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九五七》(一百零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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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九:《格拉古轶事》一书的价值所在

作者张先痴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书中所述,与我的经历也是大同小异?对其大作,我俩已在电话上多次交换了意见。现在,再将它形诸笔墨,与读者分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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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痴(网路图片)

一 总的印象

本书有三种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审美价值。

一曰:〝史料价值〞。它是其他两种价值的发源地。史料贵在原始和掘新。虽说炒剩饭也是饭,但毕竟与新饭价值有所不同。所谓〝原始和掘新〞,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广度上,要做到人无我有,前无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细,人浅我深,人表我里;在综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单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系列化。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正好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均有所表现。就我的视野所及,尚未发现其他任何右派回忆录。有如本书提供的史料所描绘出的——共产党的〝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页二九八;只标明页数的,均引自本书)的血腥、狡猾的统治,重叠着知识分子受骗、受苦、挣扎与觉醒的历程——这样一个浓墨重彩的轨迹。

二曰:〝研究价值〞。这就是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和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表现在理论方面,是对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表现在实践方面,是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曰:〝审美价值〞。它表现在,从党语言的虚张声势中揭示其虚伪脆弱的本质;从上司的装腔作势中揭示其败絮其中、卑鄙无耻、残酷残忍的本性;与此对应,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干部)表现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悯的情怀、侠义的心胸和承担风险的牺牲精神,让读者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反差中识别美丑,在作者叙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与三种价值相应,体现出作者的三种素质。

一曰:直面真实地客观审视历史,艰苦韧性地主观创造历史,通体表现出〝劳改英雄主义〞(作者造词)的本色。此书不仅是作者作为主体用笔写出的一部劳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劳改犯的血肉之躯、心灵之魂作为受罪的客体,参与创造的一部苦难的历程。因此,作者本身也就成为一部活的史料的载体。一切实际的罪受过之后,现还能写出这部著作,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义的体现。因为很多同样经历的朋友,不堪回首忆往年,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却不畏惧在精神上吃二遍苦,来完成这一自认为的历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学家的史识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说朋友们的话:〝我这些历尽艰辛的朋友,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更重要的事,这种教科书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因为该书的内容正是‘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的统治者,视为足以揭开其卑劣伎俩的实证。〞(页二九七-二九八)也如朋友说他的话:〝你是一座宝藏。〞(页三二六)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须真实与全面。〞(页一九四)

三曰:让人在嬉笑怒骂中发泄鄙视与仇恨!让人笑着伤心落泪!让人在调侃丑恶、赞扬美好中,通过美丑对比以审美,表现出作者创造美与鉴赏美的诗学气质与才能。

我会把这几层意思,寓于下面的展开中。

二 先从受骗说起,这是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关系史的起点

国内现在有〝两头真〞这个说法?意思是说,一批老革命家,开始参加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真心;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因为终于看透了。所以就来揭穿体制内的、用谎言包装着的种种罪恶。例如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革命,现在,竟从他们的口中、在公开的会议场合,亲口说出:〝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流氓!〞卒尔又归于真。

其实,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产党篡政前后参加革命的,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其最大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以〝受骗〞为起点。

[一] 对外骗外

作者在《一群爱国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写道:〝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国家命运曲折的年代,已变成十七、八岁的纯真青年,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产党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谎言,把我们骗成为它的门徒,我们竟然任其让暴徒去斗地主,杀反革命,而我们竟真的以为在从事‘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黄花岗》总二十二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页一三四七)这个约法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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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竑(网路图片)

黄绍竑(右派)在帮助中共整风中,鸣放道:〝有些国民党人对革命出过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这里说的国民党人是对革命出过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况之惨就可想而知了。镇反中,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的,大多属于约法中所谓三〝不加〞的,据说是一共枪杀了几百万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计其数。

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的父亲是起义军官,也是被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给枪毙了。本书中又提到,作者夫妻及其好友黄代玉的父亲(页十八)都被枪毙了;〝巧遇江青(一个女右派的化名)〞一节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时被枪毙了。〞(页七十一)被编号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学教师〝二十九号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被枪毙了。〞(页九十四)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在这里的事实,不仅是要揭露共产党杀人如麻,而且是更进一步指出,即便像选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样郑重其事地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的文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骗人屁话;其他的,夫复何言? 由是可以想见,什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就统统应该正名为〝谎言选集〞、〝谎言摘录〞了。但仅此,还是没有归结到本命题〝受骗〞上。本书作者(自非单指作者,犹指相当大一批知识人士)受骗之深,已到了骇人听闻、被逼到丧失人性的程度。钱理群教授对此的评论是:〝这样的‘划清界限’其实是逼迫背弃血缘之爱,从而越过做人的底线,是最无人道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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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网路图片)

