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第三章 “两奸两假”登台后的中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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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界彻底溃烂的标志性雕塑。东北长春市重庆路一街头雕塑《裸女》。因有碍观瞻,设计师特意花费四百元人民币弄一条东北大花被给裸雕盖上。

    第十节    以德治国而越治越腐的文艺

     

自从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之后,中国的文艺界破坏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艺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到了江泽民时代,“文艺界”本身更是一片乌烟瘴气。

党国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每年都义正词严地告诫当局:“在转型期的文艺界,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等各个环节,有许多‘潜规则’,是腐败的温床。”还将艺术腐败总结为“五权交易”—-权钱交易、权名交易、权色交易、权情交易、权权交易。委员们呼吁:“艺术腐败再也不能遮遮盖盖了!”
“艺人”是公众人物,所以,他们的丑事是遮掩不住的。从晚会上的“条子演员”和“情妇演员”到各种评选猫儿腻;从演艺人的偷税漏税到词曲作者的诈骗;从影视女演员的集体陪睡到央视分管高官的贪污受贿,从“艺术创作中的庸俗不堪到赤裸裸的性事的描述和性器官的画面展示,中共的文艺界已经腐败到了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程度。

艺术界彻底溃烂的标志性雕塑。东北长春市重庆路一街头雕塑《裸女》。因有碍观瞻,设计师特意花费四百元人民币弄一条东北大花被给裸雕盖上。

  中共把演艺人捧至三百六十行之

在“万恶的旧社会”,绝大多数的演艺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养家糊口的职业。中共在夺权过程中,早在山寨时期就在连队上建立了宣传队(文艺兵),尝够了如何把谎言变成真理的甜头,甫一得权,就开始利用公权力把文艺界捧上了天。如果说,在“前三十年”,中共对文艺界边捧边镇压的话,那么,“后三十年”里,它不但放弃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还把这个界别列为三百六十行之首。尤其到了江泽民时代,不但对他们百依百顺,在政治地位上被列为“明亮的星星”,还听凭他们赚够了人民的血汗钱。不少女艺伎还成了党官的床客而成为私娼或公妓。

从前街头玩把戏的,现在党国称其为“表演艺术家” 。
从前街头耍猴的,现在党国称其为“驯兽师”。
从前街头“卖拳头”的,现在党国称其为“武术大师”。
从前街头杂耍的,现在党国称其为杂技“表演艺术家”。
从前街头捏小糖人的,现在党国称其为“雕塑艺术家”。
从前街头弹三弦卖艺的,现在党国称其为“民族器乐演奏家”。
从前路边卖梨膏糖的“小热昏”,现在党国称其 为“滑稽表演艺术家”。从前只有在课堂里向学生传授知识的称“老师”,现在,如图右的这个卖狗皮膏药的半文盲小丑,也有大批的Fans特别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孩,都亲热称他为“老师”,却对真正传授她们知识技能的教师教授常常出言不逊。

为了稳定这一支世界上独特的由纳税人供养的“把谎言重复一千次”的队伍,党国给他们的薪酬能把普通“人民”吓个半死。这是一组各个行业收入的数字:

一、九个“明星”二零一四年的年收入:范冰冰    一亿两千两百万元;黄晓明,六千六百五十万元; 章子怡,五千六百万元;杨幂,五千两百万元;周迅, 四千八百万元; 孙红雷,四千两百万元;  葛优, 四千万元; 海清,四千万元;吴秀波,三千五百万元。

以上九人,总计年收入四亿九千六百五十万元,平均每人五千五百一十六万元。

二、全国科技人员平均年收入: 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七元。

三、一线技术工人平均年收入:(上海地区) 七万四千一百元。

四、 农民工平均年收入:三万四千三百六十八元。

五、医务人员(主任医师)平均年收入:六万五千元。

六、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平均年收入:二十万元。

七、贫困人员平均年收入:一千五百元。

八、穷人平均年收入:六百八十三元。

九个“明星”的年收入是科技人员的七百四十四倍,是贫困人员的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三倍,是穷人的八万零柒佰六十一倍。

