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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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一、编写缘起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七年零三个月后,伟大的中国人民终于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居然也能说出这样一条连普通百姓的祖祖辈辈在童年时都知道的真理,所以更加显得“振聋发聩”。它说:“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明白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事实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博爱;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面临的风险和不幸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善念… …”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法制日报》,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对过去的错误阐释,要比愚蠢无知更危险”

——(荷兰)伊恩·布鲁玛

没有一个即使不算聪明但也绝对不弱智的现代国家和政府会让自己的国民对本国真实的历史一无所知。若用伪造的史料代替真实,甚至还用荒唐的观点去强奸民意,实际上不仅是在逃避自己的罪错,更是对民族的犯罪。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就是正确寻找中国未来的走向和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满了伪善、欺骗、罪错、罪恶与血腥。当真实的党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必定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疑问:这样一个屡屡制造罪与错,并让全体国民为其错误付出上亿生命代价的政党,除了它自己,是谁,给了它执政的地位?

事实上,历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大部分,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党在夺权过程中的罪错和掌权之后对全民族变本加厉的犯罪行为。但是,他们没有勇气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应该公开承认和向全体国人跪下。

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代表国家对受害者致歉已经成为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并争取与受害者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方式。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一九七一年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一九九五年七月,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一九九三年,俄国总统叶利钦正式为苏联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一九九三年四月起至一九九七年九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一九九七年十月,挪威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美国国会通过正式决议,为曾经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按,指一八八二年美国通过的的《排华法案》)道歉。

从上述这些道歉中,人们认识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的全球化趋向。德国统一后的第二位联邦总理施罗德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花圈。他认为,当年勃兰特的伤心一跪是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这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在圣彼得堡沙皇葬礼上的讲话摘要:

“叶卡捷琳娜堡的大屠杀,已经成为我们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任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我们再不能自我欺骗。

“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给今天。安葬叶卡捷琳娜堡牺牲者的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曾经参与过的暴行赎罪。

“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

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党国及其政府,对于自己所犯的种种罪错不敢也不愿有任何认错和认罪的举动。它的“人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共的真正的历史究竟为何。

位于美国的“大纪元”编辑部在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的《公告》中指出:“纵观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理论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 …在其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让仍旧被共产党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它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党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一切幻想。”

美国第四十任总统Ronald Wilson里根是第一位预言共产主义将会垮台的世界级领导人。他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可悲而怪异的一页——仍在进行中的最后一页。”当时西方对苏联的主流看法是,苏联新的世代即将来临,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们合作。但里根则认为苏联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苏联最恶劣的是“与人类历史的潮流相背,抹灭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里根强硬地与苏联直接对抗,并提出了主动战略防御——“星球大战”计划。最终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一起,亲手埋葬了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社会。

如里根所言,世界上第一个曾经手握强权的共产主义政党果然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被打入地下;世界上第一个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存在了六十九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之后宣布解体。对于苏联的解体,苏共的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徒中竟然有一千四百七十万人没能站出来阻止事件的发生。难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中共党内有人说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 ”。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君主孟昶开城向宋兵献降时,其花蕊夫人哀叹“十四万兵尽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 ”。一个气数已尽的朝代,顺应潮流而灭亡,应该庆幸。苏联的一千五百万“党员”目睹着自己曾经钟情过“亲爱的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而不吭一声;相信,当中共消亡的那天,它的九千万党徒也会集体失声。

“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说:“苏联的灭亡可归结于一个本质问题:苏联的专制制度扼杀了变革的产生。我们是十足的傻瓜,但我们的愚蠢应归罪于对共产主义进行改革的幻想和错觉。我们应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必须始终确保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尊重法制,并彻底恢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公民的荣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秦始王嬴政、晋惠帝司马衷、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纳粹党希特勒、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斯大林和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残酷、暴虐、野蛮、愚蠢、乖张、颟顸和低能于一身的流氓无产者集团。

然而,时间已经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北韩和古巴等少数几个共产政权至今还在苟延残喘。其原因有千条万条,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那就是它空前的邪恶。

中共在得权后的六十多年中,曾经雇佣过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奴隶编写过无数的“党史”。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共党史简编》、《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年》、《党史(内部读物)》、《中共党史简明教程》,还有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近代现代史》、《邓小平理论》、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的近现代部分,也都变成了中共党史,连他们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史》也会对史料进行大刀阔斧的篡改。这些“党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编造论点、捏造论据和毫无逻辑的“论证  ”。 例如:

论点: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论据:中国共产党每次都自己犯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每次都能自己发现错误并自己改正错误;

论证: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自己发现错误并且自己改正错误?

或者是,如当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里说的那样:专门“以个别性的前提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例如:

个别性的前提:国民政府组织的太原会战时八路军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配合平型关战斗中在乔沟伏击一支日军给养部队的惨胜;彭德怀组织了百团大战;有一位死后被蒋介石追认为将军级别的人物战死于抗战疆场。

普遍性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

再如:

个别性的前提:有个希腊海员在上海外滩看了一张凭空创作的招贴画(画上有个毛泽东的图像)之后说“我也喜欢毛泽东”;

普遍性的结论: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欺骗公众、安慰自我;中伤别人、美化自己。

二零一一年三月,有一个相当于国外议长身份的吴姓中共党员,在“庄严肃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在既无大前提又无小前提、未经也无法论证的尴尬中,突然当着几千名代表(议员)的面,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嚷:“   中国坚决不搞议会制,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不搞私有制,不搞思想多元化。”

