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第五章   在“江泽民集团”裹挟下的胡温十年

101

第五章   江泽民集团裹挟下的胡温十年

第一節  旧瓶装陈酒的中共新王朝

奇特的“江前胡后”现象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胡锦涛上位中共总书记。按照中共这几年养成的新习惯,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必须如猴子出把戏似地在众目睽睽中登台亮相,听凭一众记者摄录以示做党官的荣耀。在本次的亮相中,人们发现了两个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怪现象:一是政治局常委从以往的七个变成了九个;二是亮相的队伍中多出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刚下台的江泽民;此人还走在最前面,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江前胡后”。

刚下台的江泽民仍恬不知耻地站在中央或走在前面。虽然他们大多不知道世界上有羞耻二字,但他更属于无耻之尤之列。

下台后的江泽民仍恬不知耻地站在舞台的中央。江泽民是什么?中共领地上的观众人所共知。此情此景,预示着胡温的这十年会有什么,中国大陆民众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的新章程里规定 ,中共的总书记任期为五年,可连“选”连任,但最多不超过两届。“江泽民集团”的总头领江泽民应该在二零零二年的十二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彻底下台。但江氏恋栈。总书记虽当不成,但党章上没规定军委主席的任期。他觉得有空子可钻,所以他策动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提出新的“动议”,“挽留”江泽民再任一届中央军委主席。阴谋最终得逞。众所周知,中共虽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着党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人指挥枪、指挥党。无论是他们理论上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还是实践上的“谁当了军委主席,谁就是皇上或太上皇”,就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于是,胡锦涛当上了“儿皇帝”。两年后,在全国上下一致的唾骂和讨伐声中,江泽民象当年的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而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一样,只得脱下“黄袍”。尽管如此,他利用其在在位十三年中编织的人脉和在各要害部门安插的亲信,整整十年,使后继者胡锦涛以及总理温家宝一直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中。加上胡温本身的懦弱和平庸,使这十年成为无所作为和中国人权大倒退的十年。

老昏眼花的邓小平(左图中)指腹为媒,隔代指定胡锦涛(左图左)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指腹为媒只能来一次,至胡锦涛时代已无法复制(右图前排左胡锦涛、中江泽民、右温家宝;二排站立者习近平)。

胡锦涛是被邓小平、陈云等人指定为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接班人的,民间称之为指腹为媒式的“隔代指定”。中共在体制上属于西方政治学说中所称的“寡头制”和暗箱操纵的“民主选举”的非驴非马的政治杂交制,即由早先抢得江山的政治僵尸推荐、再由政治局委员及离任常委协商、再交政治局审查,最终交全国代表大会、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新一届政治局“选举”确定。胆小如鼠的胡锦涛就这样被推到了“领袖”的位子上。

其实,江泽民是非常留恋这个宝座的。是年九月,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放风:“我欲乘风归去。”就是想废除“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当然,胡锦涛心里也清楚。所以,他也曾挣扎过:二零零六年拿下了江办主任贾廷安卵翼下的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同年逮捕江泽民在上海滩的留守人员陈良宇。百姓眼睛为之一亮,但不过几天,胡的形象又马上暗淡无光。

胡锦涛与江泽民的关系。左图:十六大上;右图:十八大上。

胡总书记上台后,既有好运,也有霉运。这十年里,他坐享其成地有四次春风满面、风头十足、比江泽民在台上时还要风光的表演机会,虽然是非法地侵占了不计其数的纳税人钱财才得来的: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纪念、党国六十周年阅兵式、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上喊了两声“开幕!”。霉运更是显而易见:非典型性肺炎的肆虐、《九评共产党》的惊现于世、惨不忍睹的汶川大地震、法轮功的日益壮大和广传、本人的屡遭暗杀以及“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大举围剿。

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中威信

胡锦涛大概是中共国自毛皇帝以来最倒霉的一位帝王。二零零三年,中共才开完“人大”,刚刚当上党国总头领的他,没高兴几天,就碰上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萨斯的肆虐。       

萨斯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简称(SARS)。在未查明病因前,曾被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极强的传染性与病情的快速进展是此病的主要特点。

这次的萨斯蔓延到三十个国家,八千多人受到感染,其中有八百多人因而死亡,造成的损失超过三百亿美元。中国的患者至少占了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三。

此次萨斯疯狂蔓延的祸根在中共党国、在中共、在江泽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萨斯首先在中国南方爆发,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期间。江泽民为了继续问政、干政、保留军委主席,中共各大媒体被要求不准报道非典疫情。于是,萨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席卷全国并向国外传播。

广东发现了第一病例后,以江系人马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党部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使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当李长春离开广东后,江泽民又急调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空降广东。到二零零三年二月底,广东省全部落入江系人马手中,疫情报导突然偃旗息鼓。

广东的萨斯迅速向外传播。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而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一片沉默。

五月份中国《财经》杂志的封面和图片,真实报道中国萨斯瘟疫。可六月二十号出版的《财经》杂志已经印刷并进入发行渠道,被北京下令停止销售——在大陆,真话可说不得。

二零零三年三月初,广东一位医生病情加重去香港治疗随即死在香港。此后,萨斯开始在香港传开,全世界都开始恐慌。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中共立即通报国内的萨斯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直至三月二十六日,江的私人医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不得不在北京首度公开疫情。但他只说广东一省有七百六十二人感染,三十一人死亡。胡锦涛要求地方政府与官员每天上报疫情,张文康公居然说,中国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每天上报疫情。还昧着良心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继“六四”时期的党国发言人袁木之后,中共党官又一次信誓旦旦地把“很负责任地说”作为自己开始撒谎的前置句。

实际上,当时北美的独立华语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从二零零三年二月即发布警讯,报道和追踪SARS疫情,由于大陆的新闻封锁,民众无法获知这一关系他们身家性命的重要信息。

全国已经一片恐慌,各大城市刮起抢购中药板蓝根冲剂、绿豆、白醋、盐等风潮。许多中药价格一飞冲天,同时许多人开始戴口罩上街。有人填了首《卜算子》调侃说:“风雨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是春光烂漫时,却戴厚口罩;戴也不放心,疯狂喝中药,待到中药脱销时,江贼丛中笑。”

危机到来时更凸现民众对政府宣传的不信任程度。尽管江系人马指天发誓说已经控制了非典,大批在北京的民工、学生还是逃回家乡、外国公司的驻华工作人员撤离北京。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北京当地记者估计,自非典爆发,已有将近一百万人离开北京。北京的机场、火车站都是人头涌动,大批人马准备逃离北京。北京的大学校园愈来愈空。这种逃离实际上更进一步地把北京的非典带到了全国各地。

中共的御用专家经常出馊主意,名曰“支招”。对这次萨斯支的招是:“非典时期上街应该戴口罩”。后来,国人戴口罩成了一种常态。比如,大陆城市的上空会经常出现雾霾,专家又“支招”说“出门戴口罩、在家要关闭门窗”。流感爆发时,专家支招“应打开窗户”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于是,除了不怕死的,大街小巷中人都着戴口罩。有的家庭打开门窗,有的家庭关闭门窗,无所适从(左)。但问专家如果流感和雾霾同时发生时,应该是开窗还是关窗,专家只能尴尬地说,这么个小问题还要问吗?愚蠢!—— 愚昧的永远是普通人。全国上下,大家都来戴口罩(右)。

军队紧急支援北京,组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这是小汤山医院工作人员正在使用SARS病毒的消毒剂(左)。七年后,这座家喻户晓的“抗非典圣地”,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右)。

广州人人人在洗手,争取消毒
人们纷纷逃离北京

香港医生谢婉雯(左)声讨隐瞒疫情害苦香港的中共狗官、党官张德江。 “中央命令我们封锁消息,我们就不准你们拍照(右)。”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极其认真地欺骗世界的同时,中国还有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共军三零一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的卫生部门隐瞒了真相。

