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觉:谎言欺骗是中共邪恶实质和流氓本性最根本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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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在马列邪灵附体下,中共恶魔已兴风作浪、行凶作恶达90年,它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带来了极大危害和深重灾难。其罪行滔天,罄竹难书。当前,解体中共,清除党文化的毒害影响,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最迫切的时代重任。

本文大量选用了《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的有关文章内容和史实资料,根本目的在于更加集中的揭露中共在谎言欺骗方面的所作所为,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清中共的邪恶实质和流氓本性,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解体党文化,恢复正常的思维,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其它组织。

谎言欺骗是中共邪恶实质和流氓本性最根本的体现

电影《夜宴》公演后,每当葛优扮演的王“一本正经”地说出“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时,无不引起全场一片笑声。这是最具讽刺的笑:一个谋害其兄,篡夺王位,霸占其嫂,又为加害其侄,将其远送他国做长期人质时,竟故作正经、道貌岸然地说出上面的话,其骗子与强盗嘴脸昭然若揭,与中共表现无二。实际许多人心中也是一种苦涩的笑,无奈的笑。因为,此时自然联想到了中国的现实状况和中共言行不一,处处是谎言、事事搞欺骗的丑恶嘴脸和暴虐成性的狰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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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凶残,也是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最为邪恶。纵观九十年的中共历史是谎言欺骗和暴力暴行交织的历史,二者是中共邪恶实质和流氓本性最根本的体现,是中共党文化的最普遍的反映,是中共在政治历史舞台最无耻的表演。中共十分清楚,仅用暴力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不会那么容易和长久,所以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与欺骗为其血腥的杀戮和凶残的暴行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欺骗经过理论的包装和华丽的打扮,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暴行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科学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甚至对于历史也要提出一套符合其利益的“特色”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还设计了一整套谎言保障机制,对社会各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总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撒弥天大谎的流氓无赖,都没有像中共的谎言欺骗来的彻底,来的普遍,来的无孔不入,来的无所不在。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欺骗所误导,或者被暴力恐惧所震慑。而美丽如罂粟的谎言结出的邪恶果实,比赤裸裸的强迫暴压更具欺骗性,更有危害性。

中共的谎言欺骗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事实本身的掩盖和歪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二是则在于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的所有社会资源而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即开始耳濡目染,打上党文化的烙印,对其言行思维加以束缚控制。

久而久之,人们一方面对事实无从了解,不明真相。另一方面却以中共的善恶与是非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其行为,用中共的语言系统去批判中共,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去了解社会,由此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党文化,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不能自拔。其结果就是让中共专制统治在党文化环境中和民众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苟延残喘,继续为恶。同时,在党文化作用下,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变异,在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人类状态,直接祸及社会,危害到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谎言编织的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和传统文明似乎离我们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存在过,认为那是虚构的神话,;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的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而取代的是一套中共反天反地反神明反传统的邪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和社会价值的核心之处就是党的权利和利益,是权贵集团的意旨和权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异类”而加以批判与铲除。中国人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控制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觉察,更难以摆脱和归正。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不在乎立场多变、反覆无常,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力。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和每一个人的言行。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而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变成无思想的木偶和机器人。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之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紧随紧行动。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错误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总之,党是“伟光正”,你不能怀疑,还要无怨无恨。

经过几十年的暴虐统治和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以及各种形式的疯狂“洗脑”,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覆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几十年来,中共把人民卖了,还要人民给它数钱。

共产党的谎言欺骗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如此举世无双。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信仰、伦理标准和价值取向,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中国人的党文化思维不是一天一时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中共长期有意识造就的。它运用一套扭曲的道德善恶标准,通过暴力谎言和血腥恐怖,通过欺骗宣传和扭曲逻辑,让中国人对一个强行霸占中国社会资源的恶党感激,让人们恐惧,让人们成为党文化的囚徒与精神奴隶,乐于接受中共谎言而排斥正常思维。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思维,使人们没有了智慧,没有了原则,没有了尊严,没有了思考,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是非,没有了理智,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思维,维系着中共的专制统治,维系着中共的谎言欺骗,维系中共的暴力权力,维系着中国史无前例的水深火热,维系着中国民众前所未有的苦难与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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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起家历史,从建党到夺权和保权,是一个逐步完成积邪恶之大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靠的是共产邪灵带来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而其欺骗和谎言更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共将其运用的举世无双。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共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部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九十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企图,都无情的予以封锁和灭杀。至今许多国人仍是受着蒙骗,不了解历史的真实。下面仅列举一些重大事件加以说明,给予归正。

