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是个颇不寻常的人物。所谓不寻常，不仅因为他学识广博、目光犀利，不仅因为“解放”前他主办了抨击时弊、影响巨大的《观察》周刊，不仅因为他在“文革”开始那年神秘失踪、不知所终；他的不寻常更在于五十年前他发出了代表民主知识界心声的最强音，以一篇简短的发言揭示了这个体制的要害，而且仅凭这千把字的诤言一举中标，成了名闻全国、永不“改正”的“右派”。如今的知识界许多人曾闻其名，但不见得清楚其事，更有些中青年人还不知他为何许人。因此，在这里说说其人、其言、其事，恐怕还不算多此一举。
（一）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败落的大户人家，幼年丧母，靠祖母抚养长大，十四岁丧父，靠伯父资助读完了高中。他中学时期就开始写小说，在《申报》连载，靠所得稿酬只身来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新闻系。他的小说后来结集出版，名为《说慌集》。不过大学期间他关注的热点已转向政治，曾为新月书店编撰了《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一书，收入陈独秀、胡愈之、汪精卫、梁漱溟等名家的政论文章。大学毕业后在《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并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同曹禹、夏衍等左倾人士颇多交往。
1935年柏林举办奥运会，他争取前去采访。奥运会一结束，他就前往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他的伯父托人在江苏省教育厅为他申请得到部分官费资助，另外他还给《中央日报》写稿以维持生活。在大学他师从费边社成员拉斯基，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第二年他即回国。先在《中央日报》任主笔并兼国际版编辑，又在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不过，一年之后政治学校续签合同时要求以参加国民党为条件，他拒绝了。鉴于官场的腐败，他决定离开重庆，应聘在湖南安化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写成并出版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以及《英国与印度》等书。以后几年，他还曾先后当过桂林《力报》主笔、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主笔。抗战胜利后，他和梁漱溟合作，在重庆办过《客观》周刊，宣扬第三条道路，要求国共两党坐下来共建民主政治。与此同时，他还在中英文化协会兼任过秘书之职。
1946年春，储安平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这年初，他一面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一面着手筹备新的刊物《观察》，积极向各种倾向、主要是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9月1日，这份周刊正式开张，他自任社长和主编。
在发刊词中，他宣告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和方针，认为：“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他表示：“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还提出了八个字，作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同人共守的信约，这便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观察》周刊出版后，积极组织各界有识之士、重量级人物写稿，议论国事，针砭时弊，言论激烈，很快就为全国舆论所瞩目，刊物还经常刊登最新的前线通讯、军事分析，诸如“昌潍失守鲁局鸟瞰”、“徐淮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等。总之，刊物的内容极受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发行量节节上升，到终刊时每期印数达十万零五百份，列同类刊物之首。这份刊物是储安平民主自由思想的重要实践，也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议论国是的重要平台。
（二）
1949年，储安平作为新闻界14名头面人物之一，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受到了中共和各方面的尊重。“解放”前储安平一直超脱于党派之外，寻求的是自由民主派的第三条道路；“解放”以后，大概受到当时蓬勃的新气象的感召，应友人之邀，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显然是想在中共领导下作一番事业的。
当年底，经周恩来首肯，《观察》周刊在北京复刊。储安平看来是怀着兴奋和对新政权的敬仰之情投入复刊后的编务工作的。这时的刊物，当然不再有老《观察》那样的锋芒，而是在努力顺应潮流、处处注意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复刊十三期之后，根据上头的安排，《观察》再次告别读者、宣告终刊；经过一番改组，不久以后改出《新观察》半月刊。储安平显然有着某些难言之苦，起初还参与了《新观察》的筹建，后来干脆离开了。《新观察》是由新华书店主办的，储安平随后被安排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再后来又调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这些行政岗位并不能让他的抱负施展，只是1954年，他曾以全国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派记者的身份，去新疆采访，给该刊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来了一篇篇通讯，算是发挥了专长，取得了颇为自得的成果。以后结集出版，书名为《新疆旅行记》。
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后中央重新考虑《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归属问题，拟将它们归还民主党派，并由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总编辑。这年夏天，中宣部反复盘算着《光明日报》的总编人选，后来由胡乔木亲自出面，“诚邀”储安平担任；经本人认可以后又通过民主党派的程序，由时任《光明日报》社长的章伯钧出面聘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的时候，毛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常站起来作了肯定回答后，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这是毛公开表示的一种姿态，想在报界给民主党派一席之地。其实这时中宣部的安排已经就绪，20天后（4月1日）储安平便走马上任。
