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第三章 “两奸两假”登台后的中共(十)

240

《中共正史简明教程》第六编第三章 “两奸两假”登台后的中共(十)

第十二节 因“以德治国”而越治越腐的国民

“人之初,心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于人之初,其心是善是恶的问题,争论各方,见仁见智。不过,经过中共六十多年的“教育”、灌输和洗脑,国人的心更加向恶而不是向善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党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中国大陆,越来越难看到礼仪之邦应有的道德规范,就连传统的道德品质教育也很难寻觅,以至于有人极端地形容:当今社会是一个全民不要脸的社会。还有人甚至说:“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年时间,却已经成功地摧毁了中华文化三千年的辉煌。
中共国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考虑”,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签署了联合国于一九四八年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作为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主导并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被称为“世界第一夫人。

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张彭春是该宣言的重要起草人之一,他的很多主张被采纳。例如,提议把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写入宣言,宣言中将“仁爱”翻译为conscience(良心)一词,为各国代表认可,从而写入了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很可惜,他是代表国民政府起草并签字的,所以,人民政府不可能接受其自由平等的主张。
该宣言总计三十个条款,对照之下,中共自己都不敢大言不惭地说它已经起码做到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比如,宣言说: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剥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一切儿童,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纵观上述条款,中共连最起码的一条都没有做到。由于该文件只是“条约”而非国际法,因此中共的不遵守至多只能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由于中共从来就无视人权并不断地摧残人权,致使这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准每况愈下,至二零一二年,已经下降到了零点(底线)以下。

提前阅读  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及道德水平中的中国大陆的名次
联合国公布二零一五年世界各国国民综合素质的排行榜。根据精神面貌、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礼仪素养、全民教育、经济条件,身体素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共计一百十八项指标,中国连续多年排名世界一百六十位以后或者倒数第二。对此,中共虽然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不加驳斥,只指示宣传部门严密封锁消息。因为它自己每年都参与了此项调查。
“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当然不予承认。

中共的洗脑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人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疯狂洗脑,中国的大部分百姓的心灵已经麻木,神经已经麻痹。
人们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愚昧、野蛮、怪癖和言谈举止的不可理喻。人们思维结构已经完全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模范里了。正如京剧《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叫他坐下,他拒绝,说“奴隶站惯了,不想坐”。
由一开始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起,发展到如今的“没有共产党,我们怎么活呀”,“没有共产党,我们要做亡国奴了,亡国奴多苦呀”,“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甚至还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性生活”。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人,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大清国人人有病。什么病?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着的病。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回头再看如今的中国人民,比起清末的太监思想,并无二致。
国民的越治越腐应该归罪于谁?

《丑陋的中国人》
一九九二年,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出版了作者柏杨写的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书中说,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又说,他的最大的心愿是愿中国最早复为礼义之邦。中国现在连冒牌的礼义之邦都不是,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邦。
大陆上的人看了这本书后,大多义愤填膺。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忠孝仁爱、慈悲恻隐、节义廉退,怎变得如此的丑陋?
国人也不必生气。美国人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写了《丑陋的美国人》、韩国人也写了《丑陋的韩国人》、日本人也写过《丑陋的日本人》。韩国人也曾经为此而气愤过,日本人则喜愤参半,而美国人却闻过则喜。

上图自左至右: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封面; 高桥敷著《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封面;德勒与伯迪克合著《丑陋的美国人》一书的封面;金文学著《丑陋的韩国人》一书封面。

其实,由华夏子孙自己来说自己的丑陋是件好事。以此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知荣辱,可以知天命,可以知进退;只怕被旁观者来描述,那时,国人真的会是丑陋不堪了。唐朝的杜牧在其《阿房宫赋》的最后叹曰:“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再者,中共自己也曾鼓励全党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一九六零年,党国共军中央军委给上海南京东路上的守备连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八连有一句名言后来传遍全国,叫做“优点不讲逃不掉,缺点不讲不得了”,就是,优点可以不讲,但缺点则一定要讲,否则会“不得了”的。时至二十一世纪,谁要讲“我党”的缺点,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不是国人自己要丑陋,是中共的马列主义促使了国人的丑陋和社会的病态。中共的《人民论坛》杂志曾发表《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一文说,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个结论是有很大保留的,说是亚健康而不说是病态。但亚健康就是不健康,也就是毛病。
简单总结下来,根据中共《中国人的病态报告》的结论,这种亚健康状态有以下是种表现:“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
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华裔美国人骆家辉是这样“污蔑”中国人的:非常聪明,但非常相信传言;凡事喜欢抢,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墓地,从头到尾抢;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但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动辄批评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自己爽不爽没有关系,反正不能让别人爽;不为朋友的成功欢呼,却愿为陌生人的悲惨募捐;不为强者的坚持伸手,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愿为眼前的小利冒险。

骆家辉携全家乘坐经济舱、轻车简从、如平日出外旅游般地自背行囊步出北京机场赴职,被看惯了由浩浩荡荡仪仗簇拥着出游的中共党国官吏的排场的中国人认为骆家辉是在“作秀”

党国日报甚至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骆家辉是为了贪污经济舱与头等舱之间的差价,为中共的贪官辩护。

弱智的央视大裤衩里的播音员芮成钢以党国官本位的挥霍无度、醉生梦死的思维问骆家辉:“你乘坐经济舱是否因美国缺钱?”。

而曾经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这样预测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因为,一、中国90%的高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国家如此的失去信心呢?二、中国人不了解他们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三、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国家之一,全民上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四、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意义,腐败、堕落和茫然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五、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

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新出版的《艰难的抉择》中把关于“中国”的一章命名为《未知的岁月》。她预测“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最贫穷的国家”(左)。 中共”人民论坛调查中心“的《中国人的病态报告》称,目前中国人有十大社会病态(右)。
是谁,使得如今的中国人如此的丑陋?即使智商不高者也会脱口而出。

从死要面子到死不要脸
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台湾出版的《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中指出,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之一,是人格分裂。
中国人是一个顾面子的民族,但是到了当代中国,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中国各级官员,常会搞形像工程作为自己的政绩。办奥运会、世博会或APEC 会,都要大肆修建场馆,动辄耗费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
这种死要面子的另一种表现是“死不要脸”。
中国从家庭出发的亲情文化,衍生出熟人文化。对陌生人,却充满了本能的敌意,甚至是毫无理由的恨。
中国人可以容忍独裁者、也可议容忍地痞、流氓。当独裁者滥施淫威、当地痞流氓横行于世,中国人总是忍字当头。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外向的变得内向、吵闹的显得沉默、轻浮的变得深沉、爱出风头的变成缩头乌龟。路见不平,惊慌地走避。而民间一些小事,他可以恶言相向、大打出手。
中国人可以大闹机场、大闹博览会。但说是向政府情愿、示威,争取民主权利,他们立即会变得胆战心惊、手脚酸软。对付一般的老百姓,他敢打、敢骂。面对政府的军警,马上作鸟兽散。政府更是如此。大到政府,可以招惹周边的小国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但绝不敢招惹强大、横蛮的俄罗斯。像二零零九年,俄罗斯边防军打沉中国的一艘商船,造成八死、一失踪。中国政府既无抗议、也无谴责。只是低三下四地交涉交涉了事。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日本、越南或菲律宾身上,中国政府会绝对强硬。

