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全球追杀托派(图文)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14)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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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尽管斯大林此时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对手,但对托派的追捕仍继续进行。法国的例子反映出激进的共产党人对小型托派组织的反射式反应(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一些托派成员很可能被共产党人告发给法国和德国警方。

在维希的监狱和集中营里,托派成员被系统性地与其余人分开。在多尔多涅省(Dordogne)的农特龙(Nontron),杰拉德.布洛赫(Gérard Bloch)被作家让—理查德‧布洛赫(Jean-Richard Bloch)之子米歇尔‧布洛赫(Michel Bloch)领导的共产党人集团排斥。后来被监禁在爱丽舍(Elysee)监狱时,杰拉德‧布洛赫被一位天主教教师警告说,监狱的共产党人集团已决定夜间以勒死的方式处决他。

在这种盲目仇恨的背景下,包括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彼得罗.特莱索(Pietro Tresso)在内的4名托派成员,从上卢瓦尔省(Haute-Loire)法兰西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Tireurs et Partisans, FTP)的“沃德利”(Wodli)马基(maquis,译者注:二战时法国反纳粹游击队)中消失,更凸显其重要。FTP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组织,共产党人主导的民族阵线就通过它来运作。1943年10月1日与共产党同事们逃离勒皮昂韦莱(Puy-en-Velay)的监狱后,5名托派激进分子被共产党的马基所“俘虏”。其中一人──阿尔伯特.德梅齐埃(Albert Demazière),不知何故设法脱离他的同伴。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在一场荒唐的审判后,特莱索、皮埃尔‧萨利尼(Pierre Salini)、让.勒布尔(Jean Reboul)和亚伯拉罕‧萨德克(Abraham Sadek)于10月底遭处决。证人和涉案人(仍活着的)报告称,这些激进分子当时一直在密谋给集中营的供水下毒。这种近乎粗鄙的辩解有点反犹主义意味,针对的是托洛茨基和其中至少一名囚犯亚伯拉罕.萨德克。在苏联,也曾针对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提出类似指控。共产主义运动表明,它也有能力实施最赤裸裸的反犹主义。在被杀之前,这4名托派成员被拍了照,可能是为了事后法国共产党总部能够确认其身份。他们也被迫写下自己生活的总结。

即使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也企图利用那里存在的等级制度,来消灭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国际主义工人党(Internationalist Workers’ Party)布列塔尼(Breton,译者注:位于法国)地区分部的领导人马塞尔‧博弗雷尔(Marcel Beaufrère)于1943年10月被捕,1944年1月被驱逐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译者注:集中营名,位于德国)。监区长(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怀疑他是一名托派成员。在博弗雷尔到达10天后,一位朋友告诉他,39监区(他的监区)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已判他死刑,正把他当作实验对象送去注射斑疹伤寒。凭借德国激进分子的介入,博弗雷尔在最后一刻获救。共产党人经常使用集中营系统来除掉他们的政治敌人,故意将其送到最苛刻的区域,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同样的盖世太保官员、同样的党卫军部门的受害者。据鲁道夫.普拉格(Rodolphe Prager)说,被驱逐到布痕瓦尔德的马塞尔.希克(Marcel Hic)和罗兰.菲利亚特(Roland Filiâtre),“经营地内拥有高级行政职权的德共干部同意”,被送到可怕的朵拉(Dora)集中营。希克死在那里;菲利亚特1948年在又一次谋杀企图中幸存了下来。

1944年9月11日,来自“阶级战争”(Class War)组织的巴黎年轻工人马蒂厄‧布赫霍尔茨(Mathieu Buchholz)失踪了。1947年5月,他的组织声称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所为。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希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希腊共产党(KKE)的一名书记彭迪利斯.波里欧波洛斯(Pandelis Poliopolos)就在战前加入了这场运动。他后来遭意大利人射杀。在战争期间,托派成员共同支持民族解放阵线(EAM)的事业。EAM于1941年6月由共产党人创立。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领导人阿瑞斯.韦洛契奥特斯(Ares Velouchiotes)下令杀死约20名托派领导人。解放之后,对托派的迫害继续进行,许多人受到严刑拷打,被逼供出其同事的名字。1946年,在提交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瓦西里斯‧巴尔齐奥塔斯(Vasilis Bartziotas)指出,有600名托派成员被OPLA(保护人民斗争组织)处决。该数字可能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太古马克思主义者(Archeo-Marxists),即1924年与KKE决裂的激进分子,也遭到迫害和暗杀。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也不例外。1941年统一后,团结在阿纳斯塔斯特‧卢拉(Anastaste Lula)周围的左翼团体中出现了分歧,主要是在托派与由南斯拉夫人推出的正统党派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穆罕默德.谢胡﹝Mehmet Shehu﹞)之间。1943年,卢拉被就地处决。另一位受欢迎的托派领导人萨迪克.普雷姆塔伊(Sadik Premtaj)在逃过多起暗杀企图后,成功抵达法国。但1951年5月,他成为另一次暗杀图谋的牺牲品。这次是由前国际纵队成员、在巴黎的阿尔巴尼亚特工杰马尔‧沙米(Djemal Chami)所实施。

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领导人之一陈独秀(Chen Duxiu)的领导下,一场处于萌芽期的运动在1928年已然成形。1935年,它依然只有几百名成员。在抗日战争中,其中一些人设法渗透到共产党武装部队人民解放军的第8军。毛泽东将他们处死,并肃清了他们的营。内战结束时,他们被系统地追捕并杀害。其中许多人的命运仍然未知。

有一段时间,印度支那(Indochina)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从1933年起,“战斗”(Tranh Dau)组织的托派成员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共同阵线。托派在该半岛南部影响力最大。1937年,雅克‧杜克洛下了一道指令,禁止印度支那共产党与“战斗”组织的激进分子合作。在与日本人冲突后的几个月里,另一个托派分支──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占了上风,令共产党领导人不安。1945年9月,当英国军队到达时,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令越盟(Viet Minh,译者注:全称越南独立同盟会)为他们预备的和平欢迎泡汤。9月14日,越盟对托派干部发起了大规模行动。他们中多数人在被捉住后不久即被处决。在稻田中与英法军队作战后,他们被越盟军队击溃。在这次行动的第二部分,越盟转而反对“战斗”组织。他们被囚禁在边水(Ben Sue),随着法军的逼近也遭处决。1946年2月,该运动的领导人谢秋收(Ta Tu Thau)被处决。胡志明自己写道,所有的托派分子都是“最低级的叛徒和特务”。

在捷克斯洛伐克,扎维斯.卡兰德拉(Zavis Kalandra)的命运典型地代表了他所有同伴的命运。1936年,由于写了一份谴责莫斯科审判的传单,卡兰德拉被开除出捷克共产党。后来他参加了抵抗运动,被德国人驱逐到奥拉宁堡(Oranienburg)。他于1949年11月被捕,被指控阴谋反对该共和国,并遭受酷刑。对他的审判始于1950年6月;他作了“彻底坦白”,并于6月8日被判死刑。在6月14日的《战斗》(Combat)杂志中,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译者注:1896年—1966年,法国作家及诗人)要求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译者注:1895年—1952年,法国诗人)为卡兰德拉出面。两人自战前就认识他。艾吕雅回答说:“我忙于为申辩自己无辜的无辜者担忧,顾不上为已经认罪的有罪者担忧。”6月27日,卡兰德拉与3名同伴一起被处决。#(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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