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第四章 “江泽民集团”公开与民为敌时期(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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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国各地各阶层风起云涌反抗中共法西斯暴政的怒潮  

 

江泽民集团法西斯式的野蛮统治不仅把全国劳苦大众拖入了苦难的深渊,也使自己坐到了随时都要喷发的火山口上。这个时候的国内形势,按照中共占山为王时期煽动老百姓为它火中取栗的话来说,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中共法西斯暴政的怒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从江泽民下台前的两年起至二零一二年即本世纪的最初十二年里,手无寸铁的被压迫民众各种形式的抗争平均每年达数千起。民之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被逼到悬崖上的民众生即如死、生不如死,当然更不怕恫吓和镇压。尽管每一次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他们前仆后继,不畏强暴,不怕流血死亡,一次次给中共敲响着丧钟。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用否定毛泽东最痛恨的“包产到户”(包括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否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方法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潜力”已经挖光,邓小平们对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实在无计可施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高干子女均已获得了“第一桶金”、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初露端倪时,新华社记者用惯常的党文化提问方式试图从农民口中获得他原先设计好的结论而问农民:“你们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现在还缺什么呢?”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现在独缺陈胜吴广!”

而中共当局对付民众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维稳”。人们会问:一个自称十分稳定的政权还需要维稳吗?

“人民”警察与冤民(四图)——

被逼无奈的上访

即使到了此时,走投无路的大多数民众仍然选择了再相信一次共产党、相信一次“党的政策”;他们宁可相信,共产党的那本“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的喽啰们念歪了。他们有句典型的口头禅,叫做“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这句话背后的的含义相当清晰:中国实在找不到讲理的地方了,只有作最后的一博:上访。他们寄希望于“皇帝”,到北京去讲道理。

北京的皇上和“有关当局”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与地方党委和基层党支部是一丘之貉,是狼与狈的关系。

根据《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一书披露,中国民众因各类申诉、冤情,每年上访次数多达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次,劳工、农夫、市井和所有被压迫民众组成了人类史上最庞大的上访大军。

二零零九年中共“两会(按,指中共的御用“橡皮图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小镇上老式茶馆里喝茶聊天式的全国政协大会)”刚闭幕,全国就出现了新一波上访高潮,使中共颜面扫地。据官媒透露,之后每年上访人数超过两千万。

上海六百多访民坚持不懈到北京上访。他们坚持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为集体赴京上访日。他们的诉求清楚地表达在他们重新填词的《国歌新唱》里:

“起来,被中共奴役的人们,用良知和正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出心中自救的吼声,退党、退团、退队!我们万众一心,解体中共邪党;退党,解体中共邪党退;退党,解体中共邪党。”

因走投无路而坚持最后再相信一次中国共产党的上海访民,因改动国歌歌词而违反了恶法——《国歌法》,将面临牢狱之灾。

因走投无路而坚持最后再相信一次中国共产党的上海访民,因改动国歌歌词而违反《国歌法》,将面临牢狱之灾。

农历乙未年大年初二,各地近千名上访者前往北京欲向习近平“拜年”,中共连拜年都不允许,访民全部被公安羁留或驱赶。上访者说:”警察犹如恶狗,说‘你们哪里有资格去见习近平?’” (左)。上海访民在天安门前高呼“打倒共产党,还我家园!”

《自由亚洲电台》和《六四天网》报道,农历新年初二,约五百名上访者欲前往天安门向领导人拜年,打出横额“祝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新年快乐”。不过,他们全部被公安拦截,送往派出所;另有约四百名上访者,欲前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总理朱镕基的住所拜年及表达诉求,全部遭公安驱赶。一位天津访民韩女士说:“昨天我们到玉泉山,刚一下车,警察犹如恶狗,说‘你们哪里有资格去见习近平?’”