没有理想抱负——人生信仰的覆灭
国人信仰的缺失为人神所共知。这不是国人自己想要的丑陋,而是数十年被邪恶的信条恶灌、洗脑的结果。

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誰也说不清楚。

一九四九年之后,国人也曾经有过信仰。人们信仰过共产教主毛泽东甚至包括他的腐尸,向往进入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天国;他们崇拜过白求恩雷锋,欢呼过林彪王洪文;他们笃信两年超过英国三年赶上美国,相信”十五年后”(按,约指一九七一年)会世界大同。而当在一次又一次地发觉上当仍执迷不悟、最后终于如梦初醒之后,亢奋的精神瞬间从珠穆朗玛顶峰跌入了玛利亚纳海沟的最深处。
中国百年现代化在坎坷中奋进,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国崛起,扬眉吐气,但回头一看,百年前提出的许多精神领域里的目标,例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民主与宪政;契约与法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历史走了百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再向后倒退了几步,离当年精神领域的目标更加遥远了。
于是,悔恨、迷茫。漫漫长夜,不知何时到黎明。
于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人们在无聊的清谈中挖掘真谛,在调侃和怒骂中排遣空虚,或去寺院、教堂里捡回失落。然而往往不得要领。

高消费的寺院里,香烟缭绕处,几多真信众?(左)。 听了教堂的唱诗布道,谁还愿听党国书记的喋喋不休?(右)。

目前大陆的大多数寺院,就是不清静。比丘和比丘尼一起抽烟、喝酒、鬼混、跳迪斯科;鸡鸭鱼肉“皆吾所欲”。

别责怪普通百姓。早在江泽民上台前的好几年(一九八零年),报载,广东的年青人都认为牧师、神甫的布道和法师、阿訇的讲经要比党委书记的说教有理百倍,礼拜天的教堂里和初一、月半的佛殿中往往人满为患。连信仰共产主义的几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的99.999%都在内心放弃了《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教,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从未放弃无神论。
我们需要重新找回价值体系,才会出现真正腾飞的时代。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有四次提到上帝。如果删去上帝二字,独立宣言的精神就无法理解。基督教文化是美国的主流文化、深层次的基督教主流文化。美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和自由等许多思想都根源于《圣经》的教义。受其影响,基督教主流文化的精髓在于其平等观与博爱观。基督教宣扬平等、饶恕,与博爱、爱人如己,以至于爱他们的敌人。这是形成西方社会民主、自由风尚的思想基础。
美国人相信《圣经》,很多人周日去教堂接受心灵的洗礼,《圣经》中教育人们友好、行善、道德高尚,人们怀着这样的信仰去生活,去与人相处。
如美利坚人所言:多一个教堂,少一座监狱;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罪犯。上帝永远至高无上,上帝永远爱所有的人。这种思想深处限制了人的私欲的膨胀。

美国两个同时代的家族
两个同时代的家族,一家是信基督教的爱德华兹。另一家是著名无神论的宗师马克·尤克斯。有人统计了爱德华兹家族和马克·尤克斯家族两百年后的情况,结果如下:
爱德华兹家族:人口总数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其中出了有一百位大学教授、十四位大学校长、七十位律师、三十位法官、六十位医生、六十位作家、三百位牧师和神学家、三位议员以及一位副总统。
马克-尤克斯家族:人口总数九百零三人,其中出了三百一十个 流氓、一百三十人坐牢十三年以上、七个杀人犯、一百个酒徒、六十个小偷、一百九十个妓女、二十个名商人(其中有十个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

信仰基督教的爱德华兹(左)和爱德华兹家族部分成员(右)。

基督教文化不排斥经济,甚至鼓励人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新教伦理不仅不把追求财富和金钱的活动视为罪恶,而是把它和荣耀上帝联在一起,正确的使用管理财富荣耀上帝。勤奋工作、节俭和奉献是美德和道德义务,是基督徒的天职。最有名的便是著名的牧师约翰-卫斯理所说:“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信仰的缺失必然引起对外部事物反应的看客心态。信仰的缺失就会引起精神危机和道德赤字;看客心态就会使人麻木不仁、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

唯利是图——追求金钱如蝇逐臭
单纯地说国人没有信仰也不尽然。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教唆下,人们疯狂地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这当然也是一种信仰。
路透社与艾普索斯民调公司二零一零年发布的一项对世界上二十三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上,中国荣获冠军称号。对于“你认为金钱是否能改变一切”的回答,肯定者中的华人占了66%, 美国人只有33%。这就是中国大陆一个著名的女人的名言:“宁可坐在宝马(按,指一款高档的汽车)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产生的因由。

就是这个一九八八年出生的、丑陋不堪的姓马名诺的女人,玷污了一片净空,误导了亿万青年。最后还是被一个虽有车却不是宝马的小男人带走了。图为她在向全国人民道歉。

于是,人们的言谈举止也变了。从前,中共把十月一日定为“国庆节”,全民放假两天,要大家载歌载舞地游行欢庆,歌颂它的伟大光荣正确。最近十几年,它自己也知道再自卖自夸自己伟光正,会令人捧腹,就干脆连放七天长假,并把其称为“黄金周”即“做生意的七天”,让大家去赚钱花钱,全国所有的景点均人满为患。这在实质上已不是“国庆”而是“国殇”了。

  

事实上,党国没有国庆节。“做生意的一周”处处人满为患。黄金周是名副其实的“生意周”、“国殇周”。

人们在早晨碰到的第一句问候语不是原来的“早安”,而是“在哪里发财”;在劝人“做人要讲良心”时,得到的回答是“良心几钱一斤”;好心人把跌倒的老汉搀扶起来,反受到老汉家人的讹诈;几乎所有工厂的大门上方都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某企业的奖惩制度中有一条“迟到一次奖励七元,引得职工大笑:难道迟到还有奖励?(当然,职工都懂的,真实意思是“有迟到行为者每月只能得到七元补贴”);有义工劝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那人回应是“给我一万美元我马上就退”——他很想与共党划清界线但最后还是输在“钱”上。
长此以往,中国人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物欲最旺、最没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中国GDP高了,但心灵的虚无和迷茫也令人十分吃惊。当财富日益丰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有毒食品盛行,人们居然开始为“吃什么安全”而发愁;赚钱昧着良心,做人没了底线。

不想反思而崇尚清谈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治理过这个民族的大王、皇帝、总统,尤其是到了现代的总书记和主席大多犯过很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犯过严重的罪行。我们从来就只是歌颂成就,赞唱伟大而不作反思。只是有时为了防止民怨沸腾而用一句“难免失误”一笔带过。连资本主义的德国领导人都能跪在当年的纳粹的集中营前谢罪,而亲自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的一个政党竟没有人出面说一句哪怕只需表示歉意和悔改的话,更有甚者,还把实事求是代其总结教训的人投入死牢。

六朝的清谈(左)和如今的清谈(右)。 都说清谈误国,那是谁导致了清谈的形成?不能说真话,来个“段子”也解闷。

即便有所谓的反思或讨论,人们习惯于无论何事,将责任推给某一个个人或集团,大家群起攻之,口诛笔伐一番,自己解脱了,某个个体或集团解体了,问题依旧,罪行仍会反复出现乃至加深。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数不尽的公众论坛,象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众多的演说广场一样,让大家都有机会有地方说话,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能言善辩”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脱颖而出的。在现代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虽然公共的空间已经出现,而公众仍被剥夺表达自由思想的权利。一个舆论一律的社会是个畸形的社会,它必然培养出畸形的人格、畸形的民风和畸形的审美心理。

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众多的公众论坛,“公民广场”就是论坛之一个场所。这是个公民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由民主愿景和展示自己哲学思维和雄辩口才的地方。由此孕育出了希腊罗马的哲学和古典民主政治。

