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国人安全梦魇(2)(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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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等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图为溃坝后的板桥水库。(网路图片)

纵观中共建政后的70年,无数的中国人或死于政治运动(含“大三年饥荒”的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人至少8000万),或尚未来到人世就被戕杀(强制计划生育,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1980年到2009年,人工引流产2.75亿例,实际数字更多),或死于“人祸”勾连之“天灾”(中共严控相关数据,70年死亡总数当以千万计)。前两者人所共知,本文关注中共借“天灾人祸”杀人之方式。

二、河南“75・8”溃坝事件:史上人为灾难第一名

2005年5月28日,著名的美国《Discovery》频道播放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震撼世人、尤其中国人的是,越过举世震惊的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该节目竟将TOP.1评为当时没有媒体报导、至今没有伤亡数据准确统计的1975年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水库溃堤事件。

该节目称: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等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其实,“75・8”溃坝不仅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其之悲状亦超过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但在中共的控制下,与唐山大地震妇孺皆知不同,“75・8”溃坝几乎无人知晓。从某种意义上说讲,“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

“75・8”这个目前世界上破坏程度最大的水库溃坝灾难,是怎么夺取“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冠军的呢?

其一,1975年8月8日,包括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在内的62座水库之所以相继溃坝,因为它们都是“治淮大跃进”的产物,质量低劣。(1957年到1969年之间,就新建了200多座水库,其中驻马店地区新增100多座。在当时,这种水利策略被叫做“满天星”和“葡萄串”。)

当时尚无大型水坝的设计建设经验,大多照搬苏联方案,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而且,为赶进度(例如,板桥水库只用了短短14个月就已竣工并投入使用),施工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工程运用中,板桥水库被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1956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

其二,“75・8”事件中,洪水之所以长期不退、造成瘟疫(8月21日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是因为拒斥专家意见,平原地区水利建设竟搞荒唐的“以蓄为主”(所有的水坝都被当做大型的蓄水池使用),重蓄轻排。此外,豫皖矛盾,以邻为壑,淮河行洪没有统一规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由此造成淮河及其支流(如洪河、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时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陈惺在水利会议上多次指出,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陈惺的忠言一再被忽略。而为了提高排洪能力,陈惺设计的水库和分洪闸尽量设计更多排水闸,却被水利厅的领导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一再减少排水闸。

总之,水库隐患、河道宣泄不畅、堤防不固、没有考虑排洪能力的构建,这一切都在默默酝酿一场空前的灾难。

其三,半夜爆破泄洪,下游民众毫无准备,导致大量死亡。

垮坝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河、汝河流域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更加重了这场灾难的损失。当时,由于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中央领导批准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

而当安徽方面得知需要炸开班台闸让洪水流入安徽时,安徽为了保护自省安全,双方在班台闸的两面进行武装对峙。直到14号上午10点,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孔令德的强制执行下,班台闸所有的闸门、胸墙、桥面和部分闸墩都被炸飞,洪水顺着分洪口敞开的大门倾泄而出。

爆破之后,河南境内的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原本就“肠梗阻”的淮河中、下游形势紧张。

其四,1975年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历来是政治运动的重灾区,人们忙于内斗。驻马店这地方山头林立,各派都忙着“打派仗”,正常的防洪工作没有有效开展。(“75・8”事件中受灾最严重的遂平县,1958年7月1日正式“诞生”了第一个“人民公社”。)

河南甚至无视维修各个大坝的必要性,投入使用的25年间,虽然有例行检查,却只有宿鸭湖水库在1975年进行过抢修。“75・8”事件中,板桥水库管理局在最后时刻决定开启闸门泄洪,直到这时,才发现17个泄洪闸居然銹死12个,只有5个能开启。

“75・8”事件前夕,河南正有旱情,为了对抗旱灾,各水库的闸门紧闭,蓄水量很快达到峰值,甚至在板桥水库的蓄水超出安全线。而当时,气象监测系统不完善,中央气象台未能准确预报直接导致“75・8”事件的空前暴雨。

8月7日,7503号台风进入驻马店地区(该台风曾于8月5日起突然检测不到)。在台风尚未到达时,驻马店地区就已经普降暴雨。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纪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中国同类指标的最高纪录。

“75・8”事件中,板桥水库请求地委、地革委与驻军联系,依靠军队抢险、运送资材。但地区防汛指挥部用电话询问水利局是否有准备麻袋和草袋,回答没有。又询问其它部门,回答依然是没有。在他们的防汛仓库里,只有几根小木棍和几个民兵训练用的土手榴弹。凭借这些如何能抵抗即将发生的灭顶之灾?