党国《信访条例》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但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南京举行的“国家治理与信访改革”论坛上,党知(识分子)、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旺洪建议,将“非正常上访”和“进京非正常上访”非法地改为“违法上访”和“违法进京上访”,以为地方政府明目张胆打击信访人员提供“法律依据”。 

中国偏僻山村天高皇帝远,此类标语随处可见

  

对于上访者的态度, 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显然在公然违法犯罪。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全国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条例对信访、信访人和信访事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法律规定了个人的上访权。但党委和政府却将有上访倾向的人列为高危上访人员并加以监控,甚至采取送精神病院等暴力手段。

中共对对地方的控制实行多级政府制。所以,一個普通的百姓要越过乡镇、县市、地市和省地市等四座大山才能到达北京。甚至第一关——不是政府的政府村委会和村党部就越不过。即使到了北京,尚还不能到达天听。再说,有人如果侥幸受到接待,一般也是被打回最下级政府处理。如此,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还给被打击报复留下了口舌。

信访条例形同虚设,比没有还可怕。

西安上访者康素萍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第一天就在北京被抓进马家楼接济中心,几天后,被当局用两台警车押返西安家中,而又在当天半夜被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从家中强行带走,许久不明下落(左)。 二零零八年四月被截访殴打,鲜血满身的河北访民孙光辉。打人凶手被永定门派出所警察放走(右)。

绝大多数冲破层层设防能最终到达北京的,都不会被接待。于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访民就长期驻扎在京城,在京城形成了数个特殊的村落:访民村。

这是被强制拆除的位于铁路边的访民村——东庄,其实,这就是目前中国千千万万农村的真实写照。

访民村所展示的就是未被政府修饰过的中国农村贫穷、落后、愚昧、冤屈、无助、绝望和精神变态的最真实的景象。

东庄是最著名的上访村。上訪村坐落於北京南站,位于北京南火车站附近,方圆一千米范围里,住着至少有一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访民。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天先生认为,东庄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全球,是与几十年来中共的独裁暴政息息相关,是近十年间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遭受中共迫害和不断反抗独裁统治的缩影和见证。

该村最早居住的是五十年代被冤划为五类分子而得不到平反的人,以知识分子居多;后来居住的主要是受政治迫害的人,也以知识分子为主;再后来一直到如今,居住者的成分就相当复杂。但一言以蔽之,都是受共产党以各种各样理由乃至莫须有罪名迫害的人。

绝望的访民还做出了最终的选择,自杀。访民自杀事件随处可见。上访达九年的辽宁李世就看到过:一九九六年春张军(自焚)、在西安被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的母女俩吃老鼠药五步倒、顺义张淑凤条地铁(未遂)、甘肃画家宋建民、东北访民(集体跳金水桥)。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农科所东门郊外七十五岁的叶忠诚、三十一岁的钟如琴和五十九岁的罗志凤,为抵抗自家的房子被中共强拆强迁,自焚跳楼(左)。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杨舒乡北谷村王宽旺仔被拆的房屋废墟上浇上汽油,点燃后纵身跳入火中。 事发前日,乡政府派人将王骗到村支书家,然后动用铲车将王家的房屋推倒。之后,王及其父亲数次 找到县、乡政府,各级官吏相互推诿。王无奈之下,以死抗争。经医院诊断,王全身62%面积为重度烧伤,每日治疗费近万元。地方人大主任威胁王:如把此时投诉媒体,乡政府将讨回预先垫付的十三万元(右)。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江苏省扬州市解鹏在市政府大门口自焚。 五月十五日晚,他出门不久,就有十数人包围了他与兄弟的家,拘押了三家全部家人并对其进行长达二十四小时精神折磨,并遭到毒打(左)。 二零零九年,四川成都金牛区政府派出强拆的大队人马,开着多辆拆迁车、警车和救护车包围了唐福珍家。起初,唐还“对党、对人民政府”存有希望,所以在屋顶上扯上党国血旗。但“党和政府”破门而入,把唐家人民打得人仰马翻。绝望之际,唐福珍在党国的血旗下点燃了自己(右)。

绝望的中国老百姓只能以死抗争
绝望的中国老百姓只能以死抗争
绝望的中国老百姓只能以死抗争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共自定的“中共日”,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酉港镇六户人家的多名农民因房屋被抢夺,上访十五年无果而在检察院门前集体服农药甲胺磷自杀。