谁说大陆没有大讲坛?大家一起在广场上自由地山呼万岁以表达言论的自由。

中共不准反思,但鼓励清谈。以往,国人深知“祸从口出”是金玉良言,知识分子因一个字、一句话、一篇短文或一本书而家破人亡;而现在,中共会在一定程度容忍背后的牢骚。它不是没有听见,而是听见了装作不听见,你骂你的,我做我的。中共上海市委信访办的待访大厅内,把共产党的十八代祖宗都骂遍也不见有人出面阻拦。但反映的内容一转眼又寄回来访者的“单位”,任基层长官给其穿小鞋,轻则罚款,重则开除。
有人形容六朝时的清谈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如今则稍加变化并扩展篇幅。例如,早在八十年代末,当时的中共还没公开承认自己腐败的时候,就有人仿照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来说官员的腐败:“公仆不怕饮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五粮茅台腾细浪,乌龟王八走泥丸;金沙帐里被窝暖,哪怕明日铁窗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以此发泄对时局的不满情绪,当然,只能到此为止。
多少年来,国人经常被驱使着去做那些可笑而无用的事情,似乎人人都把它作为一件伟大、正义和神圣的事业而做得相当的投入。这就更加可悲。

附录  “碰瓷”和党法的助纣为虐
碰瓷,原属北京方言,泛指一些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行为。常见的例子故意和机动车辆相撞,骗取赔偿;或是自己有意或无意摔倒,讹诈攀扶自己的好心人是加害者等行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碰瓷的重新出现以及党国法律界的助纣为虐,实在是社会的大倒退。

南京彭宇案男主角
李凯强案男主角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南京市民徐寿兰女士在某公交车站等车,据其称被正在下车的市民彭宇撞倒,而彭宇则称下车时候见老人摔倒后送医垫资。法院判彭宇败诉,并赔偿原告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六元。事件带来的恶劣后续影响远超当事人的意料。
郑州一大学生李凯强扶起一位老太,老太当时称被其撞伤腰。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院判学生赔偿老太七万九千元。李凯强表示再遇到类似事情会不再理睬。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郑州一出租车司机遭遇“碰瓷儿”团伙,及时报警,七个嫌疑人被抓。嫌疑人肖某躺在派出所地上撒泼,谩骂警察。
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上午,南京中央门一处停车场的保安在停车场里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后躺着一名男子。在警察的质问下,男子表示已躺一夜了,想趁车主取车时假装被压,讹笔回家路费。

肖某碰瓷团伙
南京中央门一处停车场碰瓷案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海南海口,一男子在二十二路公交车上装病摔倒在走道上,企图讹诈钱财。
提前阅读: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男子在成都人民公园附近“自杀式碰瓷”,整个过程中,男子始终在静静地“表演”,从未开口要钱。期间,他还躺在地上逼停一辆出租车,并连续用头磕一辆奥迪的引擎盖,直到头破血流。

海南海口碰瓷案,一男子在二十二路公交车上装病摔倒在走道上(左)。 成都“自杀式碰瓷”案(右)。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南京板仓街锁金村菜场路口发生一起电动车与行人相撞事故,双双倒地不起,路人只围观不敢搀扶。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福州一位八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的终结。

南京。两妇女倒地,行人不敢搀扶(左)。福州。老人倒地,行人不敢搀扶,直至其断气(右)。

人文信任的严重缺失
“人文信任”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行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被动,不愉快。同周遭朋友、同事处于信任的环境中,做起事情来都非常的有效率,而且默契十足; 但是,处于猜忌和不谅解的情形下,任何工作都会使人身心疲惫。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从前,高考时每个考场安排五十多个考生和一位监考者;而今,每个考场只坐二十五个考生,监考者安排两位,室外还有众多的辅助人员,包括搜寻作弊工具的人员和大批纠察,考试成本提高了四、五倍。从前,食品安全根本不作为问题,而今,这么多的检测人员检测到后来,仍然问题成堆。

公共交通工具内的广播里在说“请给让个座”,但坐着的人对老弱病残孕妇个个无动于衷。

华人在世界各地被歧视,不是因为华人不优秀,而是国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别说其他国家,连香港、台湾地区的国人(除最近三十年移居过去的人),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总体上在心里是瞧不起大陆去的同胞的。更不谈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们了。
美国纽约市区新出现一个被称为纽约的第二个China  Town的地区叫Flushing 。一六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十一名Flushing居民联合向当地殖民总督提交《Flushing宗教自由陈情表》要求给当时受迫害的贵格会教派成员以宗教崇拜的权利。这份陈情表成为美国《权利法案》和《宗教自由法案》的前身。可以说,这里是美国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诞生的地方。而今,这里涌入了大批华人。他们有的是偷渡者,有的是超期滞留者,有的是留学生中的穷人,很多是黑了身份的。这里的大部分新的华人把在大陆上受中共数十年灌输后所得的全部陋习都带了过来:乱穿红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嗓门奇高,开车乱按喇叭,一片脏乱差的景象。还有的行骗卖假货、想尽办法偷税逃税。
美国的商店,都可在一定的期限内退货,新的华人移民常来这里“借”东西,连电视机都“借”到家里看一段时间再退。白穿白用了还说“美国人真笨”。人们惊呼:中共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莫非在美国的一个地区试验成功了。

一九二零年美国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缅街商业区整齐的街道(左)。二十世纪末在同一地区出现的杂乱无章的汉字店招(右)。

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的机制与日本到处有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信任”瓦解,社会也会崩溃。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
国人出外旅游时,会在罗浮宫前的喷泉里洗脚,会任凭子女在香港的大街上便溺,会在埃及的名胜上刻画“到此一游”。全世界很多有名的旅游胜地对中国人也特别照顾:特地为中国人用汉字写了“请勿大声喧哗”、“请勿随地吐痰”等的警示牌。
二零一四年七月,德国巴伐利亚一家酒店在一批中国游客到来之前贴出告示《中国人警告》:“其他客人请不要受到中国人吧嗒吧嗒的吃出声和打嗝声影响,因为这是中国吃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想静悄悄地吃早餐,请在八点以后来”。该点经理解释为何要贴这个条子:“如果我们提前指出,就不会接到其他客人的投诉”。
一些 国人在一夜暴富之后,从过去的谦恭和自卑变成了今天的自信与自负。年青人尤其对军事感兴趣,对强国梦感到亢奋。对日本有看法了,就高举反日大旗,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在华的东洋人赶回老家;对法国有意见了,就在网上号召去砸“家乐福”大卖场;对美国不满了,就破坏美国的在华设施,号召大家不吃肯德基和麦当劳,;对韩国不满了,就号召大家区砸乐天超市。此时的中共当局,是最顺乎民意的机会,就对此听之任之。

二零零八年四月,全国多家家乐福超市被砸,此被砸视屏被法国向全世界播放。这是北京的警察在家乐福门前执勤以防中国假装“愤怒”的人群图谋不轨(左)。一群爱“党”、“爱”国的人在抵制肯德基的横幅上写着“你吃的是美国的肯德基,丢的是咱老祖宗的脸 ”。这次抵制活动全部发生在二、三线城市,如河北乐亭、河南濮阳、湖南郴州、浙江浦江、江苏扬州连云港泗洪县、山东临沂、安徽滁州广德宁国,而没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而且他们只抵制 肯德基,不抵制麦当劳(右)。
一切制度和规矩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人文信任的基础之上。难怪中共当局常把“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挂在嘴上。

