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第三章 “两奸两假”登台后的中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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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以德治国而越治越腐败的举国体制(体育业界

 

党国有个非常特殊的怪现象:越是穷人,就越是不愿在客人面前丢面子,因而要想尽办法倾全家之所有,以博得客人称赞。民间称此中现象为“死要面子活受罪”,党国的社会学家称其为“穷人陷阱”,而御用文人为此生造了一个专有名词——“形象工程”。

中共的“举国体制”就是这样一个怪物。

“举国”,其实就是“独裁”的同义词。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以中共利益为最高目标,由党国用公权力进行全民总动员并调配全国所有的力量,倾其家底以攻克某一项党国大事,包括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人造卫星的上天、在朝鲜和越南的挑战、大炼钢铁时小高炉的遍地开花、人民公社化运动、年年月月时时讲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上马、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办,都是倾全国之力、牺牲全民利益以遂一党之愿的典型。

中共的举国体制是中共取得政权后长期的做法。其来源是中共一贯的混乱的思维逻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以及公有制使党国资源被独裁政权滥用而埋下的祸根。

本节只截取体育界的“举国体制”作为样本。

北奥会的申办和举

中国一直是奥运会的成员国,只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九五四年,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华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一九五八年,大陆声明退出奥委会;一九七五年,中共国申请恢复奥委会席位被拒;一九七九年,由于中共国在台湾问题上松口,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共国的奥委会资格,同时继续承认台湾的奥委会资格。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中共国应该是入会后第一次正式参赛的夏季奥运会。但由于上一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以美国为首的数十个国家的抵制,中国奥林匹克总会立即响应,所以正式派代表参加的还是在又四年之后的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

曾经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国人,能申请到奥运会的主办权,当然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

问题在于,按照一般民主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法律程序,中国当时的国力和全民体育开展的情况,是无法举办花费如天文数字般的奥运会的。但中共有专制独裁的“举国体制” :党国可以任意动用国库而毋须任何法律程序,假如国库因此而空虚,可用长期不给劳动者增加工资再加通货膨胀的办法;如果资金仍不足,可以叫全国的中共党员带动共青团员附加八个民主党派“交特殊党费、团费”,再由他们驱动全体国民“我为奥运献爱心”。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出席在肯尼亚蒙马萨举行的非洲国家奥委会联合会第九次大会。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奥申委主席刘淇在会上做申奥陈述报告时慷慨激昂地表示:北京有充足的物力和财力办好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又说,北京如果申办奥运会成功,将建立中国奥林匹克友谊合作基金,资金由奥运会所赚到的钱分成后的再盈余部分作底;同时还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去京的一切费用由“本届(北京市)政府”承担。

国人都知道他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拉拢选票而打肿脸充胖子的胡言,也不把它当作回事。不料,话音刚落,第二天,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献爱心”、“我为奥运出份力”的高潮,国人也因希望能申办成功而十分踊跃地献出爱心。

这里有个问题,即谁有权赞成或反对举办奥运的权利。照理来说,因为是北京提出申办,那么,只有北京市民才有这个权利。北京办奥运,只花北京市的钱,其他地区纳税人没有公投的票权资格而只可在言论上表示某种看法。

资本主义的美国纽约市试图申办三十一届奥运会,终因市民的反对而作罢。
二零零八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奢华、最为浪费、最为体现穷人或暴发户心态的的一次国际性体育大会。从申办之日算起,北京的“本届政府”已换了三届,但有两件事情至今没有向公众交代:财务和决算,包括了以下几个问题:北京奥运会的花费究竟是由北京市承担的,还是以北京的名义由全国人民承担;北京奥运会到底花费多少,最终盈利或亏损多少;如果是盈余的,那么,盈余部分用到何处、余下的部分是如何兑现当年的北京市长向世界的承诺的;如果是亏损了,那么为什么会亏损的,亏损部分后来是如何填补和用什么去填补的;当年虽然“完全有能力举办”但后来还是通过发行彩票和献爱心的办法所得到的资金又到哪里去了。作为一个纳税人,人们的权利完全被公仆们漠视了。

由于当时的宣传故意把奥运会的举办说成是百年梦想的成真,人们真的把它认为是大国崛起的标志了,所以人人载歌载舞。连毫不相干的全国其他地方的里弄大妈们也莫名其妙地跳起了广场舞、嘴里还嘟嘟囔囔着“载歌载舞为奥运”;西部地区的孩子一边在坑坑洼洼的场地上玩着自己用稻草捆扎起来的篮球足球,一边还高喊“我的奥运,我们的奥运”,他们哪里知道,如果不举办奥运会,用准备在奥运会上焚烧的钱来武装他们西部地区的千万所学校,那他们的体育设施早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了。可惜,等到他们一觉醒来,发觉什么也不是的时候,当局马上把视线引向新的一轮的狂热:两年以后又一次举国体制的上海世博会。

北奥会的开幕式定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晚上八点。据说,这是一个吉祥数字。又据说,这个“八”字谐音“发”,不知道“谐”的是国内哪个语种的音。就算是粤语的“发”,也只不过是个动词,没有带上宾语,仍不知是发的什么。发神经病是发,发艾滋病是发,当然,发财也是发。中共的官员对于自己党的前程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只能借助于他们原本批判过的“迷信活动”去占些仙气。

 一次烧钱的盛

虽然北奥会的预决算至今仍是个谜,但还有蛛丝马迹可循。

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还是其他奥组委官员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都反复重申“北京奥运会是无与伦比的,很难被超越”。“无与伦比”当然指的是北奥会史无前例的巨额投入。据《福布斯》统计,按照二零零四年的官方数据,北奥会的总体预算就已经达到了四百亿美元,超过了前三届奥运会和即将开幕的伦敦奥运会预算的总和。“很难被超越”的意思则再明白不过了:哪个国家能达到中共国如此集权的程度?

