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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目的是毁灭社会的一切(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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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明。 

共党自从篡政进城至今的六十多年间,始终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治国大纲或方针,所以三十年前就有一句话在民间流传着,这句话是“共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过去的皇帝们时常派出钦差大臣微服私访到民间,称为是官风整肃使,其实就是去倾听民间百姓对朝廷政策的褒与贬,如实上报朝廷,好的就成了既定的国策,不好的就进行改变或者是调整。

共党所豢养的军、警、宪、特们和所谓的公务员们的数量千倍,甚至万倍的多于旧王朝的时代,但是民间的声音共党们或许不知道,也或许知道,但却又假装不知道。就以今年刚刚过去的五.一长休假为例,中国民众们是再次的被共党飘忽不定的政策玩弄着。十几年前五月一日劳动节放假一天,如果与周末相连接那就是休息两天,因为以往是周六要工作,周日才休息,从一周六天工作改为一周五天工作,也就是从一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减为四十小时工作。

一九九九年共党国务院发文,把春节、五.一、十.一的三个节日法定假期和前后的双休日连接形成了七天的长假,这一措施既不是共党的恩惠,更不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这样做是开始于一九九七年,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为了是要刺激民间的消费,拉动内需从而鼓励国民们在国内旅游。

在共党实行了这个三个长假的政策以后,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七年的春节期间,总共是十九个长休假,中国大陆民众共有十六亿人次旅游,为政府创造了六千七百亿的旅游收入,在去年的中秋节和共党篡政日的共八天的假期中,旅游是四亿人次,创造了旅游收入两千一百亿。

二零零七年的年底,共党国务院又发表了一个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条文,其中规定国家法定节假日总天数为十一天,加上双休日,每年一百一十五天的休假总量已处于世界中等水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准了。但是到了去年的十二月初,国务院又公布了二零一三年的放假安排,也就是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篡政日共七个节假日,共放假二十九天。

听上去确实不坏,但是长期受共党欺骗的人们也都锻炼成了有心的人,根据国务院作出的假期的安排,在今年的二十九天的法定假期中,竟然挪用了七个周日和五个周六,甚至双休日与法定假期重叠,这样计算下来,实际节假日仍然是十一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规定,如果法定的节假日是在周末,则要往后顺延,也就是说周末是周末,法定的节假日是法定的节假日,不可以混为一谈。

而去年的十二月初,国务院的放假办法中却规定了,全体公民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应当在工作日补假,这就是说法定的节假日遇上了双休日,也不因此而顺延,长假之后随之而来的那就是七天、八天的连续工作,所谓的二十九天的法定节假日又是骗人。

二零零九年全球四大咨询公司之一的美世咨询公司对六十二个国家的雇员们的假期进行了调查和统计,统计是以每周工作五天,并且有十年工龄的雇员们的法定带薪年假和法定公众假期为基础,这个统计不包括周末的双休日。统计的结果却显示,巴西和立陶宛以每年四十一天带薪假期名列榜榜首,其次是马耳他,他们是三十八天的假期;有三十天左右假期的大多是在欧洲的国家;美国和新加坡为二十五天,位居四位;中国大陆则是以十一天排名倒数第三。

今年的四月二十八日,香港的文汇报转载了中国之声报的调查报告,提出二零一二年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国和世界第一大境外消费国,境外旅游达到了八千三百万人次,而境外的消费是一千零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就突显出了中国大陆的贫富悬殊问题。

联系到前面提到的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七年春节共十九个长休假,旅客十六亿人次,旅游实现收入是六千七百亿。就是说六年的时间十六亿人次的中国人旅游总共实现了一千亿美元,而去年一年八千万出境的人员消费了一千多亿美元。

这份报告预测今年中国大陆出境旅游将高达九千四百万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境外的消费将达到一千一百七十亿美元,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这就是说,这些在中国大陆捞到了钱的人并不打算帮助拉动中国大陆的内需,而是把钱花在了外国,拉动了外国的旅游业,外国的内需,看起来共党搞了爱国、爱民族的民粹主义教育也落花流水了。

