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第三章 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十年大劫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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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中共正史简明教程》第五编《 从哀鸿遍野到杀人如麻的十六 年(一九六零年—一九七六年)》

 

第三章   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十年大劫(上)

 

    特别提示:全世界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阅读本章之后,都会认为这是作者的杜撰哪有如此神经错乱的政党?哪有如此人神共愤的恶行?哪有如此荒诞不经的思维模式?哪有如此狂暴的国民?而这一切,却确确实实地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至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共产党极权统治国家里有两次人为的大劫难。

第一次发生在“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统治下的苏联,第二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苏联的大劫难自称“肃反运动”,中国的大劫难自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三四年三月 ,在苏共第十七大上,斯大林的得票率没达到法定的一半,于是,得票最高的基洛夫事后被暗杀。斯大林借机在苏联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这场后来承认为“扩大化”的运动中,有两百多万人遭镇压;有一百二十万共产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一半)遭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个中央委员中,有九十八人被逮捕并执行枪决;在一千九百六十六名十七大代表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被神秘消失”;有三万五千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了80%的高级军官、60%的元帅以及全部大军区司令。总共十五名集团军司令中有十三人被杀,八十五名军长中被处决五十七人,一百五十九名师长中被处决一百一十人,另有四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受害。整个案件涉及的人口超过五百万。

被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而冤死的苏共部分高级党员干部的头颅

在这批被害人尸骨未白的三十年之后,世界上又一个杀人狂毛泽东率领他的杀人党中国共产党步其后尘,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更惨无人道的杀人运动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十一年里,中共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和道德人伦破坏殆尽,国民经济彻底地崩溃,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丧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共所属的中央机构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一亿人遭到批判,四百二十万余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五百万人被判刑,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余人,七百零三余万人终生残废,七万一千两百 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斯大林向毛泽东面授杀人机宜。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不过”错杀了一百多万,何况至少还有“一些”是杀得正确的。(油画)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这场运动为什么要称“文化大革命”还要前置“无产阶级”而往无辜的劳工大众脸上抹黑,因为它除了大规模杀人和毁灭一切文化之外,还全方位地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

中共曾经规定这次浩劫的内容是“一斗二批三改”。一斗是指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批是指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三改是指改革教育、改革文艺和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事后的进程则与此南辕北辙。

 

第一节   大劫难的酝酿与发动

 

   中共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共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革命的酝酿应该追溯到中共党的出生时期,而最近阶段则应肇始于中共掌权之后的十七年间(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六年)。

浩劫的酝酿

    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集体失声。毛共扫除了为所欲为的最后障碍,自以为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一次大跃进是天经地义的壮举。不料,事实给了毛泽东及其两千万党徒当头一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紧接着还出现了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对此,中共集团急需寻找生路。为了转移视线、转嫁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提出并接受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并立即付诸行动。从此,中国人民包括曾经与毛泽东共同打家劫舍(“打土豪、分田地”)几十年的同伙们,就时时刻刻笼罩在被毛奋斗得其乐无穷的阴霾之中。

“争夺年轻人就是争夺未来”,这是中共党的口头禅。为了培植千万个象苏联巴甫洛夫实验室里那条小犬一样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机器人,中共早就仿照苏联的样式,先从争夺青年学生开始。它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灯光与食物有机结合会使狗流涎水的政治思想工作机制。在学校建立班主任(中小学)和政治辅导员(大学)制度。校党部、宣传部、系党总支部、团委、工会、学生会的爪牙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谎言重复千万遍。所以,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一提出,自会有千百万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共青团员或红卫兵)热烈响应并甘愿作伥,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年轻人都懂得这绝对又是以此作为升官之道。尽管人人心里都清楚,有朝一日,厄运也肯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除非侥幸。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一次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预演。

中共一直向幼小的心灵灌输共产主义邪说,并大言不惭地公然宣称:“谁争夺到了青少年,谁就争夺到了未来。”图为一名红小兵(按,指儿童队和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的孩子们在文革初期时的称呼)在表演背诵毛泽东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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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 一个顾客和一个商店店员的对话 (引号中破折号前面的是毛泽东的话即“语录”,后面的则是百姓的话 )

     “关心群衆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爲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能挑就是不能挑。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爲啥不让挑?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 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不买。

     “打倒土豪劣绅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这时,有人出面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你还能咋的?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啥了不起?

      有人劝顾客赶快离开: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顾客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对姚文元文章评判的几个月内,不能苟同姚观点的文章象雪片一样飞向各大报刊编辑部。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成了第一批被批判的对象和第一批用非正常手段结束或被人结束自己生命的高级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就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一位。

文革中首批死于非命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高级教授、学术泰斗李平心因提倡民主而坐过国民政府的大牢。又因向往民主而成为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进而被逼用煤气“自绝于人民”。

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了解姚文的深刻背景,只是凭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发表与姚不同的看法。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漫谈清官》、《“循吏”、“清官”、“良吏”的历史评价法》、《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等文章,提出了一整套的不同意见。他批评姚文元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犯了右倾错误”,并指出,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梳妆打扮,长于巧言令色,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据此,中共上海市党部的写作班子马上就找到了“活靶子”。他们组织人马撰写了诸如《平心先生对谁发火?》、《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章,指责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赫鲁晓夫的应声虫 。”  师大校园里铺天盖地地针对李平心的一万多张大字报覆盖了所有教学楼、办公楼和其他亭台楼阁。大字报攻击李平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面对上海市和华东师大党部的写作班子,李平心能抖擞精神、应付裕如地接受挑战,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的只是几个理论素养低劣的小爬虫;而大字报则告诉他,“人民群众”虽然只是应声虫的角色,但它的莫名其妙的呐喊声已汇成“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大海足以致任何一个个体窒息而亡。六月五日,李平心在寓所用煤气了却了一生。与他同时第一批“自绝于人民”的还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所长李俊民。

但这并非毛共发动文革所要的真正结果。

早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提议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一九六六年三月,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彭真首先说明: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毫无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后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就是“二月提纲”。二月五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但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毛泽东要的是对他有利的汇报提纲,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的提纲。于是,该提纲被迅速撤消。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共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了个扩大会。五月十六日又“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通知》的最后,加上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杜撰的一段危言耸听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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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毛授意有关方面在全国放映两部记录片,一部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一部是《中国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尼西亚》。后者虽然没有点明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但乘在敞篷车上精神抖擞地检阅印尼欢迎人群的一男一女两个人的画面分明告诉观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娃是王光美。

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农场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及其夫人张茜的陪同下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这是纪录片《中国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尼西亚》中的一个镜头:刘少奇与妻子王光美、陈毅与妻子张茜在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陪同下参观茂物植物园。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和之后“十六条”的出笼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文革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如邓小平之类,全国老百姓都知道。为了毛的一己私欲,让全国八亿人民在极度痛苦和恐怖中陪绑了十年乃至延续至以后的数十年。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讲话强调政变的危险,声称中共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以制造恐怖气氛;讲话又大肆宣扬毛泽东是天才,鼓吹个人崇拜。在愚民教育思想体制下教育出来的大、中学生,开始组织“保卫毛泽东”、“保卫红色江山”的“红卫兵”和“战斗组”等群众组织。

自称为神圣殿堂的高等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里,被教育得如狼似虎的学生在全国首先扯起红卫兵的造反破旗。清华也就实现了由自称为工程师的摇篮向流氓帮会组织红卫兵发源地的转向。这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圆明园遗址誓师造反时的合影。

       红卫兵,顾名思义,是红色的卫兵。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红”色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统一的标志性色彩,据党徒们介绍,因为马克思的女儿问马克思“最喜欢什么颜色”,马克思漫不经心地随口说了两个字“红色”,故谓;到了中共手里,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这红色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卫兵”则是保卫他毛泽东的兵。