蒋医生披露,到四月三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的三零九医院,已经接收了一大批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六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四月三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十二个病例,只有三人死亡。蒋医生为此而被监视居住,还被禁止出国。

曾被江泽民派人绑架的三零一医院主任蒋彦永被禁止出国探亲。蒋医生当然知道,在体制内,说真话是要杀头的。

新华社四月二十日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孟学农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此时,离张文康出任卫生部部长也就一个月,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不到两个月,新官上任太师椅还没坐热就被撤职,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罕见的。

四月中旬萨斯传染进中南海,撂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官方媒体隔三差五说他们去了什么什么地方考察,实际上俩人都在萨斯病毒中苦苦挣扎。

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共官方实行新闻封锁,隐瞒疫情,造成疫情蔓延全球。九十多个国家对中国停止签证。

中共对萨斯最初的沉默和对相关资讯的封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全世界赔上沉重的经济及生命代价。

中共瞒报萨斯造成了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萨斯十年以后(二零一三年)部分侥幸存活的萨斯后遗症患者。上排左起:手捧妻子遗像的方渤、养两条狗陪伴左右以保持体温的吴如欣、一家九口都患萨斯死了六口的刘秀芬、一家死了四口萨斯患者的杨志霞。下排左起:被封宅后没被火化的李桂菊、一家全部染上萨斯后除老五外都被夺走生命的王英、双双失去劳动力的王立刚和姜鸿燕夫妇、因在北京人民医院实习感染萨斯而找不到工作的护生武珍。

随后,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开始在中国的电视上频频出现,总算有了一份正经的工作——防治萨斯。

江泽民则在罗干、吴官正倒下后立即带领全家老小躲到上海。江泽民坚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人因萨斯住进医院,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只有四个人。后来,人数拔高到七人的原因是新患者中多了三个外国人,不报不行。直到最后疫情解除,上海公布的患者人数稳定保持在七人。

江看上海情况不妙,又跑到辽宁、山东。等萨斯情况稍好,才偷偷溜回北京,但仍不敢回中南海。

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萨斯,当地官员就地免职。于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千方百计地隐瞒萨斯、教唆医院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为防止萨斯蔓延,院方还用药物给患者注射“安乐死”。一时间,各地区萨斯疫情成为当地政府的绝密情报。

共军在萨斯最严重的粤、川、黑、吉、辽封村。等被封村庄里面的农民全部死掉,由共军统一处理、焚毁。左图:共军去封村。右图:等待安乐死后毁尸的村民。

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军队用“封村”的办法,封锁了很多萨斯瘟疫暴发的村落。其办法是:首先切断电话线、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封锁消息。一个村落被封后,如有人偷偷跑出来,就会被军人开枪打死。

大多被封村的地区,基本上是等待里面的人全部死光,然后大面积地消毒处理。医院已不负责处理萨斯病人的尸体,这部份工作,由军队和公安系统接管,死者由部队统一销毁。

《新快报》网站于二零一三年发布十年前萨斯(SARS)期间一张照片:广州几名身着隔离服的警察将一名从医院逃离出来疑患萨斯的病人当场截住拖走,去隔离区等待安乐死后毁尸。
黎民百姓抗议中共草菅人命。

截至六月底,仅东北地区就有一万人死亡。

面对萨斯疫情,江泽民和中共威胁要将“故意”传播萨斯病的人处以极刑。

在这次全球性的疫情中,累计病例有八千四百三十七例,其中中共国占了七千零八十三例;死亡人数共八百一十三例,中共国占了六百四十六例。

中共国为此死去的医生共有一十三人。

胡锦涛刚上台,就碰到这么一件棘手的事情,但他深谙中共在犯了大错大罪之后的生存之道。先是倾全国之力,打一场围剿萨斯的“人民战争”,再迅速引开百姓的视线,在舆论上瞬间转移话题:控制舆论,把萨斯从早已流行的事实说成是因“突如其来”才使“我党”措手不及;不说萨斯的危害,而是赞赏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周围”、为了党的事业而“守望相助”;在抗击萨斯还刚起步阶段就召开抗非典英雄模范人物表彰大会,让全国人民“学有榜样”,懂得争当先进的好处;把大批早有追求或临时起意的人飞速拉入党内(“火线入党”)。这几招切中了中共在统治大陆半个世纪中培植的国民的新的劣根性的要害,真的“一抓就灵”。

明明是中共的撒谎和隐瞒导致了大面积死人,却被中共培植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一瞬间,立马化被动为主动,中共称其为把“坏事变好事”。

“火线入党”是中共发明的一项特别怪异的动作,是违背了马党祖训——让一瞬间突然积极起来的人进党。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供奉《共产党宣言》为典型经书。而这些“火线英雄”大多不是早有预谋而是临时起意的,所以连经书的第一句话都还没来得及背过—“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着。什么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因此,他们甚至连自己马上要当幽灵(ghost、魔鬼、撒旦)了都不知道。

于是,胡温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阶段性”的声誉,也为中共赢得了能继续生存的许些空间。

要求“火线入党”的申请书象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基层党部的书记手里。此时不乘机钻进中共以求迅速升官发财,更待何时?这是天津南开医院医务人员要求火线钻党的部分申请书。历史证明,这类人,大多为政治投机分子。
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部分学生从小就把政治投机把玩得炉火纯青。这是他们在操场上“火线”往身上打红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火线入党的王晶医生,入伙后也感染了萨斯而去世——她所在的小小科室竟有十五人提交了火线申请书。这是王晶的追悼会。
北京市第六医院内科抗击“非典”火线入党宣誓仪式。萨斯时期,全国有几十万个此类人主动的打上了红印记。

汶川大地震中的权力博弈

汶川大地震,正式名称是“二零零八年四川大地震”。地震发生于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零四点一秒,震级达到八级,烈度为十一度,破坏地区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因震中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故称其为汶川大地震。

截至九月十八日十二时,据中共“不完全的统计”,共造成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七人死亡,三十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受伤,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失踪。地震造成灾区直接经济损失共八千四百五十一亿元,灾区卫生、住房、校舍、通讯、交通、治安、地貌、水利、生态、民族文化等方面受到严重破坏。

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中,很大一部分是属于中共的人祸。

地震发生前,中共高层接获专家预测地震的通报后,为了奥运火炬传递和维稳,中共政治局九头龙投票决定是否发出预警,结果八人反对,只有温家宝一人赞成发出预警。

同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样,在震前已有大量的预兆,但中共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全党团结”(“维稳”),强行不准预报和预防,致使出现大批不该损失的物资毁灭,大批不该死亡的百姓冤死。

在震灾第二天即五月十三日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指出,曾接到四川地震局七名职工的诉说,前几天已觉察到地震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会前的安定团结,绝对禁止透露此消息。

早在二零零六年,陕西师范大学就发布了专家利用川滇地区以往二十五次地震数据,预测二零零八年川滇地区极有可能发生大于六点七级的强烈地震。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中、欧、美三地科学家在权威的地质专刊《构造》(Tectonics)中发表文章,指出北川和彭灌断层具有造成災害性地震的潜能。而汶川附近地区从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连续大旱,符合民间“大旱后一到三年半会出现大地震”的说法。如果当局掌握地震前的气压、温度和降雨等反常现象,应该能准确预报。另据台湾卫星福尔摩沙三号观测,地震前的一到五天,震区上空的电离层平均密度骤降一半。

      地震前的各种预兆在阿坝地区频频出现,被共党中央视为迷信而封杀,故意导致了更多无辜者的死亡。

      在地震前数天,阿坝州曾盛传将有大地震发生,村干部也在劝说村民搬离,而州政府反而把它列为谣言,还发誓要追查谣言来源。在地震发生的前几个小时,党媒新浪网还说,在阿坝州中共干部的劝说下,已成功解除恐慌,被劝出去的又被劝回来了,赶回来的人正好碰上地震而纷纷送命。

