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新约”和“旧约”—— 评述《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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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中共正史纪事本末》第一卷

二、中国共产党的“新约”和“旧约”——评述《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万岁》

基督教把阐述教义的全书称为“圣经”,共产党把创立和发挥教义的文章和书籍称为“经典著作”。所以, “经典著作”和“圣经”实际上是同义词。这里把经典著作也称为圣经,似乎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经书显得更加神圣些。

一八四七年,“共产党”的渊源“光照帮”的后代“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委托卡尔-马尔克思和弗利德利希-恩格尔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一八四八年二月,纲领正式发表,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一九六零年二月初,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批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反击——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有关文章编辑成册;同时准备撰写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问题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观点,回应苏共的指责。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由此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

被马克思自己称为“粪、污秽之书”的《共产党宣言》原版封面(左)。 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第二本共产党宣言”的只有干嚎却毫无理论色彩的《列宁主义万岁》(右)。】

(一)、第一本圣经(旧约)——《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现

《共产党宣言》日文版由日本明治时期学者幸德秋水在一九零六年根据英文版所译,一九二零年再由中国语言学家陈望道由日文译成中文,第一版的书名印为《共党产宣言》,把“共产党”印成“共党产”。

中国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是陈望道。陈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不久因不满共产党的言行和言行不一而宣布脱离,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再后来,眼见共产党越来越得势,再次申请做了共产党员。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被周恩来保护。左图为他翻译的中文版第一版,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几年后也没有人发现或即使有人发现了 也懒得为一本普通的小册子而费神劳心地指出。右图为陈望道翻译此书时的场景再现搞笑版,由上海的两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扮演。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欧洲一些信徒开始建立类似政党的组织。有的叫社会党、工人党,有的叫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有劳动党、人民党、工人党和革命党等不同的叫法。但在统一称呼上都将其归结为“共产党”。

 

截至二零一四年,世界上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共产党

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大多集中在目前公认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其中,中国八千五百万,朝鲜四百万人,越南三百万人,古巴一百万人,老挝十多万,总计约九千三百万。

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共产党,总党员数约八百万。

冷战结束后,许多西方国家共产党虽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名字不叫共产党,如比利时工人党、巴拿马人民党、拉脱维亚社会党等。

有些国家里会有多个共产党并存。如在希腊,就有希腊共产党、争取行动左翼联合运动、希腊共产主义组织、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等众多共产党。

苏东剧变之后,圭亚那人民进步党、摩尔多瓦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等资本主义多党制国家的共产党都曾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还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面对着经济拮据、经费缺乏等难题。他们的资金都是党员凑的。不像执政的共产党国家的党库是直通国库的。

苏联解体后,随着忠于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强势崛起,俄共在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地位迅速下降,执政前景愈加渺茫。

在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现有党员一百零四万,巴西共产党有三十余万党员,智利的共产党是国内第七大党。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二年,现为日本第四大党派,也是日本左翼政党的代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后,日共成员数逐渐增加,平均每月增加一千多名。在一次举行的冲绳县议会选举中,日本共产党还成为了第一在野党。

美国共产党同样历史悠久,比中共还早诞生了两年。美国共产党总部在纽约曼哈顿西二十三街一幢八层楼房里。该党如今在全国有两千多名党员,领工资的干部只有两名,包括党主席山姆·韦伯和他的副手哈维斯·泰纳。如今大多数成员年事已高,后劲不足。

“ 党”的 正体字“黨”是个形声字,从尚从黑。后来被简化称从尚从儿。在一九四九以前的汉语词汇里,它只用于贬义,意为黑帮。中国古代对“黨”字深恶痛绝。凡带有党字的词语除了孔夫子所说的“君子不黨”外,其余的如黨棍、狐群狗黨、朋黨之争、牛李黨争、结黨营私、一黨专政、黨同伐异和黨锢之祸都是贬义词。到了马克思手里,这个“党”更成了“斗”的同义词。中国共产党则更把它发展到了极致。例如,其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召开的“九大”制订的党章里用了五十个字来定义共产党的性质: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被中国共产党形容为“五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真是个杀气腾腾性质的党。

它的党魁毛泽东在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发表支持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得-金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來,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简称“五-二零声明”)中宣称:“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谁怕谁?!”典型的中国大陆从五十年代起正式流行的“白”道切口。

《共产党宣言》里关于共产共妻和阶级争斗的论述

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就是科学共产主义诞生的标志。所以此后,这本书一直被世界所有的共产主义政党奉为“圣经”。

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破坏公物“留下了两个脚印”

中共对中国人宣称,由于马克思多年在大英图书馆里读书,以致于在他的座位下留了两个凹凼。中国大陆的人跑到大英博物馆去“瞻仰”脚印,问“哪里是马克思坐的位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脸迷茫:马克思是谁啊?图书阅览的位子谁来了谁都可以去坐,哪一个图书馆会给人留出一个专用的位子?听后,中国大陆上的游客们小时候在教科书里读到的故事顿时化为乌有。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二日,为了证明苏联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编写了一本纪念列宁出世九十周年的小册子,取名为《列宁主义万岁》,并宣扬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甚至称其为“第二个《共产党宣言》”。为了区别,中国大陆大学里的人们把它戏称为共产党的“新约”,而把先前的那本叫共产党的“旧约”。

不论“新约”、“旧约”,都经不起推敲和评说。这里主评“旧约”。

一、旧约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一个根本不懂历史的人的言论。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因为有了不断的发现和发明,才有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提高和丰富。

旧约却把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说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殊不知,象陈胜、吴广,宋江、方腊,李自成和洪秀全这样的农民起义,在其存在的数年中,大量的历史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千百万人为之丧命。

