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创办人死于文革前(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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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造运动的高潮期公私合营的锣鼓震天响,但民族资本家们的心却是在流血,当时有人说: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网络图片)

1949年中共窃政前,在中国大地上活跃着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中共窃取政权后,许多民营企业家选择了相信中共,而留在了中国大陆继续经营。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中共很快变了一副嘴脸,不仅他们的公司、财产被充公,而且他们自身也屡遭迫害,甚至被逼自杀。比如被中共誉为“红色资本家”、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家族。本文说的是上海颇为有名的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李康年的故事。

国学功底深厚 奠定儒商本色
李家祖籍宁波,李康年的祖父有五个孩子,其父亲李国磐排行老四,是清朝的廪生,可以从清政府拿到一些津贴。1911年清朝灭亡后,李国磐失去了经济来源,主要靠给人代写文章养家糊口。

李国磐有三个儿子,李康年是长子,1898年出生。按照家谱“兆英启贤良,传家惟孝友”,李康年是良字辈,原名良康,字康年。受父亲影响,李康年自小广读诗书,国学功底深厚,对儒家经典皆有了解,而这对其后来经商不无影响。

基于家里负担重,李康年15岁时就进入宁波大昌纸号当学徒,满师后任该店司帐。他的算盘打得很好,而且还在店里采用了当时尚属罕见的改良的中式账册记账。23岁时,即1921年,他进入宁波棉业交易所任秘书,任职四年。

1925年,在一位律师的介绍下,李康年来到上海,在实业家方液仙独资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任总务科长。中国化工社出品的“三星牌”家用化学品包括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蚊香、牙膏等,可以与进口轻工产品相抗衡,现在的上海牙膏厂的底子就是化工社的。

因为李康年办事比较得力,深得方液仙的器重,也逐步结识方的好友黄炎培、胡厥文、蒉延芳、徐永祚等工商界名流。

期间,一位上一代做过清朝二品官的张家,看李康年年轻有为,就将女儿许配给他。两人共养育了九子二女。

筹办国货公司与实业三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着日本的侵略,李康年写下了座右铭以表达抗日决心:“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为了抵制日货,李康年筹办组建了“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并在“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正式开幕。这九家厂子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华生电器厂、鸿兴布厂、华昌钢精(铝制品)厂、中华珐琅(搪瓷)厂、亚浦耳灯泡厂和华福帽子厂。

当时充满爱国热情的上海民众都纷纷购买国货,联合商场生意十分兴隆。看到商机的李康年遂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划书,在方液仙等人的同意和支持下,筹集资金10万元,并租得南京东路353号、哈同名下产业大陆商场(今三五三广场)的铺面和二楼,取店名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于1933年2月正式开业。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方液仙,但实际事务多交由身为副经理的李康年打理。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总店在南京路,后来又在太平桥和新闸路以及长沙开了三家分店,发展势头非常好。依托国货公司,李康年又筹办了三家很有影响力的工厂:萃众毛巾厂、中国钟厂、鸿兴袜厂。

因为深受儒家影响,李康年在经商中非常注重质量、诚信,而且还秉持先进的经营理念。比如,他将工厂和办公室分开,自己管办公室,工厂的具体事务则由厂长管理;三家厂生产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国货公司售卖,上下游无缝对接等。

在三家工厂中,李康年任萃众毛巾厂和鸿兴厂两家董事长。厂子萃众毛巾厂生产的毛巾非常柔软,这是因为当时做毛巾的经纱和纬纱不是同一支纱,他规定16支作经,20支作纬,32支纱起毛,这样生产出的毛巾既柔软又耐用。当时其货号为414的毛巾特别畅销,又因414与上海话“试一试”同音,故成了一个活广告。而鸿兴袜厂生产的“狗头牌”真丝袜子,在当时甚为畅销。

至于中国钟厂的老板则是王宽诚,李康年任总经理。“中国钟厂”四个字招牌就是李康年亲笔题写的。当时的钟上发条走一个星期就松弛了,他就聘请了工程师阮顺发设计制造轴芯细、摩擦力小、上一次发条能走15天的“三五牌”挂钟、台钟。上个世纪60年代,“三五牌”的钟需要凭票供应,与永久牌脚踏车、蝴蝶牌缝纫机并列为年轻人结婚成家必备的三件套。

上述三家厂子的主管和销售人员的办公室都在南京路国货公司的对面,李康年一面坐镇国货公司,一面随时可以去三家厂子的办公室处理问题等。

上海被日军占领后,方液仙拒任汪精卫政府实业部长,于1940年遇害,李康年只能一边面对日军的威胁,一边独立支撑国货公司。虽然他不问政治,但对于公司内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心知肚明的李康年还是给予了掩护和资助,这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认清中共的邪恶面目所致。

1949年中共攫取政权后,李康年选择留在大陆,而这样的选择决定了他的结局。

提建议被打成“右派” 郁郁而终
1949年后,李康年表面上还是受到了中共的信任,但是后来情况出现了微妙变化。首先是中国国货公司经申请批准,于1952年夏停业,职工由政府安排转业。这是因为当时大家手头都没钱买百货,国货公司一直亏损,在商言商的李康年不得不申请停业。但因为国货公司大名鼎鼎,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当时上海市政府这边希望他继续经营下去,但没有认清形势的李康年表示拒绝,最终上海市政府只得接手国货公司继续经营,但对李康年形成了“不懂政治,不顾大局,将困难和负担转嫁给了国家”的印象。

其次,中共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企业家。

在这场运动中,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

彼时身兼上海市黄浦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民建委员、工商联第四大组组长等的李康年,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残酷,其1954年申请将萃众、鸿兴、中国钟厂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就是明证。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对私营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国家提出,对企业估价后,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收购,实际上后来算下来给了李康年大约10年定息。

没想到,经历了残酷改造的李康年,对中共的认知依然很天真。1957年,他在上海第二届人代会上提了一个议案,即建议中共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减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 从此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此外,他还提出了操作性层面的要求,建议政府给他发一个凭证,上面写明年限和指定、领取定息的银行。

这个议案顿时引起轰动,并被上报中央,他还被邀请去北京开会商讨,媒体也纷纷采访他。他以为这是好事,还对《新民晚报》的记者高兴地说:“我明早第一次上北京,还装修了一下门面(即补牙)。”

等到了北京,李康年才知道自己的议案招致了中共内部很大的不满和批评,尤其是遭到了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的批判。他于是辩解称:“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吗?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提出这个赎买存单年期分20 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的建议,是根据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然而,这样的辩解在那样的岁月里招致了更大的批判:既然你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你整个资产阶级,对其批判转为“不从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立场考虑问题”。

看到风向大变,李康年就把第一条赎买20年的建议撤销了,但这并没有阻挡其在随后而至的“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工商联十大“大右派”之一,接手“劳动改造”。他也从公私合营萃众毛巾厂的总经理降成总务科长,工资从四百多元跌至八十多元。受其连累,他在外交部当医生的二儿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的四儿子,也都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儿子则被安上了“组织反革命”罪,被劳动改造。李康年精神和身体受到了双重打击。

1961年,李康年被摘除了“右派”帽子,但还是“摘帽右派”。他一直郁郁寡欢,1964年因中风在上海去世,死在了文革前。如果赶上文革,他的命运会更加不堪。

参考资料:

1、李康年侄儿李传芳的口述史

2、《反右派斗争始末》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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