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九五七》(一百零八)(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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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 挣扎与觉醒

当潘光旦先生在死前说出四个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的时候,显示了先生不甘于四个S、愤恨四个S 的制造者,只是无可奈何而已。你说说,当时谁是有可奈何?别说断绝了你的钱源(工资),即便你有钱,没有粮票足以饿死你,没有布票足以冻死你,没有户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单位证明信使你旅无舟车,住无旅馆;甚至亲人划清界限可以揭发你;群众专政就可以随时随地追查你,扭送你;更别提星罗棋布的、各种名义的公安机关了。我劳教时,有位逃跑者想远离人世,跑到寺院去当和尚,人家要他的证明信,这一下他没辙了,后被抓回,他告诉了我走投无路的绝望。在这种极权下,除非你要第四个S,决定自取灭亡,或者说,当英雄、当烈士,否则,只有取前三个S,受活罪了。所以,当潘先生其言也哀地、总结自己一生是四个S 的时候,其实这时产生了第五个〝S〞,是SOBRIETY(清醒)的表现了。

〝败〞也中共,〝成〞也中共。一向把别人当成〝反面教员〞的中共,现在自己起劲地当起了〝反面教员〞。知识分子被教育得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反党觉悟,钱理群教授说:〝正是劳动教养将他从一个糊糊涂涂的右派,改造成了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真正右派,这大概是改造者未曾料及的。至于本书提及的劳教时成立的‘列宁共产主义联盟’的数十个参加者,更是‘网’自身培育出来的‘冲决网罗’的战士;这是足以使‘网’的制造者胆战心惊的。〞(《序》)现在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反共产党,只存在于如下两种情况之一:出卖灵魂,或浑浑噩噩。

知识分子的觉悟,人民的觉悟,是〝谎言起作用的一般规律〞的反应;这条一般规律就是,〝谎言不能欺骗大多数人于永远。〞这条一般规律具体到共产党身上,又体现为一条特殊的规律:

是共产党充当了尽职尽责的〝反面教员〞、〝把坏事做绝〞,才使大多数人识破了它的〝把好话说尽〞——这条铁的规律已经为共产党敲响了丧钟、是致共产党于死地的规律。所谓〝铁的〞,意即不可抗拒之谓也。

作者每一个常识水平的觉醒,都是以鲜血为代价的。如:〝终于从骗局中清醒,斗胆地说出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话:‘我不相信!’〞(页四十三,过去说〝相信党!〞犹如老和尚张口闭口就是〝阿弥陀佛〞一样。)〝那时我太单纯了,也把革命看得太圣洁了。〞(页六,曾为革命理想而大义灭亲;曾为爱情理想,一对青年恋人同时加入革命洪流;最后,轻于鸿毛,被吞噬于革命的化身、领导者的血盆大口中。)〝一九五八年秋……我悄悄地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干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说这话时,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眶里竟闪着泪花。于是这怒吼般的三个字,这怨我麻木不仁的闪闪泪花,对当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是振聋发聩的划时代的怒吼。使我铭记至今。〞(页二十三)经过这次启蒙,作者提高了觉悟,在〝叛国投敌〞途中,看到了全国规模的惨景,就认透那些〝假话、大话或骗人的鬼话、为了掩人耳目,把自己头脑发热、超英赶美、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推给了永远保持沉默的大自然,说什么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在连篇累牍的报纸宣传中,舆论一律地在‘自然灾害’四个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个刺人耳目的定语,为无辜的大自然制造了一桩空前绝后的大冤案。〞并且谴责这个〝恶魔剥夺了我们几千万兄弟姊妹、至高无上的生存权。〞(页四十二-四十三)这一认识是很彻底地揭示了毛〝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这一〝骨子里〞的本质。这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至今讳莫如深的。

劳改(包括劳教)队里,更是把饥饿当成残酷迫害的手段。加之于犯人们的,所以了解此情的人,一提到〝劳改〞,浮肿得如一尊佛爷、骨瘦得像一具骷髅,这样两极的形像,就会出现于你的脑际。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里,都少不了要说到〝饥饿〞。本书专辟一章《难以忘怀的吃吃喝喝》,正经八百地谈论这一课题,好像是以战胜共产党的姿态、数说自己的英雄业绩、其内容之全面、系统、详细、透彻,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而点睛之笔却在于,它反映了本能的、求生的挣扎; 合法的、半合法的、非法的斗争;〝生存是他不可被褫夺的最基本的权利〞(页二一八)的?社会意识的觉醒。