此前,最“烧钱”的要算是二零零四年雅典奥运。希腊人预计投入近一百五十亿美元,是预算五十五亿元的三倍。据估计,希腊人为了奥运会可能要背负近十年的债务。而二零一二年的伦敦奥运会的预算是一百八十二亿美元,未达到北奥会的一半,屡次追加的奥运预算让英国国内批评声不断。北奥会的费用相当于一九七六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后历届奥运会总支出的43%。而据政府下属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在二零零八年的数据显示,北奥会的实际支出估计在二千九百亿人民币(合四百二十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认为:北奥会的所有相关设施造得都比往届大。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面积比雅典奥林匹克中心大五倍,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三倍。奥林匹克公园内的“水立方”的面积是悉尼奥运会游泳馆的两倍,为此而扩建的北京机场的年接待能力可达到六千万人次,几乎相当于法国全国的人口数量。虽然悉尼的奥林匹克公园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大,但奥运会后仍然一直亏损。北奥会的巨大亏损是必然的。

  近几届奥运会的投入与产出

一九七六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最初的财政预算仅为一亿零二千零四万美元,后来升到三亿一千万美元,最终至十五亿九千六百万美元。举办赛事的运营支出为二亿零七百万美元,最终给蒙特利尔以及整个魁北克省留下了近十亿美元的债务。此债务要三十年才能还清。人称“蒙特利尔陷阱”。


二十一届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最赔钱的一届奥运会。直到二零零六年年底,魁北克省政府和蒙特利尔市才支付完高达十五亿的债务。左图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主体育场,每年冬天单用于清除体育馆顶棚积雪的维护费用就高达几百万加币。右图: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乱柴堆似的鸟窝。人们有理由问:北奥会究竟亏本几何?

一九八零年莫斯科奥运会。苏联独裁政权耗资九十多亿美元,最终没有挣回一分钱。究竟亏损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

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本届奥运会原计划耗资五亿美元,主办人尤伯罗斯通过出售电视广播权获得三亿六千万美元的资金,又通过发行二十五种纪念币和两千张赞助券,集资近一亿美元,最终盈利二亿五千万美元。

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充分利用了原有旧场馆十八座,新建场馆仅十六座。组委会用于直接投资仅十亿美元,政府拨出二十亿美元,全部成本为四十亿美元。组委会通过企业赞助、出卖电视权等途径,盈利三亿美元。

一九九二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总投资为九十六亿美元,绝大部分都用于市政建设上,盈利五百万。但据巴塞罗那一些报纸认为是亏损二亿二千万亿美元。

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盈利一千万美元。

二零零年悉尼奥运会。盈利达到十七亿五千六百万亿美元,

二零零四年雅典奥运会。雅典奥运的花费实际达到一百一十七亿美元。是历史上最“贵”的一届奥运会。

那么,一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北奥会究竟亏损了多少?盈利当然是绝无可能的。

福娃和牛娃的预

“福娃”是北奥会的“吉祥物”,总共有五个。据设计者介绍,“其色彩与灵感来源于奥林匹克五环、来源于中国辽阔的山峦大地、江河湖海和人们喜爱的动物形象”;“福娃向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传递友谊、和平、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北奥会的五个不“吉祥物”

福娃的造型分别是鱼、大熊猫、奥林匹克圣火、藏羚羊和风筝的形象。它们都有一个名字: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谐音 “北北京京欢欢迎迎你你”。福娃的原型和头饰蕴含着其与海洋、森林、火、大地和天空的联系,其形象设计应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

但它们却在北奥会开幕式上被拒绝出场。因为它们仿佛是预言家,其预言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诺查丹玛斯、诸葛孔明、刘伯温和足球世界杯上的“章鱼哥”。原来,在它们出世之后,中华大地上灾难不断。它们不但没有展现人们的美好愿望,相反地被人们视为灾星。少数国人认为是因巧合而产生的迷信,但大多数国人认为是一种天象。

鱼贝贝象征海洋。是年六月,南方发生了特大水灾;青岛赛场全被蓝藻覆盖;次年一月南方又发生了冰雪之灾。

北奥会场馆之一的青岛海面上的帆船赛场被一大片蓝藻侵占

大熊猫晶晶象征森林。是年五月,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圣火欢欢象征火炬。在奥运火炬传递工程中,不断受到抗议,甚至还发生了火炬熄灭的怪事。

北京奥运火炬。设计者黄启均介绍,祥云火炬燃烧器采用了双火焰方案,即预燃室加主燃室,这样预燃室的火焰将保证火炬火种即使大风大雨也不会熄灭。可是,这次在传递时熄灭的次数创造了历届奥运之最。由于零七年的一场大火,将希腊原来的火种采集地烧毁,党国只能自欺欺人地采集了事。有据可查的熄火地点有(有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多次熄火纪录):法国巴黎、巴西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度新德里、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日本长野、澳大利亚堪培拉、香港、澳门、党国海口、广州、深圳、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石河子、拉萨。

北京奧运火炬抵达旧金山的前兩天,三名谴责中共人权纪录、抗议中共奧运火炬到旧金山的在美学生,爬上金门大桥,将写有“一个世界、一個梦想、自由西藏”的橫幅绑在了大桥上(左)。 在法国传递时,火炬手之一法国网球手Arnaud Di Pasquale手持已熄灭的奧运火炬一脸迷茫(右)。

中国残疾人火炬手金星在法国塞纳河畔传递火炬时的情景

藏羚羊迎迎象征大地。是年三月,西藏人民抗争事件被镇压。

“奥运号”旅客列车(脱轨之前),车头上五个福娃很是醒目。

风筝妮妮象征天空。山东潍坊是国际著名的风筝放飞和比赛场地,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四时三十八分,由北京开往青岛的T195次“奥运号”旅客列车在济南铁路局管段内胶济下行线王村至周村间二百九十公里八百米处,因超速致使第九至十七位车辆脱轨后侵入上行线;四时四十一分,由烟台开往徐州的5034次旅客列车与侵入限界的T195次列车第十五、十六位间发生冲突,造成5034次列车机车及机后一至五位车辆脱轨。事故导致七十一人死亡,四百一十六人受伤,中断胶济上下行线行车二十一小时二十二分钟,构成铁路交通特别重大事故。