演员“晴格格”王艳在京城市中心的豪宅中之泳池。
电影演员孙俪和邓超在北京的豪宅内部。
电影导演冯小刚的豪宅之一。
唱歌艺人宋祖英在京郊一别墅区内的豪宅。
小丑演员赵本山的豪宅之一。
电影导演张艺谋的豪宅之一。
演艺人章子怡的豪宅 。
演艺人范冰冰的豪宅之一。

一旦从事了演艺的行当,马上就能名利双收。不出几年,个个都成了名“家”。会说几句滑稽和相声的,被成为“表演艺术家”,能在公共场合独奏一曲的被称为“小提琴(或二胡、或钢琴等)演奏家”、能哼几句红歌的则是“歌唱家”、画匠叫作“画家”、玩古董的就叫“鉴赏艺术家”;在节目主持人的口中,他们的名字还都被后缀上“老师”两字,仿佛他们个个都是观众的教父。因此,普通的青少年,要被那些艺术院校录取,是相当困难的,只有一个办法:钱和性的贿赂。所以 有人呼吁,穷人家的孩子千万不要报考艺术类学校。

可是,在“新时期”,不少艺人的作为往往有违党国的期望:演出内容大多不堪入目、女伎傍高官、男伎包多奶、杀人、放火、吸毒、醉驾… …

党国警方掌握了一百二十人的吸毒艺人名单。贾宏声是党国承认吸毒的第一个演艺人。
房祖名吸毒被抓,为求自保,供出了另外三人吸毒者。
因吸毒被抓的尹相杰。
在电视剧《以人民的名义》中扮演郑胜利的演员阚犇犇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四个月。
高晓松成为大陆醉驾入刑的第一人。
醉驾的黄晓明紧随其后。

    艺校招生中的腐

艺术类招生专业性强,考官存在“自由发挥”空间,借用法律的术语,叫作“自由裁量权”。艺术体育类招生过程中,主考官往往利用评分权收取贿赂,直接篡改考生分数。

每年都有成千成万的高中毕业生报考艺校,试图通过替中共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能住上豪宅。在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的上升通道已经完全被堵死的时代,何不先问一声自己:“我是谁啊?我爹又是谁啊?”再决定此刻是否应该把长裤或长裙脱下来面试。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谈到“艺考”时说:“只要事先买通考官,现场随便画一笔,就能被称作大师之作,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一位艺考生家长表示:“艺考基本是学校想要谁就是谁,不过费用不低,光打通关系就得十几万元。”

一位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透露,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后,一些高校会通过补录完成招生计划。“补录”就成为权钱交易的又一个重灾区。补录时将录取线下降三分至五分,考生每降一分录取,收取一万元,且还得有关系的才能录取。

中共北京市委四个巡视组在巡视后,向上级报告,称北京电影学院艺考中“小官寻租”现象“十分严重”。
在招生中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海淀区在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查处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招生领域犯罪占35%,而贿赂类犯罪全部集中在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招生过程中。

二零零八年,武汉音乐学院一名二级学院院长和六名教师在招生中,利用专业考试评分权,收受贿赂达三百余万元。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一名学生在二零一二年毕业之后,拿着入学前的录音磁带找到学校。录音里有招考教师向她勒索钱财的数目,学校党部纪委只好介入。

二零零一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组建钢琴科。附中钢琴专业所有老师都是考试评委,并有人数对等的大学老师掺入,而且大学评委由抽签产生,无法在考前确定。而这一次,大学只有两名老师成为评委,其余五名都来自附中,完全抵消了其余四人的“良心分数”。

还有就是在招生中的“艺术类加分”。这里的黑洞更是深不可测,因为这是中国“特色”的。但哈佛的校长警告,别想用艺术特长来敲开他们学校的大门。

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阅卷老师举报:一考生的考卷上两道主观题的答案与“标准答案”高度相似。这是《请谈谈你对“潘金莲致王健林先生的一封信”的看法》的标准答案(左)和考生的答卷(右)。

 