连论证也省略了的、前言不搭后语的结论使人如坠云里雾里——“蛮不讲理”,也是中共洗脑伎俩的一种。

与这位议长的叫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种论证方法也经常被中共的文化家奴采用,那就是把“因”与与其毫无相关性的“果”凑合起来,或倒因为果,形成党文化中特有的“因果关系”。例如:

现象:“我党十八大闭幕才两个月,就有二十九个高官落马。”

判断:“看,我党的反腐败力度又加强了。”(按:正确的判断应该是“看,我党的腐败竟到了如此程度。”)

再如:

现象: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中共公开引出“戴帽”的右派分子有五十五万多人,二十年后予以“平反”,但其中有五位中央级别的右派坚决不予“改正”。

判断: 于是,中共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反右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按:必要率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六,必要率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按:扩大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四”,几近百分之一百)。

再如:

现象: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一九七八年解散人民公社也是正确的;一九六六年抄“黑六类”的家是正确的,后来把部分抄家物资归还也是正确的;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是正确的(叫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对外开放”也是正确的:迫害刘少奇致死是正确的,为刘少奇平反也是正确的。

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一贯正确的。

以上所举例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值得一驳,但居然从未有人当面驳斥过它——舆论工具全掌握在中共手里。那些作者和编辑本身也不知道中共的真实历史或即使知道也没有权利和勇气将真理公之于众。他们虽可能有良心,但无法有行动,只能借助于业内人士都能唱的山歌:“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它的大门口;叫我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来出出心中的怨气。

关于论据即论证所需的史料的引用。中共在引用别人的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时,惯常使用的办法是:断章取义、曲解原意、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或前言不搭后语。

为此,中共一般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史料,经过甄别,从中筛选出能“为我所用”的部分、即使是极不重要的部分,加以利用并无限放大以期得出一个同样无限放大的结论。例如:

中共刚成立,就说自己组织了三次工人运动。其中,香港海员罢工不是它领导的,而京汉铁路罢工的损失相当的惨重,只有安源罢工时部分工人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实惠。由此得出结论:“中共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二是捏造论据。例如:

为了坚持抗战,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把南泥湾变成了北国的好江南。(其实,南泥湾种植的是罂粟花。)

张思德同志是在烧炭时牺牲的。(其实,张思德是在熬制鸦片时被坍塌的房屋压死的。)

三是把他们党魁的胡言乱语也作为论据。如:

江泽民违反他们党的纪律,信口开河地对法国《费迦罗报》记者说“法轮功是邪教”,于是,中共中央就向全世界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并开始镇压。

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的国度,也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赞美的就是两位不畏权势与强暴、秉笔直书的史官。但如今中国人却被剥夺了对历史的记忆。

在大学里, 象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科学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这类课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被砍光;即使后来有部分的恢复,也是因“为党服务”而胡说八道。人们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把共产党的一整套荒谬邪说认识清楚并批驳得体无完肤。

编写这本《中共正史纪事本末》,是想用真实的历史材料为依据,以普世价值为伦理,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中共九十一年(一九二一年至二零一二年)的历史,并力求用严密的逻辑,论证出中国共产党灭亡的必然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让世人进一步认识和最终唾弃共产党。

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二、几点说明

一、本书采用纪事本末体例。

二、史料的来源和处理。

(一)、来源:

中共的公开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包括了中共在被自己批准出版的书籍、报纸、刊物和言论选集中有意或无意之中泄漏出来的。如:“叶剑英听了汇报,拍案而起,要求彻查全国各地农村干部强奸女知青的罪行”。说明了有中共干部强奸下乡知青的史实,进而研究证明,全国被奸女知青在三十万人以上。

已经解密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源于美国的、原苏联的,还包括了最近中共党自己解密但生活在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上的人们仍然看不到的材料。如:“据统计,一九六零年这一年,全国饿死的有一千万人”。《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一九九二年版)收录的是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里共饿死三千万人,进而研究证明,那三年共饿死的中国人至少有四千万人。

港、澳、台地区权威性出版机构出版的权威性的出版物。包括书籍、报刊和私人回忆录。

国外著名学术机构包括著名大学的出版物。

中国国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华侨编写的书籍和撰写的文章。

民谣和童谣。中国历史上,在某一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总会在民间流传着不少脍炙人口的“民谣”和“童谣”。这些民谣童谣,会准确地最终被应验。在新时期,这些“谣”又被中国北方的普通百姓演化为“段子”,本书将适当采用。

(二)、处理方式:

中共自己“漏”出来的、多数权威人士考证过的或引用过的,就作为信史直接引用。

已经解密的材料,也基本直接引用。

在信疑之间的,包括基本可信的、信大于疑的,而且非引用不可的,就在引用之前加上:“据考证”、“很多专家认为”等前置词或句,以示区别。

史料来源暂时无法确定的,附加说明。

本书所采用的史料,不论古今中外,其出现的时间(包括新近解密的日期)的截止期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此日期之后出现的史料,基本不予采用。少量非采用不可的,则会在叙述中出现日期或在其前面置有等粗体字“提前阅读”四字作区别。

(三)、由于本书作为一本非盈利的中共正史的简明普及教材,为了不肢解述与论的完整性,按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编写学校教材时的惯例,不在边述边论的同时边注明出处,故将主要的参考书籍、报刊、文章及图片的来源统一专列。

四、由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共洗脑术的煎炸蒸炒,本书在遣词造句中很难避免“党文化”的出现。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耀汉鼎   西历纪元二零一九年八月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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