还有内蒙古至北京的蝗虫遮天蔽日。

这是残奥会的不“吉祥物”乐乐

紧接着开的是残奥会。残奥会的吉祥物是福牛乐乐。上述五个娃娃都说中了或预言了灾难,所以,人们把最后的希望全押在了乐乐身上。还没来得及高兴几天,又出大事——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了。三鹿集团旗下的二十二家在用牛奶加工成的奶粉里添加三聚氰氨。致使食用过的儿童很多得了肾结石。当时查明的已有四名儿童死亡;六千多名儿童患肾结石;因有三十五吨无法收回,折算至少还有一千五百名儿童存在潜在威胁。以二零零七年计,有六百万单元人次受影响;这些孩子长大后都会影响生育。

福娃设计师本人透露,其在设计福娃期间两次突发心脏病。他的艺术博物馆里见不到一个福娃。他的设计费象征性的一元钱报酬也就不可能得了。

提前阅读   十年后的福娃们

一开始就倒霉的预言家福娃们如今东倒西歪在荒草野冢间

  世上最昂贵的奖牌—-一块金牌七亿

在网上流传的《奥运金牌的陷阱》一文中,作者展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的事业费从每年三十亿元上涨到了每年五十亿元。按此计算,在为雅典奥运会备战的四年里,中国花费了二百亿元。以中国队在雅典获得金牌三十二枚计,每枚金牌的成本是近七亿元。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对于普通群体来说,七亿元当然是个天文数字。一枚金牌的七亿元,可建造三千五百所标准小学、挽救三十五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二百亿元,足够组建一支现代化的舰队。

用七亿党币烧铸出的一枚金牌

国家体育总局从未或不敢公开奥运开始“备战”投入的全面数据。但可以刘翔为例了解个大概。此人在会前的一年里的花费约三百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超过百万元的环保型塑胶跑道和几十万元一套的新式栏架。

金牌总数第一并不表示江山永固。左图为希特勒(前排中)在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获金牌数第一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九年后灭亡;右图为莫斯科奥运会奖牌。获金牌数第一的苏联,十一年后,苏共解体,苏联灭亡。

极权国家都用举国体制争得金牌数第一。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倾全国之力,投资四千二百万金马克举办柏林奥运会,获得金牌第一,超过当时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但没能挽救它的覆亡:九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五月,纳粹德国战败,希特勒自杀身亡。
一九八零年,苏联学习纳粹德国,倾国家之力,投资九十亿美元举办莫斯科奥运会,获得金牌第一,超过美国;但同样没能挽救它的灭亡:十一年之后的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苏联解体崩溃。
二零零八年,中国学习极权苏联,倾国家之力,投资二千九百亿人民币,举办北京奥运会,获得金牌第一,超过美国。劳民伤财。
二零一零年,继北京奥运,倾国家之力,投资一千二百二十六亿人民币举办广州亚运,获金牌第一,超过日本、韩国;人们说:“我们金牌第一是对体育精神最有力的挖苦”。

  绿色北奥添砖加瓦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也几乎每年都在造林,尤其是每年的三月十二日,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军的头儿们还带头挥锹党国领导每年植树,之后就不管它是死是活。全国到处都一样:只留下一个数字。

造林也得讲究科学规律。不是处处都可造林。有学者指出,只有在降水量与蒸发量的比值高于一定量的地区,植树造林才具有保持水土和改善环境的功能;反之,这些树会造成当地地下水位的沉降。例如,有些地区年降水量不足一千毫米,而年蒸发量却在三千毫米,那么,林造得越多,对水土的损伤就越大。

一九九九年,陕北清涧县油松造林四十余万株,仅存活一百多株;二零零零年,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将四百亩固定沙丘推平种柏树,结果柏树没有一棵成活,沙丘却复活了,固定沙丘变成流动沙丘。

尽管中国的人工林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但真正保存的面积,只有六万一千六百八十八平方公里,占实际造林面积的23.5%。

在“造林”过程中,还不乏贪污盗窃行为。

二零零七年四月,抚州市临川区的一名李姓干部,让外省苗木商,虚开了一张金额为五万五千二百余元的苗木销售发票,并伪造了一份《二零零七年春街道绿化新栽购苗协议》,到下属公司抚州市景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套取了公款五万多元。扣除开票费用后,得款五万五千元。

从一九八八年至二零零五年,北京存世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平均每年减少约五百株。千年古树被砍、大片草坪被毁、新建绿地被侵占。

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地面积为三万八千八百七十七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9.65%。但北京市全年要流失绿地约二百九十三公顷,相当于四点三个北海公园的面积。

二零零五年,北京存世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三十多个树种、四千零四百四十九株,其中一级古树五千八百九十六株,二级古树三万四千五百五十三株,比一九八八年普查的五万余株减少近万株,平均每年减少约五百株。未经批准,擅自移伐树木,违章建设侵占绿地面积四千二百二十九点六亩,占所属绿化隔离地区规划绿地钉桩面积的15.17%,远远高于绿地内3%~5%绿色产业项目用地的指标。

太阳能发电的原本积极意义在于环保、节能,但宁夏中卫市金阳公司厂的大片太阳能发电芯片及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面,那是毁坏了用数十年心血培育的绿地。在被公司占去的三千亩林地内,草木植被荡然无存;在所剩的二千亩林地中,有大片工业垃圾横在其中,空气奇丑难闻,几百里的蓝藻更使该市的“形象”很是受伤。于是,用了几万个劳动日打捞。

北京在二零零八年举办奥运会前夕,作为举办场馆之一的青岛市帆船比赛的海面上,布满了绵延数百里的蓝藻(浒苔),使得该市的“形象”也很受影响。于是,用了几万个劳动日打捞。人们戏称以上两则是为真的为北京的“绿色奥运”添砖加瓦。

大兵在青岛海面打捞蓝藻

更有甚者,有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绿化检查,临时将光秃秃的荒山刷上绿漆,让上级领导走马观花一番,就能蒙混过去。

云南富民县农林局用油漆涂绿荒山搞“绿化” 。十多名工人喷了二十多天,喷完的油漆桶都装满了一车。这些钱用来买树苗搞绿化,可以栽满好几座山。生产 “航船牌”油漆的厂家生产的绿色油漆共分十千克和十四千克的两种桶装,价格分别为八十一元和一百一十一元。按标准计算,喷涂一千平方米就需油漆二百公斤,价格为一千六百二十元。