下列惨象比比皆是。镇压六四时雷厉风行,此时却迟迟未见共军的身影。

桃坪羌寨部分损毁
平阳府君阙严重损毁
二郎庙全毁
云岩寺严重损毁
报恩寺严重损毁
泰安寺大部分垮塌

温家宝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却调动不了军队。直到震灾发生后的第五天,才有军队介入,白白错过抢救的“黄金七十二小时”。

二零零八年底,当时的共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新华网刊文为抗震救灾歌功颂德和文过饰非,却不经意间露出真相:江泽民在七十二小时黄金抢救时间内下令按兵不动以向胡锦涛发难。

               共军总参谋长陈炳德撰文回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透露江泽民阻挠军队救灾的黑幕(左,大纪元合成图)。党国高层中,温家宝第一个个到达灾区(右)。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四川拒绝听从抗灾总指挥温家宝的命令,气得温摔电话机。

陈参说,灾难发生四小时时,胡锦涛询问情况,被陈以“部队四千四百人正在向灾区机动,但道路保障情况不好”而搪塞过去。二十二点三十四分,胡再次命令总参谋长出兵,这陈姓长官说“军委首长已经下达了随时准备出兵的命令(按,即此刻还未出兵)”。一个小时后,胡又一次询问出兵情况,陈却回答:“成都军区某集团军一万人正在准备一级机动。空军空降兵六千人十三日早上八点即可出发。”就是说,部队还要等待八小时才能出发。及至十四日,黄金抢救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七个小时。

苦难的人们在死亡线上等待救援

      这位总参谋长口口声声说他是“按照军委首长的指示”。此时的胡锦涛已是中央军委主席,那这陈参口中的“军委首长”就是指太上皇江泽民。澳洲《悉尼晨锋报》在揭露中共虚假宣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北川的地面上,现实并不是那么辉煌。在地震刚刚发生的头几天,在真正需要救助的地方,很明显,并未见到解放军的身影。”

由于共军迟缓救灾,灾民们求助无门,只能苦苦等待(左)。地震已发生超过两天,黄金的七十二小时抢救时间已过去大半,共军才派直升机到达(右)。

救援已经不力,直升机还要出事。四川某预备役高炮师五百余名官兵,攀峭壁、越深谷、钻密林,冒着随时发生塌方和泥石流的危险,进入映秀、漩口等深山丛林,搜救在五月三十一日失事的直升机(左)。 六月十日,成都军区联合搜救部队在汶川大地震中心的映秀镇附近火烧杠3511高地,发现了失事的苏联制造的陆航团米-171直升机残骸(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NPIC(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在四川省夹江(县)基地兴建了一批核反应堆工程实验研究设施。四川是国家重要的核科研生产基地,境内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燃涡轮研究所等国防研究院所十八家。包括核工业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核武器研究基地、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八三九”核工业基地 、总装备部中国空气动力发展与研究中心、乐山核聚变研究院、白龙江核基地、中国第二个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中国第三个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中国重水工厂、涪陵核燃料元件厂(未建成)、八二一 厂、第二个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八五七 厂、核工业建设总公司两个厂。

一九六四年,共军中央批准,确定在四川绵阳和广元山区建设代号为“902工程”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绵阳科技城的雕塑“春雷”象征核爆炸(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四川修了难以计数的隧道(右)。

 

地震引发核武库爆炸,给军队带来灾难性的重创。图为地震山区爆炸后的情形。当地村民说﹕大山好像被切开了肚子——这能量太大了(左)。大爆炸现场附近的每个村民都说:“这些石头、土全部是炸飞过来的(中)”。 核爆炸中失去孩子的双亲悲痛欲绝(右)。

地震引发了核爆炸。北川一百三十多名孕妇腹中胎儿死亡,都江堰几十名孕妇怀死胎;北川灾区的猪在震后十三天免疫力急速下降;四川医科大学和伊利渃州大学以及英国国王大学的合作研究报告记录了灾区部分幸存者灾后大脑部分区域丧失功能;北川道路和电杆全部被毁(唐山八级大地震时,道路和电线杆完好无损);余震中坝下乡灾民一晚上手拉手,人被震动弹到空中一米多高;中国地质局的地质报告证实地震中出现“泥石液化”;CNN的北川地震实况视频中,地震时,尘土飞扬,爆炸连绵不断。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共军向北川核基地陈家坝游动。

鉴于以上诸多事实可说明,汶川地震不只是单纯的地质学上的地震,还含有地震引发地下核设施的连番爆炸。因此﹐此次地震是人祸大于天灾。

对如实报道者的打压

中国政府一开始拒绝境外专业救援队。自五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四川政府已接获群众对救灾不满的投诉信件二千二百三十三封,电话投诉二千一百零一宗,互联网投诉一百三十二宗,部分地方官员倒卖救灾物资。截至十一月底,国家审计署共接到群众举报一千九百六十二件。

异见人士黄琦,由于帮助地震死难家属调查真相,被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撰文批评灾区学校的设施是“豆腐渣工程”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作家谭作人在震后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的豆腐渣工程并搜集遇难学生名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庭审中,还发生了辩方证人如艾未未等人被警方控制不准出庭作证的恶性事件。

香港市民闻得谭作人被莫名其妙判刑,发起民间声援。这是游行队伍抵达中共派出机构中联办门前时的情形。

第二节    “政令不出中南海  民意不过长安街

胡温统治的十年是中共“改革开放”后最黑暗的十年。

人们给这十年里的胡温总结出来的一句最经典的话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不过长安街。”他俩的周围,布满了江泽民集团的爪牙,层层迭迭、密密麻麻、密不透风、疏而不漏,连鸟儿也飞不出来、苍蝇也飞不进去,政令如何能出紫禁城,民意如何能至金銮殿?政令不通、民意不达,那就只能将石头乱摸一通以求过河了。

         《中国经营报》二零一四年二月号发表邓聿文的文章《政令为何出不了中南海》。文章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问题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互为表里,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一直存在,它妨碍着中共“伟大目标”的实现(左)。党国总理李克强一直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恼怒(右)。恼怒也没用,这是体制所定。

中南海对基层控制的丧失

政令和民意的畅,要追究到江泽民身上。

二零一二年六月初,时任中共中纪委书记的贺国强承认:“中央对地方领导失控、对基层党组织指导失控、对乡村政策失控,是中央和省级地方党政关系位置长期不能理顺,从隐形危机到了现实上危机。”

实际上,中共中央早已对基层失去了控制。《南方农村报》曾经报导,一些“兄弟会”、“青年会”,并没有在中共民政部门登记,却在广东各地特别是粤西普遍存在。原来依附于中共权威的官员和富人,为了自我保护而纷纷组织和投靠这些民间机构。这一现象并非只在广东独特存在。它表明,中共的地方权力正在为一些新型民间地下组织所取代。

广东湛江市塘草村青年协会牌匾被没收。

此时大陆的党中央分成三派。一派是由胡锦涛带领的团派人物;一派是由曾庆红、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一派是前总书记江泽民势力的遗老遗少。团派不仅人少而且以前都是干些共产主义理论的说教的玩意儿,对经济、科研、行政等方面都是外行。他们提出的意见和政令、新颁布的法律条例很难得到其他两派核心人物的支持,因而出不了中南海也毫不奇怪;即使出了中南海,也因各地方势力所追随的派别不同而阳奉阴违的居多。

“团派”是伴随着胡锦涛崛起而形成的非正式派系。

胡耀邦系共青团中央出身,在他的统治时代,大批在其担任团中央书记时的有过共青团职务的人物获得提升,故称团派。

团派人物特点多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谨慎且不张扬。他们除少数具有高干子女或其他显赫背景外,大多出身平民阶层。团派通过组织内部选拔推荐的形式,以取代及对抗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世系如“太子党”或地域保护体系如上海帮。