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该报首次披露了毛在一九三九年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于是,国人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主义,造反就是打砸抢坑蒙拐骗,打砸抢坑蒙拐骗就是马克思主义。

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张。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回信。信中肯定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的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红卫兵们听后顿觉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上一个月的三十一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八月五日,时任该校中共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被本校红卫兵殴打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也即在毛泽东对红卫兵首肯之前,首都红卫兵已经交出了第一份使他们的统帅满意的答卷。

《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点火于中南海的一张白纸黑字招贴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该系另外六位教师在食堂墙壁上张贴了他们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毛赞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命令中央电台在六月一日向全国广播。

毛泽东为鼓动造反而贴在中南海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原稿

为了将聂元梓等的所为推向全国,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昔日的皇家禁地中南海内违法乱纪地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其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锋芒所向,不言而喻就是炮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这张大字报的出笼,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

由于毛的推崇和率行,全国各地的大字报立刻铺天盖地。

         毛泽东对打砸抢的公开叫嚣

为了把红卫兵运动的烈火烧得更旺,以早日实现其彻底打倒所有跟随他一起上梁山的一众好汉们的野心,毛泽东迫不及待地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首都百万红卫兵。

这天早晨,天才濛濛亮,头戴军帽身穿军装的毛泽东,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皮笑肉不笑地和附近的红卫兵频频握手。“人人双手高举头顶,向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党媒如此报道。

中共国的天安门广场上麇集着百万疯狂的红卫兵
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纽伦堡广场上麇集着五十万狂热的德国青年
毛泽东在敞篷车上接见发疯了的红色的保卫他和他的党的兵—红卫兵

拓展阅读  对希特勒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德国青年人

       希特勒上台后,每年都有五十万纳粹党徒到德国东南部纽伦堡,举行为期一周的党代会,并同时举行阅兵和游行。

        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的纽伦堡广场,希特勒刚走出机舱,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狂叫声,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九月七 日夜,二十万名纳粹党员齐集卓别林体育场,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在此聆听希特勒的演讲。演讲结束后,赫斯宣布:从此以后,纳粹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胜利希特勒!!狂热的人群一齐跟着振臂高呼,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这种气氛灌溉得如痴如醉。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会现场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让在场听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当年,正是这种狂热驱使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如希特勒所愿,满怀激情地跟随着他走上了屠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的血腥之路,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座尸骨垒垒的人间地狱,也让自己的祖国陷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之中。

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等人也率红卫兵赶到天安门。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红色袖章。毛泽东得知她叫宋彬彬,并且其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就说了声“要武嘛。”要她改名为宋要武。毛的这一声“要武嘛”其实并不是说给宋彬彬听的,而是一种公开的叫嚣、公开的教唆、公开的煽动。因为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从北京走向全国;红卫兵运动从单纯愚昧的向领袖效忠的集团变成了一支令所有人闻风丧胆的流氓政治势力。从这一天起至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百天内,被毛接见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计八次共有一千三百万之众。每“接见”一次,红卫兵的疯狂就变本加厉一次。

北京的女中学生是毛泽东的最忠实的信徒(就是后来人所称的“粉丝”),他们在见到中共的寨主时疯狂得“热泪盈眶”。

拓展阅读   宋彬彬其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等人成立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宋后来成为该校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一九六八年四月,宋彬彬和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一九六九年初春,宋彬彬逃出沈阳,到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一九七二年春,被当地牧民和大队推荐到长春地质学院当大学生。一九八三年获波士顿大学硕士,一九八九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后来一直在美国生活。二零零七年九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即原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九十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九十名荣誉校友之一,竟与被她和她的组织打死的卞仲耘的照片放在同一本校庆纪念册内。此事引起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强烈不满。

与宋要武同类的东北地区红卫兵在批斗宋要武的父亲宋任穷

八月二十四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被推倒,校方要人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不停地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有人劝她不要打时,她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原来,毛的“要武” 是这个意思。

“接见”得有个前提,就是必须让各地的红卫兵麇集北京。于是,中共又想出了一个点子:大串联。所谓大串联,就是叫全国所有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推派代表到北京,从出发到结束,一切费用包括车船费、住宿费、伙食费和零用钱,均由国家负担。后来,这荒唐的举措扩大到了所有的师生,扩大到了全国所有的地方,而目的也不只限于被毛接见,而是冲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把“革命的种子”撒向全国”。

武汉市的“革命师生”免费乘车证

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三天即八月二十日起到九月底的四十天里,单北京一地被红卫兵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主要是大中小学教师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平均每天多达四十四人。

 拓展阅读  铁证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一九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乘敞蓬吉普车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吉普车突然抛锚,一红卫兵冲过警卫线,钻到检阅车下,人群蜂涌而上,瞬间人潮就把毛泽东的检阅车包围起来。

毛泽东、林彪在座骑上吓得魂飞魄散
周恩来一脸惶恐,被勤务兵双手抱住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对外国人说:“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

全副武装的中学女红卫兵
女红卫兵文艺小分队在演出时摆出的战斗队形

“红卫兵”是个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十支不同名称的红卫兵团体。有些学校把散兵游勇联合起来而组成“兵团”。他们的唯一任务是“造反”即打、砸、抢。他们的典型装束是头戴绿帽子、身穿绿衣裤、臂佩红袖章、手握小红书(按,指一种叫作《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封面的小开本书),如家境许可,还可以买一根武装带系于腰间。

他们还搞文艺演出。文革开始前的前几年,内蒙古有一支轻装上阵的文艺兵,称为“乌兰木骑”,翻译成汉语是小分队的意思,被《人民日报》一渲染后,全国各地凡是演艺的团体都叫小分队。其中,红卫兵的小分队最为著名,因为他们的演出最是夸张。

红卫兵运动起初只是小打小闹,做一些小猢狲似的勾当。比如,想乘车不花钱又无免费乘车证的,就假装宣传毛思想,混上公共汽车、电车内要乘客跟着他们干号几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的话或嚎叫几句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歌曲,到了私自的目的地就马上下车。他们还拿了刀和笔到街上给旧的街名、店名改成革命的名字,如井冈山煤球店、延安酱油店;把上海市改为党生市,把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改为反修路;要交通信号灯改为“红灯行、绿灯停”,把操练口令中的“向右看齐”变为向左看齐;因有毛泽东叫宋彬彬改为宋要武的先河,他们又强迫人家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人名改为张造反、李红卫、毛爱江之类。

上海常熟路上有一家“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他们的中共书记叫江清,因为每次批斗时必喊的口号“打倒江清”不能乱喊,造反派勒令他改名为江重清;“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叫“一撮毛”的土匪,江青从“毛”字联想到她的非法同居人毛泽东,就给“一撮毛”改名为“野狼嚎”。上海有个资本家,名字叫“养民”,遭日批夜斗,被勒令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叫“念修”,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不过,改得不好,听上去好似“养东”(养活毛泽东)。江青到天津小靳庄大办政治夜校,当地一周姓女社员,被江青改名“周克周”,想以此“周”克彼“周”(周恩来),周克周受宠若惊。

 

        拓展阅读  全村改姓毛 媳妇赐姓江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投胎韶山冲毛家七十六周年,山西吕梁山地区召开学毛选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按,毛选毛泽东选集的简称)。其中一个姓耿的代表、大队民兵连长高叫:忠不忠,看行动!俺全大队贫下中农三天内全都改姓为毛。

       回村后,连夜成立改姓毛领导小组。考虑到改姓后由于同姓不能结婚,所以还出台一条优惠政策:外来女孩凡愿嫁给本大队姓毛男孩的,可赐姓为江(按,江即江青的姓)

        派出所所长一听,非常光火:你们疯了!姓氏一改,阶级敌人全不见了。民兵连长反驳说:咱贫下中农都姓毛了,谁是阶级敌人还不一目了然,凡是不姓毛的,全是阶级敌人。结果,派出所所长被撤职,罪名是阻拦贫下中农改姓为毛。”“改姓毛问题解决后,家家张灯结彩,跳忠字舞,闹了几天,而他们的名字则编为毛一毛二毛三”……“毛十三” ……

