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第四章 “江泽民集团”公开与民为敌时期(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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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信众的抗争。

在中共的地盘上,是不允许有宗教存在的,除非是它自己创立的或被它彻底改造过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宗教。否则,一律对其施行政治高压政策。如天主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社会上与基督教内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越搞越严重,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以消灭教会为目标的“无宗教区、县”实验。至六十-七十年代,对基督教的打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信徒反而变成了自觉维护基督教信仰、积极传福音的“非法传道人”。政治打压基督教的反作用力导致了信徒特殊的表达途径,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的家庭教会雏形开始形成。

慈祥、平和、圣洁、庄重、热烈的中国家庭教会活动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本人是南浸会教会的执事,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背景的海外资金、书籍、资料、圣经大量进入,更因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结构逻辑与信仰需求,于是,七十年代后期,趁国家允许宗教恢复活动,相对于“三自教会”之外出现了家庭教会且发展非常迅速。到八十年代,在海外的支持下,尤其是赵天恩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还有香港包德宁的工作,使海外教会和家庭教会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团队式家庭教会正式形成。

所以,所谓“家庭教会”,是指中国大陆没有经过政府批准认可的、由信仰基督教的群众自发建立的基督教会,与家庭无关,家庭教会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家庭教会(housechurch)在中、英文里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专门术语。未经中共批准的非共产主义宗教,当然要受到中共的镇压。在浙江温州等地,家庭教会发展最迅猛的时候,也是中共打压最严厉的时候。

未经党国批准也尚未拆除的的无锡家庭教会的耶稣堂,横幅上写着:“力保十架,不计代价”(左)。  活石教会是贵阳市最大的家庭教会,遭到了政府种种逼迫和打压,有数名牧师以及教徒被逮捕。这是仰华牧师在布道。听众已明显减少(右)。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的三江教堂屋顶十字架,因气势宏伟,被浙江省高官指“太耀眼”而成为违章建筑,面对强拆,当地及周边数千名基督徒群起抗争。当局出动特警试图强拆教堂,因信徒誓死抵抗而被迫搁置。政府称“三天之内不拆”,后又承诺“永久不拆”。教会负责人与省政府签署协议,各作退让,保留教堂及十字架,信徒自己拆除几层附属楼。

浙江每年被拆近一千个十字架。这是浙江台頭鎮一座新教堂被拆的十字架(左)。山西临汾金灯台教堂因拒绝交给政府,被爆破强拆(右)。

位于杭州的全球最大的华人教堂面临被拆的危险。这是信徒们在教堂门口堆放石头以阻止党府的拆除车辆进入(右)一外国电视台记者在温州三江教堂内准备做拆除十字架的现场直播(右)。

  

中华大地,到处在爆破教堂或强行移除十字架。只有完全变味了的、彻底皈依了共产主义的佛教寺院有增无减。

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彻底抛弃了原教旨、五体投地皈依了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佛教在中华大地的宗教界一枝独秀。全国各地,佛教寺院可以“自由”地大兴土木。图示:单上海沪太路罗店镇以北,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一下冒出了两座比五十年代“我党”消灭佛教时被拆的更加壮观的寺院——沪太路二十九公里处的宝山寺(左)和沪太路三十六公里处的曹王禅寺(右)。

三、退伍老兵的大规模集会示威 。二零一四年六月,云南各地州、市两千多名参加过对越战争的老兵们齐聚云南省人大前要求解决他们的各种诉求。当局则派出大批武警、警察严阵以待。云南省政法委书记率省长助理及民政厅、人力劳动保障厅、省信访局、省政府、省委信访局局长和昆明市市长与老兵代表对话。老兵们提出了九大诉求,对最低生活保障、优先解决廉租房、政治待遇、增加养老金,当局毫无反应。

山西、河北等地一批转业军人赴北京上访,要求解决他们老无所养的问题,被强行遣返(左)。山西退伍老兵进京上访被拦截在火车上的视频,老兵的脖颈上被套着绳子,将所有人都连在一起(右)。

