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炼狱 第八集-北京市罪犯遣送处的邪恶(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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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一个很坏的北京流氓因绑架罪被刑事拘捕关押到我们号里。他是因别人欠他赌债,便伙同其他流氓将此人绑架。绑架罪在中国至少要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但他进看守所后很快便和一个看守混熟了。他让家人一次性送给该看守5000元,并让家人将自已的小车长期送给该看守开。因此他就可以借到该看守的手机,多次在号里明目张胆的打手机,在号里指挥亲朋好友去找检察院、法院的人行贿,并让他们威胁利诱受害者反供,同时他还获得了在不同的筒道(即监区)之间活动的特权。他在别的监区找到了自已的同犯(也当上了牢头),进行串供。于是不久以后,他的罪名便由“绑架罪”改为了“非法拘禁罪”。这是很轻的罪名,后来只被判了十个月,判完后他欣喜若狂的回到号中又跟我们吹起他有次贩毒却惊险逃脱搜查的经历。

 对有的人看守不便直接出面,牢头就给看守和在押犯们牵线将看守的手机借给这些人打,他替看守搜刮钱从中捞取好处费。记得有一个河南的包工头因强奸致人重伤被关进了我们号。他家里比较有钱,进号不久后就寻求和外界联系的途径,以便于减轻或逃脱制载。那个北京流氓便将手机借进来连续给他打了好几次。几天的时间,这个河南人的家里便付了七万元,其中五千元是付给那个流氓的。

有一次号里的一个还有点良心的“老大”讲,他认识一个哥们儿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跑筒”(当整个筒道牢头),一年挣了六十万。但由于实在太黑了,宰人太狠,出去就被人把脚筋挑了。

因为中国政法系统非常腐败,所以很多律师也在执法官员和在押人员之间明目张胆的起“皮条客”的作用。有很多在押人员,被带去和律师见面时,律师就直接说:你这个案子可以这么判也可以那么判,可以定这个罪名也可以定那个罪名,那个罪名要轻得多,但这关键要取决你家里能给多少钱。我跟法院XX、检察院 XXX关系比较好,这个案子你家给多少钱大概能判到多少年(一般的普通案件在北京的内部价格是给不到两万块钱就可以少判一年)。律师的话往往都很准,他们长期在政法界混,如果和法官、检察官没有关系,他的律师事务所早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不管他们说什么,人家一句话:“法庭不予采纳”,就完事了。所以当代的中国律师真正主持正义的很少,大多数人把时间花在搞关系上。

在看守所中,在押的人员把过的怎样叫“混”。我也有偶尔“混”的好的时候。那是因为:在北京的看守所,很多的看守文化都很低,却也想捞个文凭装潢一下门面。中共中央党校的硕士文凭是最受他们欢迎了,因为只要平时做作业,考试的时候,走走形式去考一下即可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党校的硕士。有些课如法律、经贸、英语方面的,他们是一个个大草包,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作业。这时他们就来求我了,而我这时往往就会就受到他们和犯人的 “尊重”。如果帮做作业,经常就可以不用坐板、可在号里活动活动,看看书,在北京的看守所中一般情况下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分开关押,一个号里关一个,除非他们地方不够。要想和别的学员交流是困难的,这时我就还可以拿到笔,有机会和别的号的法轮功学员之间传抄一些经文,传递一些信息。平常有的看守更省事,干脆入党(共产党)申请书都叫犯人给写。当然这种东西我是不会帮他们写的,他们也不会来找我。

2001年11月我和时绍平一起在海淀区看守所被海淀区检察院起诉,2002年2月被正式判刑。时绍平被作北美大纪元新闻网的“骨干份子”被判刑十年,我被判刑三年。我们不服判决决定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3 月份上诉很快就被驳回。