      毛泽东见阎王后不久,江青成了头号反党分子。全村改姓江的媳妇们又强烈要求还我原来的姓,于是,她们的丈夫们也纷纷改回原姓。

首善之区的王府井大街也被改名。改名者还郑重贴出《“反修路”命名宣言》

后来,就用暴力“破四旧、立四新”,进而对他们认为必要的抄家的家庭非法“抄家”,并对早已丧失反抗能力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即黑五类)施加残忍的暴力迫害,致死致伤成千上万。

打着“首都红卫兵”的旗号无疑是十分光荣的事情。于是,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全国推进,他们秉承毛的旨意,走南闯北,无恶不作,带动当地的地痞流氓包括红卫兵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豺狼虎豹般的暴力行动。被清华大学南下红卫兵用皮鞭抽打致死的上海市上海县梅陇人民公社的一个“地主婆”,是文革中第一位死于非命的上海人。

他们强迫人们坦白忏悔、相互攻讦、不敬师长、不孝父母、父子反目、兄弟成仇;他们强迫人们餐前祈祷,唱忠(忠于毛泽东的)字歌、跳忠字舞;他们可以对任何一位过路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剃阴阳头、剪小裤脚管、脱去尖头皮鞋,无论男女;他们稍不顺心,就会抽出皮鞭毒打无辜;他们可以任意地砸毁教堂庙宇、殴打僧侣、挖人祖坟、焚烧图书、破坏文物古迹。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进入想进入的任何人家,然后翻箱倒柜,名曰抄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局限于“牛鬼蛇神”,不久就扩大到资本家、小业主、“民主”人士、知名人氏、作家、演员和大中小学教师的家庭,把他们认为的“四旧”物资包括金银财宝搬运出去。

红卫兵造反伊始时做的其中两件事最为著名。一是斗争、羞辱和毒打自己的老师;二是抄家。据统计,仅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一十一万四千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八人:上海市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八日,红卫兵共抄家八万四千两百二十二户。到九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一万两千户。从六月至十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四百二十八亿元,黄金一百一十八万八千余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的“阶级敌人”一万六千六百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一千七百余宗,被从城赶出去的“牛鬼蛇神”达三千九百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把贵重物资占为己有。他们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一九六六年年八月,由中共高级干部子女(按,简称高干子女。这批人现在正在各级各类要害官位上当道)组织的第一批北京市“老红卫兵”在校园里开始杀戮教师,在社会上抢掠市民的财产和残杀“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十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四十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这类的“遣返”行动是中共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市长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县内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的红卫兵,先后杀害了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文革中最著名的三次大屠杀之一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历时六十六天,涉及十个区,共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被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逼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期间,北京大红罗厂南巷二十号,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一百二十一号的房主李文波处抄家,这些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李被当场活活打死。这次,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下令以“行凶杀人”罪将刘文秀判处死刑。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执政党、党国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

“红八月”期间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李梦夫等人修定后公布的。它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当时还有东城区、海淀区、宣武区都相继成立了纠察队。这些由“革干、军干”子弟组成的纠察分队中,“西纠”的影响最大,这源于西城区干部子弟学校多,他们能通天。

 

         拓展阅读  西纠的通令都是在周恩来的亲信修改后公布的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一号通令
撤销红一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此通令立即生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红卫兵和造反派想斗谁就斗谁。这是文革初期黑龙江省的批斗“牛鬼蛇神”大会。此后,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看到共产党豢养和指使的造反者把人当作牲畜一样的批斗场面。

拓展阅读  红卫兵西城纠察队

        西城纠察队的多数成员来源于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他们大多是中共高干子女,普通百姓的子女没有资格加入。西纠总司令是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和周恩来秘书许明的儿子孔丹,副总司令是共军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宣传部长由秦晓担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名人如薄熙来三兄弟、任志强、薛蛮子以及目前正活跃在中共政治舞台上层领导着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许许多多头面人物们都是其中的造反队员。

         附录    其实,真正必须向国人低头认罪的是毛泽东以及被其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他们:

进入老年行列的“西纠”副总司令陈小鲁(图中低头者)在向当年被他和他的狐朋狗友们掌掴过的老师们低头认罪。
当年风光无限涉嫌杀害七名教师的宋彬彬在向老师“道歉”。七条鲜活的生命的失去,想靠假惺惺的道歉蒙混过关。

       让工人登上造反舞台的安亭事件

是年年底,全国已经有两股造反派力量。除了学校红卫兵,还有城乡“劳动人民”—-工人造反队和贫下中农造反队,如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二炮(炮打司令部第二兵团的简称)等。不过,工人的势力是因为只能充当小蟊贼角色的红卫兵已经被利用得差不多了之后才被毛发现并加以利用的。毛对贫下中农没有兴趣,所以“贫总司”之类的农民造反派的影响相对有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人决定成立“工总司”来“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但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规定,对此“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于是,工总司决定强行跳上火车进京告状。其中的一千人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另一千人上了去郑州的特快列车。但两列火车分别受阻于安亭和南京。中午时分,造反工人卧轨拦车,在安亭将十四次特快阻停。十一日深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专机抵达。最终,承认“工总司合法”、“进京是革命行动”、“中共上海市委作检查和必须为工总司造反提供方便”,并画押签字。运动初期“不准跨行业造反”的禁令无形废除,全中国的工人造反派开始与红卫兵和社会渣滓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全国人民进一步遭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们强行登上北去的列车,引发“安亭事件”

这一事件成了炮打共产党上海市委和一月夺权的前奏。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被打倒,市教卫部部长、北京大学四清工作团党委书记、华东师大共党党部书记常溪萍“坠楼”身亡。

从此,中国的工人可以不用上班、只要是去造反,就照样能拿工资、能在食堂免费吃饭,晚上造反还有加班费和免费夜宵。很多工厂停产,铁路、码头、机场近乎瘫痪。毛泽东认为这才是革命的。“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准点”的豪言壮语就在此时现世。

 

 第二节  十七年洗脑后国人的集体狂热

 

       经过十七年不停顿的洗脑,“中国人民”被共产党似安上了统一格式的电脑编排程序,集体狂热,集体沉默;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用同一个思维模式,怀同一个远大理想(空想)。他们步调一致,把所有的新鲜事物都看作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必经过神经系统的凝炼就能深刻领会而直接作用于躯干四肢。

这一时期,只要有新词汇、新举措问世,人们都能“兴奋”接受。

新(痴梦)词汇有:

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四无限:(对毛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四伟大:(毛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三在:(要把毛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新(怪异)举动有:

设祭坛、立神龛、请(即用钱购买购买毛的)宝像、请红宝书、请毛雕像、早请示晚汇报、做(毛)语录操、唱忠(忠于毛泽东)字歌、跳忠字舞、打红太阳太极拳、练东方红武术。

早请示晚汇报

这种仪式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流行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共军八三四一部队在向毛报送的《关于北京针总织厂支工情况的报告》中提到“上班前向毛请示和下班后向毛汇报”的做法,毛得知后大喜过望,立即批示:“看过,很好”,中央立即向全国转发了。