四、举义杀党官。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湖南省邵阳市自来水公司中共党官正在开会,公司内退职工石飞燕因对子女就业安置不满,闯进党官会议室点燃一桶汽油,烧死党官三人。人赞石燕飞为“巾帼英雄”。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上午,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自来水公司又发生一起纵火,致公司的总经理和一位副总经理死亡。纵火者是自来水公司职工,事发后骑摩托车逃走。民众对杀人者表示同情。

邵阳市自来水公司内退职工石飞燕闯进党官会议室点燃一桶汽油,杀死党官三人(左)。石飞燕本人也不治身亡,被民众誉为“巾帼英雄”(右)。

为此,有人在微博上这样点赞:“不再上访、不再下跪、不再自焚,拿起燃烧瓶。”

二零零九年五月,湖北省发生一名烈女邓玉姣杀死中共淫官的事件。地方小吏邓贵大等人,在雄风宾馆要求修脚女邓玉姣为他们作“特殊服务”,在被拒的情况下再次把她摁到在沙发上,被不愿受辱的邓玉姣拿起修脚刀,砍死一个,砍伤一个,吓傻一个。中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在这个案件中,邓玉姣无论砍死几个,都属正当防卫。而巴东警方却将邓玉姣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因为邓玉姣在正当防卫中刺至伤亡的是党和政府官员,所以法律对他们不起作用。在这些小吏看来,只要是民女,便是个个可奸,人人可淫。作为政府来说,保护官员这种性权力,如同保护政府对人民的政治强奸权一样。最后,因网友和和各地正义的人们的声援,当局居然也感到众怒难犯而判邓玉姣无罪释放。

邓玉娇遭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公安以“蓄意杀人”立案扣押,中国媒体和民众强烈谴责。图为案发后邓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左)。邓玉娇被宣判无罪释放后离开法庭(右)。第二年的“两会”上,有记者询问湖北省最高党官李鸿忠此事,李不顾脸面地大声责问:“你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人民的立场上?”

中共从强奸民意到强奸民女,已成政治社会的双重流氓。巴东烈女邓玉姣抗暴自卫,感天动地。她不但感动了亿万网民,连一向为政府说话的中国媒体也站在了邓玉姣的一边,不惜与政府对抗。网上有歌:“如果说邓玉姣有罪,苍天也会落泪”。从野三关镇传来弱女子的阵阵呼唤,已经引发一场公共性的全民抗

五、 南方的街头运动。

街头运动又称“散步”。散步主要发生在南方,是当局无法管辖和镇压的一种行为。

自一九八九年以后,整个中国大陆基本上不再有走上街头的政治抗争,政治集会,这种抗争在当局的严厉镇压之后事实上已经成了禁区。然而,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发生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利比亚革命,让南方一些有志于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看到了希望。他们提出了从网络到广场的口号,在自己走上街头的同时,开始有意识推动街头抗争力量的成长,南方街头运动自此拉开了这几年中国民众走上街头抗争的序幕。

南方街头散步活动的倡导者被觉悟的公民称为“先知先觉者”。
湖南籍街头活动践行者刘兵不知去向。
街头运动的领袖之一的无眠的宣言书。

 

 

 

 

南方街头运动中的刘远东
南方街头运动中的袁奉初

 

 

 

 

南方街头运动图片集锦

         南方街头运动这种以在街头,闹市区举牌,拉横幅表达抗议,诉求为主要形式,诉求内容主要以政治诉求为主的民众运动很快引领了全国各地的民众站出来抗争。

在长期的斗争中,南方街头运动形成了自己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的抗争理念,南街提出了介于个体化抗争与组织化抗争之间的共识化抗争,这种共识不是指全社会的共识,而是在街头抗争这种路径选择上的共识,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个人领袖抗争模式,每个人都是中心,逐渐成长起来了一群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街头活动人士。正是这种抗争理念使南街在当局的长期打压之下,不但没有被打跨,反而力量越来越强大。

