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家受贿谣传看中西媒体标准(2)(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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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想问一下在线的Mat(马修),如果在美国的话,像李希光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且是新闻学院的副院长,您认为他会这样做吗?为什么呢?

Mat: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西方学术界,大家都很注重他的信誉,都是讲有核实可靠的资料,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或是教授或是记者,他会先要了解那个消息的来源、源头,然后去查,了解它到底是真的还是不真的,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证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证据,你不会去散发这个消息,因为本来就是不负责任,而且这不是西方界的一个看法,这是常识,而且有责任嘛!

主持人:好,谢谢Mat。我们回来问一下李天笑博士,刚才这位观众朋友说了,它没有记者,它有的是宣传员。那么在中国的媒体界,记者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媒体有什么样的规则或者原则呢?

李天笑: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必须按照党的宣传口径办,因为中国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基本都是官办的,官办也要按照政府的说法去做。所以西方新闻界有句话叫做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实际上中国来说,现在是“人咬狗小新闻,党咬人大新闻”,所以这个事情就突显出整个中国新闻界是被党控制的,甚至利用中共媒体来造谣,然后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另外,比方像这种报导原则里面,具体来说就包含比方说经济虚报、业绩高报、领导关怀重点报,还有大灾小报,伤亡人数能报就不报,报了也打折报;另外的话,贫困、失业、上访、自焚尽量不报,这是具体的。也有另外一个类型的,就是小骂大帮忙,打擦边球,绕着红线转,这也是一种方式。

像这个《凤凰电视台》,今天它的一个主持人自曝说讲错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体制内的,结果今天就不出现了,一个姓窦的。另外,早先有一个评论员他也是讲了一些真话,结果也被开出去了。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制造一种假象,好像能够有一些独立的媒体,或者是海外的媒体,就是给它们一种关怀。但是这种现象在国内也有,就是这种。

另外的话就是叫“有价新闻”,比方说这次李希光,据说他大肆赞扬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后,就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教授,然后给他一套高级的房子,三层楼,有带车库的。人家是大概两千多1个平米,他大概就一千多1平米,等于是连送的这样的送给他了,他也不用经常去。

在报导新闻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说我报了你的东西,你要给我报酬,这也是金钱渗透了整个新闻界,也是道德沦丧的一种表现。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新闻界应该说是乌烟瘴气,基本上能够想发出一些正义声音的事实的报导,那可能就受到打击、打压。

主持人:我想这种现象可能对西方人来说,就更是非常的困惑,难以理解。比如说像李希光和张一一这样的文章,可以在官方网站流传;还有一些文章就被过滤掉,甚至有人认为你是“破”了它的线,就是你没有进行自律。那么在中国到底现在媒体是如何操作的?比如说我是一个记者,不论我是中国记者也好,还是西方记者也好,那我要报导总要有个原则,你说这个是可以报,那个是不可以报。那么现在没有原则,那大家怎么操作呢?得遵守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

张凯臣:天笑博士刚才把总体上中国大陆新闻界的一些管控情况讲得很清楚,关中外记者在中国依据什么,从中共的角度来说,中共是选择性的新闻,选择性的管理。利于它统治,利于专制的,不管这是真是假,哪怕是瞒天过海,造谣惑众,也堂而皇之的要给发出去,可以宣传出去;(如果)是事实,哪怕铁打的事实,说是被暗杀了,有多少人举报啊,证人啊、线索啊,它可以视为乌有,这是中共今天管理新闻界、管理文化界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所以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的: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说法律对中共没有用,就是作为记者,你想实事求是的报导,你没有任何护身符,你只有完全依附于中共,按照它的口味去办,你才有一些生路,你才能发表出来。所谓的“原则”就是适合中共的就生存,不适合中共的就死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新闻文化管理的原则。

主持人:好,我们有观众朋友在线等候多时了,我们先接一下中国上海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比如说老江的“三个代表”啊,或者老胡讲的那些东西,也都是马列的那些剽窃吧,他那是明摆着要剽窃,那也没什么创新,因为领导带头嘛,老百姓肯定就跟着来。另外讲中国的腐败问题,学术腐败也是政治腐败导致的,比如说好的教授,从国外那儿知道是剽窃的,写得好的都是错的,一个人写错了,好多人都是错的,抄来抄去也没人管,他们也不去想到做好学问,误人子弟的做法也是屡见不鲜的,你看国外的教授写一本书,花5年、10年,他们写的错误基本上很少,比如说计算机数学、物理剖析那些书,很少有错的。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袁隆平就是研究水稻的,也不是老江和老胡要吃饭嘛,全世界人都要吃饭,对它政治没有什么利益,所以选什么院士啊,选什么职称啊,很难的,最后也是美国给他一个外籍院士。就像钱学森研究那些导弹,为了它的政治目的,它也需要这种人,所以这种人获得利益也就无所谓了,也就很轻易能够拿到。我想请两位老师作一个评价吧,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接下一位加州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请讲。

丁先生:安娜主播好,张凯臣博士好,李天笑博士好,还有来宾Mat好。关于这个汉学家教授受贿赂这个问题啊,范围可以说得很广,稍微简化一下。这个是否谣传啊?显而易见的,西方媒体绝对不可能造假,因为大多数西方人脑筋不会转弯,一根肠子通到底,看起来比较顽固,实际上人家是很老实的。