他们不但不是历史车轮的推动者,恰恰相反,是对物质及文化的大破坏。是大倒退,而不是发展和光大。

太平天国长毛军与清兵在南京长江江面上的激战(左)。李自成同时出现的明末农民造反军张献忠部一路奸淫烧杀,破坏所有庙宇、城墙、精美建筑,焚烧图书资料、铲除摩崖石雕。这是四川宜宾铜锣乡的一处遗址(右)。

以中国的义和团为例。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二百四十多名外国传教士及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被杀死;还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杀,单北京死于其手下的就有十数万人。

义和团在北京城内及之前的山东教案中辱杀女性的暴行臭名昭著。如将修女、女教民轮奸后扒光,头朝下露出下体活埋在地。在此之前,各国与清政府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有个八口之家,因为家里有根火柴,老少均被屠戮;有几个逃难文人,因带了一支铅笔,被乱刀砍死;有许多大户人家,被诬为“里通外国”,遭劫掠甚至灭门;还有许多人,因为用了纸烟、眼镜等舶来品而遭屠杀。在义和团眼里,传教士、教民,以及“谙洋语”、“用洋货”者,均在可杀之列

义和团的结局是,一个个的被政府砍头。最后还是八国联军里面的传教士,以上帝的名义饶恕了义和团拳民,才留了不少人性命。

    被义和团杀害的几百个外国传教士中的三人:美国贝如意(左)、瑞典林牧师(中)和美国德富士(右)。

义和团象六十年后出现的红卫兵一样,可以随意杀人(左)。但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刀枪不入(右)。

义和团的妇女组织、专营杀人勾当的“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和诸仙姑仙女(左)。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使馆区的最西部(后面是紫禁城,右)

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一日,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左),同六十六年后中共的红卫兵焚烧苏联大使馆的情景如出一辙。一九零零年六月十三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南主教堂,并且杀死了数百名教友(右,油画局部),同六十六年后,中共的红卫兵焚毁庙宇教堂异曲同工。

其他的如中国的太平天国造反、李自成造反、红巾军造反、宋江方腊造反、王小波李顺造反、陈胜吴广造反;俄国的普加乔夫造反、法国的瓦特-泰勒造反、吉约姆-卡尔造反、俄国的普加乔夫造反,莫不如此。

他们专门从事破坏活动,而没有“推动历史前进”。

一九零零年。被义和团活埋的外国传教士(左)。 提前阅读:二零一六年,李建功夫妇被共产党活埋——河南新蔡县一教堂因位置优越,引來发展商“眼紅”,教堂負責人李建功夫婦為阻止教堂被強佔,慘遭推土機推入土坑“活埋”。李成功從坑內逃出,但其妻被挖出時已身亡。

二、旧约认为,“资产阶级时代…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它说,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故意混淆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定义和关系。这四类人既然是“雇佣劳动者”,就也该属于无产阶级。如果以此标准分类,那么,教师、学者、艺术家,还有民选议员、总统都是被雇佣者,也该归属无产者。

而事实上,在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西欧和北美国家至今也没有明显地分成两个阶级;而在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阶级构成反而更为复杂,压迫剥削也更为严重。例如在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故意把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开明地主、破产地主、恶霸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中农(中农还分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中中农和下中农)、贫农(与下中农合称为“贫下中农”)、雇农。土改时还有把不入流的人叫作“二流子”,并封其为农村中最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实际就是流氓)。城市里的人则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地主兼工商、工商兼地主、买办阶级、小业主、工人阶级、手工业者、城市平民,把不入流的叫作流氓无产者。把知识分子称为依附于某种皮上的毛。

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鼓吹巴黎公社的经验。但非常明显的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本来,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而此时则修改为“阶级斗争只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左)。中国共产党自称自己有一百多种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文革期间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一书中记载的是其中的几种(右)。

毛泽东进一步把阶级成分复杂化

毛泽东在他的《中国社会个阶级分析》里,第一次把中国人分成三六九等。到他掌权后,尤其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成分多达一百四十多种,“革命阶级”没几个,但反动阶级则多如牛毛:

一、 现行反革命;二、历史反革命;三、暗藏反革命;四、漏网反革命;五、反革命家属;六、反革命子女;七、反革命吹鼓手;八、反革命野心家;九、反革命阴谋家;十、反革命两面派;十一、“其他”坏分子;十二、反革命教唆犯;十三、包庇反革命犯;十四、反革命窝藏犯;十五、反革命集团首犯;十六、反革命集团胁从犯;十七、一般坏分子;十八、修正主义分子;十九、批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方丈;二十、批着宗教外衣的反动主教;二十一、披着宗教外衣的阿訇;二十二、不法奸商;二十三、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牧师;二十四、一贯道坛主;二十五、一贯道三才分子;二十六、反动帮会主子;二十七、反动帮会分子;二十八、反动作家;二十九、反动画家;三十、反动音乐家;三十一、反动军阀;三十二、反动军官;三十三、反动官僚;三十四、反动资本家;三十五、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六、反革命分子子女;三十七、反动地主子女;三十八、国民党党员;三十九、国民党抄名党员;四十、国民党举手党员;四十一、三青团骨干分子;四十二、反动警官;四十三、反动宪兵;四十四、俘虏和被俘虏;四十五、被俘解放军;四十六、反动教师、四十七、反动教授;四十八、反动军官太太;四十九、反动官僚太太;五十、反革命反攻倒算分子;五十一、反动富农;五十二、三反分子;五十三、反苏分子;五十四、反党分子;五十五、右派分子;五十六、右倾机会主义者;五十七、托派;五十八、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五十九、同情反革命分子者;六十、四不清分子;六十一、阶级异己分子;六十二、投机倒把分子;六十三、蜕化变质分子;六十四、右倾翻案者;六十五、偷听敌台分子;六十六、叛国投敌分子;六十七、混入革命队伍者;六十八、反动戏霸;六十九、反动学阀;七十、漏划地主;七十一、漏网右派;七十二、逃亡地主;七十三、地主阶级狗腿子;七十四、走资派;七十五、共产党叛徒;七十六、国民党特务;七十七、臭老九;七十八、反党集团成员;七十九、伪甲长;八十、伪保长;八十一、伪乡长;八十二、伪县长;八十三、满清遗老遗小;八十四、偷越国境者;八十五、美帝特务;八十六、国民党偷渡特务;八十七、国民党空降特务;八十八、国民党潜伏特务;八十九、苏修特务;九十、里通外国分子;九十一、伪政府公务员;九十二、国民党残渣余孽;九十三、共产党内奸;九十四、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九十五、巫婆;九十六、神汉;九十七、劳改释放者;九十八、摘帽右派;九十九、买办资本家;一百… …

