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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征文】“真理标准讨论”是中共洗脑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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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真理,人“检验、发展”得了吗?

(其一,诉诸感官,扼杀良知、理性,把人驯化成“高级动物”——“甘愿把一切献给党的老黄牛”。)

(其二,强灌党性,泯灭人性,造就“特殊材料铸成的”变异人——红色“狼孩儿”。)

其三,恐怖改造,炼狱洗脑,利用“革命大熔炉”批量铸造全民性“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群体——“永远跟党走”的脑残革命队伍。

在2016年1月4日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座谈会上,中共总理李克强举例说明大陆企业产品需要升级、提高质量时承认,中国大陆现在连圆珠笔的圆珠都还需要进口。消息传开,网上一片惊愕。


2004年之后,2016年1月8日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成色”最高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再度空缺,屠呦呦未被推荐。对此,网上一片唏嘘
(屠呦呦凭青蒿素获2015年诺得贝尔医学奖,却是个“三无学者”,即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前些年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均未当
选。她那个获诺奖研究成果,在过去40年未获国内应得的认可)。

据日前网上热传的《中学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监狱——中学教师痛揭中学教育之病
态》一文披露,在中学里,“学生守则”、“校规校纪”(包括吃睡、入厕及发型、服饰等规范),极为苛刻,讲究“整齐划一”。对作息严加控制,使学生成了做
应试题的机器,从早七点到晚九点半,十几个小时坐在椅子上。晚上十点宿舍熄灯后,还要用电池灯来照明,继续完成课业。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青年人的活
力,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创造能力,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个性,没有才艺,甚至连爱好与兴趣都没有,病态十足,不仅身体虚弱,而且心理严重不健康,可以说是
身心俱残。老师哀叹:“这样培养的‘接班人’将来凭什么做民族的脊梁?”“如此不堪的教育如何支撑起中国的现代化大厦!”“教育病了,并不是肌肤之疾,而
是从内脏和大脑坏了。”

上述恶果,其实是邪党有意制造的。还不止中学,也不止教育界,那景况乃是红朝的缩影。整个红朝,就是一座大监狱、大
炼狱。当然,中共不承认。学校,它叫改造人的“红色熔炉”。单位、团体、国家,它都自称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庭”、“革命大本营”、“革命大学校”、“红
色大熔炉”、“革命大熔炉”。不过,不承认是不承认,而“红色大熔炉”、“革命大熔炉”的说法,还是露出了这位老师文中所指的马脚:“人身难得”。(《转
法轮》)好端端的人,放“熔炉”里干什么?会许谁想到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孙悟空进去,不是炼出火眼金睛了吗?对。那就提升生命。而共产党的“熔炉”
是正好相反,它是毁人的“炼狱”:戕害生命,变异生命,给人眼里埋设“红内障”。

学校毁人,举国毁人,成批的毁人。因为它是嗜血的恶魔,嗜权的流氓,它要随意指挥这样脑残的革命队伍内外制造红色血腥恐怖,既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可对自己的同胞像对待敌人那样残酷无情,还死心塌地“永远跟党走”,“甘愿把一切献给党”。

这,
实则已经回答了为什么造不出圆珠笔圆珠的问题,也回答了为什么屠呦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也许谁会不以为然:我们有原子弹,是核大国,这点儿事儿,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屠呦呦……。且慢,请别着急。笔者以前跟你一样,一遇此类问题,也都是这么想、
这么说的,弄清楚中共为什么用“红色大熔炉”、“革命大熔炉”毁人之后,才发现自己上了党妈的当了,还被其“熔炉”熏染得相当厉害,患有不轻的“斯德哥尔
摩症”【注】。

“斯德哥尔摩症”的症状是,作为人质的被害者,被劫持进那种高压密封的“熔炉”里面,在持续的高度恐惧状态,良知被压抑、扼
杀,求生欲望取代了理性,对眼前利害的权衡取代了对善恶、正邪的选择,“利害标准”替代了“是非标准”。也就是经暴力威胁和谎言洗成脑残之后,心灵被毒
化、扭曲、异变,转而认同绑匪。自然,症状有重有轻,极端严重者,认贼作父、认贼作夫,就像诚心诚意地叫邪党“党妈”那样。

承认自己得这种病很痛苦,但是,服下苦口良药《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之后,确是有了一种大病顿愈的痛快和自在。希望也相信您也会分享到这些。

“革
命大熔炉”(大炼狱),确实起到了制造、催化“斯德哥尔摩症”的作用。因为中共搞的是暴政邪教合一的红色国家恐怖主义(这也是其“革命实践”的内涵所
在),又具备形成“斯德哥尔摩症”的所有条件。换句话说,红朝这个“大熔炉”是个红色“学校群”、“监狱群”、“熔炉群”。大大小小的“单位”(不只是学
校、监狱),都是“革命熔炉”、“红色熔炉”,都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孵化器。