〝父亲于一九五一年冬在重庆菜园坝枪毙而死,那时我刚刚调到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住在嘉陵新村部队招待所里学习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将出发到合江县参加土地改革,领导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买点日用品,作好下乡的准备。我并不知道父亲被抓并关在重庆(全家都在成都), 我在重庆观音岩的街上走着时,突然有一辆卡车上面挤满了五花大绑的犯人从我身侧驶过,我不经意地向疾驶的卡车上盯了一眼,似乎我发现车上有一个人很像我的父亲而且他正望着我,就在此时下着坡的卡车一个左转弯就消失了。我的头向右一偏,身边的墙上正贴着一张枪毙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是阶级敌人,在前不久开展的‘民主运动’中,我已诚恳地向领导表明了我的这一立场。回到住地便主动向我的青年团小组长武角(现在成都,他从四川音乐学院教务长职位上离休下来,我们偶尔同桌搓麻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页一一九)

这就说明,因受骗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已达到了何其巨且深的程度!上文提到了〝认贼作父〞,这里却做到了〝认父作贼〞?试想,即便是遇到枪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恻隐之心,何况这是〝没有你?哪有我〞的生身之父呢?怎么能〝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呢?就算〝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洗脑),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按一般的规律,当时总会有〝一点〞伤心的,然后经过内心的斗争,想通了,〝洗〞掉〝脑〞中的那〝一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最后才能说服自己,跟上〝国人皆曰〞的:〝可杀!〞很难设想,受骗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终?〝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

让我们再引申下去?如果(实际就是)带着这样受骗到六亲不认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会看不惯?做不出?相当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在反右运动中一样,大都是充当了积极分子的。从根源上讲,是受了共产党的骗;从自我反省说,应检讨自己是否有投机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并没有投机心理,纯粹是受骗?〝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他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页十八)

〝县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妻子反覆对我说:‘要相信党。’〞(页二十一)直到〝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划成了右派之后,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说她以朝夕相处的妻子对我的了解,可以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胡君这个类似殉情的行动,按当今已经进化了的汉语词汇来表达,无疑就叫做‘顶风作案’,第二天她就成为斗争对象,就成为右派份子。〞(页二十五-二十六)她忠勇于爱情的精神可嘉,但毕竟表明她受骗已到执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党是实事求是的;二、她自信党是了解和相信自己的,党会欣赏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帮助党弄清事实,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仅没有鸣放,而且从未有过不利于党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划成右派?当时的她,当然也不会有后来丈夫〝一改二十四年前的淳朴天真〞。认识到〝反右运动是全国范围的诬陷运动,是使五十多万右派和他们亲属子女蒙受苦难的运动。〞(页二十一)

钱教授在〝序〞中接着说:〝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获得信任,因为在‘革命的逻辑’里,出生在被镇压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因此,类似作者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不管你如何向党表忠心,从出发点说,都是自作多情;从效果说,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谁也摆脱不了一步步地被打入另册的命运;殊途同归的下场,就是在反右运动中算总账。然后去承受人间的生不如死的活罪,或活罪受足、死而后已。

[二] 内内外外

共产党并不是只骗这部分人,而是谎言要经常讲、反覆讲,只让少数人受骗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骗。例如,绝对称得起根正苗红,二十二岁的县委宣传部干事朱老弟,受到他的革命引路人组织部张部长的指使,为〝阳谋〞作线。〝张部长突然找朱老弟谈话,态度依然和蔼可亲,说朱老弟进步很大,他十分满意,最后希望朱老弟准备一下,明天在全县的扩大干部会(即县区乡三级干部参加的大会,五十年代的专用词汇叫〝三级扩干会〞),希望朱老弟带头作一个大鸣大放的典型发言,以带动全体干部的鸣放,最后的两句至关重要:〝内容不妨尖锐一些,反正组织上知道。〞(页二七二)斗争非常残忍,结局非常悲惨,和作者一样,判处三年管制?劳动教养?这和我在《还原一九五七》一书中所列举的、与我一起劳动教养的一位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汉昌的例子如出一辙。〝鸣放不起来怎么办?〞他受到区委书记的指使,〝带头鸣放〞,关键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老战友,这话不必说了,谁还信不过谁?〞他和朱老弟一样,一头栽进陷阱里。

在《劳改队里的奇奇怪怪》一章中,有一节的题目是〝号啕大哭的家伙〞。说的是一位工人阶级出身、反革命犯王京良,年龄四十左右,刑期十二年?〝受到判刑的打击以后,王京良谨言慎行吸取教训,但他从内心并不认为自己真地犯了什么罪过。有次干部批评某个犯人,说那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天后他私下对我说:‘我经过两天的考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人鬼之间语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间的翻译,不说鬼话怎样交流?〞

〝那天,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田野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阵阵哀乐声?我们知道,伴着哀乐播音员用沉重的语调宣读的讣告,通常是国家某位领导人逝世的消息? 远处发出的广播声简直只是哇哇哇的叫声,听不清每个音节吐的什么词,根据当年中央领导人的年龄情况和最近去世的情况,肯定不少知道点政治的人猜测,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没有一个敢把这个后果严重的猜测说出来,原因一目了然,因为毛主席太伟大了,伟大到不该死的地步。