共党们治国完全是凭着一个人的头脑一热,凭着主观的个人意想,于是就发出了一个号召或一个文件,制定出了一个所谓的决策,至于其结果是一场灾难也没有关系,因为共党的政治是无需负责任的政治。前二十七年,上亿的中国人无端的死于共党发起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但是共党却是不承担任何的责任,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还不准人民重提旧事。

当然了,让死难者的家属们和后代们为共党唱赞歌,共党们也不敢作此妄想,不过就是不提、不反思,让人们亡掉它,随之时间的过去可以淡化最好是完全忘了。于是党就永远像只新出生的羔羊一样的纯洁无瑕了,所以才有了近日共党像高等院校传达的中央的七个不准讲的指示。这七个不准讲是,一,普世价值;二,新闻自由;三,公民社会;四,公民权利;五,党的历史错误;六,权贵资产阶级;七,司法独立。

同时还强调,尤其是在教学当中不要提及,这显然是出自于习、李们的意愿,但是中国的民众们却已是今非昔比了。有识之士们立时就指出,既然有了这七个不准讲,那就必然有七个是要大讲特讲的题目了,摸住了共党脉搏的人士们得出了这七个大讲特讲的话题是,一,中国特色;二,党管媒体;三,高举毛、邓、江、胡的旗帜;四,政法委办案;五,中国梦;六,社会管理创新;七,和谐社会。

这样的一对比人们就不难明白,七个不准讲的用意是淡化人们的记忆、忘掉过去,要国人们丧失独立的人格,丧失道义良知的立场,变成行不知所指,居不知所谓的愚盲,就可以老老实实的做共党的奴隶了。这七个大讲特讲的意思就更明白了,无非是要国人们只讲共党所讲的话,做共党所要奴隶们做的事,浑浑噩噩的做人,于是习、李们就能够苟延这个政权了。

记得那是大约二十多年前,看到过一则西方的报道,是说有一位新加坡的商人到西方国家去洽谈生意,见到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正上街抗议政府的一项政策,这个商人大受启发,说了一句政府不好,为什么不可以骂呢?这个商人回到新加坡,立刻就被李光耀政权逮捕了。李光耀此举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告诉新加坡人民,政府不好也不准骂,这合了共党的胃口。

据说新加坡人民很幸福,但是我是不会相信的,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准比中国高,这是事实。但是让本人放弃做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去过政权给安排的高水准的生活,我是不会接受的。这就如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鹦鹉,被喂养的很好,整天学说着主人教给的话,作为鹦鹉或许很幸福,但却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种鹦鹉的。

更何况共党从来不喂养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始终在喂养着共党,共党从不让利给中国人,而是争利、抢利、贪腐、乃至公开抢劫中国人,关在笼子里的中国人似乎是永无出头之日,就是这样共党还是不放过中国人,还要中国人像鹦鹉一样只说共党让说的话。

二零一一年三月在共党的两会上,吴邦国就公开宣布五不搞:一,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三,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四,不搞联邦制;五,不搞私有化。这个不搞私有化就是为了共党们公开抢劫民间私有财产铺平了一条路,同时也是公开的否定人权,这是在告诉中国人,没有人权的中国人同样也不应该拥有私有财产。共党们其实也不例外。共党们也没有人权,只是手中有特权,特权可以捞到私有财产,但是捞到了以后就必须卷款外逃,否则就是身家不保,财产归党。

本人是属于那种下愚不移的人,多年来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共党的所作所为和所说的,也多少算是对共党有个了解了,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可以知道,共党的目的就是要毁灭现有社会中的一切,而毁灭的手法是暴力破坏,理论则是怀疑一切,目标是夺权,夺权的手段那就是投机、欺骗和暴力,这些共党都做到了,但是抢夺到了政权以后又该如何呢?马克思没有说,共党们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至于马上打天下用在马上治天下在中国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共党开创了先例。