1. 是支持北伐,还是附体挖心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但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实质上破坏和背叛了革命。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而被解除了武装。

2.是北上抗日,还是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而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

3.是和平调解,还是煽骗用间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说法,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商讨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中共的特务。例如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为策反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员,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

在事变之初,中共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一是斯大林不同意,出于其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要国共二次合作。二是中共领导人也看到,凭当时中共力量绝对不能吃掉国民党,即使杀了蒋介石,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于是中共立即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蒋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于是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4.是积极抗战,还是保存实力

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和毛的四卷中,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领导抗战”既不是中共的主观愿望,也不是客观的事实。

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藉机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夺取政权。中共在名义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舆论收买人心,暗地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中共一直说是“坚持抗战八年”,等于自供它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根本没有抗战。实际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历时十四年,国民党1932年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进行了长城抗战,但中共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在江西建立了割据政权。

中国大陆出版的《刘少奇年谱》显示,作为中共在江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刘的全部军令、报告,竟无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于如何打击或分化国军。中共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成为彭德怀的“罪状”之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用这件事打击彭德怀,“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1972年,毛泽东还对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你们不用道歉,如果没有你们的到来(侵略),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政权。”中共到底是积极抗日,还是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从毛的话中,答案一目了然。

与中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毛泽东讥为“下山摘桃子”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间,领导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共在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中较量,牺牲将领200位以上,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最终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5.是解放战争,还是卖国夺权

抗战胜利后,中共为窃取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所谓“解放战争”,把中国人民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中共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还说什么“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中共卖国行为可见一斑。

6.是帮党整风,还是反右诛心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号召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提出“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其实,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遭受迫害。

7.是大跃进,还是大后退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中共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在那个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空社。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8.是自然灾害,还是人祸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据中共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透露死亡人数约在四千万左右。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烂在地里而无人收割。同时各地却大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新闻比比皆是。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出现了不少全家自杀的惨状。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三工程”,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1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150万人。

9.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人性大魔变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谎言满天、颠倒黑白的时代。正如有人所描述: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提供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这只是不完整的大略统计。

文革中的暴力屠杀的首案、大案皆是国家机器之行为,是中共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其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中共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中共、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人们在一言一行中,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和习惯行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化大破坏、政治大清洗、全国大洗脑和人性大魔变。

10.是改革开放,还是暴虐未变

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在中共政权统治下,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贫富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假冒伪劣泛滥,黄赌毒有增无减。所有中共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共产党扶持起来,使其大力发展,不断泛滥。

中共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暴力崇拜与谎言欺骗邪行。

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和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中共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3000余名青年学生死于坦克、装甲车及士兵枪下,中共却声称“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

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甚至到了活体摘取贩卖修炼者人体器官的地步。在镇压迫害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中共媒体每天一遍又一遍给全国人民洗脑,竭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欺骗愚弄国内外。自此之后,江泽民更是动用一切大众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为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是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几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而中共绝对控制的两千家报纸、一千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力进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在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了30余万篇次。

在造谣诬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辩解,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对有关书籍和资料,统统予以销毁。对传播真实情况者也采取了极端的打压手段。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制造了古今中外第一大冤案,至今不予以平反。

11.其它谎言欺骗,数不胜数

中共的谎言欺骗,无所不在。中共没有原则,只要有利于它的统治,什么都可以做,什么谎言都可以编造,任何真相都加以隐瞒,哪怕是危害民众的生命,造成千年的祸害,无法弥补的损失,它也绝不停止。

中共建政之后,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人民得“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民众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把过去称之为万恶的“旧社会”;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的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史造词的骗人光环。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传部门封杀。因为书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土专家多次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

然而当时中共政局紊乱,政治稳定高于一切,无人敢上报或公布对地震的预测。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龙县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得到国家地震局一位技术人员关于震情的预测通报,并通知到县里每一个人。因此,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这一奇迹作为特别案例被联合国公众管理和灾害科学全球整合计划记录下来。