比对下来,中国人除毛一人外,几乎人人 都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坏人。

普天下的人群中,哪有这么多类别。

 

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布党中央委员会开会。会上,列宁提出起义方案,与会的十一名委员,唯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

虽然习惯上称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和十月是两场“革命”,但唯有二月革命才名符其实。“十月革命”其实只能称“十月政变”。政变分为两个阶段,列宁指挥街头示威抗议,以便拖跨临时政府,这一策略失败后,列宁逃至芬兰;政变改由托洛斯基领导。

列宁东躲西藏,逃到拉兹里夫湖畔写他的《国家与革命》,声称“国家是暴力机关”,“是阶级压迫的工具”,鼓吹无产阶级非法暴力夺权(左)。列宁公布《四月提纲》,公开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夺权的必然性(右)。

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二名俄国移民包括列宁、克鲁斯卡娅从瑞士至德国,再抵达彼得格勒。随即列宁发表演讲,说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无需等待经年累月,只需数周。随后,列宁宣读他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听众认为其完全脱离现实,如果不属疯狂的话。

德国非常高兴,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十七时,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电告柏林:“列宁成功进入俄国,他正在按我们期望的工作”。

回俄国三个月,列宁策动了数次骚乱。一九一七年七月列宁策划了最后一次暴动 ( 就是列宁所称的“七月流血事件”),几乎因此毁灭布党本身。因临时政府犹疑不决,放过了布党一命。

七月流血事件使苏维埃完全倒向临时政府,但被列宁找到了“继续革命”的借口。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当局势日益吃紧时,列宁又逃至芬兰。七月一日,临时政府签发了逮捕二十八名布党著名成员(包括列宁)的命令。

七月事件后,克伦斯基接任首相,他任命科尔尼洛夫担任军队总司令,并下令解除参与兵变部队的武装,禁止布党《星火报》和其他党刊在前线散发。

克伦斯基曾任列宁上高中的校长,曾获圣彼得堡大学法律学位。他坚持法治、正义和民主理念,为人宽宏,尽管列宁对他冷酷无情,他却终其一生未反唇相讥。他称布尔什维克党是贫穷与饥饿党,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一个不尊重人性及其权利的国家,社会自由是不可能的。”

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宣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就攻占了冬宫,克伦斯基带了几位部长仓皇出逃,十月革命取就得了胜利。这仅仅是小说里的描写。

 

附录 列宁为继续践行暴力革命理论而建立的专业杀人机构“契卡”

一八九五年,列宁在日内瓦同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盖特和龙特喝咖啡。普说:“雅各宾专政失败是因它杀人太多。”列宁反驳道:“太少。”所以,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一个月就杀了十多万人,而罗曼诺夫王朝的八十年间共杀了八百九十四人。以后的斯大林杀人更是王朝的一千倍。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苏共设立契卡,即“反击反革命和颠复者的特别委员会”(俄文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的简称。捷尔任斯基为首任苏联秘密政治警察(即契卡)头子。列宁授予其全权逮捕、侦察、判决和执行的绝对权力。

契卡(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二年)的徽章,令人望而生畏。契卡于一九二二年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系克格勃的前身(左)。契卡的早期头子、杀人魔王捷尔任斯基(右)。

苏联的集中营、枪决、群体恐怖、国家之上的无限权力机构均属于列宁原创。列宁说:“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个好的秘密政治警察”。第六任头子塞洛夫将契卡改称克格勃,后来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是第七任头子(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第八任特务头子)。除了首任系自然死亡外,第二至第四任特务头子皆死于非命。

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一九一八至一九二零年间,有一万两千七百三十三人被处死。这个统计只是总数的一部分,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的行动。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达到数百万。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因一次未遂的暗杀列宁行动,苏共立即枪杀五百名人质作为报复。而且三天公开宣布开始“红色恐怖”,结果至少十五万颗人头落地。

在苏共官方正式启动一九一八年九月三日开始的“红色恐怖”之前的八月间,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向各地苏维埃发出大量电报,指示他们采取“预防性措施”打消任何叛乱企图(左)。 苏联第一座劳改营集中营建于公元一九一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的夹边沟劳改营、德国纳粹党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苏联共产党的“古拉格群岛”并称为世界著名邪恶的共产主义“三大集中营”(右)。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列宁在演讲结束后被枪击。行刺者据称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卡普兰,但如今确认是浦洛托波波夫。他与卡普兰同时被捕,并于次日被处决。近年来披露的证据证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德国医生从列宁脖子里取出的并非卡普兰所持的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一九六三年该卷宗复查后,其中第十一页、八十四页、八十七页、九十页和九十四页不翼而飞。瓦西列夫认为该案是假案,纯属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实施国家恐怖制造借口,故没有公开审判,且所有的档案均作为最高机密处置。