    俗不可耐的春晚

中共的央视有一台春节联欢晚会,简称为春晚,于一九八三年首次播出。开始时,收视率节节攀升。人们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对文化艺术渴望是饥不择食,有书就买,有表演就看。使春晚创下三项世界记录:收视率最高、播出时间最长和演员最多的综艺晚会。但是,随着晚会排场的越来越奢靡,节目的越来越庸俗,主持人的言谈举止越来月脱离观众的期望,节目安排上铜臭味的越来越严重,要求该晚会停办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节目单调乏味和庸俗不堪;基本上忽视了中国南方地区的观众;由于主持人文化水平有限和党国的要求,致使语言程式化,过于机械乏味;假唱盛行;“托儿”带有喧宾夺主性质的大声叫好;无孔不入地植入广告;导演、创作人的受贿索贿已成惯例。

已经演变为彻头彻尾的鬼哭狼嚎、群魔乱舞的党国谎言集散地大裤衩里的“春晚”。
已经演变为彻头彻尾的鬼哭狼嚎、群魔乱舞的党国谎言集散地大裤衩里的“春晚”。

只有“懂得”潜规则的人才能被录用,正直的就被排除在外。
陈佩斯是在春晚上很受欢迎的小品演员,但因看不惯潜规则而主动退出。自一九八八年退出之后,一直在钻研和实践他的喜剧艺术。对于春晚,他说,那不只是一个晚会,也是一种体制、一个系统;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以老大自居,就是一个普通的助理,也惹不起他;每年春晚的后台比农村的自由市场还乱、还热闹。

曾多次执导国家级大型文艺晚会、七次参与执导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四次出任总导演、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惟一连续六年的一等奖获得者、两次“最佳导演奖”获得者,原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副主任兼文艺部主任赵安,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没收财产二十万元。

两个看上去都是人模、实质都是狗样的党国文艺界大腕,许多艺伎都是傍着他们上去的。左图为赵安。谁能上春晚?赵安说了算。赵安因受贿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右图为冯骥,因受贿罪,被判徒刑十一年。

赵安和冯骥是中国电视文艺界大哥大级的人物,其权势足可以一言九鼎来形容,不少明星演员靠赵安、冯骥走红。《三联生活周刊》曾有人撰文指出:春节晚会像一个不停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它从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它的游戏规则随着春节晚会被越来越重视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悄悄地改变。陈佩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的春节晚会,艺术家连人格都没有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个权钱交易的地方。
春晚造就了一个独特现象:某些人依靠每年春节晚会露一脸后,这一年便吃穿不愁。

中共央视春晚节目年年充斥政治宣传二零零九年元宵节央视北配楼大火,大陆网友称網友称“这把火比春晚 好看”。
拥有一百七十九万粉丝的新浪微博大V贺卫方教授说:“春晚,可以休矣!春晚充斥着伪高尚、假欢乐、馊锅巴。”
陈佩斯不上春晚,去京郊承包荒山种万亩果树。

上春晚几乎是中国全体艺人的的梦想,因为它还是个造星、镀金的工厂。但这几年来,很多“大腕”为了不上春晚想出了各种理由。宋丹丹:“我希望我能拒绝春晚的邀请… …除非他们拘留我、给我判刑,不然我真的不想去。”
陈佩斯:“从出来那天,就没打算回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朱时茂:“过去被伤透心了,伤口至今还没有愈合。”郭德纲:“一方面我不愿意委曲求全,另一方面我也不能给春晚添乱,所以让春晚找适合的人去吧。”
法学家何家弘曾说:由于娱乐圈相比于国家机关等其他领域,其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机制薄弱得多,因此腐败现象可能更为严重。但是到目前为止,披露出来的案件并不多,大概是因为国人对明星都比较宽容吧。

 

文艺界的彻底溃

长期以来,文艺界成了腐败的滋生地。他们“走穴”成风,为了钱什么都敢演,什么都敢干。什么一切为了人民,什么价值观、什么弘扬主旋律,都是假话。为了钱,有多少所谓的“大腕”、“明星”不惜丢掉老脸,甚至“卖身求荣”。唱(或假唱)一首歌动辄几万、十几万。各地搞的那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闹剧,真真的让某些“歌唱家”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宫殿、香车、宝马不算,还有私人飞机;很多人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为所欲为、绯闻不断。