富民县油漆“绿化”的效果图
福州市的北郊、长乐鹤上镇、马尾区快安村等地的有些山上被大范围地喷上了绿油漆

陕西华县的一家采石场也将开采后裸露的山体石壁用油漆涂刷成了绿色。稍不留心,被绿漆粉饰的裸露石壁,就会被误认为是秦岭山上生长的绿色植被。

广东河源,同样是由于山体采挖过度,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并发生地表塌陷现象。当地的官员叫人到附近砍来一些树枝插在裸露的地表上,于是就完成了“绿化”的任务,却又毁坏了一片绿地。

广东用砍来的树临时绿化
昆明宜良给坟墓油漆或披上绿色网兜绿化

昆明宜良官员命令村民为坟墓刷绿漆 ,不刷就要把坟炸除。不久,从宜良县城往狗街沿途公路两侧山上坟墓墓碑要么被刷上一层绿油漆,要么被披上绿色伪装网,煞是壮观。

在福州市的北郊、长乐鹤上镇、马尾区快安村等地的有些山上被大范围地喷上了绿油漆。

“绿色的奥运”、“科学的发展观!”

 

水泥地种树  造林大跃进

为追求“全国第一”的绿色政绩,中共已下台的“副国级”党官苏荣任江西党部书记期间,强推“一大四小”工程,以确保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

据中共国国家统计局二零零六年的统计,江西森林覆盖率为61.5%,仅次于福建省,位居全国第二。苏荣的目的是在森林覆盖率上超越福建。江西最大的优势是生态环境,没有大举造林的必要。苏荣将他在甘肃主政时的种树经验移植到江西,并将之称为“绿色崛起”。苏荣大力推进“造绿工程”后,为应付突击检查,江西一些地方大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

该工程的用地多在主要公路和街道两旁,有的直接在水泥、沥青渣、砾石砖瓦等基建垃圾上种树。有的绿化带宽度不达标,就在公路两旁的柏油路面铺上泥土,插上树苗。有的地方在八、九月份,夜晚还在摸黑抢栽树苗。

在江西北部某县的一条进城路上曾遍植高大的法国梧桐。但两年之内,先是以修路的名义,挪走梧桐,换上香樟等树种,后又拔掉重种,两次种树数字全部算入绿化成绩。

一些地方出现有“苏荣背景”的苗木公司专营杨树苗,原本一两元一株的树苗,被疯抢到五六元一株。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二年,江西省林业投资资金和园林绿化固定投资资金总计约五百三十五亿元。一些县的为支撑如此庞大的绿化工程投资而债台高筑。

苏荣为追求“全国第一”,不仅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而且极大地助长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曲意逢迎、作秀取巧的歪风,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

因该党官已经落马,才有消息披露。

 

北奥会对伦敦奥运会的嘲笑和挖

四年之后,第三十届奥运会在伦敦召开。伦敦市民和市政府开了一届既耳目一新又朴实无华、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的让世人惊叹不已的盛会。

但不少中国人则嘲笑、讥讽伦敦奥运会—-不断缩减的奥运预算、面积和体积小了又小的奥运村房间和床位、经常罢工的各行业工人、不断增加的人工开支和寒酸的开幕式。并以北奥会作参照,说伦敦人不过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类”,而北京是“宙斯”,因为北京无所不能—-最壮观的烟花、最宏大的开幕式、最雄伟的体育场和最多的金牌。

但英国专栏作家、资深体育记者雷默诘问:“(奥运会)一定是一次上流社会、富裕阶层的聚会吗?”“能通过一次运动会来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国力与强大?” 他认为“奥运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而快乐不需要花钱来购买”;“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竞争,是对人类的一种精神的展示,是一种和平的竞争和事业”,“伦敦市政府如果能消除一切针对奥运的罢工行为,和一切奥运的负面新闻,那才是一个悲剧,那才是证明伦敦办了一届不成功的奥运会”。

同伦敦以及其它西方强国将奥运会当成一件体育运动会来举办不同,中共是把奥运当作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当作了向世界展示自己实力的表演场。

       提前阅读    十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场馆

以上所有场馆均因无人管理也无人问津而成为一片又一片废墟

与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北奥会相比,伦敦奥运完全是休闲的味道。开幕式的英国乡村气息、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都会让每一个参赛者、每一个观众从内心感到放松、舒服。

北奥会期间,北京荷枪实弹的警军(左)和秋风萧瑟的街道(右)。

伦敦奥运期间,市民抗议当局浪费人力财力举办奥运,英国的警察和军队居然吓得不敢出来镇压。还是共警厉害。

与充满了暴力打压、监禁、酷刑的北京相比,越来越多的伦敦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对承办奥运的不满。不少英国人随着奥运的临近而走上伦敦街头抗议,抗议英国政府一边缩减公共服务经费,一边又在奥运会上砸钱,很多当地人认为奥运会不但不会使自身获益,反而增加了负担。地铁、公交、巴士从业者也相继大罢工,连隶属于内政部的机场出入境管理人员也因超负荷工作而宣布将于奥运期间罢工。

所以,中国人确实没有资格嘲笑伦敦奥运。如雷默所言,英国人注定办不出中国人那样“和谐”的奥运会。哪怕这届伦敦奥运会再成功,英国代表团夺得的金牌再创记录,对于英国人来说,都比不上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损害更值得关心。

北京奥运期间,用围墙把脏乱差围住遮羞。

北奥会期间,为了改善京城上空的空气质量和确保食品的安全,采取了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包括勒令北京周围五个省市上万家工厂停工;汽车临时采用单双号准行制;对运动员和官员的食品供应也象对中共的高官一样“特供”;在主要公路沿线旁建起了漂亮的围墙,以掩饰在其背后的小胡同的肮脏和贫困;为了建造奥运会设施和场地,只支付非常底的薪金给民工、拆毁许多北京市民的住房、关闭数千所为移民开办的学校。就那几天,京城真的出现了貌似不错的空气和令人比较放心的生存物资。

