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五十七)(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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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二十五 〝香风味〞

与《电工手册》 《六次危机》为伴的新生活(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

一九六九、一九七零、一九七一年过去了,生活是死,是爱。是折磨,是喘息。在米易,旱季和雨季交替接踵而至。牛郎坝上,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风呼啸又沉寂,沉寂又呼啸;狼嚎了又停,停了又嚎。在德阳的药园里,草药花一年年地开,我奔走于父母的干校,母亲的病床和我的村之间。我在稻田里洒粪,对着莲花做诗。

我母亲是在成都家里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的。她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平反,获通知不必返回西昌劳动了。虽然她可领取全额工资,但没有复职,她原先的职位已被别人占去。东城区宣传部现在有了六七个部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又加上新平反的、从干校返回的干部。生病也是没给她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父亲没有像大多数走资派那样平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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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事地点 (网路图片)

大规模〝解放〞干部是毛泽东批准的。(此处删去一句)随着林彪的死和对林彪同伙的清洗,毛泽东丧失了掌握军权的手。除林彪外,别的老帅都反对文革,毛不是清洗就是疏远了他们,多年来完全依赖林彪控制军队。他倒是把他的夫人、亲属和文革明星们派到军队去任要职,但是这些人连仗都没有打过,军队不服气,不听从他们的指挥。现在林彪垮了台,毛泽东只能回过头来启用那些已被清洗,但仍在军队里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不久,邓就将复出。把大多数赶下台的共产党干部请回来是毛泽东的第一个让步。

毛泽东也知道要搞好经济才能保住他的权力。他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里满是二流角色,又四分五裂,根本无法使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用老干部。

我父亲依旧在米易,但是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以来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了。我们突然有了天文数字般的银行存款。抄家时造反派拿走的东西也都退给了我们,唯一未还的是两瓶人人爱喝的茅台酒。还有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周恩来现在权力增加了,着手致力经济建设。旧的管理体系大部分恢复了,强调生产和秩序,重新引进了如奖金这类物质物质奖励,以刺激生产。农民可以搞点副业赚钱,科研恢复了。在六年的空白后,学校也开始正常上课了,小方在十岁才开始读小学。

伴随着经济复苏,工厂开始招新工人,为鼓励大家好好干活,工厂职工在农村落户的子女有优先权招进工厂。虽然我父母不是工厂职工,但是一家以前属东城区管辖,后来划归成都市二轻局的工厂乐意收我。就这样,我在二十岁生日前几个月,离开了德阳。我姐姐走不了,因为城市青年在下乡后结了婚的,禁止被招工回城,即使他们的配偶是城市户口也不行。

当工人是我唯一的出路。绝大多数大学还没有招生,也没有其他职业可供选择。当工人一天只工作八小时,不像农民得从黎明做到天黑。工人也不必挑重担,我还可以住在家里。最重要的是我变成了城市户口,这意味着保证有粮食供应及其他配给。

工厂位于成都东郊,从家骑自行车到那里要四十五分钟。一半的路沿着锦江河岸骑,随后穿行油菜、小麦地间的泥巴路,最后到了一个破旧大院,里面是一堆砖头和废锕烂铁,这就是我的工厂〝手工机具厂〞。它是个相当老的企业,一些机器是本世纪初的产品。五年的批判斗争、大标语、大字报和派系武斗后,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重新被启用,厂里开始又生产机具。工人们欢迎我,一半是冲着我的父母: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人人向往昔日的共产党体系,那时至少有秩序和稳定。

我被分派到翻砂车间当学徒,一个人人叫她〝韦〞的女人是我的师傅。她童年贫苦,十几岁时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穿。共产党给她带来了新生活,所以她很感激共产党。她入了党,在文革初期参加了忠于共产党干部的〝保皇派〞。毛泽东公开支持造反派后,她的组织被打垮了,她也落到被拷打折磨的地步。她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同样感谢共产党的老工人,被手脚倒绑在一走,吊起来折磨致死(这种酷刑称为〝鸭子浮水〞)。韦含着眼泪向我讲述她苦难的过去,说她的命运是和共产党连在一起的,她恨林彪这样的〝反党分子〞。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主要原因是我出身共产党干部家庭。我跟她在一起有点不自在,因为我爱党的程度实在赶不上她。

车间里有约三十名男、女翻砂工,把砂土夯实在铸模箱里。炽热的、冒着气泡的铁水被行车吊起往铸模里倒时,会溅起火花飞舞。那行车开起来吱吱嘎嘎地响,使我提心吊胆,生怕满锅铁水会一下子掉下来泼到下面干活的人身上。

我的翻砂工作又脏又累,猛夯模子里的砂土很快就使我手膀红肿了。不过我的情绪高昂,天真地以为文革快结束了。我一头栽在工作里,那股干劲会使德阳县的农民目瞪口呆。

虽然我很卖力,但是在一个月后听说要调换工作时,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我实在有点儿支撑不住一天打八小时的夯锤。厂里出于对我父母的好意,提出几个工作机会让我选择——车工、行车工、电话接线员、木匠或电工。我想当木匠,又总当电工。当木匠能造出可爱的木头玩艺儿,满有意思的,我明白自己没有一双巧手。如果当电工,我就成了厂里唯一的女电工。电工班还有个姑娘,但此刻她要调去做别的差事了。她一直是大家赞美的对象,当她爬到高高的电线杆顶端时,过往的人都会停下来举头欣赏她。我跟她一见如故,她告诉我当电工最大的好处是不必在机床旁边一站就是八个小时,只需坐在电工房里等人召唤,这意味着我有机会在上班时间看书,我于是拿定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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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电工 (网路图片)