这种对神灵的祈祷仪式,最早出现在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但在新时期更加庸俗化和鬼魅化。仪式的具体程式如下:列队,全体手握小红书;领队先出列,象追悼会上的退管会(按,指文革结束后出现的各单位的“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的简称)主任准备“致悼词”前故作虔诚状地向追悼对象的照片致礼那样也向毛像三鞠躬,然后口出胡话:“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 …毛”,领队与全体员工拿着小书的右手紧接着自胸前往右上方用力斜出三次并同步三呼“万寿无疆”,再“敬祝林副(按,指林彪)… …永远健康”;接着,领队定一个调,大家就知道要唱什么歌了,就五音不全地干嚎起来;再接着,领队挑几段与今天单位里捉弄员工的事宜有关的语录,说一声“翻到第几页第几段”,就说一声“伟大(的什么,按,指毛泽东)教导我们”(不能喊“预备起”),大家就争先恐后地高叫一番。仪式完毕,布置今天的任务。(吃中饭前和下班前重复一次)。举行这种仪式时,公务再忙也最好不要迟到。有一位清洁工,因错过了集体仪式,只能个别进行。但它挑了一首很长的革命歌曲,唱到一半唱不下去了,只好呆在那里,没饭吃。有的家庭妇女没机会参加集体祈祷,只能自己单独在家举行,但也都必须表现得十分的虔诚,怕会有人偷窥后向造反派汇报。有基督信徒,每次都要举行两种截然不同的仪式。一种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等说过“阿门”后,再公开地举行另一种仪式:向毛祷告。

这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流行了将近四年,因为发明人林彪于一九七一年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摔死了。而且有人认为,祷词里的“万寿无疆”没有“永远健康”精彩:永远健康的人肯定万寿无疆,但万寿无疆的人身体不一定健康,如毛泽东之不停流口水。于是,中央决定停止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连医院里刚动过手术的病人也不能幸免。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在回忆录里说,一九六八年开阑尾炎,只免了刚手术完毕的一次。以后都得参加,可怜他强忍着剧痛,每次都满头大汗。

另有报道:共军杭州笕桥机场,飞行员每次起飞前也必须“请示”。一次,说有“蒋机”(按,指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军的军用飞机)来犯,等机组人员“请示”结束准备上天,“敌机”早已向内地方向飞得无影无踪。

无法集体请示的人家,可在家里设一个祭坛以示忠贞。这在农村里相当普遍。这种祭坛一般放在客堂里,材料也简单:纸和芦苇,类似乡下出殡时扎的纸人纸马纸屋,所不同的是里面放的是毛的纸像,也不烧香烛、不化锡箔。

 

        拓展阅读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中共空军进行第一次氢弹空爆试验。在预定的投爆时间,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在不停地背毛泽东语录,却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按钮,飞机又飞一圈氢弹才出舱。

在金属或塑料小片上印制的毛泽东像章

运动开始后不久,上海徽章厂铸出了第一批“毛泽东像章”,因僧多粥少,致使奇货可居。所以,能通过各种关系弄到一枚挂在胸前,是十分荣耀的事。后来,全国各家有此生产能力的金属工厂都纷纷仿效,多得不稀罕了,就比赛谁的胸前挂得多。目前有据可查的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他一气在外衣上挂了九十二枚。

胸前挂满了毛像章的一个神经质的共军大兵

上海市区曹家渡附近的大街上,常常能看到一个崇拜毛泽东到了走火入魔地步的老男人。他浑身上下挂满了像章,嘴里不停地唱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是神气。他是个犯了在医学上叫精神病的人,但在政治上不能公开地这样称呼他,因为疯子是不会如此热爱伟大领袖和共产党、也不可能把颂歌唱得一字不差的。

有些场合无法高举毛的纸像,就被允许用金属的或塑料的像章代替。因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最孤独的时候于七月十六日跑到武汉附近的长江里游了一次狗爬式,所以以后的每年该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畅游活动。集体泅渡长江、松花江、黄浦江、珠江、钱塘江、甬江、汨罗江。大兵组成的队伍里,凡男性都把“宝像”扎肉别在胸肌上,流着鲜血的创口泡在海水里痛得钻心而依然热血沸腾。

在长江江面上翻滚了一阵后需有人搀扶的已经老态龙钟的毛泽东。恰在此时,由医学专家公开宣扬,毛泽东能活一百五十岁,林彪能活一百二十岁。结果,林彪活了六十四岁,毛泽东活了八十三岁。

 拓展阅读 毛泽东的游泳(爬泳,即狗爬式)速度比世界自由泳纪录快两倍

       为了纪念毛泽东文革中横渡长江四十七周年,武汉组织了两千人参加第四十届国际横渡长江挑战赛。据党媒《人民日报》宣称,毛泽东游泳速度惊人,当年的他,泅渡十五公里,只用了一小时零五分。有人经过计算,比世界纪录要快两倍。

一个偏僻乡村的人民公社社员随着一声号令,集体在左胸别上毛的像章

目前,毛像章已成了有价文物,一枚以“广阔天地炼红心”为主题的铜质像章的网上价格是中共国货币两千元。

毛像章,文革真品,五枚起售,随机发货,包老包真
一群女中学生在集体嚎叫毛泽东的语录。她们对“伟大领袖”的崇拜要比男生真心得多。

       跳忠字舞

跳忠字舞的姿势很象神经不正常的人的怪癖举止。把这种动作加以凝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变成了忠字舞。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忠字舞的姿势千差万别。以北京为例,他们的忠字舞基本来源于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加上内蒙古的安代舞的某些要素,并故意变得简单粗放;同时采用了象形表意的“舞蹈语汇”:先高举双手(表示心向毛泽东)、斜出右弓步(表示紧跟毛泽东)、两拳紧握(表示将毛领导的革命进行到底)。

南方人的动作稍嫌柔软,被京城里的人斥之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种舞蹈动作越简单越好,因为它不管年龄、性别、体型、体质、健残,只要是中国人,都得学,还得学会。

人民公社社员跳忠字舞可以记工分,城市职工上班时跳也可记为出勤。所以学跳者基本踊跃。

这是流行于北方地区学校里的忠字舞姿
插队落户的女知青在教当地农民跳忠字舞

 

 拓展阅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们无法理解此时的中国人为何会如此狂热;除了狂热,还会主动协助中共把坏事做绝。原来,人们都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罪犯在抢劫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一百三十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此事发生后几个月之后,这四名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本案所有的被害者在事后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还表达他们对歹徒对他们多加照顾的感激,并与警察取敌对的态度。

       劫持人质的六天里,劫匪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某些仁慈。在错综复杂的心理驱使下,四名人质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症状能见诸各种不同的场合,从集中营囚犯战俘乱伦的受害者甚至政治生活不正常(主要是指一党专政)的整个国家。该症状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人质必须真实感受到加害者在威胁着自己的生命(例如,在中共国,一个接着一个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中都会划出超过百分之五的坏人比例);人质有时能体会到加害者有小恩小惠的举动(例如,适时地加一点可怜的薪水或逢年过节时多发几两肉票);人质必须与外界隔离(媒体只能姓党,并封锁所有的不利于统治的网络),以便只接受加害者单一的观点;人质必须相信,逃脱是完全不可能的(例如,在中共国,除非偷越国境成功)。这个综合症的实施者可能是一人、两人(例如,毛泽东和林彪),或者是整个国家机器;被害人也可能是一人、两人乃至整个群体。

 

       拓展阅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释例

      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学生陈某,在纸质毛像背面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九个字,〝打倒〞二字写在毛头像的背面,成了现行反革命,判刑八年。后来平反时,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毛泽东已死,不能喊毛主席万岁!)陈某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不久,陈某光荣入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开始用同样的手法加害其他人。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的所谓平反、昭雪,就是玩的这种把戏,而大多数获得平反的人都会对当年加害于他但此时又给他平反的人或政党感激涕零。

经过几十年的奴化教育,中国几乎人人都患上了这个精神病。

       造反派内部的分裂—-G派和P

此时的“造反”是很时髦的词汇和勾当,所以,不管是青年学生还是工人农民中的风云人物,抑或小喽罗,他们都自称是造反派。他们是被毛泽东利用了,还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只要毛有什么举动,就立刻欢呼雀跃,宣传毛的最新指示“不过夜”。所谓“不过夜”,就是要雷厉风行地立即组织上街游行,或将毛的话油印在红纸上,赶在半夜之前塞到每户人家的门缝里,让这家主人第二天刚开门就能因第一时间得到毛的指示而产生快感。上海中山北路有一户人家的文盲男主人也因行将出门时在地上捡到一张字纸而欣喜若狂,拿到厂里叫班组长赶快朗读“最新最高指示”,其实那是一张外人向他女儿的求爱纸条。