〝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王京良挑着空箩篼来到田坎上,这时他小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里笑——毛主席逝世了?’〞

收工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哭丧着脸从中队部门前走过,我看见我们的指导员一双眼睛已经哭肿,正在给立在门前的一个大型花圈上贴着白色纸花,其他的干部、家属也都眼泪汪汪张罗着制作花圈的事,总之气氛十分肃穆。

这时,从队部院子的中央传来阵阵呼天喊地的号啕大哭,其声音之洪亮可以用悲痛欲绝四个字来形容,但其声调特点似与队上任何干部的音色不同?出于好奇我就多看了一眼,原来这号啕大哭者竟是我梦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声、其动作因为夸张而给人以做戏的感觉。但是谁又敢揭发他是在伪装积极?当时我想:〝他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片刻以后我又一想:〝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页三零七-三零八)问题是,怎能证明指导员不是做戏!从这个历史瞬间的细节,是否可以把文人对共产党车载斗量的吹、拍、溜、歌功颂德,与王京良的号啕大哭联系起来?〝猫哭老鼠〞,人们常常说起;但〝老鼠哭猫〞,却是极权社会创造的奇观。你想:猫死了,老鼠哭个什么劲儿?难道老鼠还真想要猫〝万寿无疆〞吗?

他说的这事情,发生在文革行将结束,这时我早已解除劳动教养。

我在农场教养时也经历过这类做戏事件,但却发生在干部身上?那是三面红旗照耀的年代,我们的〝政府中队长〞(当时的称呼),家里来人告诉他?他父亲饿死了。他同着我们两、三个劳教人员,好长时间含泪不语,最后终于说出:〝营养不良咋能这么厉害?〞到底还是坚持了党性,没从他口中抛出反动言论,〝饿死〞二字。

又过了一时,可能没人提醒他:〝尔忘饥饿杀尔父乎?〞他就犯了中国人的通病〝健忘症〞。在一次训斥右派份子要认罪服法,认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时,大讲党的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训话道:〝在如此严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全国能够不饿死一个人,只有我们共产党能够做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够三个人吃的饭、五个人均着吃,才能保证不饿死一个人。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英明所在。在旧社会,即便是好年乐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也是正常的现象?你们凭着良心说一说,是不是?〞

有时候是不明真相,有时候是真像早已大白,说者和听者都知道是假话,可是,假话仍旧厚着脸皮照说不误;因为说者也有苦衷——〝你不信?不怨我,我不说,党性难容。〞这不也是对当今的写照吗?

全书以翔实的资料说明,受骗(包括真受骗与假受骗)和骗人(包括党骗人、人骗人、人骗党、党骗党);受害(包括身、心、生命、财产)和害人;这便是大陆这台绞肉机的运转机制。反右是这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一场典型的骗局:耍阴谋是欺骗,把阴谋说成〝阳谋〞更是骗中之骗?一手遮天?认天下人皆可欺。对此,有三种态度:一是揭破; 二是上当;尤其是三,作适应性受骗?这就是所有洗脑的最终结局,不过不明说罢了。如有人明说了,大家反而咄咄称奇。作者说他的彝族分队长〝没有文化,说话也决不会转弯抹角。有一次他对犯人训话,教育犯人要听党的话,他用手指着墙壁说:‘这块墙壁是白的,共产党说是黑的,你们就应该说是黑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直率这样勇敢这样动听这样可爱的语言。如果不是因为受这个犯人身份的约束,就为这句朴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拥抱他。〞(页二六一)这里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又相反相成?分队长有限的真善美,正好表现在对共产党无限的假恶丑的率真暴露上。我所以说是〝有限的〞,是首先肯定了〝真善美〞,但远远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他没有文化而又纯真,就像一个无知的孩提把娘偷养汉的丑事说了出来一样。一则他并不能分清真假?善恶?美丑;二则。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你接受和服从假恶丑。不是揭露假恶丑并和它作斗争。比起刘宾雁说的〝第二种忠诚〞。都不可同日而语。可知层次之低下了。总之一句话。是〝出于为你着想〞要你安于受骗。

如果不受骗,这台绞肉机就运转不灵。知识分子若是都如胡适先生那样清醒,就没有下面的历史发展了。可惜远非如此,连他的孩子胡思杜,也不〝思杜(威)〞,偏偏要〝思马(克思)〞,硬挤进受骗的行列中,被卷入历史的漩涡;经过认贼作父与认父作贼后,带着一顶右派帽子,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走完了自己的〝四个S〞。(潘光旦教授去世之前的最后的日子里,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的。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 的政策,这三个S 是指三个以S 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 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 就是SUCCUMB。 SUCCUMB 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黄花岗》总三期: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待续)

来源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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