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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隐蔽在香港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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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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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暴动是香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但是发动、参与暴动的港共成员叶国华曾氏兄弟等人,不但没有反省道歉,还隐瞒身份打入特区权力高层,甚至图谋特首之位,改变香港一国两制的港人治港性质。

梁振英可以判断是香港地下党成员

香港早就存在庞大的渗入各行各业的左派势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领导这派势力的是中共港澳工委。在港英时代,除了暴力反英运动外,政府不会对他们“绳之以法”,而默许其以地下身份的存在。因此,只有“香港新华分社”这个中共地下党的大本营为人所知,其余广布于港九各界的中共党员都一律隐蔽不露。八十年代许家屯任书记时的党员人数,他在回忆录中透露约有三千名。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英国人下旗撤退,迄今已近十五年。中共各类机构陆续进入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在基本法之下接受北京中央政府的掌控。但是,在香港社会和政权已纳入中共统治版图后,香港共产党仍然处于地下状态,除中联办官员外,没有一个人公开承认是共产党员。而诸多迹象表明港共及其成员,对特区权力和行政的渗透力有增无减──这对于一个开放的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社会来说,显然是既怪异也殊不公平。因此,要求“港共公开化”的呼声,十多年来一直时起时伏,从未间断。

揭露地下党重要人物叶国华

梁慕娴女士这本带回忆录性质的书,写作与出版的背景在于此。她和《开放杂志》结缘正是基于对香港九七回归后前途的担忧。在回归前夕的一九九七年初,候任的首届特首董建华,委任叶国华为“特别顾问”。而叶和她曾是香港地下党外围组织“学友社”的中共领导核心成员。于是她写了一篇文章〈从反英暴动到红顶商人〉给我,发表于二月号《开放杂志》。文章发表后引起香港传媒和政界不小的兴趣。《壹周刊》特地以叶国华为封面人物,将他描绘成一只八爪鱼,形容他在香港左派的人脉广泛。

梁慕娴这篇文章正是本书的首篇。发表时触动了香港人一个敏感的话题:九七后是港人治港,还是党人治港?梁慕娴首义揭露叶国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动中的角色。当时港共在中国文革高潮的影响下,借香港一起工潮发动“反英抗暴”,甚至制造千枚土炸弹安置闹市。港共组成百多个“斗委会”和港英当局对抗。叶国华曾告诉作者,百分之八十的“斗委会”都是他旗下组织的。叶在学校中以反港英“奴化教育”为号召,抵制会考,说香港就要解放。不久后,叶因男女关系被上级调出学友社,带走各校的精英学生成为后来人多势大的亲共“国粹派”的骨干。

港共六七暴动──延伸到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闹出外交纠纷,周恩来被迫向英国道歉,香港市民也极为反感,暴动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港共史上最大的负资产,也是香港历史上最荒谬的一页。但是,中共在毛死后处理文革中影响恶劣的极左派时,完全没有触及六七暴动的港共份子,因为他们是中共在香港的主体,“自己人”,(后来收回香港的依靠力量)。

叶国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其他更出名的有六七暴乱的领头人物杨光(被颁授特区大紫荆勋章),曾德成(维基百科称为有刑事案底的特区高官)等人。

九七后地下党渗透有增无减

梁慕娴后来告诉我,她写文章向叶国华发难,曾征求过司徒华(香港民主派领袖)的意见。文章的结尾就是要求在香港“实现政党公开化”。她的文章不仅表达了过去“误入歧途”的前港共人士的觉醒与反省,揭露港共对无知青年的欺骗、洗脑和内部丑态,而且有发自肺腑的诚意和追求自我完善的毅力。

从那时起,尤其是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她的文章从个人回忆到对香港政治发展的关注,最初用“牛虻”的笔名,后来用真名实姓。表现一份对故乡的深爱和责任感。三十多年,香港传统左派,经过文革破产、六四屠杀历经沉浮变迁,但像她这样坦诚勇敢站出来,面对历史真相,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可谓寥若晨星。
香港地下党作为大陆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代理人,在香港市民政治觉醒不断提升,并更多认同香港民主和中国密切相关的潮流中,却不顾市民的感受,不作整体的反省,而热衷于有组织的渗透和争夺权力。在地下党公开化问题迄无改变之下,为数可观的人物透过投机钻营、洗白变脸,已占据了香港政坛的重要位置,在立法会、特区高层和行政会议都有公认的地下党员出任(许家屯早透露“民建联”的骨干是一批党员)。