经历了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南方街头运动的同仁们以自己勇敢的行

动,悲壮的牺牲赢了世人的尊重,南方街头运动也成为了中国最有希望的一支变革力量。

六、维权律师引领民间抗争。

贵阳小河案两周年研讨会遭警方粗暴冲击。在贵阳小河案“结案”两周年之际,全国七十多名律师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在贵阳举行“小河案两周年暨冤案申诉研讨会”,研讨会受到贵阳警方的骚扰和冲击,数名律师遭殴打、拘捕。

全国七十余位律师在贵阳举行“小河案两周年暨冤案申诉研讨会”,研讨会受到党警骚扰和冲击。

         这是北京维权律师程海被当局惩罚停执业权一年,各地数百名律师发表联署声明严正抗议,昌平区司法局九月五日上午闭门举行听证会,近百名律师和公民赶往现场声援,警方出动了数百名警察维稳,甚至还动用了直升机侦查,二三十位律师和公民先后被强行带到派出所盘问,声援公民刘四新和马强还被拘留,至今未释。

提前阅读:中国七二零维权律师大抓捕。二零一五年七月上旬,上百位大陆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及律师和维权人士之亲属,突然遭到公安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的事件,部份人士則下落不明。

维权律师王全璋被中国当局拘捕后多年没有信息(左)。被抓的维权律师谢阳(右)。

七零九抓捕案辩护律师李昱函(左)。广州维权律师隋牧青与其他多位律师(左三)代理王清营、唐荆陵等南方公民系列案件时,当庭要求核实合议庭成员是否为中共党员,以确定申请党员回避。当局大为光火,但按照法理,又不敢公然动粗(右)。

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公开提出修宪建议一天后遭便衣警察强行带走(左,警方执法记录视频截图)。广东维权律师刘尧遭判二十年徒刑,妻子申请入狱同住(右)。

维权律师被当局打压、惩戒和迫害已成为当下中国已成常态;社交媒体上会经常刊登各地维权律师遭到整肃的事件,许多维权律师面临吊销执照、人身威胁、被法庭驱逐、殴打。随着当局近年破坏法制的行径不断升级,维权律师已成为被重点打压的对象。

随着维权运动的高涨,维权律师以群体代表的形象和英勇的身姿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零零五年,《亚洲周刊》将该年度的“亚洲风云人物”授予了大陆十四位维权律师,其中包括高智晟、郭飞雄、许志永等维权界的旗帜性人物,尽管这批人随后遭到了残酷的打压甚至非人的折磨,但他们开启的维权与维稳的漫长的拉锯战却激励了后起的同道们,并持续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

维权律师独特的社会身份使他们获得了超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灵活性和行动力,他们与社会的粘合度超出任何群体。在媒体被阉割得悄无声息、大学被犬儒得一塌糊涂、中产阶级日益苟且和知识分子们普遍鸡贼化的时代氛围中,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和壮大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色。维权律师既是维权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维权事件的传播者和意义阐释者,在具体案件和社会环境中起到桥梁枢纽的作用。维权律师具有其他社会角色不能比拟的优势,他们能够在逼仄的司法环境中获得有限的空间,并在这有限的空间中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勇气智慧担当起揭露司法腐败、社会黑幕和冤假错案的使命,承载起维护公平正义,净化法治环境、促进社会变革的时代课题  。

中生代的维权律师如唐吉田、江天勇、李方平、刘晓原等活跃在抗争一线,而继起的一大批新生代如斯伟江、张雪忠、王成、隋牧青、伍雷、张凯、周泽、王宇、刘卫国、朱孝顶等愈战愈勇,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尽管当局对他们的打压一直在持续,但他们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并没有屈服,他们已在实践中构建起自己的谱系,自发形成了梯队,建构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具有行动力和动员力的团队,成为当下中国引领民间抗争的脊梁和标杆。