但是,这都是暂时的。会后不久,小企业马上开工,交通照样的拥挤,天空阴霾的奇观更让世界震惊。环保部官员更是指责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监测空气质量是“干涉内政”。而让国人愤怒的是,中共劳民伤财而专为奥运修建的比赛主场馆鸟巢,如今不仅没有重要的运动赛事可以在此举办,昂贵的维护费用已经让北京的人民和“本届政府”无力承担。其结果,相信比二十一届奥运会后的蒙特利尔市民更惨。

北奥会不仅仅是耗费人民的血汗钱的问题,还隐藏着当局对各类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等的大规模抓捕、监禁、酷刑,甚至谋杀。当时的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都表示,中国远未兑现其承办奥运会时改善人权的承诺;相反,中共却以奥运为名强化国内镇压。有许多恶劣的记录已广为传播,尤其中共当局更是下大力气去控制信息和网络。异议人士被严厉惩罚,一旦被视为威胁,(他们)就会未经审判被秘密投入监狱。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年,中共对媒体和因特网的检查更加严格、人权活动家被拘留、藏族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被镇压、劳动权益受到侵犯。成千上万的民工不分昼夜的工作,没有可以休息的假日,也没有劳工保险。

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实行镇压和恐怖政策,经常有人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而立即处以死刑。西藏的佛教和尚和尼姑以”分裂”的罪名而遭监禁。

北奥运前,中共还将几百万农民工赶离北京;几十万含冤上诉的访民,他们无一例外被押解回原籍。奥运举办期间,中共表面上放松了对外国媒体的限制,以试图营造出言论自由的假象,并允许老百姓在申请后可以在几个指定公园集会游行。显然,没有一个老百姓可以申请成功。

北奥会期间,北京政府解释:是“劝返”而不是驱赶农民工(左图。说明,此图系借用二零一七年底,北京新上任的党官蔡奇烧的三把火中的第一把:驱赶“低端人口”时的情景。蔡奇认为只有党官才是高端人口);又解释,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是“放假”而不是关闭。

这是一个专制国家举办的一次残忍的奥运会,没有任何值得中国人可以骄傲的。因为它的举办是建立在无数同胞的痛苦、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之上的,为这样的奥运高唱赞歌,就是为专制的政权唱赞歌。

洒脱的姚明和可怜的刘翔及刘翔

中国人人人都知道,“举国体制”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它绝对不是个好东西。但该年八月三日,《北京日报》竟然发表文章《举国体制是好体制》。文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竞技体育为例,哪种体制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帮助人类挑战极限,这种体制就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 …举国体制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选择,而且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文章只说了举国体制能培养出金牌选手而没有也不敢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问题的实质是一个独裁政权可以置体育的本质“全民强健体魄”于不顾,把有限的体育经费大量地投入在培养少数金牌选手身上,用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价值目标强加给全社会,它可以倾一国之力去达成任何它意欲实现的目标。因此,它可以用牺牲农民的办法高速实现工业化,它可以在亿万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爆炸出原子弹。同样地,它也不难在同等国力的情况下比那些自由的社会取得更突出的体育成就。

中国是座后工业化时代规模化生产奥运冠军的大工厂。

举国体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金牌选手。其实,金牌选手的数量在榜上排为第一,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手段的恶劣当然无法证明目标的神圣。

日本地少人多,但人均体育场地有十九平米,而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只有一点零四平米(材料截至北奥举办前夕)。

有人惊呼,中国选手的金牌正证明了“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恰恰相反。这众多的金牌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被剥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引的是毛泽东自己在一九五二年说的话)而趴下的机会而造成的。

以水上运动项目为例。培养了一个连基本道德都没有的金牌获得者例如孙扬之类,那能说明什么呢,什么也不是。美国是游泳大国,不算私人游泳池,公共游泳池就多达三十六万个。英国为了迎接伦敦奥运,政府拨款,开放全国一千六百个公共游泳池,让老人和孩子免费游泳。中国有多少公共游泳池?有几个是想公众免费开放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能集中”这三个字,一语道破天机:专权。

金牌至上的党国运动员在得不到金牌时就必须作痛苦状,以表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虽说“重在参与”,其内心深处也确实悲愤万状。图中少年为半文盲游泳运动员孙杨在“痛失金牌”的刹那间。

更何况,中国的绝大多数运动员的前程相当悲惨。因为举国体制,他们从小就被剥夺了青少年正常的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权利–虽然大多数青少年体校会安排一定的文化学习的时间,但每天大运动量的训练后,没几个能精神饱满地坐在教室里、自修室里和实验室里。这个举国体制是金字塔形的,顶端上的一快金牌,要由下面几千几万个牺牲了学业的男女学生默默无闻地支撑着。如果得了金牌还可能有生路:天文数字的奖金、广告的分成、企业的赠与,只要不乱花,够他用上一辈子。但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

一项在国内臭不可闻的足球赛事,有关当局想把在国外踢球的球员临时召回参加比赛,就说是“祖国在召唤”——中国足球协会后来因赌球或受贿吃了官司的人物,这时就是“祖国”。中共对获奖运动员说唯一的一句话一定是“你为(党)国争了光”,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感谢伟大的党的正确领导”,绝对不能先说“感谢父母亲”。所以,“为(党)国争光”是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但如果输得一败涂地(如足球)时,运动员就千万不能说“我为祖国脸上抹了黑”,更不可以说“诅咒不伟大不正确的党的领导”。

中国的运动员中,大多数不能“为党争光”,因为能争光的“名额”毕竟稀有。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给党国抹黑,但这不能宣扬。例如足球项目。蒙古利亚人种尤其是中国人,其实是不适宜搞竞技足球的。所以,尽管“充分发挥”尽了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球员的收入在所有体育项目中也“最多”得很不像样,成绩却总是一团遭。相反,队员中,吃喝嫖赌件件皆能者则并非少见。前几年还掀起了一次足球反赌热潮。从中央(指中国足协。中共的所谓什么协会都不是民间组织而均被纳入官僚系统)到地方,因赌球而被抓、判刑者达数十人之多。

