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当叛徒、爬狗洞的?

一、为陈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陈佑华(解放前上海市黄浦区区长)打电话来,约我到他家吃晚饭。我早早地就去了,为的是可以跟他多说一会儿话。

陈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问起来,才知道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金华,任务则是一样的:卖房子。陈老在南京有三处房产,在金华有一处房产。问他为什么急于出售,陈老长叹了一口气儿,心情沉重地说:“从迹象上判断,我的处境不怎么美妙呢!共产党口头上说的是要搞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缓兵之计,最终还是要把我们这些历史上反对过他们的老家伙赶尽杀绝呀!我们上海房地产部门,一共八个民革成员,已经有六个不知道下落了,现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国民党军长,上将军衔)两个。哲山还是老脾气,一身傲骨,宁折不弯,什么都不在乎,近来连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里干些什么。他杀人如麻,我杀人也不少哇!可是回顾自己一生,‘滥杀无辜’的事情,好像还没有过。当年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是要造反的‘匪’,按照当时的法律,必然是‘杀无赦’的。我们执行命令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职业犯,这和国共两军在战场上厮杀拼命是一个道理,无非各为其主而已;如今共产党执政,国民党成了‘匪’,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成了‘反革命’,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既可以‘杀无赦’,也可以作为‘统战对象’养起来。怎么处理,人嘴两片皮,怎么说都有理,这就是‘辩证法’。当年李济深、黄绍竑再三劝我留在大陆,跟他们一起组织民革,跟共产党搞统一战线,为祖国、为人民做点儿好事。当时想想,他们的话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恶多端,罪孽深重,晚年醒悟过来,能保持晚节,也不算迟,所以拒绝了二陈(指陈立夫、陈果夫)的频频召唤,没去台湾。现在看起来,似乎想得过于天真了些,把共产党的胸怀也看得过于宽阔了一些。别说是我这样的人了,就是李济深、黄绍竑他们,也是有职无权,不过是个摆设,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谈何保护我们这些小兄弟?何况他们远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护,也是鞭长莫及。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劫难逃,也不幻想共产党能够对我慈悲。我们军校出身的人,视死如归,倒还做得到,什么时候拉出去杀头,眉头皱一下的都不是好汉。不过这不等于我们这些人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儿女之爱。我的几个孩子还都太小,也不怎么懂事。我打发她们去处理房产,就是想在我入狱以前,把房子变成金子,存进孩子们的户头里,也好让她们继续求学,不至于流落街头。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产都定为敌产加以没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请来,就是想借重你,万一我出事儿了,给我办理一下善后事宜:赶紧给我太太打一个加急电报,叫她尽快把房产处理掉,不要计较房价的高低。我已经是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们都能长大成人,都有谋生的技能,不再参与党政之争,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我嗯嗯地应着,心里在想:我虽然没有参加党政之争,命运还不是一样?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还不知道谁先进监狱呢!不过这时候跟他说这个,徒增烦恼;说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安慰他,与事无补,所以干脆什么也不说,只请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定尽我力量帮他妥善处理。

草草吃过晚饭,就告辞匆匆回到家里。心情不好,一连几天没有出门。星期四晚上九点多钟,大小姐打电话来说: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现在没有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来了?我叫她不要着急,我马上过去。放下话筒,跟家里交待了几句,就跑下楼去,喊了一辆三轮车,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陈家,已经过了晚十点,陈老还是没有消息。三个孩子加上一个小大姐儿桂英围着圆桌坐了半圈儿,八只眼睛睁得老大地盯着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个电话到陈老的单位地政局去问,传达室的人说: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计陈老准是出事儿了。共产党抓人,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公开抓人,警车呼啸,警察出动,手枪、手铐一起亮出,弄得四邻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说请你到党委办公室或人事处有点儿事儿,一去就不回头了。我估计陈老已经秘密被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义草拟了一张电文,给她们看过,准备自己立即到电报局去发,叫她们不要着急,今天太晚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只好先休息,明天一早让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党委问清情况,再作处置。几个孩子都是没经历过大事的,除了会抹眼泪,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陈家,打发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让她也跟着。我和桂英、少爷坐在家里听消息。十点钟左右,两位小姐回来了,进门就哭,说是见到了党委书记,证实陈老是下午四点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谈话的,到那里就宣布逮捕,如今关押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估计可能在车站路监狱里。党委书记还说: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还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两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监狱:车站路监狱专门关押比较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监狱关押一般刑事犯,提篮桥监狱则关押比较轻的反革命和比较重的刑事犯。陈老既然被关在车站路监狱,可见问题是严重的。这座监狱不许家属探视,但可以送东西。我让桂英收拾出陈老的换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类,包成一包儿,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旧跟着。直到十二点钟过后,两位小姐回来,说是东西送到车站路监狱大门口,传达室翻了名单,检查了东西,就收下了。──这叫投石问路,至少知道陈老关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陈太太才回上海。我问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说:“三处房屋,都有了买主,只是价钱和条件怎么也说不拢。因为先生有话在先,第一,无论如何要把房子卖出去,第二,最好要条子。如今银行里条子有牌价,可是只进不出,买主一听要条子,价钱压了一半儿还多。我正犹豫,接到电报,只好拿人参当萝卜干儿卖,贱价处理了,这才回来。”我问她陈老的事情怎么办,她就说:“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卖了留给孩子们读书,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们都不会这样没良心,要钱不要爸爸。哪怕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把先生赎出来。只是我和共产党官场没有来往,这事儿还要你出面替我去办。”