中生代著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左图中)救援团部分律师和公民,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为身陷囹圄的王功权庆生。中生代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被长沙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右)。

中生代最著名维权律师刘晓源年检被卡(左)。中生代著名律师李方平在临沂遭共警殴打(左)。

维权律师的行动使当局十分的恼怒。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官方文章,将维权律师作为继文革语言中“新黑五类”群体的首犯。

与中共讲法制和法治、谈立宪与宪政,无异于与虎谋皮。

裸体维权——中国人正在适应的抗争方式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广东茂名市电白县以拾荒为生的一家人,因小孩没钱看病,全家人赤裸走上街头;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女学生在天安门裸跪,为自己上访而死的母亲鸣冤;而上海年近八十岁的庄静慧老人去年八月毅然裸跪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门前,要求法院对她长达十年的强拆诉求给予“立案”。裸体维权最能引起关注。

裸跪维权

          少数民族的抗暴和独立运动

中国境内现在号称有五十六个民族,尚有数个未被认定的民族。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是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如今的人民政府时期则歌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新疆、西藏和蒙古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共与它原来的主子苏联大规模吵架时,苏共曾经在一公开信中称:“何为新疆?就是新的边疆”、“中国的北部边界是万里长城或柳条边”。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是清朝前期的康乾雍三朝,他们采用的是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而以怀柔和绥靖为主的政策。中共夺权后,从表面上看,比任何朝代都做得光鲜:一是,把五个二级行政单位改称“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自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让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担任自治区的二、三把手乃至升为中央政权机关中的不重要角色;牛羊肉和食用油的特殊供应;子女升学可加分若干。其实这些小恩小惠从来没有打动过人心。中共也许不懂,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不是什么封官或许愿的问题,而且在本质上也不是要求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其要害是要求民族独立。中共的高压政策只能引起他们的反弹和前赴后继地拼死抗争。

其实,新疆和西藏的独立运动从来没有中断过。

先说西藏。

一九五九年的藏区骚乱(中共称叛乱,藏人称起义,中华民国称其为抗暴运动,此事件发生在西藏和青海的藏族地区。是年三月藏人与共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以拉萨地区最为激烈。被镇压后,达赖喇嘛、自藏地方政府和大批藏人逃往印度并组织流亡政府,提出西藏独立的要求;中共则在西藏进行饱受争议的“民主改革”。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藏人在布达拉宮前聚集,发动对抗中共统治者的起义最终被镇压。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中共国总理李鹏发布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宣布:鉴于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在拉萨市制造骚乱,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自三月八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一九八九年西藏人民抗争,被胡锦涛(右图中间着西服者)派兵平定。

一九九零年五月,共军装甲车辆首次进藏“试验”,拉开了创造历史的序幕。共军装甲兵某研究所前任所长杨作成大校是装甲车辆首次进藏试验大队长兼总指挥在文中写道: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装甲兵部责成相关单位进行装甲车辆进藏试验研究,考核我军装甲车辆在西藏地区的通行能力;编队行驶的战役机动能力;探索在西藏地区预设战场区域装甲兵部(分)。他队实施作战的可行性和后勤技术保障能力。其意图相当明显。

共军装甲车进入西藏
起义被镇压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西藏的拉萨及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等藏人居住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暴斗争。之后,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藏人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抗争。至三月十日,为了纪念一九五九年独立运动四十九周年,在国内的藏区和印度藏南的部分藏族激进人士集体抗议。

二零零八起义被镇压

藏人在中共驻美国旧金山总领馆外抗议
藏人在中共驻法国巴黎大使館外的抗议

 

 

 

 

 

示威的人群手持西藏流亡政府雪山狮子旗
尼泊尔博克拉的支持西藏独立大游行

 

 

 

 

二零一二年抗争被镇压
藏人在台北自由广场的抗议

 

 

 

 

 