把罗曼诺夫王朝斩尽杀绝。

列宁说“罗曼诺夫(即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人必须干掉!”他说:“党不是淑女学校。我们需要流氓,正因为他是个流氓。”无独有偶,几十年后,列宁的后嗣毛泽东亦公然称:“流氓分子作战勇敢,我就不赞成将他们清洗出红军”。越南共产党甚至聘用社会流氓充作秘警察。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夜,列宁命令处决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沙皇夫妇与年仅十三岁的公子亚历克赛及四个公主奥尔珈、塔缔娅娜、马丽娅和安娜斯塔西娅及两名女仆一道被谋杀,同时灭绝罗曼诺夫皇家整个家族的所有公、侯、伯、子爵。随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米歇尔与他的英文秘书一道被枪决。

一九四零年,尼枯林抱怨雅尔马科夫贪天之功为已有;而雅尔马科夫争辩是他亲自射杀了沙皇和皇子亚历克赛及一名公主;尤洛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射杀沙皇、公子、公主后发现公子亚历克赛及四个公主奥尔珈、塔缔亚娜、马丽亚和安娜斯塔西亚均未死,于是雅尔马科夫用刺刀将他们全部刺死;后发现是因为他们皆身穿钻石编织成的防弹衣。这些苏共杀人犯,被共产党洗脑后皆变成毫无人性怜悯是非心,不但对已之谋杀罪行不以为耻,反而争先恐后争功呈能。

较之沙皇,列宁可谓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秘密政治警察头子安得罗波夫建议将谋杀沙皇一家所在的伊帕缔尔宫以市政改造计划为名铲除,苏共中央立即批准了该建议。而时任该地区党委书记的叶利钦立即执行了该命令。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被处死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根据法律依法公开审理后进行,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被处死时经过议会三次投票表决,路易十六还能有机会与家人一一告别。但列宁处死沙皇一家人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忍、野蛮,那怕装样子的审判也全免了。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九一三年拍摄的全家福。(左图左起):Olga公主、Maria公主、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Alexandra 、Anastasia公主、皇太子Alexei及Tatiana公主。

三、旧约又说,这个社会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

马克思又是故意把“劳动”这个概念搞浑的。众所周知,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大类。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也是必须存在的;而且可以说,资本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重要方面。中共在“闹革命”的时候,总说资本家、地主不劳动,只会剥削工人和农民。可到了得权之后,改由中共的干部管理工厂、管理农村,就只强调他们如何如何重要,贡献如何如何巨大,工人、农民就什么也不是了;工厂书记和厂长的收入往往是工人的几倍几十倍,最多的到达四百倍。工人的地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低得简直无法入流。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可以自由地组织工会,工会完全站在工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工人发声,而共产党国家的工会只是御用工具,工会也绝对不可能组织工人罢工。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有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工会则在其中起着及其重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

上排图片自左至右:二零零七年,工会成员参与台湾台北的五一节活动、英国利兹公共部门工人因政府养老金改革而罢工、英国牛津卫生和公共事业工会游行、哥斯达黎加农业工会示威、美国西南铁路大罢工、美国马萨诸塞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初期,利用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到处挑动工人罢工:安源罢工、京汉铁路罢工、五卅罢工、内外棉纺织厂罢工… …但得权后,就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

四、旧约还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人们之所以要劳动,主要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等自己需要和完成社会义务而不得已而为之的负担,马克思却把它作为“乐生的第一要务”。

事实上,人们为生活得好或更好,或为了赢得尊严和荣誉,而不是为了快乐,才会努力劳动、加紧生产。但是,这一切都仰赖一个前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私有制而不是强调“大锅饭”的公有制。

在中国,以一九四九年为界,以前是大家比富,人们勤劳节俭;以后是大家比穷,谁也懒得多做;从前的二流子受人白眼,后来正是这些人很神气,很多当了基层干部,有的还当了乡长、县长和中央大干部。用半把(一说两把)菜刀杀人起家的贺龙后来还成了中共的元帅和当了国家体委主任,军阀出身的朱德成了人大委员长,少林寺小和尚许世友当了南京军区司令,大流氓王震曾飙升为党国主席,绍兴师爷周恩来当了总理,从小就离经叛道的毛泽东更当了皇帝。

自左至右:用半把菜刀杀人起家的贺龙;军阀朱德;流氓出身的王震;绍兴师爷周恩来;少林寺小和尚许世友。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的、东欧的、朝鲜的、中国的,都在夺权以后不久就出现粮食紧张,继而出现大饥荒。

朝鲜共产党(劳动党)制造的大饥荒——一根棒子上长着两粒玉米,哈不算颗粒无收(左)。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制造的大饥荒(右)。

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制造的大饥荒(左)。 越南共产党(劳动党)制造的大饥荒(右)。

公有制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投机取巧、阿谀逢承之风必然盛行,老实劳动和说真话的人必定吃亏。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的具体实践都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规律。消灭私有制后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实际上不过是党有制、官有制,即从过去一部份人的合法私有,转变成了现在另一部份人——主要是党政官员及其亲属和狐朋狗友们的非法私有。

五、旧约又说,“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实,无产者应该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自称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当然是更落后的代名词。

无产阶级,从本质上看,就是一般国家里人们说的“打工仔”,它包括蓝领工人、进城的农民工、临时工、农民(中国农民现在没有自己的土地,成了无产者)、失业者和部份低端的白领职工等,一些投资失败的企业家、商人等和失业的技术人员和工作无着的大学毕业生也大多进入了打工者的行列。他们都不可能代表任何先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那些促成社会进步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资本家),也包括了为保卫先进的思想理念、政治制度、民主政权起了重要作用的军事家。无产阶级只能是社会上文化最低、地位最低、收入最低、人数最多的一众。他们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在民主国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无产阶级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不致太低,要尽量照顾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所以民主国家无产阶级的地位反而比共产主义国家“当家作主”的工人要高出很多,很多“无产阶级”的成员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

工人阶级,就是俗话中的打工仔。那么,究竟谁在领导谁(左)?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的猪狗食,穿的百家(送的)衣(右)。叫他们如何去领导一切?