我苦笑一声:“共产党不比国民党,凡是牵扯到政治问题的案子,花钱是赎不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请求民革组织出面,以统战对象为理由,争取宽大处理。陈老是李济深和黄绍竑动员他留在大陆的,如今共产党要拿他当反革命,民革总不能袖手旁观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过他才能跟北京联系上。另外,吴山(字一峰,樊崧甫的同乡,曾任樊的军法处处长,中共建政后兼任樊的私人秘书)先生通过民革市委的推荐,现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当律师,还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小组一共九个人,只有他一个不是党员,可见政府对他还是比较重视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这方面的政策、消息,总比咱们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吴先生,但还是晚了一步,他已经到樊崧甫家里去了。据师母说,他近来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来。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说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里纳闷儿:陈老也说,樊崧甫已经好久不上班了,结合吴师母刚才说的,难道樊崧甫也要出问题了不成?要是连他也难幸免,陈老的这场劫难,恐怕再也躲不过去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赶到樊公馆。樊夫人出来开门,看见是我,一面说我好久没来了,一面又面有难色地对我说:“哲山近来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办,任何客人都不见。”我反问她:“那么吴山先生怎么天天来呢?”她苦笑一声说:“吴先生是来帮哲山办事儿的呀!”我告诉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搅一下樊先生。陈佑华陈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惊:“那你等一下,我去给你问一声。”

我只好站在楼下等,心里有些反感:樊、陈两家关系不比一般,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还要通报么?”

正想着,樊夫人在楼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楼,只见樊、吴两位隔着写字台一人端坐一边儿,桌子上摊满了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见我进门,同时问我陈老的事情。我详细说了。樊崧甫连连叹气,说近来形势确实非常紧张,不过他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时写信给李济深和黄绍竑。陈佑华的历史,和他樊崧甫一样,是尽人皆知的,无所谓隐瞒,既然已经列为统战对象,就不应该算老账。怕就怕他还有秘密身份没有说清楚,或者解放以后还有新的反革命活动,那可是谁也没有力量保他了。我说:“据我所知,他的历史问题是已经写过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还有秘密身份没有交待,这个我可说不清楚;至于解放以后是不是还有反革命活动,我估计不会。因为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对党政之争十分厌倦甚至反感,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要说跟国民党的联系,倒是确实有过,那就是陈立夫、陈果夫曾经派人到上海来跟他接头,要他到台湾去。他听李济深和黄绍竑的话,留了下来组织民革,连面都没去见。应该说,他这样做是对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吴先生摇了摇头,把话接了过去说:“你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按共产党的说法,这就是大错而特错了:他明知道特务混进大陆来了,怎么不向组织上反映,一网打尽呢?”

我说:“两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总也不能干卖友求荣的事儿吧?”