2003年全球流行的非典疫情,2002年11月最先在广东省爆发,但当时中共内部正面临党魁江泽民16大退位问题的争执,为了政权稳定而将疫情瞒下,最后错过春运前控制疫情扩散的机会,导致非典在全球爆发。

几十年来中共好大喜功,为了狂热的政治目标做出无数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中共导演的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科学决策”表演。当时生态环境论证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此外也有一批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特别是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数次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痛述三峡工程将造成的危害。并说只要有半小时机会,他可用事实将中共领导人说服工程不上马。可是中共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其工程论证也没邀请黄万里参加。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一再叮嘱三建委办公室主任“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海内外专家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三峡水库蓄水导致水流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而造成的损失,就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的经济收入。三峡工程论证中的环保主审人张光斗在工程上马后的2000年却发现三峡库区污染造成严重问题,曾建议拨款治理,他估计需3000亿元人民币——需要注意的是三峡工程总投资是1800亿元。由于工程问题太多,以至于后来中共没人愿意承担责任,2006年5月这个跨世纪大工程竣工,现任中共领导人竟无人出席典礼。

因破坏生态环境,近几年四川、重庆发生的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还有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大旱与突转的洪涝灾害以及今后将会因之出现的各种灾害,将会不断的给中共“面子工程”和谎言欺骗以耳光回击——且拭目以待之。

近来,南方暴雨成灾,江河湖泊频频告急。人们不禁要问:平时的预防在哪里?平常的水利工程维修费哪去了?答案是数亿数千万的水利工程维修费,经层层盘剥扣占,真正用于实际维修的已寥寥无几。前几年就曾曝出湖北省数百万水利工程维修费被几人分光,几大水库湖堤维修工程竟没动过一锹土,有的库坝仍在流水、漏水。最不可思议的是水利工程维修验收报告竟赫然都写着“优良”工程,且有数名专家签名通过。没有一位专家到过工程现场,每人仅得2000元钱就将其良心与责任心抛弃,甚是可怜!悲哉!

还有被判处死刑的国家药检局局长郑筱萸一事,且不说其受贿和牟利640万元,最可怕的是高喊着关心百姓生命健康的国家官员,经其审批生产的治病救人的万种新药中只有36种是真正合格新药,竟为私利拿着13亿民众的生命健康当儿戏,危害无穷,无法弥补。百姓皆痛斥:一分钱不贪也该杀!

还有最可怕的食品造假,从上到下,愈演愈烈,已无法控制。上千种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增白剂、色素及农药残留直接对人体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危害,严重的威胁着损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虽然现在各种事故通报不断,殊不知据调查了解,每年还有数十起重大事故被隐瞒,其损失不得而知。国家审计署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它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指出:中央56个部门存在问题金额达348.53亿元,部门所属单位存在的问题金额达120.27亿元。其中许多都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违规操作、作假账而谋利。中央如此,地方就可想而知了。年年皆如此,人们也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

几年来,楼市如脱缰野马,房价飞涨,百姓叫苦连天。其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官员为了本地利益和增加个人的额外“收入”而官商勾结,暗箱操作所致,完全背离了市场规律,不顾不问百姓的购房能力和实际生活水平。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中共专制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欺骗。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赶英超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说谎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是天经地义之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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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对民众进行欺骗宣传、洗脑灌输和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利用了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和方法,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化到各种文艺形式。这种灌输欺骗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