2002年5月23日,我和中科院法轮功学员时绍平、曹凯、及中预防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XX被送往北京市罪犯遣送处。一进去时,全身扒光搜查还不算,还要用高压电棍威逼着光着身子在原地跳几下,以防我们携带大法经文等。在这里主要进行所谓的“入监教育”。 “入监教育”就是进行队列训练、背监规、抱头蹲下训练、抬头低头训练和少量劳务生产。这里管理严,有一定的透明度。主要是因为这里是犯人等待被押运到外省和北京别的监狱的地方,狱方怕那些家里有钱的犯人使用财物拉拢其它犯人,结成团伙伺机逃跑,所以就硬性规定了谁也不能动别人的东西。所以那种管事犯人强占其它人的财物的事比在看守所少得多。但这里极其严厉的管理制度,和管事流氓经常性的漫骂和人格侮辱,时时刻刻给人带来恐惧和心灵的创伤。在这里所有新入监的经常被管事犯要求整天练习“抱头蹲下”,这个姿势的要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屁股抬起,头扎在裤裆里面,不停的要你站起来蹲下。这个姿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经常要你用上,如开会、外出搞队列训练等等,迎面遇着队长(监狱警察)你也要立即“抱头蹲下”。低头训练即是专门训练你低头,只能看自已的脚尖。任何时候队长和管事犯(通常都是北京流氓)和你说话你都必须低着头。平时任何时候也必须低着,只有在走路看路时,或做劳务时才能抬头。有的人被送到北京市罪犯遣送处好几个月了都不知道自已队上的队长(狱警)长什么样。只能从队长的皮鞋声和说话声分辨出来。有的人因为长期低头,抬头都不习惯了,后来当被送回外地服刑后仍很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

这里上厕所、早上起来洗漱虽在同一层楼但都必须排队去,由“班长”(管事犯,通常是北京流氓)带队,限定的时间很短,也就二三分钟。有时口还没漱完,时间就到了。“班长”一声令人心惊肉中跳的大吼,你马上就得停止一切,跟着队伍出洗漱间。上厕所也是必须由“班长”带队集体去、集体回。不管大便、小便只给两分来钟,先完事的排好队然后立即抱头蹲下等待。大便的可就倒了霉了,手忙脚乱, “班长”一声大吼,不管你完没完事,必须提起裤子走人。当时有个犯人拖拉了一点,“班长”硬是看他不顺眼,手纸都不发给他用。他只好“水洗屁股”(用便池里的脏水冲洗),这也是在北京的看守所里常见的一种惩罚方式在这里也用上了。在那里洗澡也是个大问题,那么热的天,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只洗过两个澡,每次都是很短的时间,前后不到十分钟吧。其中一次还是自已冒着被管事犯再次辱骂的风险,直接向监区的头强烈要求来的,算是特别许可了。这里的一切以和看守所不同的方式扭曲着人的心灵。

在北京一年多的关押期间,我过着非人的生活,体重下降了近四十斤。在这里一年多的关押期间我的亲属和单位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任何通知,中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必须通知和转交家属和单位的刑事拘留证、逮捕证、检察院的起诉告之书、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等全部都没有给家人。应由本人保存的所有这些材料,也只是让本人过了过手就全部收走。在北京关押一年多,我仅在被判刑完了后通过摄像屏幕见了父亲了一面。

北京那片古老的土地,悠久的文化,璀璨文明,曾叫幼年的我神往,而如今却让我心碎神伤。北京是邪恶的中心,我在北京被关押的一年多时间,受到了的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迫害,这在我一生中前三十年中是最黑暗的一页,一生中其他二十多年所吃的苦加起来可能也比不上这一年多。相信以后也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在那里我才真正知道生命在共产党的眼里是多么的轻贱,我的精神多少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大法使我心中常存着希望,常抱着一颗相对平静的心,我不可能挺得过去。我敢肯定还有很多大法学员在北京关押期间吃过的苦比我多得多。他们是真正伟大的神。在北京,我没有向邪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下写过违心的“悔过书”,虽然在狱中就被自已全部推翻,但那也将是心底永远的痛。

2002年7月4,我被带上手铐,由武警和狱警经火车押送往原籍省湖南的监狱进行继续进行所谓“思想和劳动改造”。先被送到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收押调遣中心,背监规和队列训练,一个月后被送到监区服“余刑”。

坐牢时,不管是在长期坐板体罚也好,还是在手工劳动,我怀念最多的就是一起修炼法轮大法的同学、朋友,以及和他们相互勉励、共同精进的那几年美好时光。可常常一想到他们的处境我又多一份伤心。他们是心无旁骛一心真修向善的人,平时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口碑都很好。可能有人说他们傻、有人说他们脑袋不开窍,但从来没有人说他们坏,连迫害他们的警察都说他们是真正的好人。99年7.20之前谁能想到他们会遭受那些待遇呢!那么,他们现在的处境怎样呢?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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