举例来说。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杭州《今日早报》A5版登载着这样一篇文章:《限塑令不到九个月菜场里袋子满天飞——“限塑令”在杭州农贸市场成了“一纸空文”》。文中提到经营户和顾客听到记者提问,都在取笑记者,根本就没把这“令”当作回事。

二零零八年一月,团派中央颁布了《带薪年休假条例》。又是杭州,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杭州的青年时报上登载了一片从《北京晚报》上摘下来《实施近一年的带薪年休假条例被指形同虚设》一文,说在许多公司、企业里根本没把这条例当回事。

中央大员张德江等人都在浙江省当过省党部书记。他们和当地的一些省级国有企业董事长及一些高管都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些企业对待胡温的政令令要么阳奉阴违,要么虚与委蛇,甚至公开对抗。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认为,政令之所以不出中南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政令是中南海在瞎指挥。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一切都要听凭中央(或各部委)。按照中央的意思办,将寸步难行;自己搞一套,又背上不服从中央的罪名。

基层中共组织的瘫痪和地方中共党徒势力的黑恶化

与此同时,中共最底层的支部和小组大多已经演变为黑恶势力的团伙,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居民委员会主任成了黑社会势力的代言人。

中共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截至二零一四年底,全国共排查确定软弱涣散的村党组织五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个。按大陆二零一零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党币二千三百元(即每天党币六元三角合一美元左右)的农村扶贫标准,全大陆的贫困村共有十二万八千个。

党国学者于建嵘在《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一书中指出,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集体暴力抗争活动普遍蔓延。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屡见不鲜。这标志着中共政权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共统区到处都是黑恶势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零一四年底,中共中纪委、中组部的一份考察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农村、城市基层(企业、街道)、高等院校的党员团体,85%-95%处于瘫痪或解散的状态。

截至二零零四年底,中共党徒共有六千五百万。其中四千万在农村。这四千万中,有一半行将就木;另一半中,一千五百万出外谋生为奴,早就脱离了“组织”,无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其余五百万中,大多当了老板,或是各级农村干部。而城市里的二千五百万中,基本是大小不等的党官、新型资本家和土豪劣绅;其余一大半是退休工人和干部,很多退休者的党关系证明放在党员自己的口袋里,不去居委会报到。因此,真正在各级工作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没有多少党徒。

关于大陆村官黑恶化的典型例子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曲阳。该地出现了一个据称是贪贿数额最大的村官——刘会民。刘自二零零一年担任村主任至案发的十年间,通过其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敛财达七千一百多万元,并一次性收受“九九九九”成色黄金十公斤。

河北曲阳村官刘会民黑帮二十名被告被控十一项罪名(左)。福建晋江市王厝村的村民持续抗议黑帮村官贪污腐败(右)。

官匪勾结,经常欺负四川自贡白果村农民(左)。 其中,最凶残的为右图中黑帮头领钟小五。

此外,还有被乡民称为“乡霸”的中共村官:

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是村党支部书记兼乡经委副主任。他聚集一批地痞流氓,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一千多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一座。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的吴国彦,一九九三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两年后又当上村治保主任,一九九七年底再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纠集一批打手,专门用来伤人和杀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从红透山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成立了一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该集团收取税费。

地方黑恶势力强拆民房,户主贾敬龙举着红旗站在楼上反抗(左)。上海办世博会,居委会要强拆民房。上海虹口区华昌路居民成彩根(右)的家离世博会举办地有十几公里,也因“有碍观瞻”而属于必须强拆之列,遭到他及其亲友和房客的拼命反抗。

提前阅读  中国大陆政权风雨飘摇的真实写照

习近平拉着一名老农的手,眼望屋顶;老农似乎吓得魂飞魄散。他不敢正视国家主席,却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左侧地方党官的脸色,欲说还休;地方黑恶势力的代表对习更不屑一顾,却恶狠狠地乜视着老农。(截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中共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荧屏)

其实,说到底,中共本身就是黑帮。

中共以黑社会组织起家,在中华民国历史上一直列为一股赤匪流氓和绑匪,即一群组织严密的红色恐怖分子(左)。邓小平首次访美时雇佣八百名黑帮帮徒当保镖(右)。

在中共历史上为中共服务的两个著名的黑帮头目。杨度(左)是一九一五年筹安会的首脑,拥袁世凯称帝身败名裂后,由李大釗于一九二六年介紹加入了中共。此人善于周旋在各种色彩的官僚政客之间,为草莽时期的中共赏识。后在上海加入中共外围组织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共人权保障同盟”,长期向潘汉年、沈端先(夏衍)提供情報,且窝藏被通缉的中共地下党员。文革中重新编写《辞海》时,周恩来特地关照要把“杨度”专列一条,并一定要标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杜月笙(右)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与中共勾搭,中共得权后要他暂避香港,没有为难过他。

这是个被中共操纵的台湾黑帮
被中共操纵的黑帮搅乱香港的雨伞运动

《南都周刊》前主笔长平指出,事实上,对黑社会及地痞流氓手段用得最娴熟的就是中共自己。从建政开始,中共要毁坏的就是法治社会中的文明和优雅。政府机构雇用流氓通过骚扰、威胁和袭击手段来强拆民房。上访者被投入黑监狱甚至精神病院。中共本身就是全球最大、最无耻的黑帮,运用黑势力当然是驾轻就熟。

“政令不出中南海”,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体制下,有时反倒是好事。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类似以往抗美援朝、整风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和镇压法轮功等等的大灾难在全国各地的大泛滥。

第三节     被胡总书记治理了十年的中国社会

 

胡温的十年,是中国和中共历史上灾难空前的十年。由于江泽民集团的裹挟,胡温处处受到掣肘,根本无法施展拳脚;但他们的软弱无能,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造成的恶劣后果,则是不争的事实。

江泽民撂下的破旧的山河、涣散的人心和穷民富官的烂摊子让纵然有经天纬地之才能、气壮山河之气概者也难以收拾,何况继任者胡和温只是比其余十三亿人高明得极其有限的平庸之辈。为了保住本来并非属于他俩的“红色江山”,胡温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毫无起色。

胡温的十年是中共高官变本加厉鲸吞、小官绞尽脑汁巨贪的十年

这十年里,中共干部队伍中大官鲸吞、小官巨贪是十三亿人皆知的事实,只有胡锦涛及其同僚假装不知,为的是能在群众面前继续高唱共产党仍是“伟大光荣正确”其实谁也骗不了的陈词滥调。这些大小官吏贪污来的钱,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国外。他们的家属也多入了外籍特别是美国籍;而其本人,要么心存侥幸,留在国内继续在岗位上高调宣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抒发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要么偷偷摸摸地隐匿在某个“反共反华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中央也想尽办法对其围追堵截,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党国政府已完成所有海关及口岸的出入境管理系统升级和联合调试,新增了“黑名单”系统,目的是严防同党内的贪官、问题富豪外逃,至今更已有近百人被“拦截”及被采取相应边境控制措施(左)。党国公安部发出红色通缉令,第一批有一百人被列为”红通人员”。图为头号红通人杨秀珠被美国拘留(右)后回国投案。

有名为“贾也”的作者在网上总结出贪官外逃七步曲(左)。世界各国,凡是华人聚居区,都有中国人在那里贩卖假证件包括假护照。这是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华埠的街头一角(右)。

有的地方把干部的护照统一收缴管理,干部们却早就准备好了二十、三十本化名护照;有的冻结了其账户,干部们却通过地下渠道把钱存到了瑞士或加勒比银行。逢年过节在海关上截获的只是占了沧海之中的一粟而已:

中国外逃官员人数和携带资金各省、市和自治区排行榜

(材料截止时间: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点十五分二十五秒)

北京市 二百二十五人,带出资金二十五亿元;

天津市 一百二十二人,带出资金一十四亿元;

河北省 三百四十人,带出资金三十一亿;

陕西省 二百三十六人,带出资金一十七亿元;

辽宁省 三百六十七人,带出资金一百一十七亿元;