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谈话已广泛传达，党中央大力鼓励“鸣”“放”，知识界备受鼓舞。储安平也精神焕发，感到大有可为，上任以后就提出改版方案，决心把《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自己的报纸，积极反映民情民意，加强舆论监督。此后报纸就大量报道民主党派的活动，大量刊登知识界的批评建议，还派人到各大城市组织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然后加以报道。
这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发动大家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储安平起初并未参加，他在后来的交代中说：““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学社、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没有外出。”可就是这天写的发言稿，竟然惹下了滔天大祸，从此使他的人生逆转，在新闻界和文化界闪耀过光华异彩的一代巨星从此陨落，一个敢想敢说胆识过人的政论家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以至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在6月1日那次被三邀四请、因盛情难却而作的发言，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他的开场白很特别：“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竟敢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称为“老和尚”，怕是吃了豹子胆了。但是，在座并非没有人知道此话的由来，就在一个月前的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幽了一默”：“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可是储安平不免太过书生气，这种幽默语言毛泽东说得，你也说得的么？
储安平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第二天刊载的原文是这样的：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土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土，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平心而论，这番言论是应党的要求、在合法的场合、用坦诚的态度表达的，看得出来是从爱护党、希望党改善领导的角度出发的，提出的问题也是有理有据、切中时弊、无可厚非的。这番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知识界的民意，只是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而储安平却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了。难怪在座的马寅初先生拍着椅子扶手，连声说道：Verygood!Verygood!第二天，中央各大报都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发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广播，而这一切正是“引蛇出洞”战略的设计者所刻意安排的。在他们看来，打天下坐天下、党管一切、党治天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谁要对此说三道四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便是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现在储安平竟然“跳”了出来，正好彻底收拾之。这不，几天之后，万炮齐发，“党天下”之说及其提出者，很快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此后，经过民盟、九三、《光明日报》社各单位、各层次、大会小会的批斗之后，11月12日储安平被正式撤消总编辑职务，他前后在《光明日报》岗位上只有六十八天。同时被免职的还有该报社长章伯钧。
（三）
戴上“右派”帽子后的遭遇当然是十分悲苦的。他那结婚不久的第二任妻子，同他离了婚，可是还住在他的院子里，而且很快勾搭上了一位国民党败将、却又受到宽大处理的战犯，经常在储安平眼皮底下进进出出，使他受到极大的侮辱和伤害。随后，他被安排去政协的劳动基地，在长城脚下放羊，终日以草为伴、与羊为伍；直至几年后被召回城里、干点校勘古藉这样的差使，此时他还在自家小院里继续养羊。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储安平不断遭到红卫兵的抄家、批斗，不断被殴打、侮辱、折磨。为结束痛苦、维护尊严，他曾经自沉于京密运河，但被人救起。这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当红卫兵又一次上门寻衅滋事的时候，他翻墙逃走了。第二天清早，曾经同他一起放羊的患难之交李汝苍（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也是被划的“右派”）开门时突然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汝苍，我走了。储”。李汝苍大惊，连忙告诉友人章伯，自己又到处寻找，并在附近那个经常有自沉者尸体浮起的石刹海边守候了七天，竟然杳无影踪。后来，上头弄了个专案小组，为查清储安平的下落，工作了两年，也一无所获。整人成癖的康生为此还嘟囔过：“一个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他，还不到58岁的他，就这样走了。曾经在中国报坛意气风发活跃驰骋过的卓越报人，曾经不畏艰险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力呐喊过的政论家，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参阅：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
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