而紧急时刻,通讯线路中断,在恶劣的政治氛围中,无人敢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断然决策,直至灾难爆发。

其五,“75・8”事件中水库为什么垮坝,“降雨量大、水库质量差”只是表象,缺乏综合治理,特别是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才是深层原因。而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

“75・8”事件当时,即有专家提出:这次降雨量大,集中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同是50年代修建的,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熟悉这里情况的农林方面专家们认为,主要是森林和植被覆盖率的不同。

“75・8”事件不久,由河南省林业局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到这四大水库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并写出了一份《关于森林、树木对蓄水保土抗洪救灾作用的调查报告》,其主要内容是:

板桥、石漫滩两个垮坝的水库,共同点是: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树木很少,植被率很低,覆盖率仅占20%左右。除很少部分是新造的国有林外,所有的山地多是荒山秃岭,加之开荒、放牧、铲草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遇暴雨,山洪倾泻,泥沙俱下,造成水库淤积,库水混浊。年淤积厚度增高13~20cm。1972年雨水偏大,淤积竟达35cm。因此库容不断减少。这次特大暴雨洪水猛下,水位暴涨,泄洪不及,致使大坝决口崩溃。

薄山和东风两大水库的情况,与板桥、石漫滩水库情况截然不同。这两个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的森林植被率达90%以上。群山苍翠,满山遍野像铺上一层大绿毯,蓄水保土能力强,年淤积仅1.5cm左右。每遇暴雨,森林和植被以及落叶和腐植土层,拦截了雨水,涵养了水源,减少地表迳流,延缓了雨水流进水库的时间,对保障大坝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如薄山水库流域面积为575平方公里,流域区内这次三天降雨量平均为896毫米,总降雨量约5亿立方米,加上原库存的8000立方米,共5.8亿立方米水。除去三天泄洪4000万立方米,仍有5.4亿立方米水要进入库内,而这个水库的最大库容为4.3亿立方米,如果全部雨水在短时间内一齐倾入水库,势必造成大坝决口。但由于森林植被的吸收和缓冲,土壤的渗透涵养,减缓了地表迳流,延缓了雨水入库时间,因而没有发生漫溢决口。这说明有1.1亿立方米雨水被森林植被截留在山上,从而保障了水库安全。

由此可见森林植被覆盖率的重要作用。群众说:“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修堰不造林,全是白费工。”

1975年11月初,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收到这份调查报告,立即转送给有关领导,但“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张广友还披露,“75・8”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准备当即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导,但是,经请示,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导。

80年代初,纪登奎(曾任“75・8”事件中的中央慰问团团长)从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下来之后,有一次在闲谈中告诉张广友:不叫公开报导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周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导,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导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导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政治搏杀激烈)……

“75・8”事件后,时任水电部长钱正英虽称“对于发生板桥、石漫滩水库的垮坝,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但并无实质性反思,也没被问责。钱正英还是之后祸患无穷的三峡工程的一个主要推手。

“75・8”事件的替罪羊是时任驻马店地委第一书记苏华。1978年初,因政治原因,苏华被逮捕含冤入狱。《人民日报》曾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第一宗反腐败案件”为题对此报导。1979年初,经时任中央总书记四次批示,中央调查组重新调查,1984年正式结论,恢复苏华同志的党籍和原级别职务,撤销了其它处分。

“75・8”事件——仅河南省就有29个县市、1100万人受灾,伤亡惨重;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虽被中共名为“天灾”,实是“人祸”,被评为“史上人为灾难第一名”,可谓名至实归。

1976年夏天,“那儿的麦子都长疯了”。许多年后,幸存者们指着那片被洪水肆虐过、埋葬了无数生灵的土地,如此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钱钢。

“75・8事件”前例:“63・8溃坝”

据凤凰卫视报导,在乾坤倒转的毛时代,中国水库平均每年垮坝要达到200多座,板桥水库是一个典型,但绝不是唯一。此前12年,“63・8溃坝”同样震惊全国。但是,显然,这笔“学费”又被中共打水漂了。

“63・8溃坝事件”梗概如下:1963年8月初,邢台山区24小时降雨950毫米。8月4日,建于大跃进时代的堆石坝(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炮”)溃坝,2060万立方米蓄水以超过204吨黄色炸药的能量,冲向燕赵平原。洪水横冲直撞,5个中型水库、100座小型水库同时垮坝,1000处河道决口。首当其冲的黄店村瞬间便没了踪影。一些幸存者一直被冲到天津静海县。河北平原一片汪洋,省会天津成为一个孤岛。洪水肆虐势不可挡,所到之处,房倒屋塌,六七千万亩良田被毁,下游十个村庄被淹,50里以外的京广铁路,被拧成了麻花。为了保住天津,河北民众成为牺牲品。54%的耕地被淹,56%的人口受灾,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5000多人,直接损失59亿元。