文艺界的新兴人物,吸毒成为时髦。 张国立家的张衙内因吸毒被捕;演员成龙儿子房祖名和台湾演艺人柯震东又因吸毒而被捕。国人中的追星者已美丑不分,房祖名拘留期满释放时开的道歉会俨然是新闻发布会和公关会 ,捧场者云集。

唱歌艺人李双江(左图中)本以为唱一曲叫做“小小竹排”的红歌就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岂料生出了一个轮奸妇女的李衙内(左图右)。随着江泽民的下台而渐趋落寞的唱歌艺人宋祖英(右)。

唱歌演员李双江当年以一曲红歌“小小竹排”而出名,但他培养出了一个李衙内。可惜在五个强奸案当事人中,其后台最“软”,被公开不公开地点了名。总政歌舞团可以在李衙内之母梦鸽大闹法庭以后,特意地组织演唱会,用疯狂的掌声来鼓励梦鸽继续闹事。

傍高枝、献“青春”而成名的艺人中,宋祖英的名字最响亮。

宋祖英曾先后五次在海外举办个人音乐会十场,数以亿计的民脂民膏被挥霍一空。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宋祖英在悉尼开“好日子”个唱,在当地最大的华人报纸《澳洲新报》首页刊登整版广告,既没有票价,也没有售票地点,就是为了造势。她邀请赵本山、徐沛东等数十员同道去捧场,演唱会票、机票、食宿全由中国老百姓埋单,还在悉尼港的游船上摆庆功宴、放烟花。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宋祖英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唱会是耗费了大量国库银开成的,中使馆的每人必须保证送出规定的票数以确保奥地利人来。

之后,中国大陆的演艺团体纷至沓来演出镀金。宋她后来承认,是她开了个坏头。祖海在这里举办《我家在中国》独唱音乐会。
唱京戏的梅葆玖和他的弟子胡文阁也来凑热闹。
流行歌手黄鹤翔也来了。
只要有足够的金钱,谁都可以进入金色大厅。这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甘肃会宁县会师中学学生乐团在金色大厅。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南区)的一群学生也登陆金色大厅。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宋祖英在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专场独唱音乐会,共花掉公帑三百万美元。大多数观众是看在领事馆经过政治审核后白送票而来的,还有一部份票让被中共控制的侨社“承包”。中共让她糟蹋传统优秀文化艺术,为主子歌功颂德、为“太平盛世”涂脂抹粉。

图为为取悦“妃子一笑”而最终由江泽民特批建造的北京市内的“国家大剧院”。大剧院因酷似帝王的陵寝,故又名大坟包;又因类似一只恐龙蛋,又有人称其为巨蛋。

二零一一年五月八日(国外的母亲节),宋祖英在台北小巨蛋开统战演唱会,六套演出服装,每套造价都在三百万台币以上。仅开场“百鸟朝凤”的礼服就一百八十四万人民币,她坐着金色凤凰椅现身,营造出“皇后娘娘”驾到之势,好像是给落魄的江泽民站台。

共军少将宋祖英在台北开统战演唱会。周华健弹吉他、周杰伦弹钢琴。
宋祖英和赵本山将搭乘“本山号”到重庆协助薄熙来“唱红”。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宋祖英在重庆开个演,让中共文艺界的另一猥琐人物赵本山用“本山号”私人飞机来回接送,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动用九百万“英烈基金”购票给下属,赢得个“座无虚席”的美名。

二零一三年二月至三月,宋祖英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举办巡回演唱会。亲共媒体肉麻吹捧,有评论称“史无前例”。

自从一九九零年春晚后,她被特招入伍,并窜升为少将级文职将军,连霸春晚二十四年。为了在中南海听“小宋”唱歌,江泽民光改建个音乐厅就花了二亿。宋的首张光碟花了近千万,十五首MTV,一首造价六十万。

二零一四年的中共“两会”上,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炮轰“金色大厅”镀金现象,宋祖英不得不承认:“去金色大厅镀金,我开了个坏头。”

二零一四年的中共“两会”上,宋祖英承认:“去金色大厅镀金,我开了个坏头。”图为在此两会上,她与成龙亲热。
宋祖英用三百万美元公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艺术中心糟蹋中华艺术、钟情讴歌“美丽的阿美利加”。