本书所反映出的觉醒,不仅有政治的、道德的谴责:〝在回顾毁了我一生的那场运动时我要说,人的生命是那样的短促,为什么要用一些神圣的名义,让不容易来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页二十四)〝我拾起脚边的一块瓦片,在泥地上写下‘惨绝人寰’四个大字给肖大哥看,他噙着泪水微微点头。〞(页三十一)〝改革开放后,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一首诗,依稀记得题目叫《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如果当年这位诗人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做黑监,他那首诗也许就不会用这样一个题目。〞(页一零五)〝我永生永世地诅咒将无数善良青年置于死地的魔鬼。〞(页一六七)

除愤怒声讨以外,还从法律上进行了追诉。本书对当局的无法无天,多有斥责。运动害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无法无天。即便有法,他也可以不执行,或任意执行。这里还搅着一个政策的问题,〝我被依法惩处了二十三年乃至到了‘人之将死’的今天,我仍然为许多法律问题所困扰:比方说我依法判了刑,却又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平了反,这就意味着政策能纠正法律所犯下的错误,显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约束法律。政策是党的政策,听党的话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党叫我帮助他整风,叫我大鸣大放,党叫我畅所欲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基层干部,大政方针从上级布置后照办,提点意见也不外乎鸡毛蒜皮,什么县委书记作报告要避免读错别字之类的无关宏旨。然而胆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无罪的政策不顾,说我向党猖狂进攻,判处五年管制送劳动教养。从这一点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页四十五)其实这个问题,在鸣放时期已经有很多人提出?当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因此而被划了右派,至今这类问题仍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这不是法律部门或法律学者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共产党里有个政法委,虽然从法律观点说,他什么玩意都不是,但他却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至于在执行方面,〝我国的许多政策法规,官员在制定它们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里装配了某种神秘的仪器,因此,一旦这些政策法规妨碍它的制定者的行为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通过神秘仪器识别了来者是一名官员时,该法规便会朝有利于官员的方向自动‘倾斜’(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词汇,近年来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头衔的官员,死人不准运到外地的政策法规在她面前‘倾斜’了一下,救护车载着大块冰砖保护着的遗体,经数百公里之遥去到了朱老弟的户口所在地。〞(页二九五)

中国的法律不仅残缺、虚假、残酷,而且荒唐。即以罪名而论,我敢肯定,就算是法学权威,他也难以知道,什么叫〝梦奸罪〞。本书中,以〝梦中犯下的罪行〞为小标题,写道:一七六 号(犯人代号)不过二十出头的年龄,甚至还有几分孩子气,他暗恋着家住对面的一位豆蔻年华的女郎,一天,他与女郎八、九岁的弟弟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和你姐姐抱在一起在床上睡觉。〞往下他就再无其他作为。因为该地方风气极端保守落后,弟弟当趣事告诉姐姐,姐姐竟做出过激反映,三天后自杀了。法院宣判:〝一七六号以梦奸罪判刑三年。〞(页九十五)

任何法律也不能判疯子死刑,在中国不仅能,而且在死前还要让他受足活罪、捆绑吊打、用军犬撕咬相恫吓、冬天冷水淋头、假枪毙把人吓疯。真枪毙又是如此这般:

押到主席台前进行审判的反改造分子五花大绑,每两名士兵扭着一个现行犯快步进入会场,为首的一个背上插着死囚标牌的竟是杜疯子,他漠然的表情,说明他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对他有多么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环视一下会场,然后嘴皮子蠕动几下似乎嘀咕着什么。扩音器吼叫着他的现行罪状……最后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按惯例,这种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全体犯人从已被枪毙者的尸体边绕过,形式上倒和现今流行的对某些人物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同小异。区别只是此间的目的与杀鸡给猴看异曲同工,当然这也得纳入苦口婆心的范畴。〞