沙兰镇水灾:“死了几个孩子算什么”

2005年6月10日下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沙兰镇发生特大山洪和泥石流,洪水瞬间淹没位于低洼处的沙兰镇中心小学,官方报导此次洪灾共造成117人死亡,其中105人为学生(死亡最多的是一年级的学生,“这个年龄的学生在镇里几乎所剩无几”)。但民间传言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00。

这次水灾诞生了一个“金句”:一名失去儿子的女村民当时曾打电话到镇委会,没人接,其后打电话到派出所,要他们派人抢救,接电话的官员居然说:“死了几个孩子算什么,我们不会游泳,去了也没用!”

图:洪水退后,教室的墙上,留下了一片小小的掌印。(网络图片)
时任《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实地采写的报导“沙兰镇水灾:一连串错误导致的悲剧”,当年未能刊发。10年后,他再去采访,自诉“这应该是我记者生涯中最艰难、最辛苦的采访之一,被跟踪、被监视、被旅游,甚至是被塞钱做局,盛世中国的另一面,都在这次采访里有了十分深刻体会。更加无奈的是,这次采访最后还是招来了禁令。”他说,“沙兰镇水灾是我见过的灾难中最黑暗最绝望的一个”。

中共认定沙兰镇水灾的原因为“2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对此,在水灾中失去儿子的孙守双始终憋着一口气,沙兰的悲剧,绝不能都怪到老天爷身上,没怎么读过书的他只认一个死理儿:如果是后来政府给定性的两百年不遇的天灾,遇难者应该是男女老幼都有,可为什么在沙兰镇,除了几个瘫在床上不能动的老人,交出生命的全都是孩子?

事实上,这是一连串错误导致的悲剧:学校在事发前两年,上级拨款翻修没能加高地基;洪水到达沙兰小学前,上游王家村以及和胜村接连被忽略的报警电话;有家长来接孩子让老师组织学生逃生被置之不理;以及多数教师未组织孩子们自救自顾奔逃。

还有当年大张旗鼓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媒体舆论集体的销声匿迹,让家长们始终不能认同孩子们死于“200年一遇的天灾”的说法。中共象征性地处理了10名官员,这对痛失子女的家庭而言,处分太轻,难以接受。10年漫漫上访路,带给他们的只是这个党的寒冷。

即使已经过去10年,关于沙兰水灾的采访,仍被当地拚命围追堵截,最终记者在齐富贵家被发现。当政府人员试图强行将记者带走时,齐富贵两口子火了,“凭啥带走人家,凭啥抢人家相机?”

“你们把记者招来,你们有啥要求,说吧。”
“我有啥要求?我能有啥要求,我只想要自己的女儿。”

簰洲湾决堤、“豆腐渣”工程”与1998年长江洪灾真相

1998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尽管中共新闻媒体统一口径称此次洪水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许多水利专家们却认为,这场洪水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大”。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据长江宜昌水文站的观测资料,此次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略大于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秒,但远未达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秒,因此,专家认为此次洪水应该属于“小洪水”。

然而,这次洪灾却意外地酿成“高水位,重灾情”。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灾难过去后,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

1998年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如果不是因为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而江泽民下令“严防死守”背后另有原因和政治企图。

正是因为“严防死守”,8月1日晚8点多钟,因长达一个多月的高水位浸泡,历经三次洪峰冲击,位于长江中游的嘉鱼县簰洲湾长江干堤外围民圩突然溃口,狂涛激起几米多高的水柱,咆哮着直扑簰洲湾堤内的一镇一乡共29个村,152平方公里的区域顿成泽国,5.7万多百姓生命财产受到致命威胁。时年仅7岁的小女孩江珊,抱住一棵杨树挣扎近9个小时后获救,而她的5位亲人遇难:奶奶、妈妈、二姐、四弟、五妹。

6天之后,8月7日13时50分,长江再度告急,九江大堤决堤30米。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紧急飞赴九江,怒斥:“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一个‘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了得?历史是不容欺骗的!”