以宋祖英起头,大批的中国音乐团体到维也纳。仅在二零一三年的八个月中竟有一百三十三个团体花重金包下金色大厅,观众大多使用赠票,余下的一半座位还是空着。

维也纳金色大厅在中国的知名度早就超越了演艺圈。其实,该音乐厅的“艺术圣殿”名号是中国人封的。在当地人眼中,它就是个普通的供切磋、交流音乐艺术的场所而已,任何人只要花几万欧元租金,都可以登台表演一番。

与宋祖英臭味相投的另一个卖唱人是东北人赵本山。此人在央视共计举行的三十届春晚中,有二十三届有他的份。他擅长在舞台上丑化、挖苦、侮辱农夫和残疾人,其基本特征是头戴一顶鸭舌弯曲的破布帽,两腿的迈姿效颦卓别林,上身作佝偻状,正迎合了当今中国社会由于党文化半个多世纪的作祟而形成的一群特殊的欣赏群体的需求:扭曲、粗俗、鄙劣、色情、鬼哭狼嚎、群魔乱舞、颠覆公认的审美标准、破坏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说,赵本山现象,是一个时代国人日益低下的审美情趣的标志。

以侮辱农民和残疾人为乐、装疯卖傻的趙本山在舞台上表演低俗的“二人轉”,一时非常符合道德水准全面滑坡了的观众的欣赏胃口。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日,在江苏卫视,赵本山等人的《有钱了》,取笑精神病人。
赵本山的纽约演出无聊、下流。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人,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美国的律师说,他们保留起诉赵犯诽谤和侮辱罪的权利。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个个伶牙俐齿,但他们从不会嘲笑残疾人、肥胖者。他们嘲笑的主要对象就是总统和明星,即有权有势者。赵本山在美国各地的演出,即使有大量的赠票,平均的上座率还不到20%。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被邀的名人中没有宋和赵。赵嗅出了什么味道,于十月十九日深夜召集本山传媒演职人员大会,学习和贯彻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说如果不听党的话,不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办事,还能称得上演员吗。

次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赵本山激动得睡不着,这就对了》的时评指出,赵本山这次的反应,具有十分必要的“政治正确性”。他做出的承诺,也会等待舆论的。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赵本山激动得睡不着,这就对了》。
一对宝货。

这是《人民日报》第五次叫板赵本山。这十年里,党的喉舌屡次给赵本山“善意提醒”,希望他要把握“俗”的尺度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文《有感于赵本山“没有计划”》,提醒赵本山戒浮躁。

二零零九年六于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解读赵本山的幽默》,讽刺赵本山的幽默人人能学。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又痛批赵本山《乡村爱情》缺乏农民情感。

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再而三地刊文《赵本山“特长”与“特短” 通俗与庸俗》,直指赵本山的“特短”就是“俗不可耐”。

艺人的偷税漏税事件的层出不穷,在业内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了。

最早被揭露是的是歌手毛阿敏。

一九八九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毛阿敏在黑龙江演出五天,赚取六万,却偷税漏税近四万,当时还在南京军区歌舞团的毛阿敏因此事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关了三个月的禁闭。此间毛阿敏曾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被其父及时发现抢救生还。一九九六年,毛阿敏在浙江等地演出时再度偷税,被税务部门立案查处,她补交了二十七万税金,而经纪人则自缢身亡。一年后,毛阿敏被上海一家杂志评为“不受欢迎的十大明星”,沉痛万分的毛阿敏再次选择自杀又被父亲救起。

一九九八年,国家税务总局向社会宣布:卖唱人毛阿敏自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一九九六年三月期间,在大陆十三个省演出一百零九场,共获取收入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元。在已确认有违法行为的六十五场演出中,少缴税款一百零六万零八百元。税务机关向毛阿敏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

毛阿敏被评为“不受欢迎的十大明星”。搞笑的是,正在此时,上海电视台还在一档节目里,拿出毛阿敏在其所出生的医院里印在纸上的一双脚印以此提高收视率。

此后,心灰意冷的毛阿敏出国疗伤,也从此结束了她如日中天的演唱事业。

娱乐圈五大偷逃税“明星”之一的毛阿敏。

二零零二年七月,新华社发出通稿:演员刘晓庆因其公司涉嫌偷税,已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被逮捕。虽然她后来没有被起诉,但是却在看守所内被关了一年多,补缴了一千六百多万元税款后获释。