打工仔的惨状有目共睹(左),反映打工仔的书籍却不准面世(右)。如此这般的工人阶级如何去领导一切?

六、在旧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提出了要 “消灭家庭”、“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实行 “公妻制”。又说:“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并无耻地说:“人们最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

毋须多加说明,只要看看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会发现,马克思真的讲对了。大凡党官,几乎全都既贪污又好色。他们大多有“情妇”。查出来的很多大官都有“二奶”,江苏某干部甚至一人拥有一百零七个(加上他的老婆号称一百零八将);有的还有多处窝巢,一处一个二奶。很多企业老板贿赂官员,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大行其道,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农家子女外出打工,找工作很难,工资很低,甚至上当受骗。为了生计,为了子女上学,或为了给家人治病,很多女子被迫卖淫、选择卖淫,或当二奶。

附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专家的公妻实践

“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实名在网上发表长达十二万字的长文,详述自己从二零一一年三月之后与现任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十七次在酒店开房的过程及其感受。常艳是希望调入北京工作拿到北京户口。常艳送钱给衣,才有资格得以陪睡,而衣至少有两个姘头。常户口无望,就向衣要封口费。衣俊卿给了一百万后,常艳发出长文引发震撼。此文中人物多是中共马列研究圈中人,而衣俊卿是中共马克思哲学圈“大师”。网友对马列高官的道貌岸然唏嘘不已:专门研究马列的马列编译专家确实比之其它群体更得主义之三昧。

拓展阅读 布尔什维克的“性公有化”——对建立共产公妻社会制度的前期探索

十月夺权后,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下发文件实施“共产共妻”制度。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斩钉截铁地告诉一位西方的作家说,共产主义政权从未发布类似的文件,也从没有这样的命令,这完全是栽赃陷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大量苏联共产党棍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布党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研究“共妻”现象时使用的宣传画(左)。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在莫斯科街头张贴名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的告示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开始,所有十七至三十二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并详列了十九项关于”共妻”制度的具体措施(右)。

俄罗斯《祖国》杂志对此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后,悉数被强奸。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苏联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

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十六岁。

一九一八年六月,莫斯科米亚斯尼科夫大街上有一张 名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的布告。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都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三次,每次三小时。而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仍将保留对原来妻子的“优先权”,但如果丈夫抗拒执行“公有化”法令,那么他将被取消这一“优先权”。告示又说,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都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而如果没有证明或不是无产者,每个月便要缴纳一百个卢布。而收上来的钱将用来成立“人民繁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发放每个妇女每月二百三十二卢布的补贴,同时也负责对怀孕妇女的照顾和将新生儿抚养到十七岁的费用。

等待被“性公有化”的苏维埃妇女

一九一八年三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奸淫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十个姑娘。许可证上写着:

持有这份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名为《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

另外一位女革命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科隆泰(首届苏维埃政府中惟一一位女人民委员)她出版了几本书,散发了无数小册子,宣传她自己对性自由和男女平等的观点,介绍“水杯理论”,用她的话说,男女共青团员们睡个觉就像喝杯水一样。

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只是不可能象他们的领袖们那样放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生活规范却突然走向另一个极端—道德禁欲主义,男女关系被高度政治化。在报纸和杂志的扉页中,已经不再有对性问题的讨论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着时尚的姑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领袖们的私生活因革命需要而当别论。

对于社会主义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予了大力鼓励和提倡。一九三七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人民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人的婚姻爱情观,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苏联青年。”在这个阶段,婚前性行为被彻底归入“有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即便是离婚,也被贴上了丑恶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每个人的事业和命运。

与马克思同事过的阿尔诺德-卢格(一八零二—-一八八零)曾表示,“共产主义是一切愚蠢之中最大的愚蠢的傻瓜们所宣扬的新基督教,它的实现将使人类社会变成一座龌龊的畜栏。”

在各国实践中,都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横蛮和错误。

第一、世界上的好人总是占多数。那是人之初,心本无所谓善恶,但在后天的诸如基督教、孔孟之道、佛法修炼等精神道德体系长期潜移默化中,人们就会从善从良从爱并会生出慈悲;而马克思主义,恰恰既反对各种宗教、正法修炼,又否定孔孟之道等道德体系,对党徒甚至普通百姓的要求只有“阶级性”或 “党性”或“斗争性”,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使人去除私心,也无法使懒人变得勤劳。

第二、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套特别不利于科学技术进步,不利于科技人员发挥作用。所以,原来的共产国家没有一个能搞好经济,即使暂时有许些进步(如中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也肯定是好景不长。

第三、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只能挑起矛盾、分化族群、撕裂社会,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无数的杀人罪、战争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在之后实践了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共产国家中被斗死、枪毙、逼死、折磨死、饿死的总人数大约有一亿五千万,光是中国大陆就有将近一亿。共产主义还使各被它奴役的国家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它还导致了社会道德沦丧,官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总而言之,照马克思主义去做,不但不能进入公平、正义、富裕、发达、进步的理想社会,反而使一个本来可以不断完善的文明社会变成一个残暴、专制、自私、贫穷、落后和没有公德的罪恶社会。

二十世纪共产极权国家迫害致使无辜百姓非正常死亡人数统计表

宣言的最后一段最是蛊惑人心。它说:“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身上的一条锁链,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引诱得那些流氓无产者个个跃跃欲试,争相组织共产党,争相参加共产党以空手套白狼,夺得整个世界。