每年都有藏族僧侣抗议中共的自焚举动——

目前,对西藏的治理使中共处于十分尴尬和狼狈的境地。早在我国元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宣政院,对西藏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清朝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只要前朝所封官员进送旧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变。一六五二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次年受到清朝正式册封;后来,五世班禅又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由此被正式确立,此后历世达赖、班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

清朝设置驻藏大臣对西藏实行管理,进一步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

一九一二年七月,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管理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局(后改称蒙藏院),一九二九年蒙藏院改制为蒙藏委员会。一九四零年,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派出机构。第一个被批准册封的就是目前流亡在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

中共得权初始,对西藏采取绥靖和怀柔政策。虽然他们自称是无神论者,但默认了历史旧制。中共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大活佛是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而后又制定的新的办法中也明确了承袭金瓶掣签制度。

金瓶掣签(民国油画)
金瓶与签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藏历木猪年十月八日,藏传佛教认定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按照藏传佛教仪轨举行。经金瓶掣签,认定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三日(藏历第十七绕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在西藏嘉黎县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坚赞(左)。达赖喇嘛-丹增(中)。班禅坚赞诺布在香港佛教论坛上发言(右)。

自一九五九年平定了“西藏叛乱”、丹增流亡之后,达赖喇嘛一直空缺。但达赖仅是流亡,所以政府不可能寻找转世灵童,更不可能举行“金瓶掣签”。藏人失去了一个精神领袖已经五十多年了,中共中央政府再怎么镇压,也平定不了西藏的“叛乱”。

再说新疆。

新疆的分离倾向由来已久,离开中共得权最近的一次是中共所说的“三区革命”。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分离运动,分离中还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次分离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基把它础,在客观上支持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因此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所谓“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扶持下为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府。

中共早在那里制造了“不稳定因素”,现在是轮到自己吃苦果的时候了。

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前左)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前右)、阿巴夫(后右)、赛福鼎(后左)。赛福鼎后来当上了中共御代会的副委员长。从前是为了自己夺权,现在则是自尝苦果时了。

二零一四年,周永康案公布前一天,新疆莎车县发生“七二八”流血暴力事件。官方称,事件共造成九十六人死亡、十三人受伤、二百一十五人被抓。而据《自由亚洲电台》获得的消息称,暴力事件致上千死亡,中共特警、武警全部都进驻村庄、连交通。警察都佩枪。

五月二十二日,亚信峰会刚刚闭幕第二天,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最大早市发生连环大爆炸,官方称至少三十一死九十四伤,现场血腥惨烈。

“五‧一”前一天,习近平为期四天的新疆视察刚刚结束之际,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大爆炸,造成三人死亡,七十九人受伤。

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乌鲁木齐南站爆炸现场(左)。一连串爆炸事件后,党警加强了戒备(右)。

二月十四日,新疆阿克苏发生暴力事件,共十五人死亡,其中八人被警方开枪射杀,三人被炸弹炸死,另有两名民众和警察死亡。

阿克苏地区经常发生抗议活动。乌什县四月十四日有人袭警,八人被警察击毙(左)。乌鲁木齐维吾尔族人连续数日的抗争,当局出动装甲武警(右)。

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了维吾尔族人连续数日的抗争。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两天后,在数百名汉人和警方与维吾尔族人发生的冲突中,,造成一百九十七人死亡,一千七百二十一人受伤,以及大量车辆、建筑物被摧毁;然而,维吾尔族流亡组织却表示有更高的死亡人数。骚乱发生后的几天,警方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不少人因而不知去向、下落不明。

参与“叛乱”的新疆人在受审
外媒采访被指“七五”事件的主角热比娅

 

此事件的发生缘于几天前在广东省韶关市的一起斗殴。在斗殴中,两名维吾尔族人丧命,为此,维吾尔族人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举行街头示威,警方上前与之对峙,使示威升级为骚乱。在接着的几个星期里,有超过一万名维吾尔族人遭逮捕及拘留,伊斯兰教堂也被下令暂停开放。至二零一零年一月,武装警察驻留乌鲁木齐长达半年,全疆持续实施通信限制。期间,有四百多人面临刑事起诉,有二十六人被处决。

