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毛泽东(续)(五)毛泽东的伯乐汪精卫(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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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续集的第5集 。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和他的伯乐汪精卫的关系,以及毛怎样在直觉上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4章——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中共“四大”把毛赶出领导圈子以后,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民国革命中有名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里,由于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着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后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苏联顾问鲍罗廷一锤定音。

当时,苏联人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板上立着中国保镖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着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着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着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幺弟毛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毛泽民也随后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

这个时候,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

八月,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里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毛,因毛没在家,只给了些钱就了事。”杨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

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提拔毛的功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于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地占领农村。”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于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着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Volin)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干三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后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干千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现在,由于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后向上司报告说:毛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毛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曾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 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后,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是 “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里,就把暴力散布到哪里。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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