这是一群草寇。当年陈胜在田头休息时还说过“苟富贵,毋相忘”,甚至还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气魄,但中共豢养的这群乌合之众什么也不是。他们是在毛的领导下“干革命”,犹如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党,也等于陈胜吴广是在秦始皇的儿子领导下造秦的反,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

任何团体都不可能永久铁板一块。基督教会分成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后来还有新教;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传入中国后还分藏传的和汉化的,其中还有十多个派别;马克思主义还有自诩正宗的和“中国特色”的。造反派也不例外。不久,全国各地区各单位的“兵团”、“战斗队”都分裂为两大派。

这两派的不同“观点”主要表现在对待本单位、本地区的共产党的组织及其头领的态度上。一派认为是“好”(Good)的,一派认为是不好的(人们骂他们“好个P”即“不好”。这个P字只取其英语字母名称的发音而无其意),旁观者就给他们起个绰号,一派叫G派,一派叫P派。苏州和武汉的G派和P派闻名全国。每天的“形势”不一样,得势的一派拦在城门口,盘问进城的无辜“支持哪一派”,如说错,就会挨一顿毒打。武汉的G派和P派由对骂升格为用枪炮打斗。一九六七年“七一三”江城武斗决战,震惊中央,野战军六四零八部队赶来平息两派残杀,实行了军管。武斗死伤者、触犯刑律受制裁者,都是两派造反队员。

两派一碰就打,毛听到后无比兴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在他的七十三周岁生日的家宴上举杯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话,鼓动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三十一日,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对回京集训的全体记者讲话,鼓动打派仗:“工、农、商、学、文教、党政、民以至街道里弄,统统要两派,要吵架。天津双方几万人吵架、打架,这样就很有希望。”

江青在京城里假意要大家不要武斗而要“文攻武卫”,“文攻”是假,“武卫”是真。所以,从此,全国到处是“武卫”景象。武斗经常致使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国人民死亡。即使高度文明的上海也死人不断:闻名遐迩的“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该厂的“东方红造反兵团”天天打得热火朝天,死伤不计其数。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为消灭与“工总司”持不同观点的其他造反组织如“东方红造反兵团”等,王洪文调动十万人马和近千辆机动车,并在黄浦江上调集炮艇、运输、打捞等二十余艘船只,以水陆两路包围上海柴油机厂。这是上海地区在文革中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事件,史称“八四武斗”事件。
全国各地“文攻武卫”的武斗组织的各色标识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将近十年间,根据全国各地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所称,伤亡十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五万七千两百二十七件,其中伤亡一百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九千七百九十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两千三百五十五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二十二万七千三百多人。

以下是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

一九六七年重庆“红港海战”中燃烧的民房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青海西宁持续七天武斗,造成两千一百七十七受伤,死亡八百二十二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八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武斗升级。三十七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两百三十多名官兵伤亡。有三千七百五十多人伤亡,有记录名单的死亡者为一千九百四十四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月,湖南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三万七千七百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一万三千三百多人,军队伤亡四百三十人。

军队介入武斗。这是湖南怀化武斗中的部分被俘人员。

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四川宜宾地区,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十七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四万三千八百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两万一千一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九年五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五万六千两百多人被杀,三万七千七百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三百五十五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一九六八年五月至九月,安徽省蚌埠、淮南,八十五家企业单位的职工包围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一十二天。当局从合肥等地调动五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三十五天围剿、追捕中,有七千三百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三千四百三十三人,军队、民兵伤亡五百二十五人,八百二十七间建筑被损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陕西宝鸡八家兵工厂七万名职工有四万五千四百多人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两百九十七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四万八千三百多人,其中死亡一万三千三百多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七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一百三十多万人参与武斗,军区五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四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二十二起,有一十七万五千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十万零一千多人,报失踪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五人。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三人被枪杀。

广州“七二三”武斗中的部分死亡者

一九七五年五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联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石河子地区有七千三百三十多人伤亡,其中两千一百七十人死亡。两地报失踪共八千一百三十七人。

一九七五年四月,云南省施甸事件,造成三千七百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一千两百二十人死亡。

全国唯一的文革武斗死亡者墓群重庆沙坪坝墓的墓碑

  拓展阅读  清华大学武斗

        中共和毛泽东还唆使神圣的高等学府也卷入大规模打架: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即分为两派,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沈如槐为司令的四一四兵团。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从三月底开始,井冈山兵团围困四一四兵团一百名红卫兵近两个月,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一千五百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结束了百日大战

第三节  再次被架到屠刀下的知识分子

 

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统统斯文扫

从延安时期起,中共对其属下的迫害和屠杀形成了一个固定程序,即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

中共党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科学院系统各科研单位、医疗卫生系统和各大中小学。而充当毛共“文革”马前卒的红卫兵均由学生组成,这就注定了全国所有的教师首先被架到中共的屠刀下。

由于教师天天与学生接触,所有的大小缺点会毫无遗漏地表露在学生面前,这就很容易被学生和在背后唆使学生的“长胡子有皱纹”(按,指成年人)的人抓到把柄。全国大字报的熊熊烈火首先就在各校烧向教师。大字报可以贴在学校的任何角落,包括教师的办公桌椅和外衣裤上。凡贴到大字报的,不管其内容如何,就立即作为“专政对象”列入牛鬼蛇神行列,关进“牛棚”(按,指牛鬼蛇神住的地方)。只要当上牛鬼蛇神,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学生就可以任意地对其辱骂、使暴和批斗。每天清晨和傍晚,他们必须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早请示、晚汇报”,他们在请示和汇报时不能唱革命歌曲,而是唱为他们度身定做的《牛鬼蛇神之歌》: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狗头砸碎,把我狗头砸烂。”

请示结束,就去扫地清厕。

文革初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的学生在批斗他们的老师
安徽凤阳中学的学生在大操场上斗自己的老师

由于“放假闹革命”,学生都游手好闲,到处游荡。闲得慌时,就去学校随便抓一位牛鬼蛇神批斗。批斗前,先往教师的头颈里用细铁丝挂一块三、四十斤重的木牌,上书“打到某某”,把某某的名字倒写或横写,再勾以朱笔;红卫兵认为他不老实时,可以拳脚相加,或用皮鞭抽打,再用一桶石灰水从头淋到脚下。

什么天地君亲师,什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毛泽东就是要把全国所有的教师折磨得得斯文扫地、颜面尽无。

教师们天天、时时受苦受难,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不少人只好被迫“自绝于人民”。

文革初期,全国有超过三千五百名教师被红卫兵打杀

以下是仅占冰山一角的被迫自尽的大学教师的名单: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一九六六年用煤气自杀;

杨嘉仁  上音指挥系主任,一九六六年九月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刘盼遂  北师大教授,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言慧珠  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浴室上吊自杀;

高仰云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一九六六年被学生毒打后跳河自杀;

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时间不明)自杀;

刘绶松  武汉大学教授,一九六九年三月被批斗后自杀;

许政扬  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一九六六年自沉住处旁小溪;

饶毓泰  南开大学教授,一九六八年上吊身亡;

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一九六八跳河身亡;

李 达  原武汉大学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自杀;

赵宗复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时间不明)跳楼身亡;

王重民  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九七五年四月自杀;

周予同  复旦大学教授(时间不明)自杀;

陈又新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一九六八跳楼自杀;

姚启钧  华东师大教授,一九六六年跳楼身亡;

郭兴福  南京军区步校教员,一九六九年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

陈同度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一九六八年八月清队时服毒自杀。

拓展阅读  两个音乐学院院长的不同归宿

       杭州岳庙有一副对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而今判伪真。两位音乐学院院长的不同人生诠释了这十四个字的真谛。