中国的足球不行,但举国体制中足球竞赛的赌徒阵容蔚为壮观

二零一二年,在铁岭、丹东、沈阳和鞍山各地,法院宣判涉及足球赌球或索贿受贿人员共五十九人。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蔚少辉、李冬生、陆俊、邵文忠、吕锋、黄俊杰、申思、祁宏、江津、李明、万大雪、张建强、杜允琪、王鑫、王珀、李志民、王守业、左文清、沈刘曦等二十二人被判刑五年至十五年。他们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因足球而致富的人物,虽然往往为“祖国”脸上抹黑,但都是“代表祖国”出征或代表祖国“在召唤”的名人。

“祖国在召唤”是一道典型的“奉天承运”。据党媒报道,一九八一年,中日女排决战,赛前的准备会上,主教练袁伟民“声情并茂”地对女排姑娘们说“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于是第二天女排果然夺冠(按,就是说,日本主教练不懂得说这句话,因此只能得个亚军)。

党国第一个引进的足球洋教头是德国的施拉普纳。该日耳曼人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入乡随俗”的提倡训练之前升党国国旗,这一招果然灵验,赢得了举国赞誉。但后果是,从此以后,中国足球的国际比赛成绩每况愈下。

二零一三年,走投无路的中共排球协会,数次电召排球名媛郎平回国执教国家队。鉴于国内的实际情况,郎平屡次婉拒。但最终,排协使出了杀手锏,在电文里加了一句:“祖国在召唤你”。郎平毅然响应召唤回国,并带出了好成绩。

此时的排球协会就是祖国,祖国就是排球协会。

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相当悲惨。

郭萍曾获日本千叶马拉松比赛第二名。 郭萍九岁就开始训练马拉松,十六岁成为职业运动员。在她二十六岁退役时,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且伤痕累累,找不到工作。四年后,才幡然醒悟,说她是被愚弄了。

郭萍家简陋的灶台
因训练导致双脚残疾的艾冬梅

邹春兰是二零零六年的举重全国冠军,先后共获得九块金牌。退役后为生活所迫,在浴室为人搓背赚取微薄的薪水。由于受早年训练的影响,她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男性体征。

桑雪是悉尼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退役后投身娱乐圈,用演艺收入来为母亲治病。

刘菲曾获世界锦标赛第三名、世界青年锦标赛第四名及七项全国冠军,退役后工作无着。她得世界冠军时,国家体委奖励一万元,本溪市奖励一万元;得全国冠军时,省里奖励一千五百元,七项全国冠军共得一万零五百元,加在一起三万零五百元。但此前为了训练比赛,家里付出了十多万元。

才力从事举重运动,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力士”的举重运动员。三十三岁去世时,桌子上留下的是一碗没吃完的白菜汤和半瓶虾酱。

艾冬梅是国际马拉松冠军。在八年的运动员生涯中,她先后夺得了北京国际马拉松、大连国际马拉松和日本千叶公路接力赛等项目共十九块金牌。她全家的月收入只有一千三百元。所以,为了生存,在博客上表示愿将自己所有的奖牌出售。而为了谋生,她一度摆起地摊。她在各界援助下,上级“有关部门”为她在铁路部门谋当锅炉工。
即使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中,居然也有“幸福指数”不高的。

他们大多数不具备能适应社会生存的文化和技能,虽然有的还顶着个某大学在籍学生的头衔—-体育有名人士进入著名高校就读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大多选择新闻、法律等专业:乒乓球世界冠军刘伟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东方神鹿”王军霞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体操运动员桑兰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专业;女足名将孙雯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而清华大学名下,除了伏明霞,还有邓亚萍、叶乔波、王义夫;姚明进了上海交大,刘翔则是华东师大的研究生。他们中,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毕业生,有的还是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例如世界足球小姐孙雯。但大多数是滥竽充数。

“跳水皇后”伏明霞在二零零四年获得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士学位。但她的实际的文化程度无人知晓。一次赴香港出席一个颁奖典礼,上台时穿了一条写满了英文脏话的裤子,估计这位学士的英语水平还不到小学程度;有记者问她国人皆知的“卢沟桥事变”,她则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交了白卷。

跳水皇后伏明霞在广州可口可乐公司签约仪式时穿的日本名牌裤子上用英语写满了脏话。裤子是朋友从香港“HystericGlamour”专卖店借来的。“Hysteric”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歇斯底里”。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秦皇岛国家游泳跳水训练基地揭牌仪上跳水女王郭晶晶的T恤上用英文写着:“你若是单身就来夜店交际吧”。

田径运动员刘翔和篮球运动员姚明是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大款体育人士。上海某媒体还肉麻地吹捧过“姚刘分别代表了上海的高度和速度”,仿佛上海的高度就是二米二十九,上海的速度就是十三秒十二。两人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命运—-刘的可怜和姚的洒脱。

刘翔。

刘翔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没读完本科的硕士研究生,这个研究生至少读了十年还没有毕业。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刘翔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一百一十米栏冠军。二零一零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又得到了该项目的第一名。有记者曾写道:“从十年前刘翔第一次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冠军起,十年过去了。但作为一名大学生… …”,意思是说,十年快过去了,他还是个基本没有读过大学的“大学生”。

刘翔在二零一四年登顶时的不可一世(左)和二零一二年伦敦奥运会落败后垂头丧气地用舌头舔着他曾经钟爱过的栏架横梁(右)。

他为党国赢得了荣誉。党国原来在世界级别的运动会上所得的金牌,大多是很难体现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真正水平的非田径项目中而大多集中在相隔一块网而没有身体接触的项目例如排球、乒乓球、网球或羽毛球领域。刘翔和他的教练团队以及为举国体制默默奉献着血汗的全国的老百姓们的功劳,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悲哀的是他和他的团队在两次奥运会上两次欺骗了他的衣食父母—-在明知腿伤未愈不能参与比赛的情况下,两次在现场发令枪响后立即退赛—-自有世界田径赛出现以来最令人发指的丑事。

二零零八年北奥会一百一十米栏的运动员上场时,刘已经一瘸一拐、表情十分的痛苦。就是说,他和有关人员早就知道他不能参加比赛了。枪未响,有人抢跑。当会场宣布刘翔将退出比赛时,至少有四万人因感到受骗而愤怒离场。 北奥会组委执行副主席表示,刘翔已经“付出努力,我相信退赛是因为腿伤,而非因为压力问题。”还在狡辩抵赖。