吉林省 一百一十七人,带出资金二十六亿元;

黑龙江省 二百三十人,带出资金八十五亿元;

上海市 二百零六人,带出资金二百五十亿元;

江苏省 三百一十三人,带出资金一百四十亿元;

安徽省 九十七人,带出资金三十亿元;

福建省 四百八十人,带出资金三百六十五亿元;

江西省 一百二十五人,带出资金二十六亿元;

山东省 三百五十二人,带出资金一百五十亿元;

河南省 一百二十四人,带出资金五十一亿元;

湖北省 三百六十五人,带出资金六十亿元;

湖南省 三百人,带出资金七十亿元;

广东省 一千六百四十人,带出资金一千五百五十亿元;

广西区 二百一十七人,带出资金五十五亿元;

海南省 一百四十人,带出资金二十七亿元;

重庆市 一百七十五人,带出资金一十八亿元;

四川省 一百四十四人,带出资金五十亿元;

云南省 二百三十八人,带出资金六十亿元;

陕西省 一百四十六人,带出资金二十八亿元;

新疆区 二百六十人,带出资金三十亿元。

这些官员绝大多数逃往美国。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七日共八天长假中捕获一百十五个准备外逃的贪官

中共兵分十二路,于三十日起,进驻三十二个空港和八个水陆口岸,实施代号为“自投罗网”的抓捕行动。八天中共抓获即将外逃的贪官一百一十五人,共查得现金美元三千一百三十多万,现金汇票、支票共一亿两千两百多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有一千两百一十二万美元 。在深圳文锦渡查获的一辆房车的音响内有美元、欧元一百一十五万现钞及五张现金汇票。在拱北口岸查到的一辆房车备用轮胎内藏有五公斤白金和多张现金汇票,在车椅内藏有多张齐白石、徐悲鸿和傅抱石等的真迹名画。在大连机场,有一个贪官在押送途中咬衣领中的毒药身亡。

腐败干部开始呈年轻化趋势。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受贿七千零四万元、另有六百四十九万余元的财产来源不明。此人曾经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        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一九八九年三十九岁就升任烟台市长。新华社称其为“在中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中,也许是最年轻的一个”。

贪污受贿开始家族化。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所有的受贿卖官,几乎都以她的三妹韩玉芝和她的长子、原黑龙江省光大银行副行长陈泓播作为中间人。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曾送给韩桂芝八十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由韩桂芝给她任哈尔滨市医药行业某局常务副局长的妹妹韩玉芝存入银行。韩桂芝全家先后有六人被双规。与韩桂芝同年落马的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受贿共有六笔,全部与丁鑫发的妻子章斌、儿子丁少华有关。

轰动全国的二零零一年沈阳市“慕马案”中共有十六个大贪官。慕绥新(左图前)被判死缓;马向东(右图中)被判死刑。

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朱作勇的妻子和儿子也直接参与到受贿中。中纪委在安徽查案时发现,有两笔账款流向了兰州,于是查出朱作勇两个儿子各收受人民币两百万元,其妻马云芳收受八十万元。

朱作勇(左)被判十二年徒刑。王昭耀被判死缓(右)。

王昭耀是继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之后该省第二个被推上审判台的高官。他的贪腐网络成员包括他的妻子、长子和两个妻弟。王妻的二弟杨哲信从一名货车司机一跃成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任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受贿二百二十八次、卖出官位六十九座。

除了家族性腐败,还出现了众多的“窝案”。一九八七年后落马的一百二十名官员的案发,有六成以上是由它案牵出。

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两千三百八十五万余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二百六十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如果全部追究,那么绥化市整个行政体制都会瘫痪。马德说,绥化买官卖官不是从他开始的,他还送给赵洪彦十五万元万。于是又引出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任省人事厅厅长的赵洪彦。赵涉案金额几百万元。田凤山的落马也是由马德案牵出,韩桂芝案则发源于马德的检举。

二零零八年,又查出天津的一桩窝案。天津市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和霍津义关系之密切。二零零零年,皮黔生任命霍津义为北方国投董事长。二零零五年,霍津义被中央纪委“双规”,交代了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犯罪线索,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受此牵连,进而导致皮黔生落马。

二零一二年一月,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于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任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二零一一年,茂名腐败窝案曝光,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二十四人、县处级干部二百一十八人,波及党政部门一百零五个,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无一幸免,其中多名干部为周镇宏提拔。周镇宏案又牵涉其继任者、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罗荫国则是因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副市长陈亚春、茂名公安局长倪俊雄等官员的落马案发;而杨光亮被查源于牵涉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案,陈绍基、王华元又是因黄光裕案而东窗事发。

胡温的十年是党务掠夺式花费及行政成本空前膨胀的十年

中国大陆纳税人的负担比世界任何国家要沉重得多,且税赋并非“用之于民”。国家每年的税入,首先要解决“五套班子”的生存。这五套人马中,有四套为中国所仅见(朝鲜等集权国家除外)。它们是:遍及城镇通衢至穷乡僻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中国共产党党务系统;全国的和地方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和常设机构;原本为制订《共同纲领》而后来转化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著名人士”聚集的、沙龙式的享清福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常设机构;各级监察机构和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总人数虽只及中共的不到1%但毕竟因中共靠政府养党而不得不惠及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及大大小小的所谓号称民办的其实是听命于中共因而同样食皇粮的各种“协会”、“工会”、联合会以及红十字会之类。

全世界最荒唐的政治制度——“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一党射影、多“党”吠声)。为了这名义上的民主,害苦了要为世界上独特的要养活“五套班子”的中国纳税人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一张漫画—《重重压榨下的第三等级》。法国的等级制度规定:第一等是教士(僧侣阶层),第二等是贵族(国王及高干阶层),第三等是以农民为代表的唯一的纳税等级(人)。他们三者(多党)扭(合作)在一起,看上去,社会很是和谐。该漫画吹响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

中国历代民、官比例:

西汉  七千九百四十五比一 ;

东汉 七千四百六十四比 一;

唐朝 两千九百二十七比一;

元朝 两千六百一十三比一;

明朝 两千两百九十九比一;

清朝 九百一十一比一;

红朝(八十年代)  六十七比一 。

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而截至二十一世纪初,此比例已达一十八比一。伟大的中国人民必须以占全球22%的人口,养活占全球 50%公务员。

中、英、美、日四国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25.6%;  印度:6.3%;美国:3.4%;日本:2.8%

中外三个城市的干部编制比较

纽约:全市人口八百万,GDP两万亿零六千万美元,市领导六人,正副市长四名,正副议长两人。

东京:全市人口一千三百万,GDP1.1万亿美元,市领导七人,正副市长两人,正副议长五人。

(按,纽约和东京不称“领导”,此地借用 )

中国河南省新乡市:全市人口五百六十五万人,GDP一百亿美元,市领导四十三名:正副书记五名、常委十一名、正副市长九名、助理四名、人大正副主任九名、政协正副主席十名。

一个中国式的县级标准机构的设置
总共有一百四十个必须设置的机构。每一个机构中,除了大批的办事员外,还有一大批必须定员的吃闲饭的人员:党委或党总支或党支部的书记一人、副书记若干人、分管宣传的、组织的、保密的、统战的、联络的、纪律检查的委员若干人。烧饭的、烧水的、送水的若干人。门卫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三班每班起码一人。清洁工若干人。司机若干人。绿化的若干人。共青团专职干部若干人。

还有很多没法公开设置的然而又权力无疆的机构例如“六一零”办公室和临时设置的如精兵简政办公室、新教材编写委员会、拆除违章建筑指挥部等。

“我党”一个小小的县,就是一支非常壮观的干部群体和蛀虫的集散地。

胡温的十年是中共更加肆意挥霍百姓钱财的十年(三公经费另述)