        李劫夫,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院长。文革开始,他因在音乐界首创为《毛主席语录》谱上杀气腾腾的曲调而在中外音乐史上遗臭。沈音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要打倒他, 一派把他送到北京藏起。

       李劫夫在京期间,又主动为林彪的一首诗歌《重上井冈山》谱曲。叶群将李介绍给了林彪。回家后,李夫妇俩连忙给林彪写了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

       一九七一年九月,李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他以为是接见外宾时已经吐沫挂地的毛死了,于是,便想提前写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先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他老婆在学习班中,将此罪行供了出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把他关进沈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严加政治审查。学习班一办五年多后,李猝逝。

当过共军大兵的李劫夫。目前仍被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们津津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及大部分语录歌就是他的杰作

 

       一九七九年,辽宁省纪委作出结论: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一九五零年,马思聪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在批斗前,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给他戴上。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在任何时候,红卫兵高兴,都可以命令马思聪低头、在地上爬行。

       不久,家厨贾俊山帮助马思聪和女儿逃离北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马思聪与妻子、子女,登上一艘电动船, 第二天凌晨到达九龙的海滩。登岸后,全家摘下胸口的毛像章,扔进大海。美国驻港领事护送马思聪及家人乘美航头等舱飞抵纽约。

       中共成立“002专案组,贾俊山被拘捕,四年后保外就医,衣食无着,瘫痪六年后郁郁而终。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授马思武,受牵连跳楼自杀,二嫂(法国人)忧郁而亡。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心脏病,死于拘留所。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一个判了七年。马思聪的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受牵连而遭至迫害的亲友达数十人。

赴美政庇的第二年,马思聪夫妇应邀访问台湾。

    一九八零年,中共统战部长乌兰夫向马思聪夫妇发出回国的邀请;一九八二年,胡耀邦、邓小平也表示可以欢迎他回来看看;一九八四年十月,马思聪被平反,统战部门和音乐界高层开始频繁邀请马思聪回国;一九八五年,中央音乐学院邀请马思聪回国;一九八六年一月,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委员会向马思聪发出邀请函。但他都没有回来。只要中共党继续统治着中国,他不会回来。尽管大陆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里还有他的亲人友人,他无时不刻都在思念牵挂。

 

        拓展阅读  为中共及其魁首大唱赞歌的红歌作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歌颂大独裁者毛泽东的所谓湖南民歌的作曲人唐璧光,一九四七年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后来参加土改,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于是,《浏阳河》诞生。在一九五二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分子。从此,妻离子散,入狱七年,劳改五年。

        中共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在文革中受尽折磨,死于狱中。

       游击队员之歌》的作者贺绿汀在文革中被指该歌曲美化国民党,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而受尽屈辱。

       《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在屡被批斗此后,该歌曲留曲不留名

         歌剧《洪湖赤卫队》因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演员遭到残酷迫害。

        《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翻身后一直揭不开锅,儿子媳妇被迫逃荒讨饭。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词作者在文革中吃了六年零六个月的官司。

       厄运次第降临科学家头上

先从大科学家赵九章被共产党逼死说起。

赵九章于一九三八年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

赵九章(右一)一家

赵九章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就被打倒。他平时几乎没上过街,但这时每天都要在头颈里挂一块写有“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的牌子,被押着去大街上示众。示众完毕押回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不停写检查。共产党要把他置于死地,身陷囹圄的他却还在念念不忘共产党要他造的(第一颗)卫星。

一九六八年,赵被押往京郊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非人的生活已经将他折磨得连活下去的勇气也全部丧失。十月十日晚,他写完人生的最后一份检查,吞下了几十粒安眠药。

这是中国几千位像他一样有着崇高理想、对祖国有着卓越贡献、对生命无限眷恋的科学家的结局。

早年,曾有人写过一副对联:“三强韩赵魏,九章勾股弦”,上联借战国七雄中的三个大诸侯国说大科学家钱三强,下联借勾股定理最早出现的书名说赵九章。可见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是一个叫郭沫若的人。文革伊始,他即发表声明,说他以前所写的书应该统统烧掉,如果有可能,还想到越南去扔几颗手榴弹打美帝国主义为“抗美援越作点贡献”。到中山大学访问,正值盛夏,有学生给他打阳伞,他说“坚决不要大黑伞的保护”。他倒是一举过关了,但他领导下的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们却个个倒霉。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当时流行的条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横批“基本如此”。仅这一年,单中国科学院系统就有二十位一级研究员自杀。

截至一九六八年底,中国科学院仅在北京的一百七十一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一百三十一位被打倒,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共有两百二十九名,而这些都是“旧社会”或资本主义国家培养出来的精英。例如:

张宗燧,物理学家,院士。一九六九清队时因对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在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谢家荣,地质学家,院士。时间不明,自杀而死;

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均因“海归”而自杀。

上海科技界有一个“特务案”,株连了十四个科研单位共一千多人,受害人员达六百零七人,其中两人被活活打死,六人自尽。

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陈寅恪是最副盛名的一位,也是在文革中被迫害得最惨的一位。他在史学、宗教、古典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校勘学诸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是清华大学校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被当时人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傅斯年这样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类一人而已!”

陈寅恪像

他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大师中的大师。一九五三年,已被定为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但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里,在别人对此位子垂涎三尺的情况下,他却提出了出任的两个前提:一是必须允许中古史研究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按:指毛泽东)或刘公(按:指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还说“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与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当局当然不会同意。宁可中国永远没有大师,也绝不放弃不真不假的马列主义。

文革爆发,早就一腿伤残、双目失明的他,从心灵到肉体,饱受摧残。他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升格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痛心疾首、心力交瘁。他的助手被赶走,护士被撤离,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他家里所有的家具包括书桌椅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书籍、手稿被劫。住宅外特地安装的高音喇叭整天对着他叫喊,还要屡屡挨打,共产党觉得还不过瘾,干脆把喇叭装到他的床头。他痛不欲生,于一九六九年含冤而离世。应验了他十几年前的预言,做了“共产鬼”。

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很多赫赫有名的科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和陈省身。一九六七年被揪斗,一九六八年入狱,一九七七年含冤而死。

   

  拓展阅读  文革初期被共产党和毛泽东逼迫致死的其他著名知识分子举要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邓拓;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

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开拓者、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东南大学等三所大学的数学系。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都是他的学生。一九六九年在批斗和凌辱中去世。

历史学家翦伯赞;

乒乓球国手姜永宁;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

国学大师熊十力;

作家老舍;

翻译家傅雷老报人、上海副市长金仲华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

诗人闻捷

国际法学家田保生;

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

中宣部笔杆子姚溱;

文艺评论家陈笑雨;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  

诗人远千里;

诗人黄绍闳;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作家孔厥;

药理学家张绍昌;

作家赵树理;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

古典文学家李嘉言;

佛学家喜铙嘉措;

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

文学评论家陶然;

小说家陈翔鹤;

画家潘天寿;

散文作家杨朔;

文艺评论家巴人;

作家魏金枝… …

《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

     此外,被逼死的还有作家和诗人:阿英、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何家槐、徐懋庸。

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以上诸位,分别用开煤气、跳楼、上吊、投河、跳井、吃安眠药、割动脉等不同的方式用“自绝于人民”的方式向世人控诉共产党的滔天罪恶。

       国人皆混沌,唯其独彻悟

也有少数几位并没有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感染的国人。他们之中,不论是巾帼还是须眉,都在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欺骗之后不久,就幡然醒悟,大义凛然,从容走向刑场。