见微知著
作家梁晓声有一次在法国某市坐车到郊区。这天刮风下雨。前面有一辆旅行车。路很窄,问司机能否超车,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此时,前面的车靠边停了下来,下来一位先生,让他们先过。那位先生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
澳大利亚人去雪梨海面捕鱼,每次网拉上来后渔人总要挑拣一番,将其中的大部份虾蟹扔回大海。每个出海捕捞鱼虾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国家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
梁晓声感叹这两则故事大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文”。“人文”就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它关乎公平、正义,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就在人和人的关系中。

仇富与炫富心态的交织
中国大陆现在是国富民穷。虽然有一部分人在邓小平歪理的引领下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中先富了起来,但他们的心里是不踏实的。本该用作原始积累的财富却变为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手段,引起了全民的仇富心态。
这一时期,中国造就了比美国要多得多的、约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亿万富翁群体。据行家分析,目前国人心态中的仇富,并非妒忌富人的富裕,而是仇视社会的不公开、不公平和不公正所造成的悬殊的贫富差距。
大多数国人认为,只有品德极败坏的人、共产党党官及其后代和与共产党党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此三种恶人才有机会一夜暴富。中华民国有一位著名人士更进一步认为,中共百分之九十九的富豪是刑事犯罪分子。
陕西首富邢利斌仅用八百万就收购到一亿五千万吨国有煤矿,折合每吨煤人民币五角七分。二零一二年, 邢利斌花七千万万巨资为女儿举办大型婚礼,并邀请了很多明星到场表演。
山西目不识丁的村妇丁书苗傍上了铁道部长刘志军,仅从铁道部工程中标得好处费就达二十四亿元。

文盲村婆丁书苗在庭审现场(左)。煤老板邢利斌花七千万嫁女(右)。

黑龙江黑老大乔四,纠集地痞流氓,垄断了整个哈尔滨拆迁与建筑市场。辽宁黑老大刘涌,与沈阳市正副市长勾结,无偿获取沈阳中街的一块土地就值上亿元。
沈阳市开洗浴中心发财的个个都是靠组织卖淫起步。湘中第一黑老大刘俊勇从组织卖淫到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贩毒、工程敲诈和制造假币,十恶不赦。象赖昌星之类的专靠拉拢、勾结党官发财的,全国多得无法统计。

铁窗内的黑老大乔四(左)。湘中第一黑老大刘俊勇(右)。

从事建筑业发大财的,几乎人人偷工减料,出了人命,又几乎无人追责。温州高铁特大事故,煞有介事地查了几天,不了了之。

二零一一年七月,温州特大动车翻车事故刚发生,当局就命人将十几节车厢深埋以毁尸灭迹,致使事故原因多年后还没有公布(左)。上海市闵行区发生整幢高楼完整无损的九十度侧翻事件。实实在在为建筑商和建筑和装潢材料厂做了一次直观生动的免费广告。人们惊叹人间竟有如此怪异现象产生(右)。

这些富人的暴富,不仅带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原罪,而且暴富之后,又普遍的为富不仁和为富不善。他们普遍地道德品质低下、一毛不拔。中国富翁的吝啬举世闻名。中国注册登记的私企超过一千万家,有过慈善纪录的仅有十万家。中国富豪的捐款只及欧美的百分之四。
中国的消费品消费量排名世界第一。据二零一二年的统计,中国内地的奢侈品消费达三千零六十亿元人民币。排名在中国发达与贫困之间的陕西省,私人拥有宾利、悍马和劳斯莱斯等顶级豪车总计超过一千辆。中国巨力集团执行总裁杨子,拥有亚洲唯一的超长悍马豪车长达十米半,戒指上的祖母绿宝石要四十六亿年才出一颗。他还收藏了世界十大名表,他的每张名片价值四十五美元。
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有房产一百四十套、现金十二亿。楚雄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两百三十套,现金十七亿。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两百五十套,现金十四亿。陕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有房产三百五十套,现金三十亿。山东省副省长黄胜友房产四百六十套,现金九十亿(美元)。浙江药监局局长黄萌又房产八百四十套,现金二十亿。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有房产三百七十四套,而这些房产在审判时还被法院不作为受贿罪之证据。


杨子手上的祖母绿(左)。狗官、党官、贪官、党国铁道部长刘志军拥有房产三百七十四套(右)。

如此等等,怎么能不使国人仇视社会之不公!
国人一面仇富,一面却炫富。
唐山一村干部嫁女,动用“劳斯莱斯”豪车三十辆,嫁妆队伍长达数千米,一个婚礼一天之内就花费了两亿。

唐山巨贪芝麻绿豆官动用“劳斯莱斯”豪车三十辆嫁女 (左)。浙江药监局局长黄萌有房产八百四十套,现金二十亿(右)。

二零零四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的富二代和官二代把所购的数百万美元一辆的名车集中到纽约开了个“中国青年名车展”。
一富豪为两岁的女儿将来能到美国读书,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附近购买学区房,一出手就是六百五十万美元(折合四千多万人民币)。有一在美国西雅图留学的徐一纯,驾驶奔驰C-350撞死一人,撞伤三人,其母在保释听证会上带着两百万美元银行本票呈庭,将其儿子保出,连见惯大场面的法官、检察官也看得目瞪口呆。
“中国大妈”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成长在造反派与红卫兵(包括她们本人)最猖獗的时期。她们的文化大多停留在当年造反阶段的小学或初中水平。她们喜欢跳广场舞以显示老态的身材。在跳“广场舞”时,她们最喜欢高唱“毛泽东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的钱包鼓起来”,又到世界各地去炫富。中国大妈到华尔街抢购黄金,还没到家就已跌损无数;美国市场上几万元一只的名包,大妈们一次购买十几个,眼也不眨。

中国大妈在美国各地抢购奢侈品

   

中国大妈在世界各地献丑

比利时海关查获来自中国的四千张巴黎卢浮宫假门票(左)。中国大妈在罗浮宫喷水池洗脚(右)。

中国大妈到全世界跳广场舞。香港发起反对中国大妈在旺角街头唱歌跳舞的行动,期间爆发多次冲突,多人被打至流血(左)。中国大妈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日落公园跳广场舞扰民,被警察驱散并把领头人铐走。

中国大妈在世界最繁华、人流最集中的广场——纽约时报广场用瑜伽展示自以为的好身材。

最有名的煊富人要数女孩郭美美。
郭美美的被人关注,是因她在微博上把自己说成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以此身份而炫富。
她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引发舆论对于红十字会捐款去向问题的讨论与猜测。二零一二年,郭又在微博晒出自己坐在宝马车上的照片,并说:“为啥每次喝完酒爱往高处爬呢?因为我骨子里就傲气,从不低头。”郭同时还晒出了自戴的泰国佛像,并声称价格昂贵,非诚勿扰,表示“心有所属,很幸福”。郭晒出的的私藏奢侈品有Hermès、Birkin、鳄鱼皮、鸵鸟皮款式手袋、Cartier卡地亚名表、纪梵希Givenchy经典颈链。
网友认为,郭美美是一个拜金至上、嗜赌成性、生活混乱、极不检点的典型。为了金钱,她出卖肉体、组织豪赌。郭是这个时代的怪胎。她是个悲剧人物。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共同打造了她。她所涉及的“干爹”包养、网络炫富、问题慈善、豪赌、性交易,哪一项拿出来都是尖锐的社会议题。
深圳商人王军是郭口中的“干爹”。郭美美炫富的价值二百四十万元的玛莎拉蒂轿车即是王军所赠。
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足球世界杯期间,郭正在参与赌球,被京城警察抓获。到底是中共警察为了给信誉日下的中共红十字会“正名”还是其他什么目的而抓郭,那是谁也无法搞得清的。
最能体现炫富的是暴富后的赴美购房团。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的高档社区游走,手持现金购买豪宅,造成美国房价飙升不止。