二零一零年,中共为它的下属(公务员)们采购豪华进口车花费达八百亿元,第二年为一千亿元。

二零一一年,国内很多地方的“校车”因质量不合格或超载,出现大小不等的翻车死人现象,而中共无偿援助非洲及其他地方的校车则不计其数,这些校车大部分是从美国采购到的。例如,马其顿的校车规范舒适,豪华坚固。中共国崔大使致辞中表示,中方已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为马其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党国校车和校车车祸

          美国的校车是世界上最坚固最保险的,中共官员甚至说它“堪比总统座驾”。党国援助世界各地的校车就是向美国采购的这种。

       中共愿做冤大头

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时说,到二零零九年底,中共已免除了五十个穷国的二百五十六亿元债务。到二零零八年六月底,中共已免除亚非四十九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二百四十七四十二亿元。提供各类援助款二千零六十五亿元,其中无偿援助九百零八亿;对四十二个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商品以零关税待遇。             二零零七年底,提供非洲二十三亿七千七百万元的援助和七亿元无息贷款。而玉树地震,国家拨款五亿元,西南大旱,国家拨款一亿二千六百万元。

在二零零零年十月,中共宣布两年内减免三十二个非洲国家一百亿的债务。二零零八年六月,又捐赠给朝鲜五千吨航空油和一亿元,共值一亿元。二零零九年三月,提供阿富汗的五亿元全部转为无偿援助。二零零九年全年,又免除了四十六个国家的四百多亿元债务。

二零一零年二月,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同月,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中共又对它提供一百亿美元的援助。二零一零年四月,向委内瑞拉提供二百亿美元贷款。八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播出两条新闻。一是为支援俄罗斯抗灾,将向俄罗斯捐赠两千万物资;二是甘肃曲靖因地震缺少饮用水和方便面,中共号召百姓积极捐款。

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二十七年间,中共国共向朝鮮、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援助。

最著名的是朝鮮――“唇齿相依”、永远喂不饱的宠物狗。
另一个著名的国家越南—-“同志加兄弟”的小霸权。
第三个国家阿尔巴尼亚被毛泽东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

一九七六年,中阿两国的兄弟党反目成仇。

如此把国人的钱不当钱,难怪,中共自己的喉舌新华网也大声责问:“还有一天就大年三十,谁在拿咱的钱胡来!”

胡温的十年是各级政府热衷于提升自己形象以致大肆举债的十年

奥运、世博既没有使北京长脸,又耗费了大量的经费;各地的并无必要的超宽阔超豪华政府大楼、路桥基建、特别是高铁,远超实际造价的投入把各级财政掏出了一个个大窟窿,这些本可以不开支和可以少开支的钱,汇总起来足可以彻底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和交通,可现在还有太多山区孩子在用土坷垃当课桌,好些学校还在靠境内外民间义士资助,无论城乡的幼儿园都成了对家长的吸血机,很多还算不太穷困的地区供孩子读大学成了痛苦选择。

中国大陆贫困地区县、乡、村级豪华办公大楼大观

安徽望江县办公大楼

山西阳城县皇城村村委会办公大楼(左)。       安徽阜阳县政府办公楼(右)。

内蒙古自治区县级市满洲里市市政府大楼夜景(左)。看似将要倒塌的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成都市党部办公大楼(右)。

浙江省长兴县县政府大楼(左)。四川省宁南县骗取廉租房资金建造的办公大楼(右)。

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校舍却破烂不堪

胡温的十年是三公支出空前挥霍的十年

三公经费是中共国特有的一种官员消费品种。它是指中共国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由于用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三公消费挥霍掉的资金十分惊人。如果按每个六十岁以上的农民每月领取一百元养老金计算,一年挥霍的三公经费足够给全国老农发十年养老金。二零零零年全国公款吃喝三千七百亿元、公款用车四千零八十三亿元、公款旅游三千亿元,而该年全年财政收入是三万亿。被中共干部挥霍了三分之一。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全国有共党员八千九百九十万。同年公车费用九千八百六十五亿元,公款吃喝八千九百六十三亿元、公款旅游八千八百亿元、公费待客九千八百亿元。

党官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好,吃喝嫖赌全报销。凡是用公款到世界各地转过几圈的党官们回国后一致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世界五大主要城市公务车数量

美国纽约:公车共六千八百辆 (95%是消防车和警车);

日本东京:纯政务公车十辆;

韩国首尔:七十四辆;

中华台北:二十辆;

中华北京:七十万辆。

胡温的十年是各级官吏和官商勾结而使亿万亩良田被毁灭的十年

在片面“城市化”目标的引导下,各地的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在这十年里迅猛扩张,所占用的全部是临近中心城市的肥田沃地,严重透支了后人的饭碗。这十年里,在前二十年已经无人过问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任其自生自灭。除了地震后不得维修的病险水库外,农村水利建设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期限已满,却没有对期满后的农村政策作出任何调整(改革),一国的根基产业前途一片黑暗。

被誉为世界顶级赛车场的上海F-1赛车场侵占了上海市嘉定区方泰镇一个乡的属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顶级良田,几千农民流离失所。
全市土地面积仅为六千三百平方公里的上海,寸土寸金之地,却拥有十几个国际公认的标准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练习场。这是位于上海唯一有山有水的松江区的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的一角。农民被权力赶走而官商在此逍遥。

提前阅读  上海突然三天之内连拆三个高尔夫球场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西上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被拆除。

上海共有四个高尔夫球场。一九九零年建立在淀山湖畔的上海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是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第一个国际标准的十八洞高尔夫球场。但上海官场在执行清理高尔夫球场政策上阳奉阴违。这次不得不忍痛在三天内拆除了其中的三个:三月十九日拆除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和太阳岛高尔夫俱乐部、三月二十日拆除东方高尔夫球场 。

 

而从骨子里看,这是社会最不和谐的十年。

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官民的严重对立: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和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作武器的农民队伍。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政府,沦落为与百姓对立、赤裸裸一心搞钱的政府。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百分之九九的百姓无力买房

以二零一二年为基准,农民想在北京城里购买一套一百平方米的住房,必须从与老子(或孔子)同时出生的春秋时代他的祖上开始,攒到胡温执政结束的二零一二年,才能攒够这套房的购房款。当然,这户人家还必须世世代代不吃不喝不用。农民被野蛮的公权力一拳打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奴隶社会,农民又变成了奴隶。

又有人计算出,一个普通的性工作者以最大能耐每天不停接客共得四百元人民币,且每月三十天都能接客,那么,她必须任劳任怨地工作四百八十个月(即四十年),不吃不喝不衣不行,就能在上海的外环线外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改革上,胡温十年呈现明显的保守,甚至倒退。

邓氏“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致富”构想本来就是胡思乱想,至此已经彻底沦落为臆想和妄想。邓小平曾发过咒语,认为如果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他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以此推断,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失败了。

胡锦涛在政治上取消了乡镇直选试点,经济上国进民退,法律上强化政法委的权力。有行家认为,至此,中国的司法至少倒退了三十年。

自清朝康乾盛世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哪一届政府拥有比胡温任内更强大的财政实力。但是,他们把大量资金投入警察和军队建设,同时还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使经济失去平衡,却强化了中共和政府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力,同时把影响力扩张到国外。

试点试了几十年的乡镇直选试点干脆被胡锦涛取消了。现在,仅剩下村委会的直选。图为山东省济宁市卢营村换届选举时的情景:几个手持槍支的警察站在一個投票箱兩旁监视准备监督投票人的选票(左)。一九一五年(一百多年前),袁世凯(右图中)就是这样当上中华帝国皇帝的。要想在中国大陆推行宪政,过了一百年还没有影子——”路漫漫其修远兮!“

随着经济的发展,党的权力也在不断扩张和强化。一党制即政治上的垄断,让腐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不单如此,二零零二年,就是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新三民主义”的新政后,却提出了政治方向和舆论上,“要向古巴、北朝鲜学习”,甚而盛赞祸国殃民的“毛泽东思想”。