北大女才子林昭是少有的从不认错的右派之一。她对中共经历了一个“从向往到希望到失望到绝望”的过程。最后,在“文革”中被她从小就向往的共产党杀害。

被中共枪杀的北京大学才女林昭

一九五二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新闻专业。她曾经倾向过革命,相信过共产党,为了与“反动”的父亲划清界线,将原名彭令昭改为林昭。但他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使她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及其中共的“引蛇出洞”开始,北大学生张元勋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激情燃烧的政治呐喊使林昭热血沸腾,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与此同时,同学谭天荣在广场上的演说使她震惊。她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祖国最需要的人才。校党委书记也认为这个运动是健康的,要全体党员虚心听取群众意见。风云突变,谭被划为右派,送往监狱。

兰州大学的女生张元春等人创办《星火》杂志用以针砭时弊。林昭在创刊号上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因而于一九六零年十月被抓入狱。

在狱中,她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八年中,她用竹签、发卡千次百次地戳破自己的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二十余万的文字,用诗文反对奴役,控诉专制,批判让人心里流血的制度。

位于苏州木渎灵岩公墓林昭的衣冠冢。墓碑上刻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横幅上写的是“圣女林昭永垂不朽!浙江右派幸存者祭拜”。此后的每年清明节,苏州警察在此荷枪实弹,阻止人们祭拜。

文革的第三年即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接到死刑判决书,随即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枪决。五月一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五分钱子弹费。

拓展阅读  历史学青年天才沈元

       出生于上海的沈元无疑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沈元当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二时,因从英国《工人日报》上转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而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又因表现良好而摘帽,从劳改地返回到北京 。经黎澍和刘大年的推荐,他写的《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在中国历史研究的最高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被史学界称为神童。接着,他又以几十万字论文破格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六三年,《人民日报》还转载了他的《论洪秀全》,得到同行的满堂彩。但它是曾经的右派,有人控告他走白专道路。以后也曾经用笔名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最后,共的中宣部下令今后不准再刊登他的文章。文革中,他要不停地挨斗,他的导师挨斗时他还要陪斗。他实在忍受不住时,竟异想天开地化妆成黑人(一个单纯得出骨的知识分子),象几十年以后(二零一二年三月)重庆的前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一样,逃进马里驻华使馆,亲共的马里大使馆马上把他交出,年仅三十三岁的沈元被当局执行死刑,一颗璀璨无比的新星就这样残酷地被中共打落得无影无踪。

被无辜枪决的上海青年才俊沈元

 二零零九年五月,西泠印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汉书补注〉批注》,每套售价达一千两百元。

少女黎莲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十分的荒谬,并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信里寄给正在服兵役的男朋友。因适逢部队在提拔军官。这个男人骨子里无道的“党性”战胜了神圣的“爱情”,将信全部交给上峰。她被判处了死刑。这年,她才十八岁。

她被押往异地执行死刑。囚车里,没有任何麻醉,医生划开了她的腰部,因为医院里躺着的一个中共高级党员干部急等着她的肾。

黎莲已经被人遗忘,甚至不知道她是哪里人,也没有人对她的冤案翻案。

李九莲是赣州第三中学学生。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有一百六十八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疑问。后由于政见不同,多次被捕。一九七七年,江西省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罪:“恶毒攻击华(国锋)主席”、“丧心病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公然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执行。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她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被押往西郊通天岩下受刑。李九莲死后无人收尸,有恋尸癖的赣南机械厂退休工人何康贤把李九莲的乳房和阴部割了下带回家猥亵。

李九莲生前报名照

受此案牵连的另外一位英雄因支持李九莲也被判处死刑,并被活体摘肾。这次是一个共军的高官在等着移植。

遇罗克因抨击“血统论”而被共产党枪决。针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遇罗克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前一篇被退回,另一篇则被删改后刊登,但只作为工农兵的反面教材。当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甚嚣尘上时,遇罗克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提倡民主和人权。他还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将文章刻印了一百份,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并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北京四中几名学生为《出身论》深深折服,他们找到了遇罗克。经过商议,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决并执行死刑。北京的另一名少年因为贴了“《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八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十八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遇罗克(后排中)与家人合影

 

第四节       煎炸蒸炒中国共产党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唆使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大小官吏。所以,贴满大街小巷、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室、走廊和墙头的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干部及其焚烧党窝的。“消灭”的方式多为“炮打”、“火烧”、“油炸”、“清蒸”、“糖醋”、“刀剐”、“烟熏”和“烧烤”之类。被消灭的对象的名字则横着或倒着写,例如,刘少奇的“奇”字横着写就故意变体,成了“狗”字,横幅上就写着“砸烂刘少狗的狗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并负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姚文元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央文革小组”仅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全会之后,它有了更多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直到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自动消亡。

在当时,“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并出现了一个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其成员包括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周恩来在文革中手举“语录”演戏
戏子江青在接见唱样板戏的演员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开展文革的的左膀右臂。毛泽东之所以能把这个运动发动并“深入”下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周恩来和江青。

其实,文革小组的成员自身也经常处于惊恐之中,他们朝不保夕。一九六六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相继被打倒。一九六七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还被投进秦城监狱。

 

拓展阅读  江青自称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毛泽东一直在利用江青。

       决心发动文革的毛,利用江青懂点文艺,叫她去找林彪,召开共军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

       毛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任命江青为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这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部署,不论是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五一六通知》,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充分利用了江青。

       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听众公开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

一开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相继被打倒。一九六七年二月,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冲击,加之林伯渠与罗荣桓已病故,朱德、陈云、董必武“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

这个小组在毛泽东的策划下,一步步把中国人民引向灾难的深渊。它使千百万人父子陌路、师生反目、同室操戈、同胞相残;它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它使千百万名胜古迹、文物典藏灰飞烟灭;它使千百万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它使中国传统的四纲八目被彻底抛弃,从那时到如今,中国已经堕落为一个不伦不类的红色社会。

试图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生命的黑司令

一开始,刘少奇仅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来升级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则是“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再后来,干脆把两人连接在一起,称作为“刘邓黑司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出著名的“黑六论”,其中之一论是号召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他当了多年“驯服工具”后挨斗的凄惨场景。
上图左为最后的刘少奇。 右是开封市火葬场火化申请单

刘少奇是中共正统的卫道士、毛的忠实走狗、毛泽东思想的吹鼓手,却在毛的魔爪中成为死得最惨的人。

刘少奇之死实际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是他,第一个把毛泽东捧上神坛,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刘带头给毛加上至高无上的冠冕;刘少奇也是整人的高手,他曾屡屡策应毛,与毛一唱一和,把王明、周恩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人斗得死去活来。

但这次被毛置于死地而毫无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全无。毛泽东先给刘少奇定下罪名,再让江青等人去搜集证据。

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出台了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认为刘少奇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报告竟然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同意。

一九六九年十月,刘患重病中被押往开封市内监护,遭非人折磨,一个月后病死。他的尸体火化单上的名字是刘卫黄,职业为无业,死因是病死。

刘少奇曾经在批斗会上拿出了《宪法》。至少,作为国家主席有个豁免权。这并非是他的天真,平时对百姓草菅人命时,何曾想到过中共还有这么一本法律书?他也明知毛泽东早在制定宪法时就已把它视为废纸,此时,只是把它当作一根根本无用的救命草绳而已。

毛泽东和“党中央”要把“刘邓黑线”上的另一个人物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打到

邓小平是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政治小丑,以至于出现了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三起三落”的奇特景象。只是等毛婆婆死了之后,邓媳妇才有了出头之日,并且神气过好几年。

开国元勋和各路诸侯的众生相

        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暂时还没被打倒的少数几个人,其余的,从中共中央的军委、宣传部、统战部、外联部,国务院的办公厅、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地方上的各省、市、区一直到专区、县、乡、村到其他各行业共产党派入的耳目即书记统统都是坏人,他们不是被油炸,就是被清蒸,实际上连周恩来也只能算尚未打倒的半个人。也即,共产党自己认为自己是长在“洪洞县”里,居然没有一个好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女生翁如兰以“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的名义(按,“彭陆罗杨”分别指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小报《东方红》上发表了一张名曰《群丑图》的漫画。