如果没有自焚或跳楼,当局还会雇佣杀手将访民或其他维权人民打死。

一九九三年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中共和“人民政府”强征良田四万五千亩,侵犯三万多农民的生存基础。一九九九年十月,开发区副主任率五十多个警察强占強占袁家屯四十二戶农民的八点四顷良田。新上任的村官雇人打死村民安守林。
二零零八年五月,裕田村维权村民阎玉刚被开发公司打死。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深夜,广西桂林灵川县大圩古东村秦小连因维权而被警方打死。
国家信访局将不再受理越级上访的新规实行后,仍有部分访民留守上访村。图为来自甘肃的访民马牙古白夫妇。扎堆在北京南站幸福路附近的上访村已被清退抱有肥皂泡般“告御状”希望的访民仍不在少数。

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环境,中国民众的维权抗议无处不在:养老金问题、裁员下岗问题、强拆强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收入不公问题、官员的腐败和欺凌霸弱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就业升学问题,凡此种种所引发的大规模冲突和抗议浪潮席卷着中华大地。底层百姓的抗争不再局限在农村和农民群体,很多大中小城市的个人、平民甚至中产阶级也走上街头。二零零一年,百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已有八万七千件,十年之后的二零一一年,事件总数已翻了一倍。所以,政府不再公布具体数字。但据《新京报》报道,中共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统计,仅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自一九九六年起,一直保持着29%的速度上升,而通过司法诉讼解决的不足1%。

乡村民众的大规模抗争

随着改革的停滞不前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进一步压榨,中国的“三农”问题(按,即中共所指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越来越突出,对此深感头痛的中共当局每年的一月发布的第一个红头文件必定是有关三农的内容。

历来中国农民只要还有半碗饭,大多选择逆来顺受,不会冒险抗争;只有忍无可忍时,才会以死相争。《史记-陈涉世家》:“去死,举死,等死,何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后来人们就把此称为“揭竿而起”或“逼上梁山”。

当代真正出现大规模的抗争始于一九九二年。不过这时的农民抗争与水泊梁山好汉们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被压迫得走投无路的农民。这是文革前中共捏造事实,在四川“恶霸地主”刘文彩老宅安排的一组《泥塑收租院》中的人物之一,正好借用来描述江泽民集团统治下的的中国“翻身”农民。

早在一九九二年,四川省就有二十多个乡镇的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问题而出现过共五百多人的上访队伍。他们有一批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还有一个显著的心理特点:不怕死。有领袖洪阿斌甚至表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洪阿斌,还有后来人。”农民说,现在农村正因为有了这些懂得政策的减负上访代表,乡镇干部才不敢过于嚣张,不然,农民根本就没有活路了。代言人能依据有关政策,先是组织和带领农民对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再组织到北京。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七日,其中一个镇的干部声称要集中力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等人将该镇被捕押的部分减负上访代表共六人用捆绑挂牌的方式在大会上批斗示众时,一名被捆绑的减负代表的儿子冲进会场营救父亲,台下群众乘机行动,与政府干部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减负上访代表被群众营救,在场的十多名县乡干部和数十名政府聘请的戴红袖套的联防人员(农民称他们是黑社会或黑恶势力)被乱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数部车辆被砸坏。两位与被批斗的代表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年妇女,舍命横躺在公路上,迫使县乡干部和联防队员在群众的追打下只得弃车而逃。

一呼百应的四川成都市锦江区农民(女)领袖李廷惠在养马河监狱被关了一年,罪名是“损坏国家财务”和“扰乱社会治安”。

农民有组织抗争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性,抗争的对象是基层党政干部,抗争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抗争的形式从上访为主转变为与基层政府的直接对抗。一种特别流行的抗争形式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群众大会上、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此外,农民还以耍灯、搞宣传车、贴标语、放电影等方式吸引群众。

此后,类似的抗争风起云涌。在所有的示威、游行、集会、请愿事件中,指控党政部门违反政策、损害群众利益、腐败滥权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集会,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要求,针对社会制度、体制和现行监督机制等要求。截至二零零二年,农村示威、游行、集会、请愿事件中,发生包围、冲击县、乡党政机关、公安机关,二千二百多宗,发生冲突的有八百二十宗。

由于政府以修公路、发展小城镇为名,强行以不到五百元一亩的代价,征收农民的土地,致使湖南省怀化和吉首地区,连续发生数万农民、乡村干部游行集会,并发生了公安、武警和农民间的流血冲突。他们的旗号是:“农民要革命,要土地,要生存,打倒现代官僚、地霸”。农民自发组织有:农民自救委员会、农民团结联盟。吉首地区五个乡近二十个村,三万多农民冲击当地县委、县政府。当局出动公安、武警镇压,发生流血事件,有七十多人伤亡,十多辆公安、武警车辆被砸烂、焚毁。最后,国务院副秘书长承诺落实解决农民疾苦,惩办贪污、侵占农民利益的干部,事件才有所缓和。