购房大妈在仔细查看周围环境(左)。购房团由保镖护驾(右)。

中国大陆首个赴美购房团在洛杉矶受到媒体的堵截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一个年轻女人在该州一次就用现金购买了十三套住房,还特地申明其中最好的一套是送给领导的。该州卖给外国人的房子,有32%买主是中国人。南加州亚凯迪亚市一幢豪宅,以三百五十万美元售出,买主是一对中国夫妇。中国人在美国购房支付的中位价格是五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四元,而美国此时的成屋交易的中位价格为十九万九千五百七十五元。 中国富人到美购房,多数用现金一次付清。一位在美国中部城市圣路易斯的华人房产经纪告诉记者,他这年卖出的十幢房子,有四幢买家来自中国。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有中国的 “二奶小三一条街”,尽是专供贪官土豪藏娇的豪宅;加拿大温哥华有中国的“元配小区”,也都是专供没遭贪官土豪抛弃的元配门居住的豪宅。


随着赴美“情妇们”的数量越来越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一些风景优美的地区已经成了当地人口中的“Ernai Village”。Ernai,就是中文音译的“二奶”。这里,豪宅豪车美女扎堆,具有别样一番风景。新来的居民多数为中国高官的情妇(左)。当地高级住宅平均有四卧、三卫,并附游泳池,总计三千八百平方英尺(约一百零六坪)的格局。中国买家一旦看上眼,就会提着装满现钞的皮箱,直接以美元付现。罗兰岗位于南加州洛杉矶东部,距离洛杉矶市中心约半小时车程,人口不到五万人,其中三成为华裔移民,是南加州新兴的“中国城”,商场、超市和餐厅林立,随处可见中文书写的广告看板(右)。

中国裸官计划性向海外移转“资产”,加拿大温哥华吸收了大批中国投资移民。有些贪官富贵不忘糟糠——“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在把小蜜、二奶接到美国的同时,也妥帖地安排好元配。所以这里才出现了中国贪官富商首任妻子的住宅区——“元配屯”。

党国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在澳洲花几亿元买下豪宅;加拿大已经出现中国贪官“一条街”。那里的原住民为自己一片清清白白的净土上被中国大土豪和劣绅们泼到了污水而愤怒不已。

中共党国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在悉尼半山腰的豪宅(左)                 中共党国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运营部主任苏顺虎的儿子儿媳在富人区卡拉瑞买下的别墅(右)。

扭曲的心灵和“超脱”心态
这几十年来,中共要大家学过“雷锋”、学过焦裕禄、学过孔繁森。不管学的对象的真实情况如何,毕竟,一时间,“好人好事”也能层出不穷。即使到了被金钱的欲望弥漫着的今天,仍有大批的好人好事涌现。但这并非是中共洗脑的结果。恰恰相反,系一批游离于洗脑房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超脱者”所为。
不能责怪如今的人们。“祖国”、“中国”、“党国”,这几个政治学上不同的概念,由于中共的教官和教科书都把它们混为一谈,至今国人中没几个能搞得清。“祖国”的概念因此而显得苍白,从而形成了国人扭曲的心理和看客的心态。
信仰的空白和人文信任的缺失必然使人心灵扭曲。许多正常人群中不可能出现的事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使得没有一个民族会象如今的国人那样,言谈举止令人不可理喻。
公路上有侧翻的卡车,装载的桔子滚得满地都是,全村人不是出来帮忙,而是一眨眼就抢了精光。

 

甘肃兰州郊区,一辆满载橘子的卡车翻车,附近村民全部出动哄抢,警察拔枪也没能阻止。

二零一二年四月九日,甘肃兰临高速,村民哄抢从货车上散落的辣椒酱。图为哄抢接近尾声的场景(左)。一车蔬菜水果撒得遍地都是,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的搬运着一地“免费”的货物(右)。

卡车司机阻拦不住哄抢人群,抱头痛哭(左)陕西延安一辆运载水产的货车侧翻,车上的鱼儿散落一地。当地民众纷纷冲到路面抢鱼(右)。

二零一三年十月,第六届南京美食文化节,韩式拌饭遭哄抢(左)。二零一二年十月,广州性文化节上,人们在哄抢由模特儿撒下的阴茎套(右)。

二零零四年九月,山东日照中医院大楼启用仪式,几百只气球还未起飞就被一抢而光(左)。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湖南株洲市菊花展,菊花遭到市民哄抢(右)。

二零一三年五月,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在哄抢油罐车泄露的油(左)。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大货车在重庆綦江侧翻,人们在哄抢日用品(右)。

毋须任何理由,杀一个人比掐死一只蚂蚁还简单;一句话不合,儿子就把老子杀了;老子会把女儿摔到窗外。
高中学生的自杀率呈上升趋势。因为考试作弊被查、女友跟了别人或家长暂时无法满足其欲望,都有可能引发其在厨房里开瓦斯或跳楼或投河了结小命。

大学女生因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而将开水泼向老师,中学生因老师不肯给他加分使其及格而用刀刺伤老师。大街的小广告上还赫然出现“二奶中介公司,专接大学女生”。很多女大学生还认为此职业“正常”。


华东政法大学一大四女生上课迟到被老师批评,竟在下课时将摄氏九十八度滚烫的开水泼向老师面部,造成教授面部、颈部、背部烫伤。
中共卫生部长陈竺说,“我们免费为一个农村大妈做了白内障手术,她的确要感谢共产党。”,正常的问法应该是“她辛苦了一辈子,连个白内障手术都做不起,她应该恨谁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说:“外地人来北京应该设道门槛,允许你进来才能进来。外地人素质低,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
一位四十二岁的男士,为了给他三十七岁的太太治疗癌症,偷了一辆助动车,判刑四年,而李刚的儿子撞死人才判三年。人不如一辆小车。

河南一大学生闫某在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一树林先后掏了一窝野生保护动物十六只雏燕隼被判刑十年(左图为雏燕隼)。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被告人杨某因非法捕获一百二十五只画眉,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李刚的儿子李启铭醉驾,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肇事后逃逸,只判刑六年(右)。
城市的孩子天天牛奶鸡蛋,而云南南禄幼儿园的孩子每天八、九个人围成一圈,吃最简易的两菜一汤,每天只吃两餐。
几乎天天有全国各地“城管”打人的新闻,但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城管对付的同样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

    