主权移交后港民每年的七一大游行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国在一八九八年租借九龙新界九十九年的规定到期,英国决定把新界连同历来胁迫中国政府割让的香港岛、九龙尖沙嘴全部移交给中共党国 。江泽民捡了个现成的便宜,理了个中共电影里常出现的土豪劣绅形象的发型,春风满面地“代表”中国人民在移交仪式上亮相。

不是因为党国的强大,而是英国殖民当局遵守“租借九十九年”的诺言,连“割让”的领土也一并移交了。

港人清楚地知道,中共曾经的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七十年不变”、“港人治港”的承诺定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从这一年开始的每逢七月一日,就会集会游行,提醒中共奥说话算数。

自一九九七年起至二零零二年,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都会在这天游行。

而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游行,才是港人真正大规模抗争的起点。这一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手段特别恶劣。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偷步买车”风波、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萨斯事件”中失职,激起了广泛的民怨。于是,五十万港人在回归庆典中上街(据港府用直升机清点出的人数为六十七万五千人)。这是继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香港一百万人和五月二十八日香港一百五十万人为声援北京六四事件的大游行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最终,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被搁置——特首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承诺先搞好经济。从此以后,每年的七一大游行成为了港人精神的象征。

湾仔轩尼斯道上的游行队伍遊行
遊行人士站滿多條行道

 

 

 

二〇〇四年的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争取二〇〇七年普选特首和二〇〇八年立法会全面直选。这天是香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一日,但参加的人数有将近二十万。

二零零五年,尽管经济已经复苏,董建华也已下台,但仍有二万一千人(警方公布为一万一千人)参加七一大游行。游行的主题是“反对官商勾结,争取全面普选”。自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香港的法轮功修炼者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二零零六年的游行以“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为主题,参加人数有五万八千。

二零零七年的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纪念日。游行的主题是“争取普选,改善民生”。

             

陈方安生參加了二零零七年的七一大游行(左)。二零一零年大游行的主题是“七一向前走,香港前途在我手”,约有五万五千二百人参加(中)。示威者的横额上,梁振英被描绘成一个吸血鬼和狼的形象右)。

二〇〇八年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同一梦想,同一人权;还政于民,改善民生”,参加人数四万七千(警方公布为一万五千五百)。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首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二零零九年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施政失误、贫富悬殊、还政于民、改善民生”,有七万六千人(警方公布为二万六千人)参加。

二零一一年的七一大游行有二十一万人参加。游行的口号是“还我二零一二双普选,打到地产霸权,曾荫权下台”,七年来第一次要求曾特首下台。

“解雇曾荫权 豉椒炒煲呔”的抗议标语(左)。有示威人士把“煲呔下台”的字样投射在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外墙上(中)。有市民将巨型“反共”横额,放在游行队伍经过的马路上,让游行人士践踏,以示对中共管治香港的抗议(右)。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权移交十五周年。这次游行的主题自然是“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争民主”,寓意中共走狗、特首梁振英为首的党官商利益集团只会继续拖延民主进程和维持特权利益输送。这次游行有四十万人参加,创二零零三年以后的第四次新高(但警方表示只有六万三千人)。

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苹果日报》的头版。
二零零五年冒雨游行。

 

 

 

 

 

二零零六年大游行。
二零零九年大游行
二零一零年大游行

 

 

 

 

 

二零一三年大游行
二零一四年有五十一万人参加大游行。

以上所列举的时时刻刻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已经震惊了全世界,它表明,中国老百姓逆来顺受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汉莱坞筹备委员会主任何哲指出,以上种种恶抗争,均因中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法制不健全甚至是毛泽东与一脉相传的无法无天所致。他认为,如果有一个健全的法律,这些问题都有申诉的场所,此类事件早在萌芽状态时就已经解决了。政府的不作为使受害民众走投无路时,民众就有力量来将它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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