《开放杂志》在香港见证了九七前后的历史性转折,也领教过形形色色港共的招数和中共势力的欺压。我们发表梁慕娴那篇揭露叶国华地下党背景的文章之后,先有《九十年代》为叶曲于掩饰的访问(梁慕娴有专文分析),后有一本写“董建华的特别顾问”的书在香港出版(明镜出版社),毫不掩饰地为叶国华保驾护航。该书借叶国华曾支持一本政论杂志《当代》的章节,对《开放杂志》和我本人加以多处扭曲事实的描述,摆出一副有恃无恐和蓄意诽谤的架势。我们曾向作者当面质疑,他无言以对,只说是奉策划人何频之命行事。

地下党员梁振英竞选特首

书中有对叶国华经商如何成功,和两岸的关系如何密切……的大量吹捧,唯独回避叶在六七暴动中的作为,只字不提。对叶国华的地下党身份更是公然撒谎。书中引用叶的话说:“我不是中共党员或地下党员,也绝不是任何间谍”。还编造故事说,他六十年代曾想入党,因为不够条件而失之交臂,到了七十年代,已对入党没有兴趣──对开放杂志等媒体的报导,则被叶指为“故意抹黑他”,“是阴谋论”,“也不排除有人故意藉此打击行政长官董建华”。现在本书提供大量人与事,显示叶国华不仅是党员,还是拉了很多人入党的港共重要人物。

一九九七年我们的报导,市民们有一个回应:董特首在第二任中途被香港五十万人大示威赶下了台,现在已到了一位被梁慕娴称为“行为实质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出来竞选第三任特首的二○一二年。梁慕娴的态度非常鲜明:反对以任何方式包装的中共地下党出任香港特首(据悉,有人在北京见过梁振英的入党介绍人)。

港共究竟为何不公开?

最后,我愿意对“港共为什么不公开”这个令不少人至今费解的问题提出看法。梁慕娴这本书对此有多处表述,从她那些生动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

一、港共是中共中央的一个下属分支,它和大陆共产党有荣辱与共的关联。中共在大陆虽然拥有绝对的垄断权和实用价位,但是从意识形态上看,其信仰和信用值已完全失败。“伟光正”无论从历史负债和现实腐败而言,已经成为笑柄。因此,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亮出共产党的牌子,已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和吸引力。

二、中共深知香港的价值体系是非共、恐共、拒共和反共的,而且历史悠久,早已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最近港大的民调显示愿意做中国人的港人比例创新低,只有百分之十六)。港共给香港人没有留下好的记忆,共产党员绝不是一个体面的身份象征。一旦公开只会遭到歧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三、共产党是一个比黑社会还严密的组织。它的成功和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带有极大强制性的“组织纪律”。周恩来有名言:“可以犯政治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这个党独裁中国六十余年,没有学会也不认同自由社会的政党运作方式(游戏规则)。港共的地下性质长达九十年,不仅使其成员犹如鱼一般只适应在水下的网络中生存,而且,今天依然有利用地下方式进行各种统战的必要,公开党员身份无异于自废武功(许家屯回忆录对中共在港统战有大量精彩的曝露。梁慕娴认为港共只有以地下身份,才有利于打进政府,从而控制政府,取代港人治港)。

四、进一步说,中共高度的保密制度,从大陆到香港、海外,是它的生命线,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大障碍,也是许多依附于它的人,谋取名利的保护伞。港共一旦公开,便将面对这个开放社会的许多质疑和挑战,他们有此雅量和准备吗?港共走出地下,便要抛掉许多包袱,直接涉及许多人的荣辱得失(不少地下党员早已是左右通吃、里外勾结、双重人格的阴阳人)。因此,香港地下党的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只能和整个中共的政治开放同步,不能寄予幻想。

(二○一二年二月十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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