1.严密封锁信息,让民众与真实世界彻底绝缘

一方面,中共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封锁所有非官方的信息渠道,严密监控和封锁网络,禁听外台报导,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新闻报导,并竭尽全力压制一切反对声音,不给其任何辩解机会。另一方面,中共多年来创造并维持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虚假的信息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和真实的世界彻底绝缘,失去了据以判断真伪、善恶的参照系统。如99年7月20日以后,中共开动宣传机器栽赃抹黑法轮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中共报刊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陷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余万篇。其他宣传工具广播、电视、舞台、课堂、各种会议、集会、墙报、标语等也开足马力,,除非你闭目塞听,否则绝没有可能逃脱中共的洗脑宣传。在近现代史方面,中共垄断史料、封锁言路、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最近出笼的《建党伟业》和以前的《建国大业》,就是系统的全面的对历史的篡改和颠倒,是中共为自己树碑立传、擦脂抹粉的荒谬之作。目前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中共起家以后的真实历史。由于中共对历史的系统篡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真相,不光要有能力看破中共就具体事件编造的谎言,更要有能力从中共的理论框架里跳出来,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共产邪灵祸乱人间的近一个世纪。在这方面,《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2.不断重复谎言,信口雌黄,颠倒黑白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和继承发扬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三篇,天天读。”“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一天比一天好,”文革时天天喊。中共的每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每次会议精神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三个代表”出笼后,更是大肆宣传吹捧,为使其“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以后又出现用科学发展观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超过一千万个相关词条。中共谎言经过千百遍的重复,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他们还以为这些观念是自己思考得来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决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它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份。

作为中共喉舌的新闻播报以及其它媒体工具,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无不编造谎言,重复谎言,欺骗民众。如对“六四”的屠杀,对非典的掩盖,对弱势群体的侵害,对异议人士的迫害,皆是如此。更有甚者,还直接策划、参与、制造假案伪案,然后栽赃陷害。如“六四”的“烧军车案”、“天安门自焚案”,别看是造假的实例,但同样欺骗蒙蔽和毒害了许多民众。

3.经常伪造民意,诉诸权威,发动心理攻势

中共剥夺了人民的真实声音以后,进而宣称自己是民意的代表,从而占据宣传制高点,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强迫人民接受它的歪理和谎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都会发动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各阶层、各组织,乃至普通工人、农民“揭批”、“声讨”、“控诉”,伪造出全民表态支持的假象。反右如此,文革也如此。迫害法轮功中搞的所谓“百万人签名”,与以往的“伪造大多数”、“伪造民意”的手法也如出一辙。

除了“伪造民意”以外,中共的心理战还包括“诉诸权威”的手法。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崇拜权威”的心理,“专家”、“教授”、“学者”的话要比小市民的话有份量得多。于是,御用“理论家”、“科学家”衣冠楚楚地走上屏幕,把“党”要宣传的内容用学术语言包装得冠冕堂皇。人民大众看不懂“党”和“专家”演的这场双簧,成为党文化宣传的牺牲品。

在迫害法轮功中最先跳出来,打着关心青少年的幌子,造舆论,诬蔑抹黑法轮功的就是所谓的“政治院士”、“专家”的“科痞”小丑何祚庥。他业务上不行,出不了名,于是在政治上就想捞一把,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先锋打手。其实何“科痞”的荒诞怪论常被社会所不齿。文革中他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并叫嚷着社会上两极分化是很正常的,工人阶级贫穷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工人就应当贫穷,就应该最后富起来。面对无数的矿难,他竟说出“谁叫你生在中国”这样的无耻之言。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政治小丑,成为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4.公开撒谎,蒙骗世界,编造政绩,自我吹捧

公开撒谎,这一招也可以算是中共经典,中共对这招宝爱有加,屡屡使用。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看了毛的“雄文四卷”,从长征、抗战到国内战争,全都是对历史真实的歪曲和颠倒,且是公开的。却也唬了不少人,骗了若干年。就是“毛选四卷”的大多数文章,也是他人所写,都被毛窃用占有。江泽民以一国元首的身份,当着国际媒体的面污蔑法轮功。没有见识过中共厚黑术的西方记者,怎么能想到一国领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呢?

2006年3月9日,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兽行被曝光。3月28日,中共部署已毕,派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指控矢口否认,甚至“邀请”媒体前去调查。可是,当“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调查员迅速反应,分别到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中共领馆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三次申请,三次被拒绝。悉尼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不相信秦刚的谎话,对调查员说:“那你就找秦刚要邀请函去!”可见,中共祖传的骗术连自己人也不太相信了。中共曾多次恬不知耻地向世界宣称“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可是看看大陆民众的毫无民主与自由,无选举权、无发言权、无信仰权,看看异议人士如高智晟、郭泉、贾甲、艾未未等人的被关押被迫害,看看接连不断的煤矿等爆炸事件,看看山西砖窑厂对数百名包括童工的迫害,就知其又是公开撒谎。更残忍的还有前两年报导的湖北工人在河南黑厂打工,工人被打手严密看管控制,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如果逃跑被抓回事,就强迫逃跑者自断一指。若不从就用烙铁烫脸毁容,逃者无奈,大都选择断指自残。其实就像黑煤窑、砖窑事件一样,当地政府、公安皆知黑幕,只是金钱已使其良心泯灭。