《群丑图》中,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官吏们的丑态跃然纸上。

全图有名有姓有形的人物共三十九个。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第一个出场,他口含钢刀,在为群丑鸣锣开道,被众星拱月般供奉在轿子里得意洋洋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级别只能坐在竹椅上被扛着。其余的三十多人按未打倒前的职务高低排列。他们分别是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万里、薄一波、王光美、李维汉、王任重、彭真、肖望东、钱信忠、刘澜涛、何长工、吕正操、刘志坚、李井泉、林枫、安子文、梁必业、陈鹤桥、肖向荣、陆平、刘仁、蒋南翔、郑天翔、田汉、齐燕铭、周扬、陆翰生、邓拓、夏衍、吴晗、廖沫沙和谢继环。

这些都曾经是位高权重、在中南海水泊和紫禁城梁山上能排得上座次的人物。

《群丑图》后来还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还有把中共的群丑分别以肖像的形式凑在一起的近百个人物的《百丑图》 。

有人认为 ,群丑图把“我们的”党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毛泽东看了之后也表示“很生气”。 实际上,这并不存在丑化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共产官僚系统的真实写照,本无所谓丑化;而且,毛泽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这是另外版本《百丑图》的局部。除了右上角的刘、邓,以下的是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光美、薄一波、安子文、陶铸、林枫等总计近一百人。

这些为共产党、毛泽东鞍前马后伺候了几十年的好汉们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死老虎彭德怀的哀嚎

被称为顶天立地汉子的彭德怀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打倒了,但此时他还要不停顿地挨斗。他先被五花大绑,头上插着箭标站在囚车上游街示众。他满面伤痕,衣裤多处都被撕破,脚上是一只棉鞋一只单鞋。他大病在身,重伤未愈,走向挨斗台的每一步十分艰难。

他想喝一口水,但被拒绝。

遭受无情批斗的彭德怀 。
薄一波在批斗中被他的儿子薄熙来打断了三根肋骨
批斗或游街时要戴着高帽子。最高的帽子可高达三米。这是受了毛泽东一九二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启发而流行起来的。
这是各路大小党官在挨斗
后来官拜中共总书记和中共国主席的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卡车上游斗

整人里手王光美的下场

王光美因一九四八年在北平军调处任翻译后成为刘少奇的第六任(最后一任)妻子而闻名。更因“桃园经验”而大出风头。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上午,王光美的三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抓,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图左为一九六七年王光美挨批斗时的场景 右为二零零三年时的王光美
清华大学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正面形象即上图左)

一九六三年十一 月,王光美被刘少奇派往河北卢王庄人民公社桃园生产大队领导四清,企图让她总结出一套经验向全国推行以进一步提高她的知名度。她总结出来的经验后来被称为“桃园经验”。桃园经验充分勾画出了一位整人大师的真实面貌。

“桃园经验”之一: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退地富反右坏的猖狂进攻。

桃园经验开创了夫人参政的坏例,为日后江青的嚣张跋扈提供了依据;它开创了对普通百姓进一步无情打压的样板,为文革时期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提供了范例。文革刚开始,她身为工作组成员,是镇压学生的侩子手。清华群众形容当时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打入“黑帮劳改队”的有三百五十多位;据统计,文革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十八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

文革时她蹲了十二年监狱,但她“无怨无悔”。毛已经死了,她只能用请毛的后代们啜一顿酒饭的办法以示对杀人魔王的感激涕零。中国百姓都把她的这一举动看作肯定是“脑子進水了”。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她的为人。她对演员新凤霞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听后非常恶心地对人说:“她男人被毛整死了,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王光美的两面人性格正是中共党内所有官僚的统一特征。除了毛泽东,党内全体干部和大部分党徒都既是这个独裁体制的制造者或拥趸,而同时又是此独裁体制的受害者。引用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一句话来形容,倒是很贴切的:“坏人整坏人,活该!”

 

  拓展阅读   “红色公主批爹发言稿和大字报节录

         贺捷生对贺龙的揭发: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一边,彻底清算贺龙的罪行,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广结党羽、阴谋政变: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极为密切; 贺贼与吴晗来往也很密; 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贺龙是一个大土匪,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

       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

       刘少奇女儿刘涛的大字报: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对不起毛主席,他是人民的罪人!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党对党的好女儿的无情镇压

在此之前的历次运动,中共对人民的摧残是以“站错队”为依据的;但这次运动,没有一个人能预料自己的命运,而只能用“人人自危”和“朝不保夕”来形容人们的处境。包括所有毛氏的宠臣都有“才为座上宾,顿作阶下囚”的感觉,何况普通人。其中,连一贯“爱党”的普通基层党徒也不能幸免。

       马正秀。一九三二年出生的马正秀毕业于幼儿师范,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做讲解员。她对刘少奇为首的共产党赤胆忠心。“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有权势的,她就把前面“打倒”二字擦掉,再在后面加上“万岁”。因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受尽折磨,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

一九七零年一月九日,三十八岁的马正秀,作为二十个“现行反革命”之一,在北京被处决。

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跳楼身亡,因其 “罪名”是“本人可疑”。马正秀的父亲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

张志新。张志新无疑更是一个“党的好女儿”,因为她至死还在“捍卫党的荣誉”,不管是毛泽东的党还是刘少奇的党,她始终爱着这个党,只是恨党不争气而已。从一九六八年起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做法表示怀疑。

一九六九年,在批斗会上,张志新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九月十八日,张志新因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羁押六年。

张志新在监狱备受折磨。她被铁丝钳住舌头和嘴巴,背上背着十八斤重的铁锤,脚上带着脚镣,辽宁的干部多次在狱中殴打张志新,将其头发拔光,党的官员多次派遣男犯人对她实行强奸、轮奸。一九七零年五月,张志新被党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判处死刑。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毛侄的一句话,张志新立即从无期变成死刑。张志新在行刑前蹲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上午十时十二分,她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她在痛苦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张志新生前的生活照
艺术家李斌的连环画《张志新》

拓展阅读  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共产党割喉管的共产党员

        在此之前,已发生过三十多例 。  

        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提出的。因为怕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会像共产党电影里描绘的共产党员那样临行前个个都能宁死不屈的样子或大声呼冤。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等同意了这一设计。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贾因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 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二十岁。

张志新一案又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大拷问:割人喉管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强奸她的人是无罪的,决定“杀了算了”的人是无罪的。因为大家都是在执行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所以,张案的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奉命停止。

毛泽东和共产党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具体操作;红卫兵和造反派也以为自己是没有罪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上峰的指示。所以大家都没有罪。

 

  拓展阅读  不要以为我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没有罪责

    守卫柏林墙的大兵和警察,有不少在柏林墙被推倒后面临被审判的局面。他们的辩护律师认为他们是无罪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公诉人反驳时这样说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命令,但他们在执行时,不能把枪口抬高半公分吗?最后,法院仍判他们有罪。

 

提前阅读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历时四个月的审判,九十四岁的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守卫莱因霍尔德(Reinhold Hanning),以谋杀同谋罪被判处徒刑五年。

德国小镇代特莫尔德,审判在此地法院开庭。
九十四岁的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守卫莱因霍尔德在接受审判

 

审判在德国代特莫尔德法院进行,霍尔德被指控是纳粹在波兰期间进行大屠杀的从犯。

        距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已有七十一年,曾参与过大屠杀的党卫军在世人数已经不多,这可能是针对党卫军的最后一例审判。

        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七月间,霍尔德在匈牙利协助将四十二万五千名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约三十万人刚抵达就被送进毒气室。判决指出:他知道在奥斯威辛(Auschwitz)每天有无辜的人在毒气室遭谋杀。检方指控霍尔德对定期集体枪杀和有系统地饿死囚犯的事情知情。

                                  (本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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