吴先生说:“这可就是立场问题,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统战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绝不许有新的活动,一旦发现,两罪俱罚,加重处理。”

樊崧甫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有什么新的罪,那就是国家副主席说情,也没有用了。当然事情不一定就是这样。也许这事儿他已经向组织交待过了,也许这事儿至今组织上还不知道。总之,是要先弄清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可以考虑怎么营救他。”

吴先生说:“按照陈佑华的历史罪恶,处理起来,伸缩性很大,多则判二十年、无期,中则十五年、十年,轻则五年,轻重的关键,在于解放后的表现,特别是被捕后的坦白程度。从政策上说,凡是判处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没收财产,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财产可以不没收。事到如今,只能尽量争取从轻处理,争取不没收财产,就算万幸了。”

我一听,最轻也要判处五年徒刑,心里凉了半截儿。陈老已经年过花甲,享福惯了,五年牢狱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过,恐怕都很难说。但事情也暂时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谈完了陈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吴师母和樊夫人说的话来,就问樊崧甫有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会见任何客人。樊崧甫还没回答,吴先生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儿与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儿加上陈家的事情,就够你忙一阵子的了,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还是别操那么多心的好。”

我碰了一鼻子灰,白了吴先生一眼,有点儿不高兴。樊崧甫觉察到了,笑了笑说:“你别怪一峰说话不客气,实在是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经超过了国家一级……”

“那么是世界级绝密啰?”我横插一句。

“不妨可以这么说吧!”他点了点头。“即便不是世界级绝密,至少也是国家级保密事件。我估计,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内,是不会公开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问:“你听说过毛泽东被捕的事情么?”

我笑了起来:“毛泽东一九二七年曾经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场的半路上,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大洋贿赂了行刑刽子手,买回来一条性命。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经不属于保密的范畴,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他神色严肃地表白:“我说的是他当了中华苏维埃主席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以后。”

我一愣:“五次围剿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他成了中共红军的总头目,怎么可能被捕?被谁逮捕了?”

吴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见,却管自说下去:“当然是我啰,要不然,我们两个何至于天天为这事儿绞脑汁儿伤脑筋?”回过头去,又对吴山先生说:“我是故意说给他知道的。咱们两个,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为这件事儿卷进去,有一个第三者知道,不见得是坏事儿。我对阿庆还是信得过的。万一咱们俩为这事儿掉了脑袋,至少也还有一个人知道是死在谁的手上嘛。”

我睁大了眼睛:“有这么严重?”

他慢慢地说:“这种事儿,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你害怕了?”

我连忙说:“我才不怕哩!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经死过一回了么?”

“那我就临死再拉一个垫背的吧。简单地说,就是半个月以前,一辆汽车在我家门口停下,进来两个高级军官,拿着中央军委的介绍信,没有通过任何部门,直接来找我,开口就问我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是不是逮捕过毛泽东。一句话把我闷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事儿,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知道,是我们俩人之间的绝对秘密,没想到突然有人来问起我这件事情,既然我没说过,可见毛泽东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找我算这一笔老账?还是要我给他证明这一段历史?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最后狠了狠心,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儿。他们两个也不多说,只叫我把这一段往事如实写出来,他们过一个月再来取。我把一峰找来商量对策,他的意见是:既然毛泽东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保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对策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切照实写,绝不杜撰。写出来了,这是一段历史。他要杀人灭口,也只好听他的高兴了。难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体细节,要仔细回忆,怎样措辞,要慎重斟酌。这半个多月来,我是闭门谢客,天天在家里冥思苦想,想一点儿,写一点儿,一峰是天天来给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从前当大法官写判决书不知难多少。你不见我们两个,眼睛都眍了进去,人都瘦了一圈儿了么?”

我仔细看看,他们两个,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许多。

接着,他就把当年怎么逮住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怎么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樊崧甫,最终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的故事简要地说了一遍。看起来,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结果失去了主动权,蒋介石下令枪决,宋希濂只得照办。樊崧甫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办事留一手,像逮住了毛泽东这样的大事,也秘不上报,而且卖了个人情,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难怪上海一解放,陈毅市长就指名召见他,像他这样血债累累的人,也给安排了工作,而且有许多兼职还是身份很显赫的。要是他当年也和宋希濂一样,一逮住了毛泽东,就喜不自胜,赶紧打电报通知蒋介石,那整个政治局面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永远也到不了陕北,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可能要推迟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后,樊崧甫也就别想再活了。

最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问我是福还是祸。我考虑了半天,结论是福。因为逮捕毛泽东,是樊崧甫的手下,释放毛泽东,却是樊崧甫本人,评论起来,这是对共产党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实上解放以后毛泽东也是报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泽东要杀人灭口,上海一解放,根据樊崧甫三次围剿苏区、杀人如麻这一条,早就可以把他枪毙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后?