以上九幅图片: 党警伙同城管打人拾景
中共常说“我们用占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但它从来不讲它养死了多少人,也不说这22%的人养活了占世界60%的公务员。教育经费只占世界的3%,97%的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里,有 90%的人吃着世界上最有毒的食物,缴着世界上最高的税,干着世界上最重最累的活。
重庆四十四岁的农民金有财,路见大巴翻进水塘,马上跳入塘中,救出十九人,自己因在冷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而引发肺病。政府置之不理,致使其欠债无数。去世后下葬时,没有一个被救者到场。
宜宾市副市长大言不惭地说他到过六十个国家,用的都是公款,得出的结论是“我不明白资本主义国家有啥好学的”。
河南省卢氏县一位八十岁老人办低保,村支书却当着她的面要奸污她的孙女作为交换条件。
由于地沟油的泛滥,上海一中学生发明了鉴别地沟油的方法而获奖—-时势造英雄。
记者对贫困山区的老人说,不要给孩子吃油炸的食品。老人说“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俺平时还舍不得吃呢”。
母亲不给儿子买玩具,被儿子掐喉。母亲有气无力之时,只好答应。
江苏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门口,一个宝马车主不服交警指挥,大吼“我是人大代表,我可以再买一辆宝马玩死你”。
芜湖电力第五分公司强迫员工交分子钱。该公司专员对记者扬言:“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你对党是这个态度吗”。
天津南开区两老为儿子的婚房用干了所有积蓄仍不够,儿子不罢休。母说“你不是要逼死老娘吗”,儿子说“你就去死罢”,老母当即跳楼自尽。
共军第二零零五二军一司机与一女收费员口角,该司机下车一阵拳打脚踢,致使该女昏死。司机扬言“我是空军政委,你们管不着”。
共党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两会”期间,一把抢过记者的笔,不准记者向他提问他难以启齿的问题;有个官员甚至对记者吼道:“你到底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老百姓的立场上?”以此“维护 ”党的“威信”。
在国际航班上殴打空乘或国内乘客互殴已掀起又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了。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亚洲航空公司FD9101航班由曼谷飞往南京。貌似夫妻的一对中国青年乘客用开水泼向乘务员,还有两名中国乘客帮腔。飞机被迫返航,浪费了其他乘客六个小时。该四人被罚款返回后,又大闹南京机场。

一个中国男青年在泰国航机上扬言要炸飞机。
樱花盛开季节,“中国大妈”爬树摄影留下丑态。
中国游客在泰国自助餐厅抢吃大虾。   

中国游客被国际旅游组织列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亚军(按,聊以自慰的是,居然还有比中国游客更不受欢迎的)。
中国从前有个文学家叫鲁迅的,他曾描写过中国人看日本人枪毙中国人时的模样:看杀人的刺激在于一阵枪响,一阵欢呼,不管枪毙的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还是东洋人。
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开公司设厂,对中国人虐待得无以复加,引不起人们的同情;但一当钓鱼岛危机,他们会挺身而出,大骂日本鬼子。朱德的孙子朱成虎狂妄的言论“准备放弃兰州以东的国土,也要不惜与美国人打一仗核战争”,与以前毛泽东的“准备死掉一半人口,也要打!”的叫嚣时国人的态度如出一辙:欢呼,叫好,一片狂热。
英国国内的苏格兰脱英公投,大多数国人希望苏格兰胜出,为的是看英国的笑话。苏联的解体,不是欢呼共产主义的没落,而是准备还看一场接着的好戏。美国的“九一一”事件,国人认为本拉登做的还不到位,应该把山姆大叔统统炸光;几百位消防警察为之而牺牲被认为是“活该”。
广西南宁有人投河,观者(竟然没有一个会游泳的)如潮,争相观看河中人沉浮的样子,就是没人施救,直到警察找来人把尸体捞起。
有人在“伟大”的首都护城河里痛苦地挣扎,观众人山人海。见一位共军现役军人走来,观众齐声高呼:“大兵冲啊,立功的时刻到了!”
福建一辆长途大巴上,后坐有人公然强奸一位女青年,女青年大叫,几十位乘客巍然不动,司机也假装不知。直到坏人得逞,开了车门扬长而去。
二零一零年,中华大地上还出现了一个新句型“我爸是李刚”。是年十月十六日晚,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被撞一陈姓女生于次日傍晚死亡,另一女生重伤。肇事者李启铭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原来,李刚是保定市一公安分局副局长。
以此为榜样,不久,各地出现了“我叔是县长”、“我哥是城管”、“我妈是居民小组长”之类的狂妄叫嚣,但人们一律把其称为“我爸是李刚”,因为此后,这句话成为网友们嘲讽跋扈“官二代”的流行语,也散发着人们对权利阶层滥用职权的无比痛恨。
二零一一年,有类似经历的四个孩子的爹被《人民网》评为“中国四大名爹”。他们是:李启铭的爹李刚、李天一的爹李双江、郭美美的干爹王军和卢星宇爹卢俊卿。

李刚所在地区河北保定市的一块交通宣传牌上写着:“朋友,开慢点,你爸不是李刚”(左)。 外国人也学会了“拼爹”。他们在横幅上写着抗议普京的话“我们的爸爸叫李刚”(右)。
已以乎!

宁可赌博也不愿读书的国人
历史上凡是崛起而又稳健的民族,必然经过一个思想启蒙。经过启蒙,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将呈现很大不同,保守将变得开明,激进将变得理性,鲁莽将变得稳健,进取而不具威胁,雄心勃勃而不再咄咄逼人。中国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但恰恰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崛起了。
但现时的中国,只是个暴发户。暴发户的基本特征是没有多少文化。人们形容暴发户是“拥有冰柜是为了冰稀饭,买来洗衣机是为了腌咸菜”,他们家里大多还布置了一个“书房”,那是非文盲的大款试图附庸风雅的。中国人年均读书零点七本,与韩国的人均七本、日本的四十本、俄罗斯的五十五本、以色列人均六十四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几乎是零。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开书的。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建国虽短,但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八个。以色列环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而以色列却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生产的粮食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它国家。 而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就有十四位。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会》书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
一个不重视阅读的人,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家庭,是一个平庸的家庭;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学校,是一个沉闷枯燥的学校;一个不重视阅读的社会,是一个精神缺失的社会;一个不重视阅读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我愿意生活在旧社会》
按:在如此违背人伦的教育环境中,仍有一大批有独立思考能力、思想超脱于体制之外的人。这里引用的一篇命题作文,据传是一位参加高考的学生在考场里当场挥就的。我们无法考证出究竟是考生本人所作,还是事后由他人伪托。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毕竟还有“满桌皆醉、唯其独醒”的“另类”,而恰恰,这正是中华民族希望的所在。
命题人的原意是想在“我愿意生活在… …”的引导下,让考生自然而然地写出《我愿意生活在党(共产党)的阳光下(或生活在新社会)》的新科举的新八股。不料事与愿违,这名考生写的是《我愿意生活在旧社会》。以下是该文的摘要。:
拿到这个题目,我真是非常惊慌,这毕竟是一个说真话需要代价的时代,特别是高考。
我愿意生活在旧社会,就是教科书上常说的那个“万恶的旧社会”。
我愿意当旧社会的公民,我的双手可以自由地创造财富、双脚可以自由迁徙、嘴巴可以自由说话、眼睛耳朵可以自由接收信息、头脑可以自由思维。
我愿意当旧社会的农民,不必因为钱多钱少划成份,不必斗别人和被别人斗。田多我雇人,田少我帮佣。
我愿意当旧社会的工人,想跳槽就跳槽,想罢工就罢工,就算如“省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那样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经济,仍然可以写入教科书,只让后人敬仰而不让后人学习。
我愿意当旧社会的军人。俺不会在内战中取胜,胜了犹耻。俺只当国军,不当党军,只赴国难,不参党争。
我愿意当旧社会的学生,不用在幼儿园时就发毒誓,为自己所不明白的并且大人也不相信的主义奋斗终身。吃得饱饱还可以打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旗帜游行。就算不幸成了刘和珍被杀,也有总统哭倒在地。
我愿意当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想办报就办报,想评谁就评谁、想写书就写书,不必什么忌讳。不怕划为右派,被阳谋所诱毙。
在“中国人站起来了”的吆喝声中我跪了下去,小弟跪得不够标准成了右派,族兄勤俭持家成了地主。在“农民翻身作主人” 的锣鼓声中我被划成了农村户口,成了二等公民。
如今我世代耕种的土地被强征、四世同堂的房子被强拆。一家人保不住祖宗的一点点基业,如何有面目见祖宗?
有人说“人事凄凉喜命长”。很不幸我加入长寿行列,耳不聋眼不瞎老不糊涂地活到了网络时代。政府搞起金盾工程,拿纳税人的钱封纳税人的耳目和口。
很不幸我活得太久太久……
有诗为证:“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知识分子心甘情愿的最终趴下
国人的丑陋最能由中国知识分子的再一次蜕变来说明。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下,中国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从秦始皇开始,凡是正直的、有血性的男儿都会被杀戮:秦的坑儒是屠杀本民族男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女真人建立的清朝是屠杀敢于反蒙抗清的汉族男人,清的大规模的文字狱则再一次屠杀知识男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把中国最后一批仅存的男人阉割或被剥夺了生命,剩下的几乎个个成了哑巴。
北宋时把人分为十色,明确了知识分子属于第九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医七娼八妓九儒十丐;毛泽东也把知识分子列为老九还前置一个臭字。
如今,知识份子的责任和任务变了。战国时期有称作“食客”的知识分子,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他们认为他们不是为谁而活着,更不是谁养他他就替谁说话。这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到了出现“绍兴师爷”时就起了变化。绍兴师爷是主子要做什么事情,他就给主子出什么主意。这个传统一直到周恩来的出现达到高潮,而且一直维持到现在更加壮大。中国现代知识份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求知而不求真,专替主子说假话。二个是由第一个特点引起的即价值观念的转向:为政治服务。因而,知识分子也自甘堕落到臭老九的层次。
学者辛可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一男一女,男的是(北京大学的)孔庆东,女的就在北师大作为女孔子的于丹。还有像余秋雨那样的人,人家指出了他文章的错误,他非但不认错,还说人家想骂名人出名。