最为残忍的是中共利用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人数达三千余人,甚至发展到活体摘取学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并焚尸灭迹,人性之泯灭,骇人听闻。对在“新闻战线”工作的中共党员来说,撒谎就是他们的职业,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是他们的基本职业素养。

长期以来,中共还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罪行劣迹,却无限夸大自己偶尔做的一点好事,甚至伪造历史,无中生有编造自己为国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自我吹捧,为自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最近,中共在全国发起了唱红歌运动,来歌颂自己。这在当今世界,十分罕见。甚至连监狱也飘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更荒谬的是四川、江苏等地的五大宗教团体也参加了红歌大赛,可笑可怜,可悲可叹。中共的唱红歌,无非又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同时又把其当作缓解民意的一剂解药,试图让国人在娱乐和怀旧中与党绑在一起。

5.流氓无耻,贼喊捉贼,一边撒谎 ,一边反对撒谎

中共流氓无耻,是最大最不可理喻的卖国贼,它出卖国土领海,承认并又与邻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却不敢公开报导。但又时常打着爱国、反分裂的旗号招摇过市,以国家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自诩,来证明自己的专制统治与黑暗腐败的合法性。当民众不堪其暴力压迫而反抗时,它就会从台海、西藏、新疆等民族统一与分裂问题或其它藉口来找突破口,以制造谣言,伪造事实,颠倒黑白,引发争执,挑起事端,激化矛盾,藉以愚弄民众,镇压民众。

贼喊捉贼,边撒谎边反对,中共头子言行中悖谬之处频见,可耻又可笑。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可是,如果群众都不相信党了,我们应当相信谁呢?

刘少奇曾说,“新闻报导要客观、真实、公正。”民主国家的媒体也追求这些目标。可是他接着说,“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有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利害关系和真实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哪个为重呢?再说,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利但对人民有害怎么办?早在40年代,刘还曾经说过:“所谓好坏之分,应以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今天中共的新闻机构,一边“反对假新闻”,一边“严把政治关”;一边重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边抓捕敢说真话的记者;一边制度性撒谎,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虚伪性”。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共,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6.立场多变,毫无底线,前后矛盾,出尔反尔

中共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和自身利益,立场多变,反覆无常,前后矛盾,出尔反尔,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中共建党90年,17次召开代表大会17次修改党章,对中国宪法也数次进行修改。对许多原则问题态度竟截然相反,南辕北辙。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脏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百方针”;一边是要求“共同富裕”,一边是“允许一部份人(权贵者)先富起来”;一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是贪占数亿的贪官不判死刑。“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登上权力颠峰时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失败时又把自己打扮成是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所以中共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

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章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再如文革时最流行的歌曲是“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其歌词与其理论原则可谓背道而驰,而人们却从未去深思细辨。“国际歌”强调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而“东方红”却把毛泽东吹捧成“人民大救星”。而“大海航行靠舵手”更是自相矛盾,其歌词“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中共一直把民众比作水和秧,而党是离不开群众的鱼和瓜,可是歌词却是“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自己打自己一嘴巴而不觉可耻可笑。

7.改变常用词汇内涵,用以对民众进行迷惑和欺骗

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比如它把中共建政前的所有年代、时期都称为“黑暗”的“旧社会”,只有它建政后几十年,害死几千万人才称之为“幸福”的“新社会”;它把国共内战称为“解放战争”,好像它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了;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把三年人祸造成的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常以“稳定”之名行镇压迫害之实;各级政府大肆挥霍百姓的血汗钱,打着为民谋利的“富民工程”旗号,搞得实为自己贴金的“政绩”和“面子工程”。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8.两套话语系统,各为其用。

中共的官员都存在两副面孔和两套话语系统。“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660多万元,无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死缓),“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2000多万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9.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