对解决怀化和吉首地区的冲突,当局无计可施,只能在《楚天都市报》上进行非法性的恫吓:“警察喊‘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必须服从。”“如遇生命危险,民警有权动枪。”

农民无法通过诉讼、上访等途径维权,就只好采取自力救济的行动。比如,占据土地、静坐、绝食、集会、游行等等。他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为虎作伥的警察和权力所雇佣的黑社会打手,流血冲突接连不断。

二零一二年四月,重庆十万民众与党警对峙。警方使用催泪弹弹压。

在群体性的抗争中,四川民众无疑开了个好头。他们前赴后继的抗争使人们又重提起那句古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

早在二零零四年的十月十八日,重庆万州就发生了四、五万人民众参与的“抗暴”事件。一开始,就有两辆警车被毁,之后,人们开始聚围于市政府大楼前。

四川泸州三党警打死人,引万人抗暴,烧毁多辆警车(左)。被党警打死的鱼贩司机(右)。

二零零四年,因不满政府强制拆迁和官员黑箱作业,四川汉源县数万农民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左)。上千民众包围前往安抚的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右)数小时,爆发冲突,一名武警被乱棍打死。

十月二十七日,因修建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政府强行征地,而发给当地农民的补偿太低。农民在多次集体上访、申诉无果的情况下,汉源县数万农民到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发生严重警民流血冲突。 几天之后,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赶赴现场协调,被上万名民众包围,数小时不能脱身。这次事件中,武警开枪打死了十七名农民,打伤数十人,逮捕数百人。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少女杨代莉被强奸致死,引发了四川大竹上万民众参与的“抗暴”事件。

被强奸致死的少女杨代莉(左)。杨代莉之死引发了四川大竹上万民众参与的“抗暴”事件(右)。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四川泸州龙马潭区发生万人“抗暴”事件,起因于货车司机甘俊元被三名交警打死。民众将七辆警车推翻,其中两辆警车烧毁。

全国其他地方的抗争也日益高涨。

二零零五年八月,广东番禺鱼窝头镇太石村四百多村民发现村里有重大财务不清的证据之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上级部门递交了要求罢免村主任陈进生的动议。地方相关部门未能与村民积极协调并遵守法律规定接纳民众诉求,先是令镇政府部门多次强行冲击太石村财会室,而后又于八月十六日出动六百余名防暴和武装警察,打伤五十余名村民,并抓走七名村民领头人。终于导致了八月三十一日的绝食抗议。

广东番禺鱼窝头镇太石村四百多村民要求罢免村官,被党警包围(左)。因众寡悬殊,村民的行动失败——小小老百姓与武装到牙齿的党警相比,显得何等的可怜和渺小(右)。

二零零四年,河北定州市“相关部门”与煤灰厂施工方狼狈为奸,出动工程车辆五十台次,警车八十辆次,公安及施工人员五千余人次,采用断水、断粮的手段逼迫南部绳油村村民退出征地。六月十一日,两千多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随着急促的喊杀声,冲向居住在窝棚区的村民,向许多手无寸铁的男女村民疯狂袭击。期间不时还传出类似爆炸的巨响,造成六人死亡、一百人受伤。《新华网》报导说:为切实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国华定州电厂正常运营,充分考虑电厂灰场原选址绳油村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河北省政府和保定市政府决定不再征用该村土地,电厂贮灰场用地将另行选址。

浙江省农民不堪忍受污染所带来的生态灾害,在短短的三个月内,爆发了三起抗议活动,三次都被当局动用武警、防暴警察予以镇压。不过,浙江东阳画溪村农民经过几个月长期抗争,却取得了意外的胜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浙江农民抗争是反共的罕见胜利,邻近该村的竹溪工业区造成严重的水源和空气污染,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农地耕种都受到冲击。农民投诉无门,遂封锁该工业区,在区外搭起帐篷,围堵工厂人员和物料出入。当地政府派出三千警察和其他人员前去排除封锁。在场看守的村民放鞭炮号召两万群众,与警察等政府派出人员对阵。冲突中,警方不敌众多反抗的农民而撤离。警车遭翻覆击毁。受伤人数在数十至百余人之间。
农民的抗争还“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此是中共党的党文化中评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四次工人运动和五四时期上海工人罢工运动的用语,此地借用),最突出的事例是广东爆发的乌坎村事件。