或许谁又想,那位老师没说这个呀?当然,中学生一般来说还属于“半成品”。可是如此下去,不危险吗?请再想一下,若全说透,在防火墙内,网上能转的了吗?在这里,似乎是“借题发挥”,可绝非“无中生有”,也不外是“接题发挥”——把那位老师未能说完的话续上几句。


先一块看看《解体党文化》之三里怎么说的:‘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共灌输党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这是因为,第一,中共的灌输以暴力手段做后盾,它
的所谓思想改造不仅仅改造思想,很多时候,它还会去改造人的肉体(批斗、劳改、判刑、直至杀害);第二,中共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中共统治下,要想出人
头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对中共俯首听命,因此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网罗来为其统治服务;第三,中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现在
是半封闭),人们无从获得完备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进“革命的大熔炉”里,用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他
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马列毛那一套制造了一个社会现实,反过来显得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比如斗争的观念就是经过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残酷斗争
建立起来的,斗争成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斗争哲学也好像是对的了。’

从某个角度看,“革命大熔炉”、“红色大熔炉”,实际上,它也是对“革命实践”的一种形象化称谓。所以,就连“实践”本身,中共也强行划界。以上三件事,涉及到毛泽东所划定的“三大实践”,即阶级斗争(包括其所谓“教育战线”)、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领域。


谓“三大实践”的划分,目的性很强:将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修炼实践、修为活动,排除在外。为什么?概言之,用“概念壁垒”“画地为牢”,限定“思想领
域”,把人的头脑紧箍于“思想牢笼”之内,也就是那个无形的“大熔炉”之中。它怕人的眼界“放开”了,“看开”了、“想开”了,它的“熔炉”就没用了。同
时,这也有助于杜绝“熔炉”外方方面面的资讯传播、经验流入,即使传到“熔炉”里来,也容易受到抵制、排斥。

那个“三大实践”的界定,不止
是理论上的界限,也是“实践”上的管束范围。共产党啥都管。“阶级斗争”(后来叫“维稳”),都几乎无所不包,所谓“政治统帅一切”、“稳定压倒一切”。
中学的“严控严管”实则是由此而来,正如那位老师所言:“教育制度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组成或延伸,学校更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的,学校只不过是政府和
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品,在办学上毫无独立性,从某个角度上看学校和老师并没有错。”其实,小学、大学,大同小异。反正都在它“红色熔炉”里。其实,学校的
禁锢,不止那些,校门、教科书、课外读物,都是强行规定的。在大陆,人不止没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没有知情权,也没有信息选择权,上网找真相
你得翻墙。整个舆论环境,都是强加的。真想看的、想听的、想学的,全是禁的。你自己办学,不行。

当然,天下并不是给它共产党准备的(老天爷
正在灭它)。即使它大权在握之时,啥都管,也有管不到的地方,但留的余地很小缝隙很窄。后来,余地大了些,缝隙宽了点儿。那是因为,一方面,它顾不过来
了。另一方面,党文化成熟了,人们的党性“自动化”程度高了。在掌控饭碗的前提下,它只是吆喝一声“要占领业余活动时间和休闲娱乐空间”,甚至在某些事情
上不用吆喝,只是控制出版等信息源头和传播渠道,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人禁锢住了。即使如此,它依然毒招连连。比如,在放松的名义下,姑息养奸,教人学坏:
“只要不跟共产党作对,你吃喝嫖赌都行。”

可见,所谓“三大实践”,只是表面上的区别,实质就是一个:用党文化改造人的“革命大熔炉”、“红色大熔炉”。无论什么行业、什么领域、什么团体、什么单位,红朝上下,皆为“党炉”。


实,这儿的问题,前面把原子弹、圆珠笔圆珠比作西瓜、芝麻的话里边,全说出来了,只是全是反话——“党话”,因为“红色大熔炉”足以让人只会说“党话”。
请自问一下:为什么造得了大原子弹,造不了小圆珠笔?“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它“当家的”,为什么把圆珠笔看那么轻?把原子弹看那么重?还不是毛泽
东要当国际共运领袖和世界领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惜活活饿死四千万人?!也不要忘了,造原子弹的人才,是国民政府在战乱时代培养出来的,
是中共强扣加诱骗才留在或拉回大陆的。还有,请想想“钱学森之问”:为什么1949年之后大陆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是不是党妈从来就只是想把人熔炼成无产
阶级专政这部绞肉机上的“革命螺丝钉”?不然,为什么让人首先学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如果谁还有很多词在舌尖上等着,那么,请再想想:你是、“赵国人”吗?现在,大家可都管红朝叫“你国”、“赵国”,人家那无数冤魂之秧结出的血瓤“西瓜”、崛起的豆腐渣“泰山”,除了包含你的血汗,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还没想开,请再想想不学无术,只会拍马踩人的何祚庥,为何凭胡诌的“毛粒子”谎言,就能混顶院士帽子?靠栽赃法轮功,诬衊中医是落后文化,就能得到重用?还有,屠呦呦遭遇中的诸多“为什么”:是不是党妈不稀罕、不待见,因为跟党妈没多大关系,没多少用处啊?