而中国媒体就不要说现在,在二战前国民党“宁汉分裂”时期,中间双方就相互造假,后来在大陆沦陷到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到今天,又形成更多造假,因为中国百姓的劣根性就是比西方百姓……一个学生领袖讲的,说是迷惘、自私自利。

他也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有美国强,照现在这个进展的话。最后两句话,他这个人现在在美国,他就离开美国,永远别再回来。这是他讲的。谢谢,晚安。

主持人:好,谢谢。那我们来回应一下刚才彭先生和丁先生他们所说的话,还有他们的问题,张先生请。

张凯臣:这个彭先生我就观察他,他是咱们《新唐人》的忠实观众,他经常来互动,我们要感谢他。他提了很有价值的问题,我总体上回答他的问题。他说中共底下媒体人为什么能丧失原则,而被中共利用,为了被金钱所腐蚀,干一些出卖良心的事;国外为什么这种事基本很少,在有些领域甚至没有。他让我们解释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就是体制不同。

因为中共是一党专制,一党专制必须控制新闻,它如果实事求是的发布新闻,人民就要说了,我们不希望一党专政,我们希望民主,希望宪政,希望监督,希望国家的人民真的当家作主。所以它就要一党专制,控制媒体,就是说一党专制好。

但是国外真正是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第四权力,它是为人民、为国家、为民主而把持一些原则。所以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出现李希光、张一一这个事件,而国外这种事件很稀有的根本原因所在。

主持人:嗯,李博士?

李天笑:我觉得刚才彭先生讲到一点,就是有一些学术上的腐败现象,也包括这次李希光事件。李希光我们知道他有一些头衔,另外他在哈佛大学,在国外他也有一些头衔,另外也看到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些文章。

实际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他起到这次共同参与“造谣门”事件(之外),其实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利用他在国外的一些声誉,来达到抹黑马悦然的功能。其实像这样的人,他本身是教新闻的,但他又是个新闻人物,其实他的下场,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为什么呢?你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很快的被网民揭穿,揭穿以后,他这个事情反而受到“腾讯网”很多网站持续不断的跟踪、追击。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揭露了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当然一旦他的造谣被揭露以后,很可能在党的内斗当中他就被卷进去了,人家很可能就利用他这件事情,索性把他打下去。实际上他现在受到的打击,也是在他自己做了一件坏事最后受到的惩罚,这个就说明你要为共产党做事,最后的下场是很不妙的,也是一种警示吧!所有这些像李希光或者其他类似的为中共服务的这些御用文人,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主持人:刚才加州丁先生谈到,比如像媒体的这些东西,他把它归于中国老百姓有劣根性。那我们知道在民国甚至在清朝的时候,媒体的报导让老百姓还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东西说的是真是假、是虚是实,还是要有一些根据的,而且比如说你报的是假的,那另外媒体可以揭露你报的是假的。那么现在跟那时候相比,您觉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种新闻报导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李天笑:现在国际上的媒体,对于中共这种卑鄙的手法,利用中国一些有名人物,或者是一些学术界的人物来做一些事情,这种现象他们还是认识不透的。他们在个别的事情上可能发现一点,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没有整体的认识中共。

比方说有一位很有名的网络作家叫安替,当时他揭露李希光,他说李希光在对国外媒体,比方接受《CNN》采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谈他的自由价值,讲新闻自由,讲媒体、网络开放等等,但是反过来在国内他就提倡“网络实名制”,就是谁上网就要公开自己的名字,实际上这是帮助中共,为什么呢?很多人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不敢用真名发表,用真名发表很快就把他打下去、抓进去判刑或者是消失了。

所以这种两面的手法,实际上西方媒体还是看得不太清楚,一些西方媒体在采访中国有关媒体的时候,找到的是他;另外还有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记者也是采访他们。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外国这些媒体、这些人士都应该去看看《九评》,要认识共产党的真正的面目,就要系统读《九评》,你才能够掌握这个。所以这应该是共同的一个任务。

主持人:那么刚才两位谈到中国媒体报导的这种现状还有所谓的规则。那么来问一下Mat,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不实的新闻,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他的主编不得不出来向读者道歉。而且对《纽约时报》本身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就是99年法轮功在中国被打压之后,有一个(报社记者)Ian Johnson单独到中国去调查,然后去采访了很多人,把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写出报导而且获了奖。那么这两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在西方的新闻报导中,他要遵守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呢?

Mat:当然就是客观的标准。我觉得这不是西方的一些标准,当然是从西方社会演变出来的,而且是当代社会或者现代事情演变出来的,但这也是一些客观的标 准。你是想要知道记者要遵守的一些原则吗?

主持人:是,请讲。

Mat:当然就是你写的报导,你要了解那个真相是如何,然后你要抓到证明的一些证据,你需要解释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证据,让他相信让他能够理解。那学术界也是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注脚,做那个报纸也不能有注脚,因为是另外一个格式,但还是一样的原则,就是发掘真实的情况,然后给读者解释你为什么知道。中国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那个财经工商杂志也是有一些做调查的记者,他们也做得很棒,一样的原则嘛!

主持人:刚才李天笑博士谈到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这种媒体不了解,那么您在西方而且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些新闻,在西方的新闻界中,对中国的新闻现状是怎么看的呢?

Mat:我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是中共恐怖统治的社会,就是中国人治国的社会,他的媒体标准可能会跟西方社会一样,因为这是当代社会的客观标准。所以你说是中国的媒体标准,我觉得应该说是中共官方媒体影响了一些标准,因为标准是客观的。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来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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