有曾经的耐克公司高层撰文披露刘的退赛是预谋的。“为了公司的利益,只能这样。”他是体制内的人物,他也只能这样任人摆布。 “如今的刘大叔不再像以往那样英武、高大、不可侵犯,而已沦为疲软无力的代名词”。一些男科医院用他奥运摔倒的图片,打出专治阳痿早泄的小广告。这不是在伤害刘翔,而是在声讨万恶的举国体制。

其实,假以时日,一切都成过眼烟云。荣誉来得突然,也会去得飞快。可惜的是,在这个毫无诚心、一切都会作假的年代,刘翔成了阴谋和演戏的牺牲物。

这年代的刘翔,里外不是人。北奥会上,他置九万观众于不顾,没有鞠躬愤而离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因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而不敢吱声,只有脱衣怒摔,一点也没有奥运精神;伦敦奥运,刘踮脚跳到终点并舌舔栏架,是故意作秀。如今,在国人的眼里,仿佛刘只参加过三场国际大赛:雅典、北京和伦敦的奥运。一次夺冠,两次退赛。可怜的刘翔。

姚明。

姚明在上海大鲨鱼队获得了联赛冠军后去了美国,在NBA效力。他脱离了中共的举国体制,成了终身被禁锢着的国人眼中最艳羡的真正自由身。他还开了家馄饨店。女儿落地入美籍。如今,美元满盆满钵的他,做了大鲨鱼的大老板。他不必在失败时脱衣怒摔,更不必在伤病受困扰时舌舔篮架。

姚明在北奥会上用左手举旗引领中国运动员入场;右手牵的小孩是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左)。小孩手里拿的“国旗”是装倒了的:五颗星在下面,第二天照片见报时才作了“技术处理”。据中共党报报道,汶川地震六年之后的二零一四年,这孩子凭借着当年媒体对他莫名其妙的厚爱,已成长为一个不可一世的小霸王(右)。

北奥会之后在大陆上的另一场重头戏是上海世博会。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开幕词里大言不惭地向全世界宣布,北奥会和世博会的举办,“充分体现了举国体制的巨大优越性”。怪不得有人挖苦说,独裁体制真是个好东西啊。

上海世博会。这次由上海市民来协助政府烧钱。

有学者认为,评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忘记三个因素:一是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的绝对冠军;二是由于劳动者和经营者部分地挣脱了毛泽东的枷锁,中国经济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三是“中国模式”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好事,也非常善于集中力量办坏事。例如,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和长江,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成、轻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人们应该感到万分的恐惧,不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不知子孙后代的生活会乍样。

日本一家电视台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有将近60%的受访者希望日本也大力培养金牌选手,让太阳旗在奥运会高高升起;40%的受访者则表示只要参与就行,金牌多少不重要。但问到投入时,60%左右的受访者不赞成增加体育税金。中国游泳选手孙扬赢得奥运金牌,国人大呼:“孙扬让中国男人在游泳池中站起来了。”其实,孙扬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让大多数中国男人被剥夺了在游泳池游泳的机会之上的。中国有多少公共游泳池?平均下来,多少中国男人才能有一个游泳池?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谁”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有中国是共产党,是中共一小撮领袖。举国体制的成就,无非是印证了在中国,纳税人没有代表权这一可悲的事实而已。

举国体制,其实是“被举国体制”。这样一种体制,肯定是个坏东西。

《 北京日报说》:“举国体制是个好东西”;大陆的百姓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左图)。党国最看重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因而更尽举国之力。不料,里约奥运会上,第一枚金牌十米气步枪被美国体育“个体户”、没花纳税人一分钱的十九岁女大学生塔拉谢尔获得(右)。

为马家军喊冤

               

马家军的王军霞与教练马俊仁(左)。江泽民因马家军服用兴奋剂后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喜形于色(右)。

二零一六年初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傅芮岚评论文章的摘要

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写的《马家军调查》在前几年遭删除章节《药魔重创马家军》被重新出版放行,瞬间,海内外媒体拎住马俊仁这只落水狗狂殴。

作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受益者或者牺牲品,马俊仁是当年国家体育官方“金牌至上”的实践者,既为体育主管领导脸上添金、官上进爵,又为亿万爱国愤青提供了如同八十年代初期女排“五连冠”那样的疯狂,都是一个时代的需要。

中国的媒体,到了该为民请命的时候就搞“自我阉割”,要问责领导的时候就只抓“临时工”,反而当权力一声“关门放狗”,就齐齐吠向弱势群体、自由民主。最明显的就是眼前《马家军调查》出版方的自我阉割,十七年前你们怕的是啥?当今天“正气凛然”般的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可知当年面对权势的奴才相?

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因专制政治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高等院校“论文至上”引发了许许多多“论文抄袭、剽窃”丑闻;“计划生育挂帅”引发了三十多年的人权悲剧;而“GDP至上”则是今天弥漫全国雾霾的最终罪魁祸首。

二零一四年,北京市长王安顺对媒体声称:治不好雾霾提头来见。一年之后北京雾霾继续加重,王市长官位稳当,根本见不到今天痛打落水狗马俊仁的众位媒体向王市长问责的报道。

海外人士都清楚中国钳制媒体和言论自由之烈,自然也可见谅各位媒体的无能,可是既然做了太监,就不要把一个时代的责任,让一个教练来扛,太监何必难为太监呢?

