没有立足之地。(AFP)

总部设在美国的新闻自由监督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九月份宣布将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发给高勤荣。“自由是福”,高先生曾如此感叹。

全国政协委员曾为高先生联名呼吁。二零零三年,山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韩妈妈,二零零三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哭着说高先生的遭遇。冰心的女儿吴青也给高先生的爱人写了一封信,鼓励高的爱人说一定要坚持。高的爱人工资就七、八百块钱,又要抚养孩子,工资根本不够,后来为了替高先生申冤,把工作也放弃了。

高先生曾悲愤地在遗书中写道:“我是个孤儿,养父养母均已去世,现在我是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故不存在财产分割,我赤身而来,净身而去,毫无遗憾。”

高先生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就要为人民呼吁,当初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也许高先生就没有这个牢狱之灾,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唯唯诺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腐败必须揭露。然而,这样的揭露确实给高先生带来了灭顶之灾。如果像这样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得不到保护,社会进步只能是一句空话,民主自由会变得更加脆弱。所以我作为中共《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副主任(现已和中共决裂)在这里呼吁国际社会救高先生于水火之中,给他生活的希望,同时也是给中国十三亿民众的民主自由带来希望,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人权的阳光普照大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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