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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图文)

(图/《九评》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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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这时,一桩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的巴黎和会,让日本继续占领它在战争中从德国手头夺取的山东一部。爱国的中国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谴责北京政府卖国,抗议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烧日本货,砸卖日货的商店。人们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觉得它跟满清一样无能。许多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治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毛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办杂志很辛苦。在难忍的闷热中,毛晚上用一堆线装书当枕头,臭虫在里面爬来爬去,白天不仅要写大部分稿子,还得到街头贩售,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后毛继续为别的刊物写文章。其中有十篇是关于妇女与家庭的,观点是那时大多数前卫青年的共识,即提倡妇女独立,自由恋爱,与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亲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关。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毛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毛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毛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后,他告诉身边护士吴旭君:〝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亲临终之际,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对父亲,毛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父亲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毛的硬心肠也反映在他关于女人的文章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问题》说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样重的体力劳动:〝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对此毛说:〝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毛的激进活动很快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这次旅程将决定他的一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学生和教师要赶走当时的省长张敬尧,毛随代表团前往北京,游说中央政府撤张。虽然此行没达到目的,但毛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经上海时,毛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人:陈独秀。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陈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道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这时四十岁,是个极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访陈,正好,陈在筹组中国共产党。

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俄政府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此后三十年里,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

一九二○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 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教授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 I. 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

毛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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