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租院》看中共的谎言洗脑(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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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观察》。本节目由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程晓农夫妇,为您解析中国经济、社会万象。我是主持人李洁。

主持人:最近有这样一个新闻,中共在德国法兰克福展出大型泥塑《收租院》,导致这部作品的原型,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后代的抗议。那么这个《收租院》是怎么个来历呢?为什么导致了刘文彩后代的抗议呢?我们今天请到程晓农老师和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程老师:六十年代上中学、小学的人可能知道所谓《收租院》,就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刘文彩这个地主,他的所谓如何残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这么一个故事。在文革之前,四川省专门制作了一个所谓的泥塑展览叫《收租院》,就是把这个编造的一系列故事,用泥塑的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来展示。当时中国有很多的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都去参观这个《收租院》,因为这是政府要求去参观的,大家也以为这就是真相。

但事实上,就像白毛女还有高玉宝编的《半夜鸡叫》是假的一样,这个刘文彩的故事《收租院》也同样有很多假的成分,这一点早在90年代前半期就有人写过很多文章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刘文彩实际上,第一、并不像《收租院》所刻画的那样;第二、他对当地的社区有很多贡献。之所以会编造这样的东西,是因为中国的文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服务于共产党宣传机器的,因为他们要想从事所谓的文化工作,只能为共产党服务,而共产党要他们所做的,必然是也唯一就是这种编造历史、编造人物为共产党的宣传动员服务。

主持人:是。中共编造的历史是与事实不符的,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数据,1992年中共四川省大邑县县委统计,历史上谁给大邑县的贡献最大?调查的结果是刘文彩,他曾经修路、办学、建发电厂和水电厂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提出抗议,他说:《收租院》是一帮政治家用来煽动民众、煽动仇恨的一种工具,刘文彩被说成是恶霸地主,但是全县民众说他是“刘大善人”。那么中共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目的是什么呢?

程老师:共产党与其他的政党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擅于利用宣传蛊动手段动员民众跟随他,达到他的政治目标。那么在他的动员宣传手段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来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呢,讲的是所谓的资本家与工人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的所谓阶级关系。

由于在中国工人的总数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比例,所以中国共产党当年在革命的阶段,他们主要面对的是农民,要怎么样把农民动员起来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共产党。给政府交粮、出民工,帮助政府在农村建立共产党的政权等等,这都需要农民的支持。就是怎么样挑动农民对农村的士绅阶层,包括相对富裕的一些家庭,挑起对这些人的仇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马克思的所谓“剥削概念”。认为这个有地的人,把地租给农民种,那么就是剥削了种地的人,这一点是马克思的理论从根本上是错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完全的施成马克思的这一套。当时共产在农村蛊动宣传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宣传手段就是想办法编造各种说法来让农民相信地主是剥削他们的,所以应该被剥夺。越没有土地,越贫困的农民,就越是革命的。

那么事实上,在农村里头任何大一点的村庄,我们都会看到总有游手好闲的,懒于耕作的。但是经共产党一动员,再加上给他们几顶政治高帽子戴上,他们就成了共产党的依靠对象。所以往往是这些人,率先带头发动对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从他们手中夺取家产。为了配合这种政治动员,共产党还采用了各种文艺手段,因为共产党和其他的政党不同就是,他有一大套宣传蛊动的方法,不仅仅是有他的报纸还有他的所谓的宣传队,用这个办法来把共产党编造的各种话语,变成一种舞台剧的形式,去说服动员农民。

我们都熟悉的《白毛女》就是这样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同样的像60年代以前在中国念过小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半夜鸡叫》,那个故事里头的主人公高玉宝和所谓地主周扒皮,那里面的形象也完全是编造的,都是作者为了配合共产党宣传需要,为了挑动民众对所谓地主的仇恨而编造出来的。所以当长期人们在共产党这种单一的、强制性的宣传教育下,人们就只能接触到这样的观念,慢慢的习惯成自然,很多人就以为共产党宣传这一套就真实的事实吧!