十年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有了政权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钱可以有钱。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的理解和意识中抢夺到了政权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有人可以去奴役,有钱可以自保,有钱可以挥霍享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了,这里没有国家、民族、政治、经济人文、民生等等的考量和设想,仍然是那种占山为王、杀人越货、喝酒吃肉、分金银的土匪习气,这就是共党篡政和维持政权的全部的目的。

人民不同,人民是会反思的。通过反思就必然觉醒,而觉醒后的人民就喊出了打倒共党、驱逐共匪的口号,这是人们明白了,共党是全体国民们的敌人,但是打倒共党驱逐共匪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立什么?如果说目的是要建立民主人权自由公正的政治制度,那么如何去保证这种政治制度不会被野心家们利用和篡改呢?世界三大魔头之一的希特勒和俄罗斯现任总统普金都是利用民主制度上台的。

民主成为了当今的普世价值,是因为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要保障这个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不被利用、篡改和变质,那就要立法,民主制度的运作也必须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二战之后德国人痛定思痛,重新完善了宪法,在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之上,加进了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同时在多达四、五个条款的后面,特别用文字注明,该条款即便是全体国会议员都同意修改,也永远不得修改。

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宪法问世,开宗明义的讲述了国统法统的政体之后,加进了永矢咸遵这四个字,意思是永远遵守不得更改。其实吴邦国的五个不搞中的前四个不搞正是现在中国民众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四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民间应该组党,同时民间应该组建农会、工会、商会和学生会,以及各行业的联合会。

组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执政,联合会的作用就是为了本行业的人员争取福利,各政党都有各自的指导思想、理念和治国方针、政策,让国民们去选择哪一个政党可以上台执政。为了杜绝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黑箱作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那就是必要的手段。

中国大陆地大人多,各地的民俗习俗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各有不同,搞各省、各民族自治,通过本地居民们投票,同意或不同意加入联邦政府。这就如同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都是联邦制,共党越是说不搞的和越不准讲的话,正是中国人应该认真去搞和大讲特讲的,一种价值的理念如果不是被普遍的接受了,又为什么会被称作为是普世价值呢?

新闻工作者们被称为是无冕皇帝,所起的作用就是监督政府,反应民意的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一国之民众就是该国的公民们,公民们就该有公民的权和利。共党们在历史和现行中所犯的都不是错误,而是有确凿证据的罪行,正是因为共党管了立法又管司法,所以共党罪犯们才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正是因为钱权勾结,所以共党们才成了千万亿万的富翁们,而他们所掠夺走的财富正是十几亿中国人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

近日有报导说,中国大陆的国债总数已经上升到了一百零七万亿,以十六亿人口计算,人均背负国债六万五千元,所谓的改革三十多年,实惠被共党们拿走了,债务却是由人民偿还。在这个破败的现实面前,习近平竟然还能发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豪言壮语。估计这三个自信也仅仅是习近平一个人的自信,或许还包括李克强。党内体制内能有这种自信的人想必是寥寥无几。

据说习近平的三个自信的情感是由于一个叫做宋鲁郑的人的一篇文章而引发的。宋在文章的开篇中写下了三句话是,今天的中国处于一八四零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一八四零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句完全不顾事实,纯属阿谀奉承的话激发出了习近平自信的感情,如此看来习近平还没有成熟到成为理性的阶段。

至于这位宋鲁郑,本人曾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初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大会上见过其人一面,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但在例行的发言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只要拉动了中国大陆的内需,中国大陆就还能有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当即遭到了与会人士们的提问和驳斥。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加上会议时间的限制,本人没有能够获得发言的机会。

而当时我想要向宋鲁郑请教的问题是,一,共党宣传说三十多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什么人民的购买力却是如此之低下?二,如何才能去拉动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并且保持二十年?三,二十年经济发展之后是经济继续发展还是国破民穷呢?现在看起来,宋鲁郑与北大教授孔庆东同属于犬儒五毛,是以人格和灵魂向共党换饭吃的人。

一个朝代的末世通常就是乱世,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至于对与错,每个中国人心中自然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时代中,中国大陆是处于大动荡中和大变革的前夕,这个世界是真实,人们的生活是实际的,此时此刻理性和目的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具备和思考的大问题。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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