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毛泽东(续)(三)共产国际主导中共的出生(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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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续集的第3集 。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列宁和俄共怎样主导中共的诞生,和毛泽东怎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2章和第3章的部分内容。

一九二0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0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独秀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I.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长沙市长)。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毛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马林是由列宁直接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颠覆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中共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进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移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着水菱角,代表们绕藤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于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后,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0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后,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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