我的看法得到吴先生的赞同。但是樊崧甫却说:“尽管毛泽东这个人江湖气很重,当年我们俩也有过君子协定,不过搞政治的人最善变,从来不讲‘信义’二字的,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拿上海市房地产部门来说,所安置的八个统战对象,当时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么?现在怎么逮走了七个只剩下我一个?怎见得不会连锅端?如果毛泽东要恩将仇报,借此为由杀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实际上已经是俎上肉、阶下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这一特级绝密事件告诉我,意思是万一你们被杀,也好有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被杀的,是么?”

他点点头:“但愿这是我的过虑。如果我安然无事,你可要绝对保密呀。”

“多少年?”

“他们说,三十之内,不许提起。我已经六十多岁,也许他们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岁吧。”

“好,那么咱们也一言为定,三十年之内,我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后,要说的话,就向全世界公开,好么?”

樊公也笑了起来:“但愿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后吧!”

节自陈鸿年、吴越著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

解密:“四人帮”中有三个是叛徒

李 乔

“文革”时大抓“叛徒”,无数冤狱遍于国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诬为“叛徒集团”,瞿秋白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也因“伍豪事件”险被诬为叛徒。可谁又能想得到,当时正大红大紫、领导着大抓“叛徒”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别法庭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只是略知一点江青的情况 。因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并未涉及这三个人的叛徒问题。我是近年来读了几本关于“文革”史的书,才确切了解这三人是叛徒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虽是叛徒却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还是抄几段书来看吧。

关于陈伯达是叛徒,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忠直坦荡昭日月》一文中写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谈起一件事:我知道陈伯达立了自首书,我向组织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当时还有彭真同志在场,你父亲就当面问陈伯达,说:“你对党必须诚实,说清有没有。”陈伯达不承认,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与少奇同志说,不能这样就算完了。你父亲说,伯达年轻,工作积极,又能写,他不承认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脚注: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陈承认自己未经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

刘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显然是很了解陈伯达自首叛变的情况的,他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建议应彻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陈伯达的蒙骗,相信了陈伯达。从脚注看,陈伯达晚年在文稿中承认了自己是有自首变节问题的。

陈伯达自首变节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还要抄一段书:

陈伯达被捕后,就投降叛变了。据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审理王通?陈伯达)案件的主要负责人解方说:“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供”。“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场指认了”。“他印证了许兰芝、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1932年2月陈伯达出狱时,向敌人办了手续,在改过书上盖了指印。(周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陈伯达不仅自首,还充当鹰犬,指认其他共产党员,帮助敌人破获共产党组织。他是一个地道的叛徒,与甫志高同类。

关于江青、张春桥是叛徒,多种书上有记述。这里引两种书。

(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 ,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谈到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情况: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这段记述只提到了张春桥是叛徒。同书另一处则谈到了江青、张春桥两个人的历史问题: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同上330页)

毛毛的记述,应该说很可靠。周恩来先是与邓小平谈了张春桥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这表明,周恩来是掌握了确凿证据的,否则他决不会向邓小平直至毛泽东谈这个问题。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被揭发和被提出来,根据以上所引的几条材料,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告诉邓: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康生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后来又请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揭发。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来揭发江、张之前,周恩来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也从周恩来那儿了解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谈江、张历史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呢﹖如果毛泽东的信息来源只是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的康生的揭发,那么他也只是在周恩来向他谈这个问题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实际上毛泽东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毛毛的这段话,当是有根据的。照此看来,早在“文革” 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已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又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记述: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657页)

这段记述,表明毛泽东在听到康生的揭发之前,就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了。但这段记述没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闻生没有把江青的问题反映给毛泽东,还是纪希晨的记述有误,待考。

对于康生的揭发,对于周恩来的当面汇报,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重大问题的呢?前引书中的材料有两处已做了介绍:

一是对于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表示,他已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0页)

二是对康生的揭发,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后来的事情就是,江青仍当她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泽东提议,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怎样认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醒,进而去清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反而继续重用此二人呢?我觉得,还是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的解释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她写道:

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331页)

“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这是一语中的的点睛之笔。什么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结果,陈、江、张三个叛徒成了文革小组大员,有组长,有旗手,有酷吏,他们手握重权,指鹿为马,直搅得周天寒彻,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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