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的十年中,中国社会不仅越来越不和谐,其外部环境也日趋艰难。主权争议导致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依然日趋紧张。中国与美国在发展被称为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依然步履艰难。
胡锦涛与温家宝,由于江泽民的掣肘,他们的基本才能无法施展。所以人们根本无法给他们的历史功过作出准确的评价。当然,胡温俩与其前任江泽民相比,毕竟还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做过一些曾被人津津乐道的事情。例如: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将近两千六百年的农业税,还对农业增加了补贴;采取各种办法,用非军事的手段把南海的黄岩岛纳入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他在卸任国家主席的同时不再担任国家军委主席,并因此受到许多人的赞誉。这一举动意味着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在接管国家政权时受胡温政治遗产的影响相对会比较小,而习近平未来施政的功过会帮助人们更加公正和客观地评判胡温十年的功绩与过失。      

以失败而告终的三十五年改革开放

本编编首语中引用了几位名人的语录来说明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在此,再一次引用中共自身的喉舌的文章来证实。以下是二零一六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的摘要。

改革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已经达到,而 “先富带后富”却成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对于大多数人,改革带来的是一场梦魇。

有哪些人先富了?最初是官倒。大家对那个康华公司(按,指邓小平儿子那个公司)一定记忆犹新。接着的国企改革,在数千万下岗工人的哀嚎中,在无以数计的国有资产流失中,造就了一批一夜暴富者。

富人挥金如土,多数富人为富不仁,甚至绑架政权。由于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一些人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财富合法化了。因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已成为“党的法律”。群体性案件每年数以万计,于是维稳经费连年攀升,甚至超过了军费。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如果总设计师(按,指邓小平)当年的“十个如果”一一应验,这样的改革还要继续下去吗?

如果继续将为数不多的国企化公为私,如果城镇化后失地的农民没有长远的保障,如果多数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如果再不将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百姓,如果财富还是源源不断地往少数人和国外输送,如果基尼系数仍旧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升高,如果hai坚持“杀开一条血路”,如果再不问姓资姓社… …请问诸位顶层设计师,这样的改革还能维持多久?

再不改革原来改革,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被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治理了三十三年(一九七八年至二零一二年)的中国社会

中共自己认为、中国的百姓也都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四年后的中国强大了。事实上,国家没有强大,人民更没有富足。正式的局面是“国富民穷”。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亿增加到二零零九年的三十三亿五千万,中共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而事实是中共不得已而悄悄地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私有制、实行市场经济的结果。

目前,中共国暂时把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位,但并不不标志它的崛起。一八四零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照样被英国打败了。

人前,是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的第二;人后,却是另一番景象。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一亿五千万贫困人口。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民。

中国的崛起只是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野心的崛起,与人民毫无关系。

中国的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因为中共面对的是占了全国财富总量百分之八十五的只占人口百分之三的权贵集团与全国十三亿五千万老百姓的尖锐对立。

早在“官倒”时期,中共不是把毒瘤消灭在萌芽状态,而是一再地听凭和纵容事件的发展和变本加厉,并把反对“官倒”的人民视为为它掘墓的敌人,以至欠下了“六四”般的累累血债。

到了江泽民时期,提倡腐败治国,进一步鼓励裙带们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在国企改制中,更是腐败丛生。致使大陆上出现了一小撮 “利益集团” 、“权贵集团”。

江泽民统治后期直至胡锦涛时期,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继续恶化。官场上的买官卖官现象疯狂。官场的商业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产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和各级官吏、公务员、办事员素质的恶化、流氓化、黑社会化。他们在共产党内,在人大,在政协、在一切权力和管理机构越做越大。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真正掘墓人。

政治危机加上经济危机,必定促使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第四节   神奇的判决书和退党大潮

马克思主义从正统的连篇累牍向鸡零狗碎和片言只语的退化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二零零三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当时的全党七千多万党徒中,不再信仰马列主义的占了总数的64%;尚存一丝信仰但认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的占31%;坚定的信仰者占2%;不置可否的占3%。

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别称,那么,不相信马列主义也就是不相信共产主义。也即,在中国,只有2%的党员认为将来还会出现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每次开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必定要唱《国际歌》,其最后一句歌词“英特纳雄内尔就一定要实现”,而其余的98%的代表是口是心非地在唱的。

一面,全世界尤其是身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基本没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一面,就连他们的马列主义著作数量,也显得理穷词屈、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到胡锦涛统治时期,已经是邓小平莫名其妙、毫无根据地认为是中共的“第四代”了。中共曾经自豪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但这个主义的创立却是在英国(马恩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地方);它的第一次实践是在法国(马克思称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说的话),而暂时成功的实践则是在俄国(列宁的“十月革命”夺权成功);真正把马列主义发展到顶峰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不但如此,每一任新的党魁上台,都能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其本意已经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列宁的暴力夺取政权和与毛泽东的以农民起义为特征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南辕北辙—邓小平的使中国贫富分化早已超过了基尼系数警戒线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理”;江泽民腐败治国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胡锦涛使社会彻底分裂的”建立和谐社会”。以上风马牛不相干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话语竟然“化腐朽为神奇”地装在同一个马尔克思主义理论的神龛里。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一个理论家(仅仅是作为理论家而已),还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理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江湖骗子了。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被中共发展,它的继承者的语言也越来越显得贫乏和愚不可及:从马克思的几百万字发展到胡锦涛,只有四个字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话已经不称为“理论”,在中共的话语系统里被冠以“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第二版,截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已出版到第五十卷;《列宁全集》的中文版第二版,截至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已出版五十三卷,另附《笔记》七卷;《斯大林全集》截至一九五六年四月,已出版十三卷;《毛泽东选集》,截至一九七七年四月,已出版五卷;《邓小平文集》,至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已出版扩充后的两卷 ; 江泽民:三句话(或“三个代表”或“以德治国”);胡锦涛:四个字(“八耻八荣“或“和谐社会”或五个字“科学发展观”)。

神奇的亡党藏字石

二零零二年,贵州境内发现了产生于二亿七千万年前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清楚地排列着六个整齐的大字“中國共産党亡”。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掌布河谷风景区,全长有六公里。景区内有一块神奇的“藏字石”,体积约一百立方米。是年六月,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推荐该景区为摄影采风点。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巨石上有“産”、“党”两个大字,他把长期堆放在巨石旁的秸秆搬开后.发现石壁上隐约出现“中國共産党亡”六个大字,字体匀称方整,每字一尺见方,笔划突出如浮雕。

前来探奇的游客先后给它取了“天书”、“藏字石”、“太阳石”、“神石”等名称,“藏字石”成了掌布河谷风景区的“七奇”之首。

第二年八月,平塘县邀请了贵州省地质专家到掌布作考察,写出了详细考察报告,认定“藏字石”是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六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

三个月后,平塘县委、县政府邀请由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土、著名地质学家李廷栋,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专家刘宝君,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国土资源部国家地质公园评委、著名古生物学专家李凤麟等十五人组成的“贵州平塘地质奇观—-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于十二月五日至八日对“藏字石”进行实地考察。专家一致认为,“藏字石”上的字应位于距今二亿七千万年左右的二叠纪栖霞组深灰色岩中。“藏字石”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它人为加工痕迹。

这次考察,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科技日报》、旅游卫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二十多家媒体记者随团采访报道;人民网、新浪网、东方网、搜狐网、雅虎、新华网等互联网在内的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一科学考察活动消息。但没有一个人敢报导自己看到了第六个字“亡”。

专家认为,大自然在无限的时空中总能组合出最理想的图案。而这种万年、亿年才有一遇的巧事竟幸临平塘县这个布依村寨。这是天赐旅游良机,助民致富。于是,赶快印制门票,准备大赚一笔。门票上,“中國共産党亡”六个大字赫然在目。

贵州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掌布谷国家地质风景公园门票。门票上把“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放在显要位置。