主持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观察》专栏。刚刚程老师和我们分析了,中共利用编造谎言的形式来制造仇恨,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程老师将继续为我们分析。

程老师: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5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中国叫做“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这几代人,一直到所谓的6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人脑子里长期所存在的文化记忆,相当一部分就是共产党这种洗脑教育的东西,这套洗脑教育的东西对人的毒害是相当深的。因为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就是他从幼儿到上学一直到他成长成人,到了20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观念。在这个社会化过程中,本来是有一套任何社会都通行的是非标准、道德标准、伦理标准的。

比方讲,中国传统社会里有一些个对文化的尊重、对长辈的尊重、对老师的尊重,还有要敢于直言、说真话等等,还有不能昧着良心做事。这样的文化有的是从儒家文化就延伸下来,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自然形成的,比方讲:人要诚实,不能欺骗等等。但是共产党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实际上是用他的一套洗脑宣传和教育,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然后用阶级斗争观念,取而代之。

这一点表现在60年代最为突出,那个时候中国有一句口号,叫做“亲不亲,阶级分”,就是说哪怕你的父母、亲属,但只要共产党认为他是阶级敌人,你就必须和他划清界线。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为了政治上的生存,而不得不与亲人划清界线,当然相应的他们对亲人的尊重、关心、爱护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国内有一个学者曾经用过这样一个词,说:50后、60后这两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就是说共产党这个洗脑教育,就像狼用它的奶喂养狼仔子一样;如果一只小狗从小喝狼奶长大,那么它的性格就会受到狼的影响而变得很凶猛,而失去了狗的原来的善良的性格。

人也是一样,本来他中国传统社会是有伦理是非标准的,但是一旦被共产党这种阶级仇恨、阶级斗争,还有为了个人的利害,由政府控制下,不惜牺牲一切道德是非标准来迎合政府的需要。那么这种情况下,人就渐渐的偏离了他的本性,人的心境相对而言非常冷酷。从9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迅速的堕落,到今天为止我们看的更清楚,虽然今天共产党不谈阶级斗争了,因为现在新的地主资本家,那就是各级党的干部。

无条件的服从政府的观念和为了个人的利益,放弃一切应该有的是非道德标准,像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所谓的“时尚”。相反,坚持是非,敢于说真话,愿意关心他人等等这样一些良善的人的本性,在中国现在变的越来越少。

主持人:我觉得中共这种洗脑教育是非常摧残人性和人的道德的。

程老师:中国社会实际上因为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从50年代到今天,一直没有停止过,洗脑教育你延续的越久,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就被迫害的越深,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人的基本的是非标准就越混乱。比方到今天,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人认为腐败是一个必须彻底铲除的事物,很多人都觉得别人腐败不对,但如果自己有点机会沾一点腐败的边,那每个人都觉得是该当的,别人能腐败我为什么不能腐败一点。

同样的对其他的事物,中国社会现在也不再有很多是非标准。比方讲,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干,因为干部可以出卖权力换取金钱,医生、教授、中小学教师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利用自己的手中的职权做类似的事情。区别只在于,他们职权的大小以及换取的利益的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在对这种生存方式表示质疑。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社会实际上因为这种从阶级斗争起家的共产党的洗脑宣传教育,已经受到很深很深的毒害,这社会正在处在一种溃败的状态。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的就是在共产党国家,人慢慢就被塑造成所谓的两面人。我曾经听国内的一个大学的教授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的孩子还在念小学的六年级,当时中国正在推广所谓学习少年英雄赖宁,要为了救火抢救国家财产而不惜牺牲儿童的生命。然后这位教授就在家里跟孩子讲:你要明白救火是大人的事,你们小孩救不了火,只能白白送命。所以说报纸上宣传的政府要号召你们要学赖宁,你们不要真学,但是你要假学,嘴上说要学,心里不要学。但是这个教授后来告诉我,他说我觉得很困难,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本来是没有这种讲假话,说一套做一套的习惯的,他说我们在教他们这样做。

在这过程小孩有时会问出些天真的,但是让成年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一套做一套?我为什么不能不学赖宁?但是要假装学赖宁,这话讲给老师听,讲给同学听。这就反应出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共产党国家,人的基本的本性被扭曲了,从儿童开始如果他要想适应这个社会,用中国的概念讲,适应社会就适应共产党这套洗脑宣传教育,虚伪的两面人的行为规范,适应共产党统治下流行的这种道德伦理沦丧的社会模式,要适应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人从小就得背离他的良善的本性,我们在中国社会里可以看到大量的例证。很可惜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消失;相反,他还在继续强化,只是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提供了一点机会让人们有用网民在网上说一点真话。这比80年代已经进步多了,但是这个进步并不是政府欢迎的,而是政府千方百计要封锁、要堵塞的,中国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文明层面上相当阴暗的一种状态中。

主持人:感谢程老师的分析。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观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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