广东乌坎村村民举着“中央啊中央,救救乌坎”的标语牌冒死抗争(左)。政府调动数千武警封锁村庄,并断粮、断电、断水,打死村民薛锦波。愤怒的村民赶走村党官,用砖头、石块和木棍赶走军警(右)。

二零一一年,乌坎村村民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斗争。他们赶走基层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社区。面对镇压、逮捕和数千武警的包围以及他们的领袖已经被虐死在看守所里的不利局面,无所畏惧。突然,政府居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与村民达成协议,满足了村民的大多数要求。

村民们相信这个“满足”是真实的。因为直到此时,上过不知多少次当的农民仍然相信“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们共产党是世界上最负责任党”。但几年之后,村民还是只要回了一部分土地,被捕的农民领袖只能以取保候审额方式暂时释放,死难领袖的遗体在家属在保证不再追究死因(不进行独立尸检)的条件下才同意归还。

但是,乌坎事件历史意义的深远和巨大超出了当局的预计。首先,这是在共产党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一贯的高压政策下的第一次使中共对一个行政区完全失去控制。在很短的几周里,彻底粉碎了中共一贯宣传的“中国只能一党专政”神话:村民曾经建立了自治政权,且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此后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每年的抗争平均达到四万起以上。

农民的维权斗争遍布粤东地区

提前阅读  乌坎村再维权

二零一六年六月,乌坎村再次爆发维权行动。为了阻挠乌坎村的维权上访,当局一面派官员入村威胁,一面抓捕组织者及活跃的村民,更派千名警察入住乌坎村。

在乌坎村准备就土地被占一事再次举行维权上访之际,组织上访者,民选村支书林祖恋在六月十八日凌晨以涉嫌贪污罪被抓,二十日,其孙林立义在东海镇被抓。

据《新快报》报导,称林祖恋已供认受贿。《金融时报》引述一名黄姓村民称:“林书记被抓了,还被指控是贪官。我们村民百分百不相信。他们想把(土地)问题压下来。”

乌坎村副书记张水金向村民宣布自己接任村书记并宣称,村民的集会违反了国家法律。村民均反对他接任村书记。村民痛骂他是“陆丰走狗”、“乡贼”、“山贼”。

工人大罢工和城市平民的暴动

早在二零零四年,全国抗议浪潮的出现就超过了四万起。单是是年十月,就发生了上万起。其中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内蒙古包头市、四川攀枝花市、陕西咸阳市和安徽蚌埠市的示威抗议人数均在万人以上。

二零一二年初,海南省乐东县发生了持续数月的抗争,迫使当局数次改变电厂建造的位置。七月,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也爆发了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众示威。十月底,浙江宁波居民的抗议斗争也迫使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化工项目,停止推进炼化一体化项目。十二月,贵州遵义仁怀市城建局强行拆毁民屋造成两死三伤,死者家属抬尸游行至市政府,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再次打死打伤了人才把风潮平息下去。此前,在辽宁大连和福建厦门也曾爆发过反PX项目的群众示威。广东汕头海门镇数万群众在镇政府千集会,并封堵广深高速,抗议政府修建第二座高污染燃煤发电厂。

二零一二年七月,自古民风淳朴的启东市民数万人抗议当局答应日本王子纸业向启东附近海域排污。民众掀翻警车,冲进市政府,占据大楼,将市委书记孙建华的烟酒和避孕套示众,并将孙的上衣扒光。当局只得宣布永久性取消排海工程。

江苏省启东市民众掀翻警车,冲进市政府,占据大楼,将市委书记孙建华藏在办公室的烟酒和避孕套示众。

启东市市长徐峰被民众套上印着“抵制排污”字样的T恤(左)。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穿西服时(右图左)和衣服被抗议群众扒掉后的“裸官”时(右图右)。