 

          附录 中国西部地区学校体育课教育现

一面,中共为了面子工程,不惜让百姓勒紧腰带,大把烧钱。另一面,中国国内的学校体育、全民体育的现状惨不忍睹。如果中共不搞奥运,东部发达地区的学生就不至于会出现众多的“胖墩”和“绿豆芽”体型,西部不发达地区就不可能出现连一片像样的操场都不存在、体育课上出现用杂草捆扎的足球进行训练和比赛的惨状。

中国的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被中共称为贫困地区。二零零七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上曾刊载过《我国西部农村学校体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一文,对西部地区的学校体育现状有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以下是西部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现状。

体育课开课率:内蒙为81.60%,贵州为59.40%。

体育教师备好课上课的:陕西占33.80%,贵州占30.80%。

能做早操的学校青海只占13.13%,四川占30.75%。

贵州有45.96%的学校不做广播操,青海则有高达62.11%的学校根本没有广播操。

每天体育锻炼时间达到一小时的,整个西部平均只占27.04%。

西部地区的体育师资、场地和体育器材更是奇缺:

四川省缺师资的占了72%,缺体育器材的占83%,缺操场的占76%。

青海省缺师资的占了73.65%,缺体育器材的占78.38%,缺操场的占44.59%。

四川省有95%的学校体育没人管理。

中共政府不是缺钱,而是蒙昧、愚蠢的、专制独裁的“举国体制”把钱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

西部小学一片设施比较完备的操场(左)。西部一家条件比较好的小学。操场虽然高低不平,但毕竟有个活动场所(右)。

北奥会开幕式少献丑一分钟,就可给西部十万所学校各免费配备一只这样的不知是篮球、足球还是排球(左)。竭尽奢华的北奥会开幕式——流光溢彩、珠光宝气、歌舞升平、粉饰太平、 纸醉金迷、醉生梦死。有关的党国官员,羞也不羞(右)?

让篮球返本归真——西部地区有世界上最标准的“篮筐”(左)。没有任何体育设施的西部学校的学生在没有一盏灯的危房里载歌载舞:“我们的奥运!我们的奥运!”(右)。

 

         附录  党国体育业界中泛滥成灾的兴奋剂事

一九九四年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国游泳队,聘请了几名东德的医生,开始大规模的服用违禁药物。当时中国队在亚运村的走廊里随意用药的地。之后,中国游泳队又接连出现兴奋剂事件,著名的有欧阳鲲鹏和李哲思都。

服用 兴奋剂最广为人知的是“马家军”。二零零九年,袁伟民在其自传《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披露:悉尼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各运动员进行药检,某田径队获奥运参赛资格的七名运动被禁赛一年。“马家军”突然在奥运会消失。

在中国,田径,游泳,举重都是重灾区。

一九九四年八月,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十六个女子项目中,中国队在十五个项目中拿了奖牌。其中,有十二枚金牌,五枚银牌和一枚铜牌。有的奖项同时拿了多枚奖牌,还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有一位叫乐靖宜的,一个人参加了四个项目均打破世界纪录,被称为“四冠王”。

各国代表队纷纷抗议中国选手使用药物,澳大利亚的运动员甚至在更衣室抱头痛哭。

东德是兴奋剂大国,克劳斯帮助中国人大量服用兴奋剂。至少一九九零年北京亚运会,中国女子代表队拿走了所有的游泳金牌。

一九九二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五名队员获得四枚金牌五枚银牌,震惊了全世界。当时中国游泳队大量使用的兴奋剂是一种激素,参赛的女运动员身材高大,肌肉粗壮,甚至隐约有胡须和喉结。

左图: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游泳队的‌‌“五朵金花‌‌”(庄泳、钱红、林莉、杨文意、王晓红)。她们高大粗壮的身材、男人似的肌肉、甚至是隐约可见的喉结,都让人产生“联想”。右图:二零一四年九月仁川亚运会上,陈欣怡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夺冠。陈欣怡在两年后的里约奥运会上,被查出A瓶氢氯噻嗪阳性。

一九九零年之后,超过四十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这个数量是同时期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人数的三倍——中国游泳队已经成了兴奋剂的代名词。图为因揭露兴奋剂事件不断受到打压的国家队队医薛荫娴。

左图:五星红旗照耀下的兴奋剂事件:中国链球名将张文秀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这样她获得的该项目亚运金牌也被收回,亚运会参赛资格被剥夺。右图:相关部门在孙杨禁药门自始至终采取鬼鬼祟祟的消极态度,先是践踏公众知情权引发国内舆情不满,接着操作程序违规,遭到欧美媒体口诛笔伐,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态不排除动用协会的独立权力向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

一九九四年广岛亚运会上,中国代表队抢走了70%的金牌。根据日本人在中国运动员居住的酒店房间内的窃听器和摄像机的记录,中国人在房间内注射、服用药物。此外,随意丢弃的针头也成为证据。为了防止中国人蒙混过关,中国运动员的尿检样本被送往欧洲检测。最终检测出合成类胆固醇,这是一种能促进肌肉生长的人工合成物,与人体雄性激素类似。最终,中国队被剥夺了十二枚金牌。其中涉案的四名女的就是游泳队队员。

此事在国际上被称为”近代运动史上最大的药物丑闻”。中国游泳队被禁止参加一九九五年的泛太平洋游泳赛,当年各国通讯社的世界十大体育事件中,”中国游泳队兴奋剂事件”都位列前三,中国瞬间成了兴奋剂的代名词。

一九九八年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游泳世锦赛,中国运动员原媛负责携带全队使用的十三瓶生长激素在悉尼机场入关时被发现,澳大利亚方面将其驱逐出境。同队的四名中国运动员为遮盖已服药物,使用了利尿剂氨苯蝶啶,但利尿剂同为兴奋剂,在赛前的药检中被检出呈阳性。

从此,中国代表队在国际赛场声誉扫地,一九九六年中国代表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入场时,美国解说员说的是:“一支靠吃药得奖的队伍正在向我们走来。”

一九九九年初,中国游泳队主教练周明所带弟子熊国鸣、王炜再次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熊国鸣被终身禁赛,周明同时被终身禁教。

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零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先对运动员进行检测,当时的女子200米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直接被查出问题,禁止参加奥运会,禁赛四年。

中国三名举重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赢得的金牌被国际奥委会(IOC)宣布取消。三名选手是曹磊、陈燮霞和刘春红。三人必须归还她们的金牌。图为陈燮霞“创造纪录”的一刻。

这一年,没有了兴奋剂的中国游泳项目一片暗淡。

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有时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国内经常出现“全运会上成绩顶呱呱,却不敢去奥运会上试身手”的奇怪现象。国内一次比赛时,有一位径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表现非常突出,中途,选手突然想起,如果排名太靠前就要尿检,就干脆选择了往回走的奇特景象。

无论是刘翔、叶诗文、宁泽涛、孙杨,他们都因为比赛成绩遭受兴奋剂质疑,这本质上都是为他们的前辈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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