其余的“偷税明星”都是港台艺人,他们的逃税地点大多发生在在中国大陆。自左至右:萧蔷、大小S、林志玲和吴宗宪。

唱歌人韦唯的偷税虽在瑞典,但同样是偷。瑞典的税务机关表示,韦唯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组织者没有为其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自己也不缴纳。该税务机构估计,从二零零四年到二零零八年,她的年收入约为二千九百万克朗(约合两千六百一十万元人民币),而这些收入从未报给瑞典的税务部门。这些,中国的税务部门竟未能或不愿意发现。

作为知名“艺术家”,艾青的后代艾未未在存在明显偷漏税情况下,还在积极参与了一些政治和其他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已触及了中共底线,中共也就顺理成章以经济问题扣押艾未未。

港台艺人在大陆上演出的逃税现象则是路人皆知。只因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才使他们逃脱惩罚。

 

         文化信任的崩盘和国学的悲

除了这个那个的“粉丝”,人们对中国的“文化艺术”早就失去了耐心和信任。艺人和业内人士不断曝出的丑闻,人们都已习以为常,艺人们对人间的教化作用早已荡然无存。只举一个小混混的例子就能说明一切。

韩寒这个名字,大多数年轻的国人都有耳闻。年青人尤其是不喜欢读书学习的人,大多对他顶礼膜拜。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认为:“韩寒是当代中国文坛的最大丑陋”。韩寒当时还是个高一学生,读书很不认真,除了语文外,其余七门功课都不及格。在一次“新概念”的作文竞赛中,他将一篇预先已经知道题目的由其父代写的《杯中窥人》作为自己的作文。于是,其文章脱颖而出。这篇文章中的引用颇为芜杂,真的令人称奇。本来,评审已经结束,但大会组委会“爱才心切”,临时增补评定为成人组第一名。很快,韩寒的神话传遍全国、响彻天下。此后, 韩寒的故事就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是神话,所以除了网络之外,全国各种媒体媒体始终一边倒站到韩寒一边,不肯给不同意见者们哪怕一丁点儿的空间。

二零一二年初,一位不属文化界的人士提出“人造韩寒”的疑问,使得持续十三年之久的“韩寒门” 丑闻才算收场。

由于这一丑闻,才引出了对中国目前的“文化信任危机乃至崩盘”的话题。

目前中国人的不喜欢读书是举世闻名。但反过来说,貌似繁荣的出版市场,几乎没有几本能引起人们求知欲望的新书可读,没有几家媒体能值得人们信赖。即使是应该严肃的“百家讲坛”上的演说、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求证,也大都是取艳猎奇、哗众取宠。

中国的文艺界还流行“炒作”一词。所谓“炒作”,就是故意把一些低俗的“明星”请出来使用低级庸俗的手法迎合吸引观众的喜好。由此,人们看到了一些巧舌如簧的“评委”、问题“明星”频频亮相选秀节目,一些绯闻、丑闻缠身的明星更成了荧屏提高收视率的常客—-郭美美、马诺、芙蓉姐姐、兽兽、闫凤娇、凤姐、干露露等,几乎都被娱乐节目和娱乐记者当成竞相炒作的红人。

绯闻、丑闻缠身的明星更成了荧屏提高收视率的常客。例如(自左至右):芙蓉姐姐、 罗玉凤(凤姐)和兽兽。

当然,“文化艺术”是个包罗万象的领域,而不只是以上所列举的演艺圈、写作圈。例如,美术、音乐、戏剧、电视与电影、博物、文物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与图书管理、文物鉴赏等。这些个“圈”里的黑洞也是无底洞。例如, 二零一三年,福布斯网站发布Abigail R. Esman文章《八百亿人民币的中国艺术诈骗》,揭露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是个巨大的骗局。就在这一年,中国大陆非法资金出境约九万亿人民币。而天价艺术品、古董、文物等是最好的非法资金隐藏渠道之一。

