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毛泽东(四十二)用蒯大富斗王光美(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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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的第42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怎样利用蒯大富来打击王光美的。这次节目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四十九章“复仇”第一部分,和宋永毅先生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分会见了赞比亚代表团之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打电话给刘,要刘不要再见外国人,也不要再公开露面。同一天,毛写了针对刘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两天后当着刘的面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全会,向中共高层公开了刘的倒台。毛散发文章之前,特意把不爱开会的林彪接来会场,给他撑腰壮声势。林彪紧接着正式取代刘当上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毛开始收拾他最痛恨的人了。他从整王光美入手。王光美出身中国传统官宦家庭,父亲在民国时代曾任中国农商部代理总长,母亲是著名的教育家。一九二一年父亲在华盛顿开会时王光美出世,取名:“光美”以作纪念。王光美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六年,她本来准备接受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由于中共的欺骗,决定不去美国了,参加了共产党。在中共根据地,人们记得打麦场上的跳舞会里,她穿着白衬衣、蓝色工装裤,秀丽而洋气。刘少奇穿过舞场,走到她面前,微微一鞠躬,请她跳舞。这个举动在当时很特殊,一般是女孩子们主动过来请首长跳舞。有过几次婚姻的刘少奇,爱上了有大家风范的王光美。他们于一九四八年结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想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她被卷进了“四清”,搞了个“桃园经验”。桃园的打击对象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原因是吴“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大饥荒中打人,“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吴臣被撤职。

宋永毅先生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解读,他在《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文中写到

“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非但是完全赞成的,他更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开创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汉、陈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在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中共,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倡导的“桃园经验”、 “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了“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 进行“夺权斗争”, 与毛在文革中在中共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 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办法及其相似。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开始在学校发动文化大革命,刘想坚持“党的领导”,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又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在清华,她同二十岁的激进学生蒯大富发生了冲突。蒯大富对政治的兴趣最初出于正义感,十三岁时他给北京写信状告基层干部腐败、欺压老百姓。文革开始后,《人民日报》把文革称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蒯开始注意到毛控制的《人民日报》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不同。在一次工作组召开的大会上,他跟一帮学生把工作组组长轰下了台。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蒯大富被工作组关了十八天,并一度绝食。当时刘少奇是杀气腾腾地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

七月三十一日晚,蒯大富接到通知,到清华招待所去,有人要见他。他等到凌晨两点钟,在沙发上睡着了。有人摇醒了他,门外是汽车煞车的声音。突然,周恩来走进来。蒯大富说,他当时“特别吃惊,做梦也想不到周恩来会到跟前来”。他站起来,“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周恩来请他坐,他“根本连坐也不敢坐,屁股挨着沙发那么一点点。周恩来“很轻松地、“非常有魅力”地、很容易沟通地”让他放松下来,接着说自己来是“受主席的委托,向你了解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的问题是关于工作组的,当然也关于王光美。尽管周带来一个速记员,他自己也做笔记。蒯一直讲了三个小时,到太阳升起。周说他还有工作要先回去,约晚上派车来接蒯,到人民大会堂再继续谈。晚上他们又谈了近三个小时。

由于蒯大富对刘少奇夫妇的不满,他成了毛手头上整刘的利器。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七十三岁生日前夕,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蒯率领五千名造反派学生在北京游行,散传单,呼口号,卡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刘少奇!”国家主席垮台的消息便以这种方式向全国公开,报纸上仍只字不提。利用蒯大富,毛装作打倒刘是“造反派的要求”。

一九六七年元旦,毛对刘的“新年问候”是派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家,在屋里屋外写满侮辱刘的大标语。过了两天,又一群人闯进刘家,围攻刘少奇夫妇,“勒令,他们做 这做那。这类事接二连三,都是精心策画的——只除了一件事。

那是一月六日,蒯大富的手下把刘的孩子平平扣起来,然后给刘家打电话说平平出了车祸,被汽车轧断了腿,现在医院里,需要家长来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刘少奇夫妇焦急万分,一同去了医院。造反派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来斗争一番取乐,没想到刘少奇也来了,吓了一跳。蒯大富说:“同学们根本没想到刘少奇也会来,吓着了,也不敢动刘少奇。前几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喊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真在跟前时,还不敢喊。中央没有指示,不敢贸然行动,怕犯大错误。这种打倒,我们心里也是有数的,政治上的打倒,走马灯似的来回转,你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就变。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示,将来追究责任,你负担不起的。所以我们同学就说:刘少奇你回去,王光美留下。”这番自白道出了造反派的自知之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只是工具。

因为这场戏不是上面安排的,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降临了,带走了刘少奇。学生们紧张地草草斗争了王光美半个小时。这时电话响了,蒯大富说:“我拿起电话,把我吓了一跳,对方说:“我是周恩来。孙岳同志(周的秘书)到了你那里?”我说到了。他说:“王光美你不是也斗了吗?”我说斗了。他问:"斗完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那叫孙岳同志带回来,不准打,不准侮辱,听见没有?”我说听到了,我没有打,没有侮辱。我说放心,马上让孙岳带过去。他就把电话挂了。一分钟不到,又来电话,这次是江青来的电话。我唯一的一次接江青的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就听江青在电话里哈哈笑。她说:“你们把王光美弄过去了,你们干嘛,瞎闹呀?你们不要打,不要侮辱。”她重复周恩来的话,说:“总理不放心,他要我打电话给你,你们斗完了赶快把王光美送回来。””蒯大富要江青放心。针对刘少奇夫妇的唯一一场自发行动就此告终。

周恩来这样关切是因为毛整刘有他的步骤。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把刘用车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同刘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造反派的那场闹剧毛完全知道,明知故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他建议刘读几本书,特别提到《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说是海德格和狄德罗写的。从书名可以看出,毛是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违心地认罪。刘没有照毛说的办,而是向毛再次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下乡当农民种地。他要求毛结束文革,只惩罚他一个人,不要整其他干部,不要让国家再受损失。毛不置可否,只向刘告别,要刘保重身体。就这样,毛把跟他共事将近三十年的副手送到门口,送上死路。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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