有人认为,现代有两个孔子。男孔子是孔庆东——中共党员,自称是孔子第七十三代传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毛左和粗口的典型代表。朱丽叶铜像位于意大利维罗纳市中心一幢小楼前,左图为北大教授孔庆东正用右手袭击朱丽叶的右乳,此照片已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女孔子就是于丹(右图)。

不好好读书、做学问,就只能不学无术。所谓不学无术者,以前的比如张铁生,现在如韩寒、郭敬明等等。
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掌握多少知识也没用。宋司谏是进士,学问不可谓不好,但在欧阳修看来,就是个不辨是非的小人。易延友教授,他可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结果只能落得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六日,易延友用微博轮奸犯李双江之子李天一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左)。自命不凡的余秋雨说,有人批评他是为了借他之名出名(右)。
作为知识分子,钻研学问、传播知识、为社会正义呼吁,这是份内的事。即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搞导弹、核武器,是他的责任,他只是干了自己分内的事,这跟伟大、高尚没有关系。教师,把学生教好是应该的,何必呼其为伺花弄草的园丁;医生,医疗护理是其职责,不是什么白衣天使。如果你愿意像雷锋一样,把自己干的所谓好事都记在日记里,并不能证明什么。
专家、教授们热衷于办各种培训班,到处走穴;连所谓的出家人,不好好呆在庙堂里念经,整天为钱和官帽奔走。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操守,农民不好好种地、和尚不好好念经、知识分子不好好做学问、工人不好好做工、当官的不好好从政,大家都在混日子,就像一个个维持会。晚陈、晚隋、南唐、晚晴、宋末、明末、清末的各行各业,都是现代版的真实写照。只怕离当个陈后主叔宝、李后主煜的日子不远了,到末了,只能吟唱一曲“问君能有几多愁?”而终。
最不要脸的是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之后,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被打得落花流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因。逆来顺受、自愿趴下、为虎作伥的性格已完全融化在知识分子的血液中。职称和社会地位越“高级”的就越丑陋。试举两例。
钱伟长向邓小平告密。
钱伟长在美国时,据他说年薪有八万美元,比当年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还高出五千美元;但他坚决回到了中国大陆。一九五七年,因為主張教授治校和通才教育,与清华大学的校長蔣南翔意見不合,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從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獄。
但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正式的脱胎换骨。一九八七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一九八六年底,一些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許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三人,给全国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談會。

因告密有功而当上了上海大学校长的钱伟长(左)。 老牛杨振宁与比其小五十四岁的嫩草翁帆在一起(右)。

钱伟长將此信托人交到鄧小平手里,並附了這樣的話︰“方励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说自己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当年打成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信后,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就下令將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沒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当了上海大学校长,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不知钱伟长临死时对自己的告密行为是怎样想的,至少,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
更不要脸的杨振宁被清华大学学子怒批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以下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对杨振宁的评价

在中国住中国纳税人付出的一千多万人民币的带电梯的两层别墅,中国政府每年还要付出几百万人民币供他游山玩水,宣扬他的不伦之恋。
这个美国人,效忠于美,服务于美,带着诺贝尔的荣耀,晚年回到中国,吃住行尽享在美国不曾有的待遇。
问到为什么早年不回国,杨说,因为“当我拿到博士学位之时,韩战爆发,美国不允许理工科博士回国,因此滞留在美国。”而为何又入了美国籍,杨的回答是“因为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出国旅游签证时非常不方便。”杨振宁对于祖国的认同因为国家的护照出国旅游不方便就抛弃了,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宣扬自己的成就,有什么资格影射李政道是那种作出30%的贡献,一定要说自己有70%功劳的那种人。
到二十一世纪老得不行了,他才想起来自己很“爱国”,自己血液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
清华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培养出获得诺贝奖的国际性科研专家。在这次对清华园的访问中,通过杨振宁得意与自我炫耀的种种做法,通过一旁满足与欣喜地参与录影的翁帆,我只能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观念冲击真的太大了,大到半个世纪前不顾一切回国奉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牺牲都得重新定义与思考了。
杨振宁对中国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其一生在任何时候都做了“正确”的选择–当然是对他自己。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翁帆,一位二十八岁嫁给八十二岁美国人的年轻女人。
杨振宁自己总结说,想来想去,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顶多也就是自己和李政道,是华人第一次得诺贝尔奖,从而改变了中国人认为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大家看看,这就是杨振宁对他很“爱”的祖国的最大贡献。
杨振宁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是为不忠。
杨振宁加入美国籍,为此事,其父至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
暮年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东走西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是为不仁。
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在李政道之前去领奖,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杨振宁语。意指娶了翁)。是为不义。
《百度》评论者两百五十九人中,大多支持清华学生:
“我最看不起的所谓科学家就是杨振宁!妻子尸骨未寒就与可以做自己孙女的、同样心怀叵测的翁帆结婚。他在学术上可能还说得过去,但在人品上没有什么让人称道的。他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对国家、对家庭、对前妻、对子女尽到责任了没有?不要再发表什么或者再搞点什么来毒害年轻人了”。
“我很久就想骂这个不是人的教授啦。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不能很好的地表达自己的所想。今天庆幸有清华的学生写出来。表达了我对这个无耻者的愤怒。中国无良的官僚把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在中国招摇过市,到底是想宣扬什么、让现在年青人学习他什么”。
在这个不需要骨气的时代,竟还有骨气的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凤毛麟角。人们称他们为“上帝留给中国的极少数几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资中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她认为,清华大学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招天下英才而毁之。清华已经六十多年没有为国家贡献大师了。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育“有毒的罂粟花”。
孙立平是习近平的博士生导师。他说,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对官的照顾却无微不至。他还自问自答地说,世界上有离休一说吗,只有中国有;有就医各种颜色的等级吗,只有中国有;有常规化的公款吃喝旅游吗,只有中国有;有专为领导犯罪而设的监狱吗,只有中国有… …
王贵秀是中央党校教授。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已蜕变为官商代表大会,人大代表70%是各级党政官员,其余多位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实际应该与时俱进改为全国官商代表大会。
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直言不讳地宣称:“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各地城市排名,中国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口,排在两百七十三名。”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关键的空气、食物、水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中的国人
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0.275,升至二零一零年的0.438,逼近社会最低容忍线。但大陆多家省级社科院、省政府研究室指出基尼系数至少已经达到0.52或以上。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大陆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达到0.613,已经突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危机临界点。
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以二零一一年各地区党政、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和本地区职工全年收入为例作比较:
省级和副省级的是本地区职工平均年收入的十五倍至三十八倍;
地厅级和副地厅级的是本地区职工平均年收入的十二倍至二十五倍;
县处级和副县处级的是本地职工平均年收入的十倍至二十二倍;
科级和副科级的是本地职工平均年收入的八倍至十六倍;
普通公职人员年收入是本地职工平均年收入的六倍至十二倍。
官员的实际收入还不止于此。公职人员收入还包括休假旅游、物资免费派送、家属享有的待遇。
他们还有大量的灰色收入。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 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至二零零六年度高达二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五十五万至一百零五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一百二十五万至二百五十万元,每人花费公款六百万至二千万元。
二零零四年,单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一千零四十五亿元,二零零五年达到一千零七十六亿元。近年来干脆不公布实际数据了。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呢?只要看一看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场景就知道了。