什么艺术文化、思想文化、识字文化、通俗文化、、“高雅”文化、痞子文化、烟酒文化、乞丐文化、妓女文化,在江泽民的奴役下,统统成了愚不可及的垃圾堆场。

由此,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有不少人认为,只有恢复“国学”,才能拯救中华文化于水火。但在这样一个所有的领域皆不守规矩的时代,“国学”的作用显然微乎其微。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人们对国学的认识和理解便有差异。并且不断的赋予更多的个人化色彩。国学针对西学而言,可称中学,针对新学而言,可称旧学。

“国学”的本义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周礼》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在其《周礼正义》中即指明:“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国学的论争赋予了这个词汇更多重的涵义。这次论争是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扬弃。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自我重新定位。

从远古的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到今天的宇宙飞船、太空探索;从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的传说到今天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美丽的诗经年代,到网络文学、手机短信、BBS大行其道,这其间产生了多少令后人无限景仰的作家或是文学家呢?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里有的身世显赫、权倾朝野,有的贫贱卑微、不闻于世,但作品却大都传承下来,彪炳青史。

中餐、汉字、京剧、中医等等所以风行世界的精髓之所在,乃是国学。

但国学日渐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的是传统丧失,道德败坏,思想迷茫,精神颓废,中华民族的信仰危机日渐凸现。崇洋媚外,唯利是图,亦步亦趋,许多人一味的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由此形成了全社会的整体道德沦丧。

从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开始,我们多从器物上,抑或制度上迫切的,同时也是无奈的向西方靠近。而博大精深的国学却被那么轻易的扫进了故纸堆。不禁一声叹息,也许我们矫枉过正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几乎将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彻底毁弃。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今日不禁为之扼腕浩叹。

目前,人们崇尚的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呢?

很多学者的认识仅停留在林彪曾经提倡过的“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和“活学活用”上:欲教孩子孝顺,就提出朗读《弟子规》;欲使孩子从小就聪明伶俐,成为小灵通,就提出应该抄写《神童诗》;相信早教早慧的人,让孩子背诵大量唐诗… …这是国学的极其狭小的一部分而非真正的国学。

年轻成名的女研究者于丹就是被人夸奖为国学小大师。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里演讲过多次。但她通过《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系列讲座来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严肃的。主要的表现在她对传统文化例如她对老子、孔子和庄子的理解一知半解,容易误导后生。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晚,于丹在北大举行的昆曲演出后的发言时被北大学子大喊“滚下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的十名博士联名,称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中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三月二日,天涯网上出现了一篇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徐晋如博士写的“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文中言辞激烈,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还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于丹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新书《于丹〈庄子〉心得》签售活动时,一位男子当场脱去外套,白T恤赫然写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香港《开放杂志》刊发署名许衍令的文章说,如果谁要了解当代中国人精神怎样败坏,文化怎样堕落和虚伪,不必去盯着那些贪官、恶吏和“五毛党”,看看这位《论语》大师兼北师大教授于丹在西方的倾情表演,便已足够。他说他从来没有把于丹当作是一位学者,只觉得她只是一个牙尖嘴利、能说会道、适时抓住机会迎合当局尊孔,以复兴中华文化的政治需要的小女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 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是和文化的堕落紧密关联的。文化堕落了,人们的行为便仅仅停留在本能的阶段,而本能的思考和行为,就为类似于“巫术”那样的东西的流行开来,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环境。

放眼去看,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巫术化”。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颇让人意外但细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独特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

文化的“巫术化”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官方所认可的,还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本土版,或西方进口版,都无法对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也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只好去救助于“巫术”。

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感到不安。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便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落甚至解体;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取的巨大财富缺失正当性;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着穷人的“仇富”心态;公权力的傲慢使得社会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会没有有效的方法调解矛盾等等。

杨绛先生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尽管传统上中国是读书的民族,但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已经是世界上出了名。即使是本应该读书的大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更不用说是欧洲人了。在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次看到大街上无聊闲逛的人们、麻将馆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妈广场舞,不禁会想,如果在欧洲或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人中的多数该是会在静静地阅读的。

在候机室里的两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
在长途汽车里的两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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