什邡市包括中学生在内的两万民众打碎市政府大楼的玻璃,砸烂市党部的招牌,面对警方的暴力镇压无所畏惧,迫使当局宣布取消高污染的钼铜项目,并解除市委书记的职务。

什邡民众的维权使当局只得空降新的市党部书记

这一年,城市的示威、游行、集会、请愿事件中,发生包围、冲入地方党政机关、事业机关、国有企业党政部门的,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多起。十七座城市发生人为制造的爆炸事件三十一起,造成五十二人伤亡。以下事件均发生在这年的三月:

十三日至十五日,湖北省随州市十七所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被解雇职工以及市民三万五千人,连续在市委、市政府门口游行、示威、集会。不少单位、市民纷纷给游行、集会队伍送热饭、茶水、御寒棉衣,表示支持、慰问。游行的职工散发宣传品,揭发市委、市政府、国企干部,长期弄虚作假、里外勾结、抽盗国有资产资金,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国企机械厂、棉花厂职工长达九个月仅发放生活费。抗争中,多辆官方宣传车被游行群众推倒。

河南省安阳市: 失业大军要吃饭,苦命孩子想改善读书条件。曾庆红下令不准唱《国际歌》,因为里面第一句歌词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河南省安阳市五间国有煤矿近五万名矿工、职工家属、市民举行”六反”大游行、大示威。在广场控诉当地政府、矿务局官僚,高唱《国际歌》、《国歌》和《救亡歌》,提高士气;拉出的横幅上面写著”六反”:“反官僚、反压迫、反剥削、反腐败、反掠夺、反黑暗”。官方曾出动三千多名公安、武警,企图镇压,结果看到示威人数众多、情绪激昂,武警首先撤回。武警大队政委宋某,为此已被撤职。

十五日、二十二日,辽宁省抚顺市近五万名下岗煤矿职工、家属和其他行业的下岗职工,包围了市委、市政府。他们分别在市区的五个人流往来最多的交通要道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阶层分明、剥削压迫分明、贫富悬殊分明、政治权利分明的社会”,”逼迫广大劳苦大众走投无路,唯一的选择就是起来抗争,推翻官僚特权阶级政权,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会上,还以”全市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名义致电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致全省公开信,敦促长期搞阳奉阴违的省委书记闻世震、省长薄熙来引咎请辞。

五月份以后,广东、上海、北京、江苏、重庆、山东、山西和河南等地相继爆发罢工大潮。

富士康集团是一家台资企业,共有员工四十万。这个企业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一月五日,先后发生了十四起职工跳楼身亡事件。之后,还有跳楼事件不断发生。当局一直查不出原因,但明眼人一想就会知道。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富士康集团已有第十四个职工职工跳楼自尽,人称“富士康十四跳”(左)。 右图系其一子公司内的三百名职工扬言如不解决问题,就集体跳楼。

富士康事件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广东深圳宝安美律电子厂、广东惠州亚成电子厂、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以及本田汽车在中国的合资厂先后举行了数千人规模的罢工。紧接着发生员工罢工的有: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上海夏普公司、江苏无锡尼康、兰州维尼纶厂、北京凯莱大酒店、云南红河州十三县巴士司机、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江苏昆山锦港集团、山西大同星火制药厂、河南省平顶山棉纺厂、江苏仪征化工厂、广东深圳横岗百达五金塑料厂、江苏南京新苏热电公司、山东枣庄万泰集团。

广东深圳宝安美律电子厂罢工工人获胜(左)。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超过二千多工人罢工,要求加薪(右)。

日本欧姆龙广州分厂工人站在阳台上罢工(左)。河南平頂山市平棉紡織集團近萬名在職和失業工人及家屬堵塞廠區大門,工廠被迫停產,要求增加工資及追加補償金(右)。

深圳百灵达家电厂千人抗议厂方拖欠工资(左)。北京一公司的员工上周因劳资纠纷在公司门口静坐抗议,并挂起“我们要活下去”的标语(右)。

上海通产丽星包装材料两千工人罢工,抗议厂方单方面更改劳工合同(左)。苏州电子厂六百工人罢工(右)。

广东省东莞市宝星电子有限公司上千工人罢工抗议被扣的社保金太多(左)。深圳市恒信金属制品厂维权工人再遭镇压(右)。

大规模的罢工斗争都是熊熊烈火,烧得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和厂、矿、集团、公司中的中共组织坐卧不宁、焦头烂额。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派出大批维稳警察无果之后,他们不得不满足罢工员工的全部或部分诉求。