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政权。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本旧约在中国的影响,除了早期还真有人为了写“入党报告”而大致地读过一、两遍;大学里还有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指定该书为必修科目外,很少再有人去认真地读过它。据统计,就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最大的书店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只有库存七本,其他的书店一本都找不到;杭州大学一位政治辅导员(相当于中小学的班主任)想在大一新生里组织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希望他们班级里入党的人多多益善以使自己迅速升迁,当然首选的读本就是这本“旧约”。但走遍全市,只买到一本。以上八本书,还是“文革”时大量印刷后实在送不完而遗留下来的(文革时的出版物的扉页上都印有毛泽东语录)。现在中共号称有八千万党员,真正认真读过这本书的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万。

这本“旧约” 连在自称为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也受到如此冷落,马克思主义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到了万分凄凉的地步。

人称“魔鬼”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第一篇作文叫《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15:1-14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里面有这样的话:“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它紧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它总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同时,我们被它的大爱占据,于是,通过那联合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它,我们对兄弟真心相待。”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但他们的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左图后排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前排为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她们跟随了马克思搞社会主义,结果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第二百期《新纪元》杂志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成魔之路(右)。

在马克思故乡(德国)人的眼里,卡尔-马克思是一个疯子或魔鬼。他们想不通的是,这个疯子为何会在中国受青睐。

可见,马克思内心十分清楚,人们表达兄弟情谊的方式是“通过基督教”。

马克思从高校毕业时,他的文凭里注明了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在 Moses Hess 于一八四一年把马克思引导至社会主义信念之前,马克思早就是一个热烈的无神论者。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后期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六次重复了“毁灭”一词,于是,“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对于马克思来说,想要毁灭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他说人是“垃圾”。

在这个大多数年青人梦想着为他人做好事的年纪,年轻的马尔克思却写了《绝望者的魔咒》。
马克思在其早期诗作中自己承认与魔鬼签了契约。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甚至还激烈反对。他是一本德语杂志《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这杂志“绝不容忍哪怕是纯理论的当前形式的共产主义,何况让它实践?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在给B. Auerbasch的一封信(一八四一年)中,Hess说“当代哲学家马克思博士的终极打击其首要目标是宗教,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都认为,无产阶级认为法律、道德、宗教信仰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

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Laura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Lafargue,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Eleanor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他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马克思主要靠向恩格斯乞讨过日子。马克思和他的女佣Helen Demuth有一个私生子,后来他把这孩子栽赃给恩格斯,恩格尔斯则接受了这一安排。马克思酗酒严重—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主任在《卡尔-马克思,Mai,思想家和革命家》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Eleanor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当恩格斯临终时告诉她私生女的丑闻时,她崩溃了。正是此事导致了她的自杀。

但马克思却斥责资本家“占有在他们支配下的无产者们的妻女”。

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等宣传家还常常称颂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爱情如何纯洁、坚贞与伟大,马克思的情诗如何动人,纯真得能陶冶人的心灵。

马克思的女婿、社会主义者Lafargue与妻子、马克思的女儿Laura一起自杀。

一九六零年一月九日,在马克思死去七十多年之后,德国报纸《Reichsruf》报道了这一事实:奥地利总理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按,指当时的苏共总书记)。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

这封信是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每提供一条消息,可得二十五英镑的奖赏。

Rolv Heuer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描述了马尔克思的挥霍生活:“他在柏林当学生时,每年得到七百银元的零花钱。”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三百银元。而据苏联马克思学院的资料显示,马克思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

虽然如此,马克思仍垂涎本家族的遗产。当他的一位伯父在极度痛苦中时,马克思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

马克思的整体心态和言论都充满魔性。他的朋友Weitling写道:“与马克思谈话时,话题通常是无神论、断头台、黑格尔、绳索、刀。”

马克思身为犹太人,却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名叫《犹太问题》。一八五六年,他在《纽约论坛报》中写道:“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像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名耶稣会成员一样。”

马克思不仅仇视犹太人,也恨德国人。他大谈“愚蠢的德国民众……恶心的德国全国性狭隘意识”,并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小贩。”他称俄国人是“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斯拉夫贱民”,其中包含了俄国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这些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说什么英国劳工的处境水深火热之时,英国劳工的工资实际上是在不断增长。马克思对此故意故意视而不见。

马克思给黑人贴上“白痴”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还经常使用侮辱性的词“黑鬼”。他称其对手Lassalle的“头形和头发纹理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马克思拥护北美的奴隶制。他的朋友Proudhon曾主张解放美国的奴隶,为此,马克思与之争辩。

美国人Sergius Riis将军曾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听闻马克思的死讯后,他专程去伦敦拜访了他所景仰的导师的故居。但他唯一能见到的人、马克思的前女佣Helen Demuth告诉他,马克思“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

马克思想要消灭所有宗教,但他的妻子却说她的丈夫是高级牧师和主教。

马克思主义者Franz Mehring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写道:“虽然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在他儿子二十岁生日之后不久就死了,但他似乎已隐隐觉察到,他喜爱的儿子是魔鬼……亨利-马克思不曾想到,他留给卡尔的丰厚遗产会有助于实现他所害怕的事。”

马克思在绝望中死去,就像所有撒旦教徒一样。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写信给恩格斯道:“生命是多么无意义和空虚,但又多么令人向往啊!”