这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它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它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你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它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

在中共即将崩溃的前夕,现在中共的许多高官显贵,都为其子女、亲属,甚至自己办了国外移民签证,而且大都选在西方发达国家。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竟办理了五、六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外交官证实,江泽民和曾庆红的亲属在澳大利亚都已经拿到了移民身份。最近资料公开报导,近几年移民和逃往国外者的官员达1800多人,带走资金约8000多亿。他们自己对中共前途、对社会主义都失去了信心,可是还天天故作正经的唱高调,搞表演,甚至还进京大唱红歌、赞歌。

10.张冠李戴,瞒天过海,反覆无常,变化取巧

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辩能力和探索精神。共产党讲的是“按劳分配”,“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完成的却是“按权分配”。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

中共还滥用“特殊性”,为其反覆无常的流氓政策作了理论铺垫。

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搞了几十年,搞成了私有制;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政策。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

11. 耍“平反”诡计,把罪行变成“伟绩”

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它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需要歌颂和歌唱。

12.寡廉鲜耻,党国错位

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政府救灾,或比赛获奖,人们首先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军队要为党保驾护航,而不是国家的军队。

“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就是领导人出访,报导的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在前国在后,而不是相反。“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

13.为了目的,不计手段

中共为了达到邪恶目的,它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坏事恶事都干得出来,而且表现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毫无道德之顾忌。如“六四”为镇压学生,竟出动军队,动用坦克与装甲车;如对法轮功的迫害,采用了一切流氓邪恶手段;如搞什么窃国60年“大庆”,中共竟把百姓当成危险对手,恐惧到北京所有市场菜刀都要下架。为治安竟动员了120万“安保人员”,招募80万治安志愿者,使用10万警察和20万三军将士,花巨资进口190只警犬。同时武力驱逐民工和游客,强行限制居民的基本生活自由,使整个北京处于“战争状态”。中共如此做贼心虚和没有自信,却仍然要以“和谐盛世”自诩。如为了打击迫害异议人士和反对它的其他人员组织,中共就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编造谎言将其丑化和妖魔化,为其罪恶目的寻找“合理”藉口。

14.拉大旗作虎皮,又欺又吓又压

中共为其暴行恶行开脱,经常利用权力和金钱网络收买内外团体和政客,为自己辩护,为邪党唱赞歌,声称得到广泛“拥护”与“支持”。有时还利用专家学者权威制作“科学”理论基础,蒙骗欺压民众。

15.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悲剧演成喜剧

在各种事故、灾难和人祸面前,中共总是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化悲痛为力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悲剧演成喜剧,抢险救灾竟成了出奇迹、创业绩的时机,追究事故责任教训开成评功摆好的表彰大会。山西的王家岭矿难和大连的石油爆炸,就是如此操作的。

16.编造数字神话,大搞文字游戏

中共从出世后,为了一党私利,编造数字神话,大搞文字游戏从未停止过。窃政掌权后更是乐此不疲,从房价涨幅到居民收入,从物价水平到经济增速,从灾难事故到突发事件,从上到下的官员政绩背后,都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数字造假与文字游戏。

数字造假,千变万化。为了利益和需要可随心所欲:收入、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绩等,都是用加法或乘法,数字可翻若干倍,甚至还用无中生有法;至于问题、事故和失误,那只能用减法或除法,常用的还有变零化无法,根本就不统计不报告不报导。更无耻更可笑的是还会由负变正,搞什么坏事变好事,“丧事喜办”。那大跃进的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就是翻几番变出来的。而矿难事故、死亡人数,还有贪腐官员及其数额,那是要大大缩水的。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溃坝惨案冲走24万人,隐瞒至今,从未报导。至于几年来已有9700多万民众退出中共组织,那更是绝不会报导的。中共的数字造假,国内国外,从上到下,无人不知,人们早已不再相信中国的数字统计与报告。。

还有那些颠倒黑白、愚弄民众的文字游戏,更是令人作呕。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和谐盛世”,什么“八荣八耻”,什么“民富国强”,什么“关注民生”,什么让人民“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已无人信。
无论数字也好,文字也好,都与历史一样,成了中共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成啥就捏成啥,那都是根据中共的需要和爱好。中共是天底下最高超的“魔术师”和最疯狂的“变脸王”,是最不可思议的数字文字游戏者。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频频出现“被统计”、“被增长”、“被就业”、“被小康”、“被幸福”,最后通通“被和谐”了。

