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
上面两段是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评价描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我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疑。
郭沫若早年轶事
少年订婚，20岁时成亲，喝过交杯酒，掀起盖头一看，新娘相貌不尽人意。郭大怒，掉头而走，东渡日本，狂追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家中寄来的钱，悉数交给富子，终于打动对方，生下孩子。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屡屡嫖娼并染病，后郭不辞而别离开安娜回中国。 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
1926年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十分急切，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当他看到中共在秋收起义等武装运动后举步维艰时，立刻自动脱党。
1937年，脱党十年的郭沫若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刻出发。他还主动请求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这时周恩来在上海，当年求着入党的郭沫若却避而不见。
胡适与郭沫若初识时，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后者则刚刚出版《女神》，胡适无疑名气更大，郭沫若听说胡适读了几遍《女神》后，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渐大，终与胡适分道扬镳，1949年后更是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凉薄如斯。
话说青岛有个公园，1949年后易名鲁迅公园，题字的是当年曾与鲁迅交恶的郭沫若。这二位交恶由来已久，尤以1928年为甚，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不过，他至死也未承认杜荃就是自己。
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轰动一时。1923年秋，苏州的一位中学教师钱穆，历四、五载，共写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取书名《先秦诸子系年》，后因此书，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再后来，郭沫若抄袭此书，取名《十批判书》，为余英时等学人不齿。
1948年，郭沫若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 “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 “蓝色” 作家，萧干则是 “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 “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沈从文从此与文学绝缘。
郭沫若作品选摘
“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1949年，郭沫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1949年9月，郭沫若写了《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干，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峡轮上》1958年5月6日（《诗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摘自《郭沫若文选》第12卷。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即席向江青献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写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郭沫若的内心痛苦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不以为然。他曾说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曾组建诗社并遭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
曾有人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他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恳求他请周恩来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却没开口，儿子被迫害致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后自杀，分别是26岁和24岁。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将郭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郭沫若的内心究竟是如何煎熬？
有人说，在文革中那严酷的红色恐怖下，知识份子又能怎样呢？郭沫若为求自保，实在是无奈。那么，还有一些知识份子在强权下的表现和郭沫若大相迳庭，看看他们的行为吧。
看看他们
先看陈寅恪。清末民初诗坛泰斗陈三立，晚年如闲云野鹤。前来庐山避暑的蒋介石想见老人，被他回绝。“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想招安这位名人，被一口拒绝。日本人天天派人监视行踪，气得老人呼喊佣人撵赶门前走狗。悲愤欲绝的陈三立从这天起开始绝食，五日后忧忿而死。陈寅恪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正是陈三立的血。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年迈多病的陈寅恪却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1953年中共决定陈寅恪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还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顺便提一下陈寅恪的一位学生。文革时红卫兵要拉陈寅恪去批斗，当时陈氏年近八旬，除双目失明二十余年外，股骨颈骨折卧床业已六年，身体极其衰弱。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批斗。他说：“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又招致红卫兵一顿痛打。
再看梁漱溟。1949年，毛泽东盛邀梁漱溟进入内阁任职，被梁拒绝。梁漱溟说：“就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吧，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有利。”1949年在国庆观礼台上，梁漱溟自己就亲眼看到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献上了一面写着“我们永远跟您走”的大锦旗。
1949年后，梁漱溟应是当面批评毛泽东的第一人。1953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中共执政后忽略或遗漏了农民。这一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行了公开批评，梁漱溟当场对毛泽东进行反驳并劝诫毛泽东要有让人讲话的“雅量”。
他在文革被批斗时淡然说一句“匹夫不可夺志”；他被毛泽东归为最大的右派，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第一个公开提出文革是人祸。
梁漱溟在文革中写下的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再看马寅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有人劝他低头认个错，他却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性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奇女子冯元春，川大学生，1957年大鸣大放时就指出毛是伪马列主义者，川省委组织千名干部批判，她一人站在台上辩论，毫无惧色。后划为右派并判刑13年，因不认罪加判无期徒刑。后刘少奇被打倒，狱中的她笑说“毛就是杀功臣之刘邦”，遭游街侮辱，再被农民“斗争”，即用钢钎锄头戳她挖她，奄奄一息时遭枪杀。
陆兰秀，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因反对文革入狱。她在狱中撰写大量理论文章，上书毛泽东，否定文革，她责问毛：“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革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后苏州召开四万人大会，判其死刑。刑前游街示众，为防止她发声，游街前卸掉其下颔骨，口里塞满破布。
在同样的疯狂年代，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关注自由人权获得诺奖和平奖，索尔仁尼琴写了《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俄罗斯有《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两部巨著在人类文化史和精神史上褶褶生辉。
什么是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
传统的士大夫文人，严于律己，品行高洁，身先士卒，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明朝朝天启年间，魏忠贤势焰滔天，大官小官们争抢着到他面前摇尾献媚。李流芳，字长蘅，晚年自号六浮道人，诗画冠于当世。当时魏忠贤正领导全国人民反对黑社会东林党，杭州也建了生祠，士大夫之流纷纷往拜，独李流芳不肯，说“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
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严嵩，而惨遭严嵩杀害，杨继盛在临刑前写下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
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结语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句，我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中共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中共政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人们发现，中共在历次运动中对知识份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羞辱，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源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但是，从和郭沫若形成鲜明对比的陈寅恪、梁漱溟等这些优秀传统知识份子令人高山仰止的表现来看，中共的目的没有达到。中华民族的好儿女的铮铮铁骨和侠骨丹心已经深入血液。
在文章结尾，让我用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记”上的一段文字，来与所有同仁共勉，恢复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精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