马克思从来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在未与马克思结成朋党之前,在《The Magyar Struggle》一文中指 出:“马克思,这个假装为无产阶级而战的人,把这个阶级的人称为‘蠢蛋、恶棍、屁股’。”

“《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巧妙得像牛顿的经典力学、麦克斯韦的经典电磁学一般的逻辑严整,似乎达到了公理数学化或数学公理化,让人们看不出破绽。”被列宁奉为经典,被毛泽东武断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苏联和中国等十三国实践者无不“上当”,而英、美等工业国都是因鄙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种乌托邦经济学而成功的。马克思自己把这几本书称为“粪——污秽之书”,他蓄意把恶魔之王——撒旦的排泄的秽物,灌输给被愚弄的工农和知识份子。

当美国人类学家家摩尔根深入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当了十年养子,获得丰富实证而写成的巨著《古代社会》共四卷出版后,马克思才算开了眼界。摩尔根此书以充分事实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卷头语:“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没有史实支持的随意武断。摩尔根在易洛魁部落十年经历证实:那里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此,马克思只能尴尬地自食其言,两年后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一书中,就改口称“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在经济学界,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南辕北辙。他批判大卫-李嘉图的工资铁律,标新立异,显得不伦不类。他企图颠覆前人,但很不成功。至今人们仍沿习“人力成本”、“劳力成本”等概念,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马氏术语,无人问津。

西方哲学史作者罗素爵士评判马克思主义时曾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

卡尔-马克思再三地坚持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为什么不敢承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三种提法,都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第一种提法:“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种提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种提法:“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台湾作家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到:“一八九零年八月五日,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写信给施密特,里面一段话,说,马克思亲口告诉他,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段话是有根有据的。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了解马克思生平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传》的作者弗兰茨·梅林(一八四六年至一九一九年)在他的《马克思传》中写道:马克思在去世前一年曾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对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于是他脱口说了“我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客座教授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他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被公认为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之一,是第一部涵盖了马克思生活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卡尔·马克思传》中曾有两处提到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一处是“马克思对法国的原来追随他的人的评价如此之低… …他轻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另一处是“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他未来的学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愤怒,以致于他在生命将尽时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些同样的思想(虽然是被歪曲的、修改的或者被重新解释了的)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

关于马克思这句话最具权威的证据,出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部是由他的“亲密战友”与合作人恩格斯转述的,这种转述至少有五次之多。

第一次: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日至三日,恩格斯在《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 …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第二次:一八八三年九月二十日,格·亚·洛帕廷在《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中转述恩格斯的话说:“记得否我曾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次:一八九零年八月五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次:一八九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党内……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第五次:一八九零年九月七日,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写道:“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死后,由于恩格斯也不否认卡尔-马尔克思这个遗言,所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列宁、斯大林,加上后来的、从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谁都不敢否定马克思这个遗言,但又绝对不敢让广大党员知道,所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问题始终处于混沌、迷糊状态。

他自觉、蓄意地将秽物给予他的读者。怪不得他的某些信徒,比如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朝鲜劳动党会强迫本国的大墙外的老百姓和监牢内囚犯们吃自己的《共产党宣言》。

晚年的恩格斯目睹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突然悔悟。他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话变得毫无意义,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灵妙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的道路。”

中国最早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其实,世界各国的很多有识之士早就拆穿了马克思的这种把戏。

中国最早批判共产主义歪理邪说的学者李璜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成都大学历史系教授(左)。      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瞿秋白说:“当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表明了瞿秋白公开脱共的立场,从而从魔鬼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灵魂(右)。

李横,就是中国最早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国人。如果当年孙中山能像李横创办的青年党一样认清共产党的本质,那么中国 历史将是另外一种走向。

一九一九年,李璜赴法留学前,看到毛泽东等人在不了解俄国及俄共革命的情形 下就开始大肆宣传,甚觉危险,因此写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 在信中,李璜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其所提倡的“工人无祖国”的世 界革命行之无效,称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认为俄共十月革命“彼此相杀”, 甚为残酷,是故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盼同仁善为择别,不宜盲从。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共革命,完全是根据民国七年在北京阅读法文书报后凭 理性做出的判断,与当年毛泽东等人不懂外文、在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办杂志宣传是完全不同的。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李璜等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打出了反共的旗号,《救国》杂志,专门揭发俄共指挥中共的阴谋事实,指出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 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因此称共党为“卢布党”。

为了“护党反共”,他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筹划“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四川青年党的机关报《第二代》创刊号甚至提出“严厉禁止”共产党的“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可以说,民国时期,正是以李璜等为领袖的中国青年党坚持不懈地、坚定地反共,才没有使更多的年轻人为马列思想蛊惑;而当年他们对马列和共产党清醒的认识,足以让身受中共荼毒的今人慨叹不已。

另一个人是中共党内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本是个善良的知识份子,只因为要“满足个人的某种欲望,被魔鬼知道了,于是魔鬼就要他交出了自己的灵魂。”瞿秋白是继中共第一批领导人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他在临终前完成了《多余的话》的自我告白:当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这“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表明了瞿秋白公开脱共的立场,他从魔鬼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灵魂。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被称为“惊世骇俗”。

瞿秋白说,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说“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份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 “……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甚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瞿秋白在最后的“告别”中写道:“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附录一    共产主义运动是整个二十世纪从出现到灭亡的一个怪胎

关于“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多世纪以来,世人、包括它的创始人在内,从来没有说清楚过。

凡是科学的,它就必定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或定理或公理,但“ 科学共产主义”却始终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定义。综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关于共产主义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根据中共给它的被蛊惑者和被统治者所宣传的景象,中国的普通人反倒都能把这个主义的宏伟蓝图说得活灵活现。借助《西游记》里对玉皇大帝所控制的天国的描绘,那就是:“遍地奇花异草,到处金碧辉煌;星星铺成银河,彩虹搭起金桥。王母娘娘的蟠桃,太上老君的仙丹。山珍海味,玉液琼浆… …”但这不是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上的定义。

第二种:马克思也从未给它下过定义。他只描述了到了那时的某些认识。他说:“劳动已成为人们乐生的第一要素。”又说:它产品分配的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最初的中文译义。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发觉“各取所需”很有问题,就命令他的译员改译为“按需分配”)。