中共国央视国际频道于二零零四年八月二日十点四十八分 以《揭秘“藏字石”》为题还对此作了专门报导。

掌布乡一条通往“藏字石”的路旁,一棵已五百年树龄的古枫于“中國共産党亡”景区拟建前夜突然自断身裂。

古枫体内蛀虫遍布,腐败至极。此事记载于古枫遗址处《古枫碑记》。如此腐败的古枫,它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为中共奏响哀乐的《九评共产党》的发表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美国《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简称《九评》),这是系列评论性文章。社论主要是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和宇宙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期间的历史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作出评价。《九评共产党》获得二零零五年美国亚裔记者协会颁发的网络报道类最佳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支持中国人退党运动的决议以及大陆境外媒体都认为此书会引发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三退运动”。

该书已翻译成二十七种语文。

《大紀元时报》总编表示,《九评》最大特点是,在中共党文化的语言系统之外来看待中共和评价中国发生的事情。《九评》对中共的剖析会使人幡然醒悟。人们认识到中共邪恶的思想体系毒害和侵蚀着中国社会,表示要作退出中共,远离邪恶,不去助纣为虐这样一个良心选择。

“ 九评” 共由九篇相关的社论组成。

一评:《评共产党是什么》;二评:《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三评:《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四评:《评中国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五评:《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镇压法轮功》;六评:《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七评:《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八评:《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九评:《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

“ 九评”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巨大的反响。 已退出共产党的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垮台后一九九一年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多次向公众推荐,说《九评》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认为它会改变亿万人的思想。他说:“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引人思考的史料,不仅仅揭露共產党的邪恶,更促使亿万人在读过书之后退出共产党。这本书给你一个机会去更广泛地地思考:保护人权、保护生命、民主自由和法治至上等等,這些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没有价值,完全被忽视。”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九评在中國广泛传播,对帮助民众认清共产党本质有重要作用;九評让中华民族进行道德反省的运动,为中华民族进入“没有共产党的後中共的社会”做道德和思想的准备。英文大纪元时报编辑斯蒂文指出,“九评是大纪元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在经过了多年的谎言毒害和恐怖胁迫,中国人通过九評能系统、理论性地了解历史真相;彼此交流中共的统治给他们造成的巨大痛苦和损失;走出中共的梦魇,重新思考已被共产党破坏的中国美好而又伟大的古老文明。”

席卷全球的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大潮

俄罗斯莫斯科回响广播电台在二零一二年元旦公布的由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院评选的二零一一年全球十大事件中,把上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及其相关组织、欧洲危机和阿拉伯之春列为世界最重要的三大事件。中国人退党大潮被入选的原因是从退党潮的规模、中国本身的重要性、退党运动的公民性质以及对民众心灵自由的解脱意义上解释的。该节目还认为,那是因为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的推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起,大纪元退党网站开始接受网上退出中共和退出中共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的登记,简称“三退”。鉴于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三退者在自愿且真实声明的原则上,可采用化名,退党网站有备案与编号,每一声明均可查阅。此时,正值中共为挽救灭亡而在开展“保先(保持共产党先进性)”运动,三退大潮逼得中共在保先运动的后期,进行党员重新登记以确定到底还有几个党员。

中共为挽救灭亡的“保先运动”

        二零零五年一月,胡锦涛指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半的名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整党运动,简称“保先运动”,运动重申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并重新登记党员、重新举行入党宣誓,增强自己的执政能力以挽救灭亡的危局。

        这次保先运动与以往历次运动一样,先由媒体狂轰滥炸再到人人过关。哈尔滨市规定:只要明确表态在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可保证三年内不下岗,而且经法律公证。在北京,要求党员带薪脱产三个月,轮流参加保先学习班,使保先运动取代了正常的生产工作。

       据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香港《争鸣》杂志透露,中纪委中组部一份考察报告显示,中共基层党组织的85%至95%处于瘫痪或解散的状态,十七个省(区)农村党组织高达95%处于瘫痪状态,名存实亡。在党员的发展上出现了两个极端,一端是普通百姓大多不愿入党,一端是不少人乘机入党以求升官。《湛江日报》二零零五年四月五日报导,廉江市有两个支部书记因十多年未发展一个党员而被摘了乌纱帽;新华社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报导,河南安阳县安丰乡村委主任刘书贵,为了独霸东高穴村,在党支部和支部成员事先都不知道要发展谁的情况下,刘书贵自行在会上宣布自己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现在某些大学生党员,连共产党的历史(不管是伪造的还是正式的)、使命、宗旨一概不知的人,却成为了预备党员,且他们的“思想汇报”也大多是请人代写的。

       另据二零零二年中组部消息:中共的六千五百万党员中,未缴、拖欠党费者占18%,而在中国绝大部份地方,党费是从工资收入中强行直接扣出的。中组部自己也承认,除去长期脱党的、长期不缴党费的、长期不过组织生活的、出外打工当奴隶或自己开厂当老板的、衰老病残早已自动离党的,退休后把《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不缴给所居住地的党支部或干脆直接撕了的,真正的中共党员不到两千万,而这两千万中,大多只是缴缴党费和参加参加党员“组织生活”而已。

        保先运动就不了了之。

之后,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总部设在纽约,分部设立在全球一百多个大中城市。全球上千个“讲真相、劝三退”(按,三退是指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退出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点上,都有志愿者常年不断地向中国的移民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者宣传《九评共产党》和劝人三退。

悉尼开木西区退党服务站
加拿大多伦多嘉宝区退党中心
韩国首尔加里峰退党中心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市徒步区退党中心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日本联络站包括东京秋叶原车站前退党服务中心、新中华街的池袋车站前退党服务中心、东京车站前退党服务中心、大阪中共国领事馆前退党服务中心、东大阪市安田朝市场退党服务中心、大阪城公园退党服务中心和静冈车站前退党服务中心等。
纽约皇后区缅街三退讲真相站。
写在大陆大街上的标语
写在党币上的文字
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香港大游行声援八千一百万勇士退出中共﹐观者如潮。
二零一零年九月四日,世界各地的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埠地区﹐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盛大游行。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国退党服务中心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声援七千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大型集会活动。
二零一零年三月七日,台湾各界在中华民国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集会,声援七千万勇士退出中共。  

在全球退党义工的辛勤努力下,民众们不断觉醒,并自发投入到传播九评、退出中共这一波澜壮阔的全民精神觉醒运动中。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退党大潮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和主流人士的支持。

张国焘早年退党,在加拿大安度晚年。这是他全家合影。
二零一五年,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总统府前广场举办活动,纪念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十六周年,以及声援两亿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

自陆港台时间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零时起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二十四点止的十年内,用真名或化名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累计已达二亿零九百六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四人。

      女嘉宾对自称是中共党员的男人集体“灭灯”

       在二零一三年的江苏卫视“相亲节目”中,四川阆中天宫乡副乡长戴彬称自己是党员,以冀博得相亲女孩的青睐,不料遭二十四名女嘉宾集体灭灯。二零一二年另有副乡长参加相亲遭遇同样的结局。有网民评论:“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年轻人加入共产党,要么是傻子,要么是骗子。”大陆上有这样骂人的:“你才是共产党员,你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招聘,一听说是中共党员,马上就接不下话了。有人去面试,一切顺利,最后对方看到履历表上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马上被用人单位拒绝了。一个收入不菲的工作机会就这样失去了。一位中共党员身份的姑娘面试时,考官问他是否中共党员,她红着脸,低着头,喃喃地说:“共产党员里也是有好人的呀。”

二零一二年十月,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中,四川阆中天宫乡副乡长戴彬自我我介绍是中共党员,企图以此吸引女人。一听相亲的男宾自我介绍是中共党员,相亲的女宾全体灭灯(左)。戴斌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上场说我是共产党员,灯就全灭了。”——其实,他是很知道的(右)。

一九八二年赴美的張宏图在一九八九年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十三个毛泽东)

到处倒挂的国旗

(本章结束)

《中共正史简明教程》全文结束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