       教师的罢工请愿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青海省来自三个自治州、十二个县近八千名公务员、教师,到省会西宁请愿。据知,该省地方上的公务员、教师,今年还一直没有拿到过薪金,每人每月仅靠三十元的生活费糊口。部分县政府的部门干部,已经有一、二年没有上班,自发地到外面找工作以求生存。(按:四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消息:全国有五百多万县、乡公务员,不能按月领到薪金。有近三百万公务员仅在政府部门挂个名。)

各省民办及代课教师在国家信访局胡同外排队,等待登记(左)。河北唐山民师请愿团(右)。

二零零六年初,四川省南充市有二千多名教师集体上访,要求改善待遇,曾阻断二一二国道达数小时。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二百名教师罢课抗议评聘分开。

从此以后,各地教师纷纷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也加入了大规模的抗争行列。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湖北荆州市石首市第一中学、石首市南岳高中、公安县一中、公安县二中、车胤中学教师就开始陆续分别罢工,他们认为长期遭受政府、主管教育局的欺骗愚弄,被克扣工资强制加班。他们提出要上调基本工资,并要求取消早晚自习、节假日违规补课等。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江苏省上千被辞退的民办教师丶代课教师到省政府前抗议,要求落实中央政策,解决待遇问题,遭数百警察镇压。当天下午,又有大批教师们到省信访局外继续集会(左)。黑龙江依兰县的教师从十一月二十六日(周三)开始连续罢课,这是罢课第六天(周一),教师们在天寒地冻的暴风雪中坚守着(右)。

此前两周, 黑龙江肇东中小学已有八千教师大罢课。罢课引发连锁效应,不到两周已蔓延至黑龙江的双城、依兰、尚志、宾县、巴彦、方正、五大连池等地,同时在向外省扩展。所有教师的诉求不尽相同,但几乎都要求涨薪。

贵州安顺市所辖各县区中小学公办教师到各级集体政府上访,讨年终目标考核奖。

提前阅读: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国各地上千名民办教师在北京上访(左)。随父母亲流落北京的河南李氏兄弟姐妹,打着“冰花男孩求学苦,低端儿童更凄残”横幅,希望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右)。

大陆其他省份也开始掀罢课讨薪潮。河南禹州市上千名教师到市政府大楼前集会,抗议政。府克扣工资,现场大批防暴警察与教师对峙。维权教师称,若政府继续无视老师们的诉求,将进行全市上万名教师罢课行动。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江西省南昌市桑海开发区中小学老师因为工资奖金等问题,停课整整一周,当地区政府应对不合理,对老师诉求置之不理,造成老师在寒风凛冽的区政府大门外呆了整整五天。据了解,当地政府对老师诉求粗暴对待,甚至采用特殊手段警告老师,造成请愿的老师群体人心惶惶。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浙江丽水市缙云县教师大面积罢课,部份教师一度到县政府集会,抗议政府克扣工资、工作时间过长等,一名教师被抓捕。

河南省禹州市教师大罢工(左)。黑龙江各县市数千名民代幼教师到省教育厅前维权,他们今年已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改善教师待遇,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右)。

其他各阶层的群体抗争

一、 “金饭碗”职工的公开游行诉求。历朝历代,自清末以降,银行、海关、邮局和铁道,都被人们美誉为金饭碗、银饭碗、铜饭碗和铁饭碗。捧着这种饭碗的人是不会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而自摔饭碗、自讨苦吃的。但在中共统治的心时期,这类现象也开始出现了。

虽然可能是个案,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统治的大地上民怨沸腾的一种新景象。

二零一零年四月,全国各地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被买断工龄的数千名银行职员进京请愿,要求恢复他们工作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队伍挤满了街道,黑压压的一大片,估计有三、四千人。他们冒雨前行,手里的小标语说明了他们的所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市的工商银行干部杨晓东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个中共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我们在总行门前喊着‘胡主席,我们要吃饭’、‘温总理,我们要工作’。我们还打出标语,其中一条是‘工商银行买断一名员工,行长奖励五万’。”

全国各地的被迫“买断工龄”而失业的数千名银行职工进京请愿,他们提出要生存、要公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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