以,归根结底,今天咱们得对党妈有个再认识。党妈从来没有把生产、科研真当回事。或许谁想,后来不“以经济为中心”了吗?若真这么认为,那就真太天真了。
别的不说,“维稳是第一要务”,啥意思?中共的“中心”从来只是“权利”。弄“大熔炉”,就是为了展示“权威”过瘾,玩弄“权柄”取乐,并藉以维持权力。


注意:它管生产叫“生产斗争”,是“战天斗地”的用场,而“战天斗地”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就是烧“红色大熔炉”。“大
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炼出一炉炉废坨坨,“生产”失败了,可是“生产斗争”胜利了,“指鹿为马”的闹剧成功了,“假恶斗”的熔炼硕果累累。毛泽东没
倒,彭德怀倒了。你说,它的“中心”在哪儿?

或许谁想到,有的宗教也讲,人是有罪的,人间如炼狱呀。是,有的宗教是这样说了。可那是教人赎罪、还业,归正、向善,往天堂升。中共是教人作恶、堕落、自毁,向地狱坠。天渊之别呀!


此,是说,人都会趋利避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标准、正邪标准、好坏标准,本来与相对应的利害标准,是一致的。但由于利害有长短之分、本末之
别,往往这种一致的对应关系并不直接体现,也不那么直观。但只要良知清醒,保持向善的心,就能把握好。而中共就是要在“邪恶实践”的“红色熔炉”的里,逆
天而行,倒悬阴阳,颠倒乾坤,故意蒙蔽、泯灭良知,反向利用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和本能,再用这种刻意营造的现实假象改造人的眼光、价值取向、生命走向,从而
把这种名为“实践标准”实为“利害标准”的东西,取代、冒充“真理标准”,使人党性化的红色“党人”、“自干五”式的“党奴”,这是往死里害人(人本不止
一生,它鼓吹无神论,只顾一生、一时利害利害,最高梦想不过是“潇洒走一回”)。

大陆人,没出过国的,没有“翻过墙”的,没有了解真相的,
就像电影《疯狂的原始人》中的人们那样,以为自己过得日子才是最正常的日子,而大陆“党炉”以外是危险的,起码是更危险的。尽管不像以前那样,认为“世界
上三分之二的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但是,依然觉得大陆日子不错,大陆的问题全世界都有,甚至象邓亚萍说的《人民日报》“从来没撒过谎”,申纪兰说的
“只有中国有养老金”那样荒诞无稽的笑话,还层出不穷,并被当真。可出去一看,翻墙一瞅,或一看九评、真相,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原来生活在
“谎言炉”里,被党妈骗惨了,这是多数留学生不当“海龟”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即使到了最发达的美国,却整天叹息“好山好水好寂寞”。


是因为他(她)没有放弃党文化的观念,丧失了或者是从来没有过“享清福”的正常概念,也不想改变自己,享不了清福了,反而依旧把在广场上唱红歌、跳狂舞,
傻抽疯之类活动当成了“正常享受”了,至于贪官污吏以疯狂敛财、淫荡乱伦为乐,就更不用提了。而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
量人的生活品质的。

而这些,正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发生的。“利害标准”取代“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说到),也正是把“实践”当作“真理标准”的一种恶果。

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
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他们一边狂扫乱射,一边说“Party(聚会)开始了”。两名劫匪绑架了三男一女
四个职员。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28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
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更加使人惊讶的是,几名人质获救以后,不但不控诉劫匪,反而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的不杀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质
和劫匪之一订了婚,另外一位人质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这几名人质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并且这种认同持续到威胁解除以后。这种精神病症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第二个条件是施暴
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第三个条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让他得到
的信息;第四个条件是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

不难发现,中共具备了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所有条件。中共对中国人异常成功的洗脑,其机制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


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
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
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作家刘白羽回忆道,他经过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所谓“平实的地面”,
就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忘记了自己健康时的状态。

——摘自于《解体党文化》之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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