* * *

文革以后,虽然中共发动宣传机器,把其党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说成个别领导人不可避免的“错误”,但毕竟“我党一贯正确”的流氓耍不灵了。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引进了许多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宣传手法。

一是以真乱假,真假难辨。如果说49年以前,中共的宣传策略是“以假乱真”,把一种没有根基的邪说描绘成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49年以后,其策略可以被称为“弄假成真”——中共强行在城乡各阶层间挑起矛盾,于是其斗争哲学好像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以后,它的策略又调整成了“以真乱假”,把事实掺杂在谎言里,虚虚实实,让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真假难辨。

二是小骂大帮,制造假相。就像反腐败“打苍蝇不打老虎”一样,现在的中共喉舌也暴露一些阴暗面,制造媒体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假相。但对于那些可能危及中共统治的黑幕却坚决封杀。一些媒体用报导小来小去的负面新闻积累一定的信度,在中共发动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大打出手。

三是浑水摸鱼,乱中施迷。以大量低级下流琐碎无聊的新闻充斥媒体,让真实的信息淹没在文字垃圾之中,乱中施迷。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子里塞满了信息垃圾因而无法对社会大局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中共当前的统治的,因此它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个人。

四是出口内销,毒害内外。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国外报刊上找对它有利的片言只语了。它一方面出口谎言,毒害他国民众,另一方面直接收买境外媒体和作者,替自己粉饰涂抹。中共恶首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二十几个国家被告上法庭,为了从四面楚歌中挽回颓势,收买完全不懂中文、但在中国有生意的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与其他枪手合作,出版了臭名昭著的《江传》,不惜篡改歪曲事实真相为江歌功颂德,蒙骗民众。在法轮功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和通讯社抵制不住诱惑,换一种口吻重复新华社的谎言,中共再拿这些谎言去蒙骗中国民众。

五是有打有拉,区别对待。89年以后,中共开始有意拉拢收买知识份子、公务员和军队。除了加薪、默许这些群体拥有某些特权和灰色收入以外,还给他们一定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以此获得他们的谅解和效忠。为此,这些人也乐于为中共辩护,中共也乐于让他们的辩护言论进入大众媒体,误导普通民众。

中共的宣传策略还包括:把谎撒到大得离谱的地步,人们从常识和经验出发,无法相信一个政权竟然会如此无耻荒唐,于是不得不姑且相信他们的说法;撒弥天大谎的时候在细节上不厌其详,因为细节最能打动人心,打消疑问;邀请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登上荧幕,诱导他们说出中共想要他们说出的话;为了更好地兜售其货色,在技术和形式上“和世界接轨”,现场直播、热线电话、深度报导、“民意”调查,……花样翻新,应有尽有。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构。在这些机构供职的人,即便良知未泯、想要为国为民做一些好事,可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定下来,这支大军就会各尽所能,批量生产各种谎言。中共开动庞大的谎言机器,向中国人民灌输了几十年无神论、唯物论、斗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这些歪理邪说“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当每一个个体都下意识地用它们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党文化的收获季节就已经到了。
人们跟着中共杀人,于是几百万的“地主”、“资本家”、“知识份子”人头落地;人们跟着中共搞大跃进,几千万人死于饥荒;人们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和人性魔变;人们附和取缔法轮功,于是中华民族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信仰迫害。

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有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他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365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

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的灌输欺骗,中国人被彻底洗脑,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寇、暴徒等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

* * *

当今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化,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假冒伪劣泛滥,黄赌毒流行,真是个乱象丛生。

共产党的存在,是所有灾难的根源。不揭穿抵制中共的谎言欺骗,不结束共产邪党的暴政统治,一切都是空谈。《九评共产党》的推出和《解体党文化》的发表以及三退大潮的迅猛发展,已经开辟了和平理性维护民权,反对迫害,把共产邪党驱逐出历史舞台的全新道路。

被谎言欺骗愚弄,被暴政欺压迫害数十年的中国民众,应该清醒了,觉醒了!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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