调侃   中国大陆老百姓的一天
早起——买两根地沟油炸的掺了避孕药的油条,切个苏丹红腌的咸蛋,冲杯三聚氰氨配置的奶,乘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
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吊白块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农药茶;
下班——买喂过避孕药的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或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房,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
饭后——抽根高汞烟,去地摊买本盗版小说,回去上一会盗版操作系统网,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
能够在度过这样的一天,再加上雾霾遮日;在雾霾遮天的日子里,能再有个好心情,更有个好身体,您说这样的人能不被CCTV记者追着问“你幸福吗?”只能回答“我不‘姓福’而‘信佛’”。

社会长期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上官场贪污腐败、党群关系处于紧张、官民对立情绪恶化、警民冲突频发,形成了社会深层次、积压难解的敌对情绪。通过造声势、保持高压态势和手段以解决、控制矛盾激化、冲突,至多只能达到短暂的、表面的平静和稳定;相反,只会加深扩大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对立,加重中共当局在政治上的压力和包袱,加剧社会冲突和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对当局期待和信任度已经对中共政权敲响丧钟。

悲惨的中国大陆人(数据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每年因自杀死亡者二十八点七万、有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医疗事故死亡二十万人、死于尘肺病约五千人、有十三万人死于结核病。二零零五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三百五十万零八千一百一十四例、死亡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五人;
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十万、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十一万一千人、工伤事故死亡十三万人、触电死亡八千人、火灾年平均损失近二百亿元;
每年,一万六千名中小学生和三千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每年,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七万人、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食物中毒死亡数万;过劳死六十万人;
每年,因大气污染死亡三十八万五千人;
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导致三十九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
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二、房价与收入之比全球最高:
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五比一、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三比一。现实中,美国是三比一,日本是 四比一。悉尼八点五比一 、纽约七点九比一、伦敦六点九比一、首尔七点七比一、东京七点九比一、新加坡五比一。中国约二十至三十比一,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是四十比一 。
三、贫困人口数为世界之最:
中共 一向将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四千三百万人,但在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为了少摊,就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美元一元二角五分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二亿五千万,列世界第二位。
一九五五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三点二倍、日本的一点一倍。但五十多年后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 3%,韩国 7%。
奥巴马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一九一零年水准。
四、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 以二零零四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
中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
中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
中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
用于其他支出的,中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 7.5%。
五、各国政府费用与财政收入之比:
德国: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6%;中国: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份。该年税收就万亿,相当于十三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四千六百一十五 元,平均以每户纳税一万八千四办六十一元。
政府开支44%用于养活公务员 ,而日本为2.5%。
六、物价。九十七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一点三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三倍,宝马Z4是美国的三倍,Levi’s牛仔裤是美国的七 倍。 房价更高得离奇。
七、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其结果就是癌症的发病率和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二十至三十万先天残疾儿出生。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 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中国零至十四岁儿童中,每年有超过二十万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六十四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八、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前十名国家依次为日本 、美国、法国、荷兰、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和新西兰。后十名的国家中,中国据印度之前(一百六十七名),为倒数第五名,已连续几十年排名世界一百六十名之后。而日本则连续三十多年列世界第一。
中国与日本国民素质差距相差五十之八十年,其中中国小学教育与日本差距是五十年,中等教育差距七十年,高等教育差距九十年。

空前沉重的税负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二零零六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一千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总额分别为:中国七百元,欧盟十五国三百元,日本一百八十六元,美国一百六十八元。
中共刚夺权时,几乎天天开会,不管是城市民众和乡村农民。中共的目的就是给老百姓“灌输”。所以当时有人说:“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其实,他们有所不知,共产党不但天天灌输子虚乌有的共产主义思想,其税赋还远远超过国民党而据世界前列地位。只不过国民政府的税是公开的,而人民政府的税是隐蔽的。
九十年代起,中国的普通百姓已经知道自己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被隐形压榨去的税赋多如牛毛。
这些税种大致有:工资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乡建设税、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燃油税、契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土地增值税、关税、城镇维护建设税、烟草税、筵席税、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车辆购置税。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似乎大多税收与个人无关。而实际上,企业所上缴的税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最后到达消费的终端。
举例来说。工资税率是20.48%。一个月薪一千元的职员,公司在发放工资前已经为他缴纳了“四金”,也即公司在他身上的实际支出是一千四百一十五元。但真正到达职员手中的只有七百零五十二元。
该职员领了工资后的消费中,还得接受千奇百怪、名目繁多而自己根本不知道的税负。例如:馒头税是17%,用水税是13%;食盐税由两部分组成:增值税是14.5%、城建税是1.5%;化妆税由三部分组成:增值税是14.53%、消费税是25.64%、城建税是4.02%;衣服税也又两部分:增值税是17%、营业税是3%;电影票税只有一种:营业税3%。
照例,赋税是该“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但中国的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却微乎其微。究其原因,是这些税大多用到行政开支上了。一九八六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由人均年度负担二十元五角飙升至四百九十八元,猛增了二十三倍。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增加的十四点六倍。
人们在了解真相后惊呼:比秦始皇厉害啊!难怪毛泽东会自比秦始皇,还说他自己比秦始皇厉害百倍。

关于如今的中国人是否丑陋的问题讨论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城市文明程度最高的上海的安利退货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作为一家排名世界五百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它的直销制度体系被比尔盖茨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民大学MBA列为教材案例。
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其中之一就是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然而到了中国,很快以“中国特色”震撼了美国人。很多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留用,再用半空的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安利公司的门口,每天清早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他们的“全额退款制度”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在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而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至多是“平庸的邪恶”。
有人曾经说过,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中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
人们发现: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 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
由此,又要重提文革。为什么毛泽东的三言两语乃至片言只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中华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导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 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