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欺骗了全世界—一大陆当局伪造了九十年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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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中共正史纪事本末》第一卷

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欺骗了全世界—一大陆当局伪造了九十年的一段历史

 

中山舰时间和整理党务案是怎么回事?

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中谁是“铁军”?

孙中山从未说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话。

所谓“新三民主义”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捏造。】

被中共篡改了的口号—-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新三民主义”

京汉铁路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大灭了中共的气焰。为了生存,它想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准备与孙中山合作。

中共听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计谋,篡改了孙中山“国共合作”的含义。

孙中山说的是“联俄容共”并非中共说的“联俄联共”,而且,实行此“一联一容”是还有附加条件和实施的原则的。

在一九二三年与共产国际合作后,苏俄方面给予孙中山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中山建军北伐。第二年,黄埔军校成立。在苏联的影响下,孙中山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力排国民党内反共势力的干扰,坚持“联俄容共”。

有评论认为,正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让中共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开始壮大,并在孙中山死后,分裂国民党,发动农民暴动,阻止蒋介石北伐。孙中山的这一错误, 最终因蒋介石成功“清党”、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而得到部分的弥补。然而,由于日军侵华,中共得以利用国民党抗日之机,逐渐做大,并夺得了政权。

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毛泽东个人的、后来才发展到中共全党的故意歪曲事实的错误论调。毛宣称:“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广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新时期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中共并声称是国共合作的重要依据。

蒋中正所著《中国之命运》中、英、日文版。书中驳斥了中共将三民主义划为新旧之分(左)。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在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斥责中共政权扭曲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以实行愚民政策(右)。

蒋中正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驳斥了中共将三民主义划分为新旧之举,国民党方面始终坚决否认有“新三民主义“的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也找不到有关记载,孙中山逝世前的任何文章和演说中也都未由此提及,而只有在共产党方面保存的历史文件里能找到这个主义的踪迹,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共产党单方面杜撰的名词。

关于“联俄容共”出典的另一说法是旅美学者辛灏年的研究成果。他说,从一九二零年冬到一九二三年冬,列宁共十一次派人找孙中山,先是要求其跟苏俄合作,被孙中山拒绝;又要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共产党,又被孙中山拒绝;三是要中共和国民党平等合作,孙中山再次拒绝。最终苏联提出“取消共产党”,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才表示可以接受。

对此,孙中山提出了两个条件和三个原则——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这是联俄的前提条件。这在一九二三年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写的清清楚楚。对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的条件是:“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这就是“联俄容共”政策,至于中共一直所宣传的“联俄联共”不过是苏共顾问鲍罗廷为中共编造出来的。

中共一度的太上皇、被孙中山聘为革命委员会顾问的俄国共产党人鲍罗廷(左)。《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清楚表明了“联俄”和“联共”的几个必备条件(中),后被中共篡改。苏联特使越飞(右)。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珍女士在夏威夷的一次讲话中说,孙中山从来没有说过“联俄容共”或“联俄联共”的话。

以下是其他重要人物对所谓“新三民主义”的质疑声:

李云汉:因三民主义里未強调阶级属性性而否定其价值,共产党企图以三大政策的口号來取代三民主义,此乃鲍罗廷以三大政策来欺骗国民党人的背景。

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分共之后):到了武汉,便觉得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並举是很不妥当的,自从国民党改组以來,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見过三大政策的名词,这大概是去年(按 指一九二六年)发生的。

蔣永敬:陈独秀最早故意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混为一谈,而毛泽东又把三大政策称为新三民主义,显然在拾人牙慧。

宋進: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成為毛泽东日后提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基础。

何香凝:一九二七年四月,越飞到沪,彼此共谈革命(按 指《孙越宣言),总理与廖仲恺遂於那時決定联俄、联共、联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容共”(按 共指共产国际)是一九二七年吴稚晖首先使用后約定俗成的,當時孙中山早已逝世,孙越宣言沒有谈到“联共”一词。

(德国慕尼黑大学)金德曼:苏联企图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把中国的革命运动永久而牢靠地与苏俄连结在一起,它所运用的战略即是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陈独秀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苏俄在中国活动的官员,目前已知的证据可以显示C. Martin Wilbur对一九二零年代初国民党、共产党和苏俄远东政策三者之间关系所作分析的正确性。C. Martin Wilbur认为,三大政策是中共自行杜撰的。

林家有、周兴梁认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产党人率先使用的,並非出自孙中山本人。

中共大陆历史学家金冲及(原复旦大学教师,文革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查阅资料后认为,蒋永敬的观点可靠,三大政策是后来才提出的。

拓展阅读 关于其它的“三民主义”