我从杜疯子尸体边走过时特意放慢了脚步,我看见他脑袋的右上方已变成一个巴掌大的窟窿,旁边涂洒着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还有一团团脑浆和鲜血混合的小块…… 左脚上穿着一只布鞋,右脚却赤裸着,估计是推赴刑场时跑掉的,我知道劳改队是不发布鞋的,莫非他穿的仍是那年他妻子为他送来的那双鞋。〞(页一四七)

据我所知,作者写到这里再也禁不住大哭了好长时间。然而作者还将此比作〝对某些人物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含意是多么深刻,而又是多么辛辣的幽默啊!这也是本书处处所包含的美学意味:以写喜剧的手法来写悲剧?使悲剧更悲,即如:〝要想甜,放把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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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流沙河(网路图片)

看过此书的许多朋友,如著名诗人流沙河就说过:〝此书如写成小说,就是一部《日戈瓦医生》,〞作者二十出头就是青年作家,他当然是会写小说的,但他考虑到小说是虚构,读者不会确信这些超出人们想象力的惨绝人寰的事实,会在时钟的具体滴答里、在具体的众多的血肉之躯上发生。本书是历史,绝对没有丝毫的虚构,这也是我在一开始就肯定了的,它的史料价值。

另外,作者本想在国内出版此书,所以在书写上分外自律,不仅言词上磨钝锋芒,而且在追究罪恶的根源上也是浅尝辄止,只保留最基本的史实,我举一例,该书在写过〝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篇国情咨文中,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警觉,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名词正被人滥用着,他们把警察统治称之为解放……’。〞在这话之后,特别又加了一句涂上保护色的话:〝这话可能是对他当年的政治对手苏联(?)说的。〞(页五十三)从这句〝此地无‘中共’三百两〞的话里,即可窥见一斑:此书决不会有〝直指中共的〞特别是危及现政权的、过激的东西,至多是〝同着和尚骂秃驴〞。就这,为在国内出版此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相助,也无济于事,所有出版社都以〝上级通不过〞而一一告吹。由此可证,某些人士散布的〝国内言论尺度已经放宽〞;只是自欺欺人之谈而已。更甭说,前时发生的禁书风波了。

面对现实,加以展望,中国的法治道路,中国法学的学科建设,简直让人望而却步:表现在海内外的民间方面,则是抱着幻想。企求中共建立与健全法治,而罔顾中共的命根子则是人治、党治,所以表现在官方方面,尽是欺世之谈,如俗话所说:〝把孩子哄得不哭了算拉倒。〞雅一点说,就是让你永远〝望梅止渴〞。

我们喜见右派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有了反党的自觉。更喜见,如人们说的:〝若按一九五七年的标准划右派,全国就都够当右派了。〞我不知,有没有一个勇士站出来,拍拍胸脯:〝我就不是!〞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共产党却在五十年间就把国人〝树〞为右派。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不过,这个大跃进的后果,不是饿死四千六百万人民,而是为共产党自己〝树〞了千百万个掘墓人。

我们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是,右派鸣放中的言论,不管尖锐到何种程度,大多是旨在完善党、完善社会主义,大多是补天而不是反天,结果证明,这就如同完善铐镣、完善陷阱、完善癌细胞一模一样。有了这个教训,就要认识到,你向他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就是缘木求鱼和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患;与虎谋皮则会果腹虎皮中。从中共那一方面说,他赏赐你民主,只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刚进入劳教农场,就有一位右派告诉我:〝原来毛主席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后来在报上发表时,改成民主只是手段了。就是说,让我们鸣放只是耍手段。〞所以,只要你听到共产党说要扩大民主,不管他说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你就认定他‘不是个东西!’是他在耍手段,他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意是:〝我们就是要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说复杂是真复杂,但如果简单些说,那就是,你想一想该怎样对待铐镣、陷阱、癌细胞;也就是对〝该怎么办〞?(去掉?)做出的回答总之是,与虎谋皮则会后患无穷;君不见维权民众、维权律师、暴露实情的记者、上访者、法轮功、家庭教会、异见人士……前仆后继、纷纷葬身虎皮之中乎。

现在的觉悟,已经聚焦在这一点上:你是继续与虎谋皮呢,还是把毛泽东的话反其道而用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九日)

(待续)

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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