第三种:列宁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

第四种: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苏联时期的老百姓倒把它说得很形象:“共产主义是地平线,时时刻刻看得到,却永远走不到。”

第五种:中国共产党为了丑化“修正主义者”,硬把“土豆烧牛肉”栽赃为赫鲁晓夫式的共产主义,以至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还被中国人引为笑料。

关于“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报刊上经常出现中国批评苏共“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时,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古拉希”是匈牙利饭菜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在小陶罐子炖烂后浇在米饭上。

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在翻译时,被“古拉希”难住了。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随口说了句“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于是,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赫鲁晓夫这句话只是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的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

中共的翻译官为了取悦上司,违背了外文翻译应该“信、达、雅”的原则,给国人作了误导。使反对个人崇拜的英雄的错误形象至今无法消弭。但毛泽东则是十分地喜欢,他在一首诗里还说:“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接着就是一句秽语,以此讥笑赫氏。

第六种:毛泽东更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所以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谬论,在一九五八年居然还用大跃进的伎俩做实验。

第七种: 赵紫阳也不懂。他是真的不懂,因为在他所能阅读到的报刊书籍范围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有一张印度漫画,画面上是邓小平坐在黄包车上被赵紫阳拉着。赵拉得满头大汗,边拉边回过头来问:“总设计师,再往哪里拉啊?”邓小平也一脸的茫然,说“随便拉,拉到哪里是哪里。”

第八种:所以,邓小平最乖巧。他深知共产主义只是骗人的把戏,是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所以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后不许争论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因为他也不知道共产主义到底是啥,那争个啥子?

这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从“ 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万岁》看列宁主义如何万岁

中共一开始就对列宁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列宁死去一周年紀念宣言里把对列宁的崇拜比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比喻为生身父亲还要肉麻。它说:

自马克思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首领列宁还更伟大。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他手创了一个领导俄罗斯工农阶级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政党--俄国共产党,他把俄罗斯的沙皇、贵族、资产阶级、地主、神父……等一般压迫工农阶级的魔王根本扑灭了,他把大俄罗斯民族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锁链完全打断了,他并且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个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

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才是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我们在列宁逝世一周纪念日子里,应该高呼着:

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

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列宁主义最后的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万岁!

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习”

“政治学习”是中国特色的洗脑手段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共刚在大陆掌权时,流行“开会”。中国的普通百姓起初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开会”,几次会开下来,才悟到:这就是开会。就是叫一定范围里的人群聚集拢来,听台上一个穿着一身褪色的没有了领章的黄军装的中年人(当时都是转业到地方上的共军当干部。北方的当地人多,南方的大多是三野的“南下干部”,象苏浙沪一带,只要一听见山东国语,就可以判断出此人一定是南下干部)读报、读文件或拿着“工作手册”照本宣科。

原本大中学校里的教师大多崇尚美国的民主、自由、科技、文化和契约精神,所以中共决定在这些机构中开展以批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要内容的“去美化”运动。此后,开会的主要听众渐渐地向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关干部群体转移,洗脑的名称也改为“政治学习”。之后,政治学习的内容也开始五花八门。因为中共的原则、立场、方针、政策、对新旧事物的定义是经常、不断变化着的,所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学习内容往往会自相矛盾,使人无所适从。例如,一九五五年的政治学习内容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但一九八二年就变成听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中央文件;一九五八年的政治学习是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好,谁要是说不好,谁就是阶级敌人,但一九七八年政治学习时,谁要说人民公社好和大跃进好,就是反革命分子;一九六六九年的政治学习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八一年政治学习时讲刘邓是坏人的人就是坏人;一九六一年讨论“从祥林嫂(按,指电影祥林嫂的主角)的悲惨结局看包产到户的反动性”,一九七九年政治学习时就应该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血手印看包产到户的伟大历史意义”… …

后来,“政治学习”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强制展开

“政治”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如此这般地翻来覆去地学习?

按中共的说法,政治是指对社会的治理行为,亦指维护统治者的行为。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的监督和管制。既然如此,那么,随便什么内容都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政治学习的内容。

因此,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与之同理。这是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学生当年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的体会:

我们学习的“马列主义”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内容的。现在整个政治形势由对国内的大规模的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反右倾转移到对国外的大规模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方面来了。
一九五六年中国对苏共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非斯大林化,批判个人崇拜开始公开表示不满,一九五八年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样的公开表示不满,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公开化。
中苏之间矛盾冲突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大分化,大改组,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已经公开发表的莫斯科一百零八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的《公告》、《宣言》等等。但我们对具体的会议情况一无所知,一切皆以中央文件精神为准。
中央特地出版了《马、恩、列、斯论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则把它作为教科书,这些符合形势需要的马恩列斯的语录,就是我们必须学习的马列主义理论。
和以前所有的政治学习一样,说是学习,其实绝对没有任何研究、探讨、思考和讨论的余地,只带有政治整风、理论批判和统一思想的性质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歧,这是敌我之间的斗争。争论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争与和平问题。

和平共处问题。

和平过渡问题。

在俄文报刊上面这样的材料太多了,吓得我我不敢多看,恐怕看多了会中毒受害。但是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支援世界革命)”,“三无两全(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思想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牢固树立我的革命观点,我只能认真的大量的看毛泽东的论述。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帝国主义的本性永远也不会改变;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只有用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打仗无非是死人,核战争打起来死掉一半,还剩一半,换来了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了永久和平,全世界都社会主义化了,这不是坏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必然彻底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全面胜利。
此后,反帝反修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基调。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人们经常高喊的流行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而在这三大敌人当中,苏修是比美帝更为危险的敌人。因此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当前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这就是我在大学学到的号称的第二本《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万岁》的体会。

来源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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