美国的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了“民治、民有、民享”,简称为三民主义。

胡锦涛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謀,情为民所系”。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提出新三民主义:庶民主义,平等机会参与政治;乡民主义,開开放咨询网络投票;公民主义,权在民的公民社会。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香港特首选举期间,有一署名“刘太”的文章指出香港在中共统治下的未來可能只有三种“民”:对越趋高压统治逆來順受的“順民”、会尝试武力抵抗政府的“暴民”、其余不甘心逆來順受亦沒胆量抵抗政府的就会考考虑“移民”。此“新三民主义”被多番引用。

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的迅速扩容

一九二二年秋,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后,其势力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张。中共“三大”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保持和壮大自己的组织、扶持国民党内亲俄亲共势力。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上,共产党一举进入国民党最高机构中央执委会。在四十一名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中,中共党员占了十一名,总共三席的执委常委共产党占一席。两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广州“二大”上,亲共派和共产党员代表已成优势,组织部长、外事部长、农民部长,宣传代理部长都是共产党,各部负责实际事务的秘书全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共产国际指挥下,苏联顾问鲍罗廷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迅速膨胀,俨然党内有党。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职务。

三中全会闭幕后,鲍罗廷一伙开始布局:三月二十一日,命令周恩来发动第三次起义,于次日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并成立一支拥有二千七百人的工人武装;三月二十四日 ,程潜任江苏省主席,十五名委员中,不计左派,仅共产党员就占三分之二;三月二十五日,李宗仁任安徽省主席,八名委员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来也占了三分之二;三月二十六日,江西省党部以方志敏取代AB团团长段锡朋,又在四月一日,赶走反共的李烈钧,任命态度暧昧的朱培德为主席,共产党员占了十名省府委员的半数。

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认为: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矫令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以备临时远航。他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乃于二十日清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广州全城戒严,扣押异动的中山舰,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和共产党机关,要求撤销苏俄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取消第一军党代表,扣押周恩来并免去其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职务,驱逐第一军共产党员二百五十余人,史称“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的对抗产生了效果。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即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共产党对其加入国民党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容共”的最终结束还要经过一年之后的清党。清党的不仅是蒋介石,还有此前始终亲共的汪精卫。

中山舰事件前的中山舰(左)。中山舰全貌(右)。抗战时期被日本击沉于武汉附近的长江江底。一九九七年打捞出水。

北伐—-国民革命军的胜利进军

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 ,蒋中正、白崇禧在广州首次会晤。蒋中正亲选并几次诚邀白崇禧担任北伐国军参谋长。于是,白崇禧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在浙江战局危急时被蒋中正任命兼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左)。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和参谋总长白崇禧(右)。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白崇禧为总司令部参谋长,统帅共八个军,开始北上征讨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的大业。

八月二十六日 ,在进攻武昌途中,张发奎师长指挥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团取得汀泗桥战役胜利。随后,北伐国军打响更为激烈的贺胜桥战役。在白崇禧的指挥和鼓舞下,北伐国军三个军与敌展开白刃战,连破吴佩孚三道防线,于八月二十九日获得贺胜桥战役大捷,张发奎第四军荣获“铁军”称号。在贺胜桥、汀泗桥战役中,第四军依靠的是张发奎师长的英勇善战和指挥,张发奎和黄琪翔三十六团对胜利贡献最大,其次是骗取张发奎信任而投共的叶挺独立团。一九二七年,张发奎和黄琪翔由于功勋卓著,先后荣升为北伐“铁军”军长。

张发奎上将(左)。北伐中,张发奎的第四军荣获“铁军”称号,被中共的叶挺借光。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指挥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取得汀泗桥战役胜利。这是在汀泗桥缴获的大批日式军械(右)。

中共元帅贺龙、叶剑英、林彪、叶挺等人都曾是“铁军”军长张发奎的属下。后来,贺龙女儿向大陆媒体公开宣称其用半把菜刀杀人起家的父亲贺龙团才是北伐“铁军”和主力军。一个北伐“铁军”和主力军的光荣称号,居然让中共如此眼红争夺。

白崇禧又出奇制胜,先收复九江,再解南昌之围。双方肉搏三天三夜,桂系第七军被孙传芳敌军称为“钢军”,并荣获国民政府通令嘉奖。从此桂系“钢七军”威震天下。白崇禧、李宗仁桂军士兵被美军驻华司令史迪威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一九二七年八月,北伐战争中最激烈、最具决定意义的龙潭战役(南京保卫战)开打。龙潭战役奠定了蒋中正南京国民政府的基业。于右任老先生曾写一联:“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行政院长谭延闿亲自赠对联赞颂白崇禧:“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汀泗桥战役遗址(左)。贺胜桥战役遗址(右)。因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的文物,原桥已被拆除——欲盖弥彰。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进军的北伐被迫中断

正当北伐国军在前线流血牺牲时,中共则乘机叛乱,在全国各地发动土地革命,许多北伐军将士的家属被当做土豪劣绅批斗,甚至杀害,家财被没收,地痞流氓不劳而获,在乡下欺男霸女,社会动荡不宁。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上海又策动了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二十四日,中共发动南京事件,针对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进行烧杀打劫,英、美军舰被迫向南京城开炮,造成中国军民无辜死伤。

