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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8)(图文)

(《九评》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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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9第一个红色中国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栎,榕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祠堂大得足以容纳几百人,正好适合共产党开会。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苏联式样搭了个台子,上面挂着木刻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两位共产党老祖宗之间是一面红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镰刀斧头。再往上悬挂着用金线绣在红布上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有一副银线绣的标语:阶级斗争。大厅两侧用木板隔成十五间屋子,作政府办公的地方。部门的名字都是从俄语直译过来的,十分拗口,像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

祠堂后面开出广场,造了些建筑物,像带乡土气息的红场。广场一端是砖木结构的检阅台,作军事检阅之用。另一端是红军烈上纪念塔,形状像一颗矗立的巨大子弹,上面嵌着数不清的石头小子弹。远处树林里有座色彩鲜艳的大礼堂,状似红军八角形军帽。大门上铸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正中是由镰刀斧头锁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点像欧洲教堂,窗户是百叶窗。礼堂可容两千人,紧贴着它有一个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两侧。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砖,以防耗子的骚扰。

整个地方封了起来,常人不能进去,只住着警卫部队、通讯服务人员。金库、电话总机、电台也设在这里。党的领导跟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当地话,也不打算学,需要时用本地干部作翻译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举行隆重仪式,庆祝国中之国的成立。黄昏后成千上万的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提灯游行,手执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着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灯笼。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踩着高跷,有扮作〝英帝国主义〞的,赶着一群戴锁链的〝囚犯〞,背上写着〝印度〞、〝爱尔兰〞。一串串用于手电筒的小电珠,悬挂在大木柱之间的铁丝上,晃来晃去。到处是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队队按指定路线游行的人群拍手、呼口号,这是他将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大众的预演。

毛此时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莫斯科虽然让他作了〝主席〞,但并不想要他做独裁者,在他周围摆了一大批听话的中共领导。最高军事指挥现在是朱德,职务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苏联受过训,苏联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诚。莫斯科曾考虑过让毛当军委主席,后来改变了主意,只让毛当十五个委员之一。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周走后,上海组成〝临时中央〞,由年轻的博古(本名秦邦宪)坐镇,主要职责是在莫斯科与各根据地之间上传下达。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那年六月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毙。逮捕向的国民党情报机关首脑徐恩曾认为,告密者〝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1徐说:〝一天,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地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抓住了向忠发。〝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搾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喝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着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

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搾干了。

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1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尽管回忆录不能在大陆出版,龚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龄时回大陆定居。)

毛的〝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一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1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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