而在前一天,8月6日,荆江洪水超过国务院“钦定”的分洪水位(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联合呈上了启用荆江分洪区的请示报告。分洪区群众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此后的8月12日和8月16日,荆江分洪区的居民两次转移,为分洪做好准备。8月17日9时沙市水位上升到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高出0.55米。

而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省视察抗洪时指示:“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8月16日18时20分,江泽民就已经发出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否定了分洪方案。

江泽民为什么拒不分洪呢?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当时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红的一位易学先生透露的“要保龙脉”的“玄机”。江泽民相信如果从荆江分洪区分洪,主动决堤,就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在江泽民的天平上,洪水灾区亿万民众的生死远远不如他的“龙脉”重要。

江泽民拒不采用分洪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借此调动军队,真正掌握实权。江泽民调集了广州、济南、南京、北京和沈阳军区,包括空军、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沿江沿湖各大专院校,共计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114位将军、5千多名师团级干部听从江泽民调度亲临长江大堤。在这场洪水中,总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用兵总人数居然超过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江泽民满意地检验了军队不顾险情只听命于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觉悟”。通过这次调兵,江泽民真正地掌握了军权,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间的权力交接。

灾区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过是用来调兵遣将的砝码,几十万官兵的性命,在江泽民眼里也不过是儿戏。军队士兵们奋勇拚搏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时,并不知道将百姓、官兵性命置于险境的正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在规定的荆江分蓄洪区没有进行分洪,但是在多个非分蓄洪区强行进行分洪。《世纪洪水》一书中对这个在非分蓄洪区强行实行扒堤分洪的事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并称,这是1998年长江大水中最悲壮而惨烈的一幕之一。(例如,8月8日16时对监利县三洲联垸实行扒堤蓄洪,由于民众反抗,部队开枪镇压,有人员受伤,死人情况不清,实际执行时间推迟了21小时,为8月9日13时。)陈昌本的《水患中国》一书对石首市六合垸、永合垸、张智垸和三洲联垸强行实行扒堤蓄洪也有详细的描写。

结语

水灾是中国最常见的灾害之一,也因此也是中共制造人祸的一种最常见方式。

例如,2016年7月19日至21日,河北省邢台市发生洪水灾害,灾情涉及邢台市境内所有县、市、区。特别是7月19日夜间,七里河发生洪水决堤,进入包括东汪镇大贤村在内的12个村庄,造成多名人员死亡或失踪,灾情极为严重。

官方灾情通报滞后。这场灾难是以社交网络普通用户图文爆料的形式才进入公众视野的,而非官方通报。7月20日,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王清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七里河洪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该表态激怒了受灾村民,22日上午,东汪镇和王快镇部分受灾村民及死者家属做出堵路行为,正赶上王清飞去往附近指挥救灾工作,发生了王清飞与数名灾民互跪一事。

而对七里河决堤原因,官方认定“是由于局地强降雨形成的洪峰所致,非人为原因造成”。社会各界并不认同。倘若不是泄洪,难道是自然洪峰?何以无人愿意出面说明,为何耗资人民币10亿元的泄洪河道工程竟无法“消化”洪峰?此外,政府应急救灾不力也遭到社会抨击。

又如山东省潍坊市寿光水灾。2018年8月19日至21日,因暴雨和弥河上游水库集中泄洪,在弥河寿光段造成洪水灾害。这给寿光这个“中国蔬菜之乡”带来巨大损失,并引发全国菜价暴涨。而官方千方百计地瞒报、谎报、禁报。网民被抓,帖子被删,跟帖被遮罩。灾害过去5、6天,才见到官方灾情通报。有评论指真是“一方有难,八方封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公众舆论主要集中在这次水灾的4个问题上:1. 上游水库是“泄洪”减灾,还是“蓄洪”卖钱?2. 三大水库同时泄洪考虑过下游的承受能力吗?3. 人为堵塞河道导致排水不畅是谁之过?(当地政府为何对堵塞河道的大棚、养殖场、采砂场等违章建筑长期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为何不吸取以前惨痛的教训,根据《防洪法》名正言顺地进行整治和清除?)4. 倒塌9,999间房屋有什么猫腻吗?(按《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如果倒塌房屋1万间以上、10万间以下,是要启动IV级回应的。)

可以说,无论是城市脚下无人问津的破败水利设施,抑或当地官员颟顸麻木的危机处理,邢台、寿光水灾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缩影。

今年华南、华东、西南多省遭遇特大洪灾。据中共官媒7月14日引述水利部官员的说法,中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1万5千次山洪灾害预警。例如,湖南湘江多处决堤,数百乡镇被水淹,从社交网络灾民贴出的照片和视频看,村庄淹没,房屋倒塌,河上漂浮着尸体,许多灾民等待救援。

但是,中共领导人却不见踪影。官媒对如此大的洪灾也漠不关心,灾情有多大,灾民有多少,他们需要什么,情况紧急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任何完整的、跟踪的报导。一篇广为流传的网文写到:“如果不是自媒体的各种报导,不是有那么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我们根本不知道江西、湖南发生了大水。”

有网民讽刺:“不少人等待官媒有一个说法,却见央视第一时间播出美国停电。”

中共如此表现,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借用网民的话说:当然是权力的傲慢,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但是,也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那就是中共极度缺乏安全感。(待续)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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