中共策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启事(左)。这是中共藏在“革命”博物馆里从美国进口的吊死李大钊的进绞索(右)。

四月六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躲藏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查获了武器弹药,并向外界公布了一批共产国际秘密文件,证明苏联全面指挥了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非法活动。并把李大钊送上了绞刑架。

拓展阅读 李大钊以(与苏俄)里通外国罪被判绞刑

一九二四年七月,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连梁启超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国民党也公开指责苏俄,但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人因苏俄分裂中国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
正是这种“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中共逐渐夺取了国民党的组织权、党权、军权和舆论权,而李大钊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一九二五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通缉,他逃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继续指挥活动。北洋政府经列强同意后派兵查抄苏联使馆,发现了大量军火及策划进行颠覆中华民国的活动证据,文件达七大卡车;在藏匿在兵营中的李大钊的驻地查获了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毫无疑问,叛国罪乃是重罪。李大钊全家被捕。
李大钊被送交军事法庭,并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判死刑。李大钊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提出采用比较体面的受刑方式——绞刑。
张作霖命令驻外领事馆,从美国买到了绞刑架,完成了李大钊最后的愿望。行刑时,李被绞了三次,历时二十八分钟。

         北伐国军参谋总长、总指挥白崇禧率国军在歼灭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六万余人,取得北伐第二次大捷后,挥师自江西进入沪杭。在上海,白崇禧亲眼目睹了中共煽动的几十万工人的声势浩大叛乱活动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更坚定了他的反共决心。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在扩充自己的势力,拉拢北伐国军中的各地方派系,这些军队派系皆对共产党的扩张袖手旁观,并随时可能拥汪倒蒋。身为国军总司令的蒋中正当时正处于势单力薄的境地。唯独指挥桂系军队的白崇禧坚决支持蒋中正清除中共叛乱,蒋于是下定决心清党。导致蒋介石下决心“清党”的导火线是“南京事件”。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起,南京城内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五时。在这期间,北伐军进入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六人,打伤数十人。英国领事被杀死,领事夫人被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对此,西方国家甚为震惊,下午三时左右,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三十多人,伤数十伤数十人。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一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也逐渐平息。

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理论煽动造成的,因为江右军中的第二、六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加之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蒋对苏俄和中共并不信任,事实证明,南京事件确是中共背后指使。在后来军阀张作霖查抄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所缴获的一份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训令中证实了这一说法。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清党主力白崇禧(左)。黄金荣(中)和杜月笙(右)协助清党。

国民党发动的清党日被抓的共产党员(左)。    清党时被枪决的共产党员尚未盖棺的尸体(右)。

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队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逮捕、处死了一些中共党员。在广州,国民党也展开了清洗。大批中共党员和激进份子被捕,三百多人被处死。这就是被中共历史书中所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七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次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确立了新的国旗和国歌。

在武汉“七一五”清党前提出“宁可错杀一人,不使一人漏网”时的汪精卫。

北伐胜利后的南京国民政府

北伐成功、南北统一后,戴传贤建议将黄埔军校训词采为中国国民党党歌歌词。其后经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开征求乐谱;最后以程懋筠的谱曲在一百三十九件作品中拔得头筹。南京金陵大学及中央大学的学生曾在场试唱,并且由作者自己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唱示范。一九二九年一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采程懋筠所谱者为党歌。次年三月,行政院明令全国,在国歌制定前,一般场合唱这首党歌以代替国歌。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歌编制研究事宜,并正式登报公开征求国歌歌词。一九三七年六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以党歌作为国歌,同年六月公布实施。该国歌曾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选为世界最佳国歌:

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  为建民国 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 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 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 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 贯彻始终

中华民国国旗由青、白、红三色组成,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以及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青天则同时又象征中华民族光明磊落、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白日象征光明坦白、大公无私的纯正心地与思想,十二道光芒形象征中华文化所传承的美德;即:礼仪廉耻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四维八目精神。中华民国政府更赋予该旗帜以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含义,蒋中正曾公开宣布“只要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在我们中国领土之上,那就是我黄帝子孙独立自由的标识。”

策动南京事件的罪魁祸首、中共党员林伯渠。

而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成功后,发布了对“南京事件”祸首——第二、第六军政治部主共产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缉令,而这二人早已逃之夭夭,向中共请功去了。此一逃,恰恰证实了中共借刀杀人的险恶用心,这也难怪蒋介石在后来要制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白崇禧率军自汉口北上,十一日即与阎锡山联袂开进北京。白崇禧成为历史上由华南领兵攻入北平的第一人。

十二月二十九日 ,张学良在东北通电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至此,白崇禧“从广西镇南关打到东北山海关”,被誉为“完成北伐的第一人”。蒋中正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终于完成了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

来源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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