就和当赤脚医生一样,当电工也完全没有正式训练:毛对正规教育不喜欢,要人〝在干中学〞。头一个月,我触了五次电。电工班的六位师博耐心教我,但我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保险丝。那位过去的女电工送给我一本《电工手册》,我废寝忘食地阅读,看来看去还是把电流、电压混在一起。最后我觉得自己实在不可救药,浪费其他电工的时问,决定不再学理论,他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干。我居然干得不错,逐渐能单独做些零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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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手册》 (网路图片)
 

一天,一个工人来报告说有个配电盘出了毛病。我转到板子反面去查线路,第一眼就认定是一根螺丝松了。我的反应不是先去切断电源,而是冒失地一手把试电笔螺丝刀捅了进去,想拧紧那颗螺丝钉。配电板背面是一团密如蛛网的电线,布满了三百八十伏电压的接头。我把螺丝刀伸人这片〝电区〞,小心翼翼地在间隙中推进。总算插上去了,但螺丝钉其实没有松。此时我的手因紧张而轻抖着,我屏住气把电笔退出来,快抽回到边上,正要松口大气时,一阵强烈的电流,流经我的右手传到我的脚,弹得我跳了起来,螺丝刀从手上打飞了出去。原来它碰上了一个带电的接头,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想好险,要是螺丝刀在电网里边碰上了接头,我恐怕就没命了。我没有把这一件事告诉别的电工,不想使他们不放心,每次修理都陪我去。

我对电击很快习以为常,也没有人对这类事大惊小怪。一位老电工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前,当工厂还是私人老板时,他是用手背去检测电流的,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工厂才给电工们买了电笔。

我们电工班有两间屋子,电工们一有鉴定会就在外面那间玩扑克牌,我呢,在里面看书。在当时的中国,不和大家一起玩总会受到〝脱离群众〞的指责。刚开始时,我对独自躲在里面房间看书忧心忡忡,别的电工一进来,我就赶紧把书放下,笨拙地试图和他们闲扯,结果是他们很少进来了。我看得出他们并不掇无的不合群,相反的,他们不想打扰我,从此放了心。他们待我这么好,我于是主动多做点工作。

电工班里有位姓戴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前读过高中,算文化水准很高的人了。他写有一手好字,还能弹好几种乐器,我对他很有好感。每天早上,我总看见他斜倚在电工班门边,等着向我打招呼。我呢,也不知不觉地老和他一起下车间干活。早春的一天,我们完成一件修理工作后。靠在铸造车间背后的干草堆上,吃午饭,晒太阳,享受那年的第一个艳阳天。麻雀在我们头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又飞到稻草里找谷粒吃。稻草堆散发著一股阳光和泥土的芳香。就在那时,我发现戴和我一样喜爱中国古体诗,我们当即作诗酬和。我喜出望外,因为我这一代人很少有人懂得并欣赏古诗词。下午我们很晚才回去上班,没有人责备我们,别的电工只是望着我俩会意地微笑。

很快,戴和我在休息日里也盼着回厂呆在一块儿了。在工厂里,我俩尽量找机会彼此接近,靠近时,我们中间也像有一股特别的电流,使我们既兴奋又紧张,引我们要碰碰对方的手指。半句话、一个眼色,都会引起无数的东猜西想。不是烦恼就是甜蜜。

不久我就听到人家议论纷纷,说戴配不上我。这一半是因我在厂里受到另眼相看,这里只有我是唯一的高干子女,许多工人没接触过别的这类人物,只听传闻说高干子弟如何妄自尊大,娇惯坏了,我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使厂里人又惊又喜。有人似乎觉得厂里没人配得上我。还有一个原因是戴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又劳改过。工人们相信我的前途远大,不该跟着倒楣。

戴的父亲是偶然成了国民党军官的。一九三七年,他和两个朋友长途跋涉去延安参加共产党打日本。快到延安时,国民党的路卡拦住了他们,劝说他们留下。两个同行的朋友坚持要去延安,戴的父亲则留下来当了国民党,心想反正是中国人的部队,打日本就行。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他和那两位朋友成了对敌。一九四九年后他去劳改,而那两位朋友成了共产党军队里的高级军官。

就是因这偶然的机缘,戴成了〝出身不好〞的人。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纠缠我,甚至说他想往上爬。从他黯然的脸色和苦涩的笑里,我看得出他深受刺伤,不过他什么也没对我说。从前我们用诗来暗示情感。现在,他连诗也不写给我了。从前那股自信和热情消失了,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表现得自悲而沮丧。在公开场合,他则笨拙地,有点讨好地竭力向别人显示他实际上并不喜欢我。我又伤心又生气,气他太窝囊,太没有尊严。在特殊环境里长大的我,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尊严是个奢侈品,社会底层的人得不到。我当时没有理解到戴的内心矛盾,他不能公开向我示爱,因为他生怕毁了我。就这样,我们俩逐渐疏远了。

在我们相识的四个月时间里,〝爱〞这个字谁也没提过,我甚至在脑子里压住了这个念头。那个年月的人们不可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因为家庭出身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总像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上,与藏这样的〝阶级敌人〞家庭结亲,后果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我在下意识里自我约束,从来没有和戴坠入爱河。

(待续)

来源新唐人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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